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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为例，探讨了翻译伦理理论下文学中的自译。研究发现：拥有双重主体性的自译者具有较高的读者意识，能大胆修改和调整原作，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规范，获得较高的文学性和美学效果，故自译者首要遵循的不是再现的伦理而是基于规范的伦理。以自译者为参照，可反思普通译者的权限问题，启发他译。
关键词：翻译伦理 自译 他译 译者权限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决策活动，必然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遵循有关价值观念体系的种种预设。“忠实”是翻译研究中最突出的具有伦理关涉的概念。不论东方西方，传统翻译研究中都有关于“忠实”与“背叛或自由”的争论。具有原作者和译者双重主体身份的自译者在自译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原文进行大量的改写，似乎并不受翻译伦理的严格限制。本文拟以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的自译本为例，简单讨论翻译伦理理论下文学中的自译，探索自译的优势所在，反思文学的艺术性和翻译的实质，以期对他译带来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的五大方面
切斯特曼提出了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专业责任伦理。这五大模式对于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1 再现的伦理，即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它要求译者不仅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还应模仿原作者的风格和笔调，寻求译文与原文间最大程度的对等。
2 服务的伦理把翻译行为视作译者为客户提供的一种商业服务。译员的职责就是使译文满足使用者需要，忠于目的语接受方，将原文以使用者最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3 交际的伦理，即与“他者”进行交流。翻译的目的不是再现“他者”，而是与他者进行交流，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
4 基于规范的理论来自描写翻译学和规范理论，要求译者的翻译要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规范，满足读者的期待。
5 最后，为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翻译伦理模式，协调上述各种伦理关系，切斯特曼提出了最后一个伦理模式即专业责任伦理，要求译者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努力提高翻译的质量。
二 白先勇《台北人》自译作品探析
波波维奇将自译称为“授权的翻译”，意思是说，身为原作者的自译者拥有相当的权威或特权，可以对原作进行改写。对比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的自译本和朱立民的他译本可以看出，为了使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传达原文精神，作为原文作者的自译者对原文采取增删改写等灵活的自译策略，译文获得较高的文学性和美学效果。
首先，受翻译“忠实”标准的归束，传统翻译者即他译者力求“如实”传达原文语言和风格，很少增加或删改词语，多采用一般词汇，但往往无法传递出原文所蕴含的深意；而作为原作者的自译者并没有受限于“忠实”的标准，增加删改词语或使用具体词，用词更精确，消除了意义上的模棱两可，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精神。
例1：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白先勇，2000：391）
He watched the big，fat back of his wife recede from view and was suddenly seized with a wave of hopeless disappointment.（Zhu trans.in Chi ed.，1975：263）
As he watched her broad，corpulent back disappear，he was suddenly overwhelmed by a feeling of helpless resignation.（Bai & Yasin trans.，2000：390）
中文里“惆怅”的意思有很多，主要是指因失意或失望而伤感、懊恼。这段描写发生的背景是余教授跟太太商量，想接吴柱国到家里吃便饭，但一开口便让太太否决了，因为按照惯例，她下午要去隔壁萧太太家打麻将。“惆怅”描写的便是余教授的提议被太太否决后的心情。第一例中他译者用“hopeless disappointment”表达了那一刻余教授失落的心情。而白先勇自己的译文中却颇具匠心地使用了一个更具体、感情更细腻的词汇“resignation”，将余教授此刻失落、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妥协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正是余教授晚年对待生活的态度，纵使失落、不满、挣扎，却也不得不低头屈从，与整篇文章的基调一致。
例2：“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秃的头顶，不胜唏嘘的笑道。（白先勇，2000：401）
“Chu-kuo，you really know how to play up a joke.”Professor Yü sighed with a smile as he felt his bald crown.（Chu Limin，1975：268）
“Aw，Chu-kuo，you really know how to make a joke！”Professor Yü ran his hand over his bald head；a nostalgic smile appeared on his face.（Bai & Yasin，2000：400）
这一段是余教授对吴柱国讲述往事时的回应。中文里“唏嘘”的意思为叹息或抽泣，原文里意为叹息。第一例中他译者根据字面意思将“唏嘘的笑道”译为“sighed with a smile”似乎并无不妥。第二例中自译者将其译作“nostalgic smile”，增加了原文所没有的感情词，反映了译者对人物的剖析和理解，阐释了原文作者意图。
