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民不缴农业税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一定会受到影响”
乙酉新春被一些媒体认为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前后，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全额取消农业税。从这一次春耕开始，大多数中国农民春播一粒子，秋收万种粟，收获的每一粒作物都将全部归他们自己所有。
两年前，温家宝刚刚就任总理，他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谈到本届政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首先提到的便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温家宝还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
在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又表示，“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然而，时间过去不到1年，2005年“两会”召开前，目标似乎就要飞快地达到了。对这千年未有的变局，媒体大加赞扬，但农民和基层官员又是怎么看的呢?
“不能光没有负担就算了”
在刚刚宣布取消农业税的湖北省监利县农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农产的门楹看见了这样的春联：“开天辟地头一回，种田不交农业税。”
监利县棋盘乡大大小小的村落星罗棋布在桐梓河两岸，正月十五晚上，庆元宵的烟花和红灯笼映红了窄窄的河道。棋盘乡菊兰村村民何晶华年近七旬的老父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棋盘乡有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老人说，前几年，为了挣足全家8口人的人头税，他儿子初五、初六就要出门打工，有一年因为要省路费，儿子和大孙子过年都没能回家。今年，终于过上了一个阖家团聚的元宵节。
今年已经到了正月十五，何晶华和他 3个成年的儿子都还没有出门的打算。何晶华说，他趁今年村里开展土地延包，打算把让出去的8亩责任田要回来，挖成养殖池，养螃蟹和黄鳝。
何晶华说，看来负担重的时候养成的打工习惯现在要转变转变。他告诉记者，实际上，从2003年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教育集资开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但他还想再看两年。今年干脆连农业税也免了。
心直口快的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琼花被记者问到减负政策落实情况时说：“现在只挣钱，不像以前那样出钱，负担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农民也要多挣钱啊，你们城里人越来越有钱了，我们不能光没有负担就算了。”看来，棋盘乡农户最操心的已经不是负担问题，他们又向决策层提出了“三农”的新课题。
正是从监利县棋盘乡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被媒体广泛报道开始，“三农”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农民负担能够成为“三农”问题中最早得到解决的环节，用监利县减负办公室主任余爱民的话说，是因为焦点效应引起了各方重视。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刚到任，就把监利县当作自己的“联系点”。
余爱民说，“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其他‘三农’问题，没有办不成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县都可以由省委书记去“亲自联系”的。
从抛荒到争田
记者在监利县棋盘乡了解到，负担没有了，责任田分配成了农民目前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棋盘乡棋盘村农民黄金根反映，现在种田不交税，反而有补贴，大家都想种田。但是由于早些年种田负担太重，不少人把土地抛荒或者交还给村集体，村里跟一些“大户”签了合同，把责任田交给他们去种。比如说棋盘村，全村60％的土地集中在4户人家手里。黄金根指着河对岸几栋比较气派的小楼说，那就是“大户”们住的。
“土地是集体的，国家有法律规定每户都有份，村里有权利订合同承包给别人吗?”黄金根的这个问题记者无法回答，只好把它交给兼任监利县政研室副主任的余爱民。
余爱民说，事实证明，农民对政策导向是最敏感的。土地是财富还是包袱，他们最清楚。减轻农民负担越彻底、农业税减免越早的地区，农民群众对农业的积极性就越高。在黑龙江、浙江都有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争田的事发生。监利县落实农业税减免后，种田致富又成为农民的一种选择，土地争议也越来越多。
余爱民介绍说，他们县桥石镇原来有个上过中央台的“种粮大王”张新枝，租种了1000亩地，现在村里人都要回责任田，张新枝只剩下200亩地，变成了“种粮小王”。
为了解决农地争端，减负办现在又多挂了一块牌子，叫做“监利县土地延包办公室”。余爱民认为，争田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央和省里的支农政策效果明显，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成为遏制土地抛荒和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最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说明“三农”问题相当复杂，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智慧和工作热情。
手绝不能往下伸
中央减免农业税形成的农民欢欣、农业兴旺的局面能否长期保持，农民负担会不会反弹?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各级官员从不同角度谈到了自己的疑虑：少从农民手里收一块钱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要少花一块钱，它们能不能管住自己；工商业欠发达，农业税比例大的地区，地方政府怎么解决财政缺口，一直以农业税附加为主要财政来源的乡、镇级政府会不会
花样翻新，去想别的办法?
