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让官员下马有三大利器：家中失窃、日记丢失、二奶翻脸。而在现实当中，这样的段子却无时无刻不在演绎。刘铁男、雷政富、庞家钰、刘志华、陈亚春，这些官员的落马让情妇似乎成为了反腐的一把利剑。
　　情妇起义：被窝里的风暴
　　反腐越来越有着八卦化的趋势。前有庞家钰，后有刘铁男，一个又一个的奇女子横空出世，让人们从已经审丑审到疲惫的贪官腐败局中寻到了别样的“黑色幽默”。
　　一部分人开始神化情妇的反腐功效，雷政富下台后，赵红霞成了网络名人，有网友撰文调侃曰：红霞受命于包工头，深入官穴，于床头反贪。巫山云雨时，艺高人胆大，单手操作拍视频，一举睡翻重庆六厅级干部……
　　似乎情妇们开始成为了反腐的主力军，然而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国各地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但因情妇举报而导致的官员下马事件却屈指可数。
　　想想也不难明白，情妇本身就是腐败局中的利益既得者，若非出现特别严重的原因，何必把自己搞的家破人亡？实际上，情妇反腐越盛行，就越证明了制度反腐的疲软。
　　现实中的情妇反腐也许各有各的肇因，但是显然情妇并不是一种很专业的反腐机器，也不是一类很有反腐觉悟的人群，更不是人人都乐于反腐的。换言之，她们之反腐，与其说是因为她的情夫腐败了，倒不如说是那个曾经使尽手段讨她欢心的欢喜冤家成了传说中陈世美式的负心人。
　　看来，情妇反腐是有条件的，至少情夫得是腐败且负心的人。假定情夫腐败了，但把情妇调理得很好，既乐于继续让其分享腐败之一杯羹，满足其经济的需求，又长于用现代管理知识之类来管理情妇，满足其情感上的需要，岂不是黑金与柔情可兼得乎？
　　再假定情夫腐败了，也与情妇恩断情绝了，但用经济手段补偿或者甚至于假手于法律手段将情妇摆平了，又岂不是腐败者仍可安心为之吗？
　　很明显的例子，如果不是因刘铁男的情妇徐某因分赃“不公”而与刘铁男起纷争，嗣后又受死亡威胁，她还会从海外给罗昌平先生打越洋电话提供证据材料吗？这一“剧情”也与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落马情节相似，当年王守业的情妇也是因对钱财分配“不公”而拼死举报的。
　　更何况情妇反腐也不易，扬州市原组织部部长蔡爱华的情妇周青甚至于还被送进监狱。可见，情妇反腐能够掀起腐败的盖头来之几率是极低的，所谓情妇反腐云云最多也只是坊间的一厢情愿而已。
　　因此，反腐八卦热闹归热闹，廉政建设不能寄希望于“二奶起义”，即使被窝容易从内部攻破，反腐机构也不能坐等与卧底情妇会师。套用孟德斯鸠的一句话说，对于庞大的贪官队伍来说，情妇起义充其量也只是一场“被窝里的风暴”，对中国当下的“腐败格局”产生不了太大影响。
　　围观下的公民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雷政富的倒台与赵红霞并无太多的关系，赵在重庆贪腐局中扮演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的角色，真正让雷政富倒台的是网络反腐的兴起。
　　网络正在改变反腐格局，微博正在成为全民反腐的一枚利器。
　　此前，与雷政富一样因为网络倒台的，还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剑阁“节约”局长曹正直，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陕西“表哥”局长杨达才、被女主播揭发的市人大代表孙德江等。
　　微博一转，围观一万，网络一动，倒下一片。
　　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旦空投进庞大诡秘、纷繁芜杂的网络世界，其产生蝴蝶效应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那么，围观反腐这种急剧的发酵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
　　去年8月，“中山纪检监察”接到线索，时任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的梁国影，篡改儿子公务员考试成绩，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造成恶劣影响。很快，“中山纪检监察”通过微博发布信息，将对举报信息展开调查，并通过微博同步发布相关进展，赢得了网友的一片叫好声。
　　更重要的是，网络公民们在这个反腐局中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曾当过“二传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发布了“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的信息，引发轰动效应，爆料后，肖雪慧删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张振良说：“实名举报往往要面临风险。”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
　　“我们缺乏系统、有效的举报者保护制度。”张振良介绍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举报大部分归纪委管，但实际上，党、政、司法、检察、纪委等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见。”
　　因此，“微博作为一种较为隐秘的检举方式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目前看来，微博是比较有利于举报人保护的。”张振良说。
　　理性回归与顶层设计
　　在旁人看来，有着“微博反腐第一人”之称的周文彬无疑是体制中人。
　　他是安徽亳州利辛县国土局的一名工作人员，状告他的单位——2011年4月13日，他因为不满自己土地中心所所长的职务被撤，愤而向亳州市纪委自首，并检举局长受贿，全程微博直播，引发舆论哗然。次日，该局新闻发言人在会议室向外界公布，周文彬是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而被免职——这引发了周更大的愤怒，开始起诉。
　　去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网络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网络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网络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很多学者认为，网络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周文彬认为，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通过举报和案件牵连，从表象挖取内幕。”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导致网络反腐成为一种潮流，带有“破釜沉舟的悲怆”。
　　“走常规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风险小概率事件。” “花总”认为，网络反腐只是一种形式，“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应该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
　　■相关链接
　　桃色成本：养情妇是个风险活儿
　　庞家钰，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11位情妇参与检举
　　2007年7月上旬，中纪委公布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污腐败案，被判有期徒刑12年。而导致其落马的，居然恰恰是他最信任的情妇组成11人的庞大“情妇告状团”。这些人中，有的人提供了庞家钰非法收取贿赂的票据；有的人掌握了庞家钰妻子公司的资金账目。
　　刘志华，原北京市副市长，情妇王建瑞提供不利供词
　　刘志华被检法两家共同认定为受贿金额共计696.59万元，除其子张伟购买住房差价和在国外留学期间收受的资助外，剩下的大部分与一名叫王建瑞的女人有关。在法庭上，当着在旁听席上的妻子，刘志华承认与王建瑞的情人关系。
　　蔡志强，原上海市普陀区区长，其情妇长期实名举报
　　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金额达284万元，受贿方式包括“拜年”、“打牌活动”、出国“赞助”等。《中国日报》报道称，蔡案发源于其情妇长期实名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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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永喜，原北京市门头沟副区长，情妇毛旭东检举大部分案情
　　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而被北京市一中院数罪并罚，决定处以无期徒刑。闫永喜的情妇毛旭东，也因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而被判有期徒刑20年。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其中一份显示其情妇毛旭东曾检举揭发了大部分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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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称，王纪平的一名部下包养的一名情妇举报了王纪平，纪检部门在查处这个部下时牵出了王纪平。纪检部门在调查王纪平案的同时，还顺藤摸瓜，查出了市地税局原副局级巡视员任依娜、市地税局票证中心原主任刁维列受贿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