其次，由于自译者自译的初衷往往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域外读者，因而比较关注读者，具有较高的读者意识。为了将原文以读者最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自译者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进行翻译创作，对原文做了适当调整和诠释，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规范，满足了读者的期待。 《台北人》中最有名的故事《游园惊梦》中有多处意识流，白先勇自译本中，故事高潮时的两段重要的意识流活动都被处理成斜体，以突显此处情节在故事中的特殊地位。斜体部分的意识流有点题的作用，点出了一个《游园惊梦》的“梦”。钱夫人在宴会上的五次回忆，仿佛是她心里的呓语，往日的浮华涌上心头，恰似一场梦，而梦的高潮也就意味着终结。在原文中，梦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而在译文中，梦似乎更得到了突显。自译者通过翻译的手段，引导译文读者更加有效地认识故事中“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主题。
《台北人》自译的一个基调是“运用美式英语及其固有的音调、色彩和辞藻，来表现中文原文的艺术境界”。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人物对白的翻译上。《思旧赋》里两个旧日官家老仆的对话最初采用普通英文翻译，后来改用美国南方方言，因为从前南方一些世家的主仆关系跟中国旧社会里大家庭的组织很相似。从《思旧赋》里两个操着美国南方方言的老女仆的对话中，我们仍能体味出她们对往事的怀恋，对主人的深情和对生活的无奈。这种所谓的“世界性白话”翻译，此处对话实在是自译者的一项创举。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自译者通过对原作意图的不同程度的修改、解读、甚至创造，使之被译语读者接受，从而使原作的生命以一种新的形式在译语文化中得以延续。
此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他译者采用了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的异化策略，而自译者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最大程度上不惊扰读者，满足读者的期待，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例如，在对“私房钱”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翻译中，他译者按照“私房钱”表达的字面意义，即为“为紧急情况或将来使用的私人储蓄”，将其译为“private account”，而白先勇在其自译本中，大胆采用了一个合理的对应英文“nest egg”。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他译者和自译者将“武侠小说”分别译为“sword-fighting romances”和“knight-errant romances”；“抖了两下”分别被译为“shook it twice”和“shook it a couple of times”等。这些习语的使用，拉近了自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距离，符合读者期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
三 自译与翻译伦理
正是因为自译和他译有同有异，我们才可以借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来探讨自译，并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异同。对于他译来说，译者首先要遵循的是再现的伦理，要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尊重原作者，处理好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在自译中，译者和原作者为同一人，自我的再现随时可以让位于其他的伦理关系。除了原文作者，译者还要面对读者及其他主体。按照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译者还必须遵循其他几种伦理。自译时，自译者一般比较关注读者，因为他们选择自译的初衷往往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域外读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自译时进行大量的增删改写。跳出传统翻译标准的束缚，自译者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在策略上采用了普通译者极少采用的方法，大胆修改和调整原作，符合读者期待视野，使译文达到一定的文学性与美学效果。而《游园惊梦》自译本中对意识流的彰显以及用莎氏的句式来翻译昆曲唱词，正是因为意识流的小说形式和莎士比亚在英语文学中有更深厚的传统和广泛的认同。此外，《思旧赋》的自译中对于原文语言风格的变异也显然是有意向读者靠近的。白先勇采用美国南方方言翻译《思旧赋》里顺恩嫂和罗伯娘的对话，这种世界性白话的运用从实践上解决了方言翻译的理论问题。最后，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自译者采用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最大程度上不惊扰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多使用符合读者阅读习惯的美式习语。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自译者白先勇对读者的尊崇。对于切斯特曼所提出的五种伦理模式，在以白先勇为代表的自译者自然会更自觉地遵循基于规范的伦理，也就是尊重译入语及其文化的规范，满足读者的期待。因此，与他译不同的是，自译首要遵循的不是再现的伦理，而是基于规范的伦理。
结语