河南省9600多万人口中有7300万人生活在农村，是中国农业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在中部省区中，河南第一个宣布全部取消农业税。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杨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谈到，为了实现2005全部减免农业税的承诺，将给该省各级财政带来将近29亿元的缺口，为了防止地方财政想出别的办法自己补足缺口，给农民造成新负担，省里决定这些缺口全部由省财政承担。除了中央财政已经决定补给的18个亿，省财政要消化10．8亿，基层则政一分钱也不用承担，就是说，他们从农民手中少收多少，省财政就补给他们多少。
杨舟说，河南省可支配财政只有110多亿，像这样一次性地拿出10．8亿来补给农民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过。
记者问：今年农业税全额免除，农民不需要再冲抵任何税款，给农民的粮食直补能否直接以现金形式发放到农民手中呢?杨舟回答说，今年用于直补的钱是有保证的。而且，为了杜绝地方财政克扣，今年打算直接给农民发存折。
湖北省2005年一号文件也规定了免除农业税造成的财政缺口和粮食直补款项，全部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负担。余爱民告诉记者，俞正声书记年前在监利调研时，反复向县里的干部强调，你们有困难，来找我要钱，手坚决不能往下伸!
省级财政在免除农业税上雷厉风行的态度让基层财政官员感到吃惊。河南产粮大县焦作市武陟县财政局副局长李敏对记者说，以往历次财税改革，总是让地方财政搞配套，缺口省里担一点，市里担一点，县里担一点。这回为了保证免除农业税政策不走样，省里是下了大本钱。
令一些官员始料不及的是，不是GDP数字，而是农民的满意程度成了绩效考察的指标，而上级不但不强调从下面多征收，反而根据财政状况向下级安排转移支付，给GDP注水就成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何走出基层财政困境
温家宝曾称，减少农业税需要一个过程，这显示出了总理的谨慎。而现在，连一些财政并不宽裕的省、区也提前取消了农业税。接受采访的不少官员认为，这主要是他们克服困难、“转换政绩观”的结果。但是，配套改革措施尚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监利县减负办主任余爱民讲了一个向农产发放粮食直补款的故事。为了把中央和省里规定发给种粮农户每亩37元的粮食直补发到农民手中，减负办想尽了办法。第一回发是通过银行，搞社会化发放，给全县20万户农产每人办了一个存折，银行工作人员抄了20万个身份证，忙了一个多星期，要求减负办交点成本费，至少20万元。 余爱民说，我一共就37块钱，交你成本费，农民还有几个钱?你不看我面子也要看俞书记面子。好说歹说终于免了成本费。但是，监利的粮食直补的37块钱是分成早稻、中稻、晚稻分别发放的，而且根据农户种植情况决定是否发放，这就意味着同样的事情要再重复3次。最终，银行坚决不干了。
第二年发放粮食直补，余爱民又想了一个办法，让各乡镇财政所员工轮流下到村里发放。发到一半，碰上乡镇机构改革，乡级财政所只留17个人，忙不过来，只好让减负办自己接着干。
为什么不按照农村政权的组织结构，由乡发到村组，村组再到个人呢，却还要另建一套发放机制?余爱民苦笑道：“你没有在基层干过，不知道农村情况复杂啊。”余爱民说，不是他信不过基层干部，实在是因为乡、村两级财政负债太多，是个填不满的黑洞，粮食直补款实在不敢经过他们的手。
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证实了乡、村两级财政负债的严重情形。记者通过114查到监利县汴河镇政府的电话，打过去听到的竟然是“您所拨的用户未交电话费，已被停机”。
余爱民告诉记者，监利县村级财政负债4．1亿元，乡级财政负债3．4亿元，这个数字在全国只算中等水平，还不是最高的。在河南焦作，全市乡镇债务大约4亿，每个乡镇平均400多万元。
河南省武陟县大丰镇镇长宋鹏飞对记者形容说，腊月二十八，他接到县法院的传票，要他出庭，一家企业把他告了，要他还1996年大丰镇修公路的钱。宋鹏飞说，那时候我还没从学校毕业呢，就欠上人家债了，腊月二十八呀，一个和谐的年都不叫我过。
余爱民曾经对乡、村债务的形成作过调研，他告诉记者，人们一般以为乡、村债务是基层干部吃喝贪占造成的，其实那只是很小一部分，主要还是历史上一些工作失误形成的。
乡镇：生存还是终结
河南省农业厅厅长张广智教授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强调，全部免除农业税不仅仅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也不能局限在农村经济角度去观察。它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冲击。
张广智说，“在中国农民的意识里，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农民不缴农业税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一定会受到影响。”
张广智提出，在制度层面，全免农业税后，就存在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全省六七万农税征收队伍怎么办?老百姓过去说乡村两级的主要任务是“催粮派款，戴环流产”，现在看来这些职能都在弱化。征收农业税一直都是基层组织最重要的工作，现在这个职能取消了，上级财政还有没有必要长期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养活这批人？
中国正在推行乡镇一级机构的改革。武陟县财政局副局长李敏告诉记者，在河南全省推行的“乡财县管”制度中，乡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只负责征收税款，其开支完全由县财政拨付，没有继续对外负债的权利，乡一级实际上已经失去子独立财政地位。