通过对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的自译本和朱立民的他译本的讨论得知，自译的特性赋予自译以优势：自译者通常被看作是原文理想的诠释者，自译者更容易传达原文的意义与精神；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文与忠实标准的束缚，自译者在翻译策略上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因此出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考虑会对原文作一些修改与调整，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自译者往往更多地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译文在文学性和美学效果上就可能有不凡的突破。
基于自译的特殊性，切斯特曼所总结的几种翻译伦理对自译者具有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会有不同于一般译者的伦理观。对于严格的翻译来说，译者—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可忽视，相应地，再现的伦理显然最为重要；而在自译中，译者和原作者为同一人，译者—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就不那么重要，突显出来的却是译者—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了赢得更多读者，自译者首先会遵循基于规范的伦理。
翻译批评界对自译者某些不合常规译法的包容与认可，促使我们反思普通译者的权限问题。从传达原作的精神角度看，扩大译者的权限，不仅在理论上符合当今的翻译研究范式，而且在实践上也有利于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下延伸原作的生命。与其亦步亦趋只落得个形似，不如放开手脚成就译作的神似。既然批评界对自译者如此宽容，那么当译者与作者分离后，对普通译者也不必过于苛求。只有当普通译者也获得充分的权力后，他才会有所选择，变“戴着镣铐跳舞”为“跳戴镣铐的舞”。
参考文献：
[1] Bai，Xianyong & Yasin，Patia（trs.）.Taipei People [M].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0.
[2] 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
[3] Chesterman，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J].The Translator：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1（2）.
[4] Chu Limin（trs.）.One Winter Evening [J].In Chi Pang-yang（ed.）.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C].Taiwan：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75.
[5] Popovic，Anton.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Edmonton：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1976.
[6]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 白先勇：《台北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朱婧，女，1987—，江苏南京人，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翻译伦理 自译 他译 译者权限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决策活动，必然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遵循有关价值观念体系的种种预设。“忠实”是翻译研究中最突出的具有伦理关涉的概念。不论东方西方，传统翻译研究中都有关于“忠实”与“背叛或自由”的争论。具有原作者和译者双重主体身份的自译者在自译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原文进行大量的改写，似乎并不受翻译伦理的严格限制。本文拟以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的自译本为例，简单讨论翻译伦理理论下文学中的自译，探索自译的优势所在，反思文学的艺术性和翻译的实质，以期对他译带来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的五大方面
切斯特曼提出了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专业责任伦理。这五大模式对于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1 再现的伦理，即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它要求译者不仅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还应模仿原作者的风格和笔调，寻求译文与原文间最大程度的对等。
2 服务的伦理把翻译行为视作译者为客户提供的一种商业服务。译员的职责就是使译文满足使用者需要，忠于目的语接受方，将原文以使用者最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3 交际的伦理，即与“他者”进行交流。翻译的目的不是再现“他者”，而是与他者进行交流，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
4 基于规范的理论来自描写翻译学和规范理论，要求译者的翻译要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规范，满足读者的期待。
5 最后，为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翻译伦理模式，协调上述各种伦理关系，切斯特曼提出了最后一个伦理模式即专业责任伦理，要求译者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努力提高翻译的质量。
二 白先勇《台北人》自译作品探析
波波维奇将自译称为“授权的翻译”，意思是说，身为原作者的自译者拥有相当的权威或特权，可以对原作进行改写。对比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的自译本和朱立民的他译本可以看出，为了使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传达原文精神，作为原文作者的自译者对原文采取增删改写等灵活的自译策略，译文获得较高的文学性和美学效果。
首先，受翻译“忠实”标准的归束，传统翻译者即他译者力求“如实”传达原文语言和风格，很少增加或删改词语，多采用一般词汇，但往往无法传递出原文所蕴含的深意；而作为原作者的自译者并没有受限于“忠实”的标准，增加删改词语或使用具体词，用词更精确，消除了意义上的模棱两可，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精神。
例1：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白先勇，2000：391）
He watched the big，fat back of his wife recede from view and was suddenly seized with a wave of hopeless disappointment.（Zhu trans.in Chi ed.，1975：263）
As he watched her broad，corpulent back disappear，he was suddenly overwhelmed by a feeling of helpless resignation.（Bai & Yasin trans.，2000：390）
中文里“惆怅”的意思有很多，主要是指因失意或失望而伤感、懊恼。这段描写发生的背景是余教授跟太太商量，想接吴柱国到家里吃便饭，但一开口便让太太否决了，因为按照惯例，她下午要去隔壁萧太太家打麻将。“惆怅”描写的便是余教授的提议被太太否决后的心情。第一例中他译者用“hopeless disappointment”表达了那一刻余教授失落的心情。而白先勇自己的译文中却颇具匠心地使用了一个更具体、感情更细腻的词汇“resignation”，将余教授此刻失落、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妥协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正是余教授晚年对待生活的态度，纵使失落、不满、挣扎，却也不得不低头屈从，与整篇文章的基调一致。
例2：“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秃的头顶，不胜唏嘘的笑道。（白先勇，2000：401）
“Chu-kuo，you really know how to play up a joke.”Professor Yü sighed with a smile as he felt his bald crown.（Chu Limin，1975：268）
“Aw，Chu-kuo，you really know how to make a joke！”Professor Yü ran his hand over his bald head；a nostalgic smile appeared on his face.（Bai & Yasin，2000：400）
这一段是余教授对吴柱国讲述往事时的回应。中文里“唏嘘”的意思为叹息或抽泣，原文里意为叹息。第一例中他译者根据字面意思将“唏嘘的笑道”译为“sighed with a smile”似乎并无不妥。第二例中自译者将其译作“nostalgic smile”，增加了原文所没有的感情词，反映了译者对人物的剖析和理解，阐释了原文作者意图。
其次，由于自译者自译的初衷往往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域外读者，因而比较关注读者，具有较高的读者意识。为了将原文以读者最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自译者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进行翻译创作，对原文做了适当调整和诠释，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规范，满足了读者的期待。 《台北人》中最有名的故事《游园惊梦》中有多处意识流，白先勇自译本中，故事高潮时的两段重要的意识流活动都被处理成斜体，以突显此处情节在故事中的特殊地位。斜体部分的意识流有点题的作用，点出了一个《游园惊梦》的“梦”。钱夫人在宴会上的五次回忆，仿佛是她心里的呓语，往日的浮华涌上心头，恰似一场梦，而梦的高潮也就意味着终结。在原文中，梦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而在译文中，梦似乎更得到了突显。自译者通过翻译的手段，引导译文读者更加有效地认识故事中“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主题。
《台北人》自译的一个基调是“运用美式英语及其固有的音调、色彩和辞藻，来表现中文原文的艺术境界”。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人物对白的翻译上。《思旧赋》里两个旧日官家老仆的对话最初采用普通英文翻译，后来改用美国南方方言，因为从前南方一些世家的主仆关系跟中国旧社会里大家庭的组织很相似。从《思旧赋》里两个操着美国南方方言的老女仆的对话中，我们仍能体味出她们对往事的怀恋，对主人的深情和对生活的无奈。这种所谓的“世界性白话”翻译，此处对话实在是自译者的一项创举。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自译者通过对原作意图的不同程度的修改、解读、甚至创造，使之被译语读者接受，从而使原作的生命以一种新的形式在译语文化中得以延续。
此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他译者采用了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的异化策略，而自译者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最大程度上不惊扰读者，满足读者的期待，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例如，在对“私房钱”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翻译中，他译者按照“私房钱”表达的字面意义，即为“为紧急情况或将来使用的私人储蓄”，将其译为“private account”，而白先勇在其自译本中，大胆采用了一个合理的对应英文“nest egg”。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他译者和自译者将“武侠小说”分别译为“sword-fighting romances”和“knight-errant romances”；“抖了两下”分别被译为“shook it twice”和“shook it a couple of times”等。这些习语的使用，拉近了自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距离，符合读者期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
三 自译与翻译伦理
正是因为自译和他译有同有异，我们才可以借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来探讨自译，并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异同。对于他译来说，译者首先要遵循的是再现的伦理，要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尊重原作者，处理好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在自译中，译者和原作者为同一人，自我的再现随时可以让位于其他的伦理关系。除了原文作者，译者还要面对读者及其他主体。按照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译者还必须遵循其他几种伦理。自译时，自译者一般比较关注读者，因为他们选择自译的初衷往往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域外读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自译时进行大量的增删改写。跳出传统翻译标准的束缚，自译者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在策略上采用了普通译者极少采用的方法，大胆修改和调整原作，符合读者期待视野，使译文达到一定的文学性与美学效果。而《游园惊梦》自译本中对意识流的彰显以及用莎氏的句式来翻译昆曲唱词，正是因为意识流的小说形式和莎士比亚在英语文学中有更深厚的传统和广泛的认同。此外，《思旧赋》的自译中对于原文语言风格的变异也显然是有意向读者靠近的。白先勇采用美国南方方言翻译《思旧赋》里顺恩嫂和罗伯娘的对话，这种世界性白话的运用从实践上解决了方言翻译的理论问题。最后，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自译者采用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最大程度上不惊扰读者的归化翻译策略，多使用符合读者阅读习惯的美式习语。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自译者白先勇对读者的尊崇。对于切斯特曼所提出的五种伦理模式，在以白先勇为代表的自译者自然会更自觉地遵循基于规范的伦理，也就是尊重译入语及其文化的规范，满足读者的期待。因此，与他译不同的是，自译首要遵循的不是再现的伦理，而是基于规范的伦理。
结语
通过对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的自译本和朱立民的他译本的讨论得知，自译的特性赋予自译以优势：自译者通常被看作是原文理想的诠释者，自译者更容易传达原文的意义与精神；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文与忠实标准的束缚，自译者在翻译策略上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因此出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考虑会对原文作一些修改与调整，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自译者往往更多地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译文在文学性和美学效果上就可能有不凡的突破。
基于自译的特殊性，切斯特曼所总结的几种翻译伦理对自译者具有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会有不同于一般译者的伦理观。对于严格的翻译来说，译者—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可忽视，相应地，再现的伦理显然最为重要；而在自译中，译者和原作者为同一人，译者—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就不那么重要，突显出来的却是译者—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了赢得更多读者，自译者首先会遵循基于规范的伦理。
翻译批评界对自译者某些不合常规译法的包容与认可，促使我们反思普通译者的权限问题。从传达原作的精神角度看，扩大译者的权限，不仅在理论上符合当今的翻译研究范式，而且在实践上也有利于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下延伸原作的生命。与其亦步亦趋只落得个形似，不如放开手脚成就译作的神似。既然批评界对自译者如此宽容，那么当译者与作者分离后，对普通译者也不必过于苛求。只有当普通译者也获得充分的权力后，他才会有所选择，变“戴着镣铐跳舞”为“跳戴镣铐的舞”。
参考文献：
[1] Bai，Xianyong & Yasin，Patia（trs.）.Taipei People [M].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0.
[2] 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
[3] Chesterman，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J].The Translator：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1（2）.
[4] Chu Limin（trs.）.One Winter Evening [J].In Chi Pang-yang（ed.）.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C].Taiwan：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75.
[5] Popovic，Anton.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Edmonton：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1976.
[6]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 白先勇：《台北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朱婧，女，1987—，江苏南京人，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