监利县也对乡镇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缩减，该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县21个乡镇党政班子由301人减少到186人，乡镇机关干部1302人已分流432人，乡镇财政所在岗人员773人已分流418人。总体减员40％。
张广智认为，应该利用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个机遇，推动农才格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将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密切农村千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机，也是下一步农村基层机构改革和实现农业大发展的基础，对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乙酉新春被一些媒体认为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前后，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全额取消农业税。从这一次春耕开始，大多数中国农民春播一粒子，秋收万种粟，收获的每一粒作物都将全部归他们自己所有。
两年前，温家宝刚刚就任总理，他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谈到本届政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首先提到的便是“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温家宝还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
在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又表示，“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然而，时间过去不到1年，2005年“两会”召开前，目标似乎就要飞快地达到了。对这千年未有的变局，媒体大加赞扬，但农民和基层官员又是怎么看的呢?
“不能光没有负担就算了”
在刚刚宣布取消农业税的湖北省监利县农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农产的门楹看见了这样的春联：“开天辟地头一回，种田不交农业税。”
监利县棋盘乡大大小小的村落星罗棋布在桐梓河两岸，正月十五晚上，庆元宵的烟花和红灯笼映红了窄窄的河道。棋盘乡菊兰村村民何晶华年近七旬的老父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棋盘乡有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老人说，前几年，为了挣足全家8口人的人头税，他儿子初五、初六就要出门打工，有一年因为要省路费，儿子和大孙子过年都没能回家。今年，终于过上了一个阖家团聚的元宵节。
今年已经到了正月十五，何晶华和他 3个成年的儿子都还没有出门的打算。何晶华说，他趁今年村里开展土地延包，打算把让出去的8亩责任田要回来，挖成养殖池，养螃蟹和黄鳝。
何晶华说，看来负担重的时候养成的打工习惯现在要转变转变。他告诉记者，实际上，从2003年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教育集资开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但他还想再看两年。今年干脆连农业税也免了。
心直口快的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琼花被记者问到减负政策落实情况时说：“现在只挣钱，不像以前那样出钱，负担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农民也要多挣钱啊，你们城里人越来越有钱了，我们不能光没有负担就算了。”看来，棋盘乡农户最操心的已经不是负担问题，他们又向决策层提出了“三农”的新课题。
正是从监利县棋盘乡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被媒体广泛报道开始，“三农”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农民负担能够成为“三农”问题中最早得到解决的环节，用监利县减负办公室主任余爱民的话说，是因为焦点效应引起了各方重视。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刚到任，就把监利县当作自己的“联系点”。
余爱民说，“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其他‘三农’问题，没有办不成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县都可以由省委书记去“亲自联系”的。
从抛荒到争田
记者在监利县棋盘乡了解到，负担没有了，责任田分配成了农民目前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棋盘乡棋盘村农民黄金根反映，现在种田不交税，反而有补贴，大家都想种田。但是由于早些年种田负担太重，不少人把土地抛荒或者交还给村集体，村里跟一些“大户”签了合同，把责任田交给他们去种。比如说棋盘村，全村60％的土地集中在4户人家手里。黄金根指着河对岸几栋比较气派的小楼说，那就是“大户”们住的。
“土地是集体的，国家有法律规定每户都有份，村里有权利订合同承包给别人吗?”黄金根的这个问题记者无法回答，只好把它交给兼任监利县政研室副主任的余爱民。
余爱民说，事实证明，农民对政策导向是最敏感的。土地是财富还是包袱，他们最清楚。减轻农民负担越彻底、农业税减免越早的地区，农民群众对农业的积极性就越高。在黑龙江、浙江都有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争田的事发生。监利县落实农业税减免后，种田致富又成为农民的一种选择，土地争议也越来越多。
余爱民介绍说，他们县桥石镇原来有个上过中央台的“种粮大王”张新枝，租种了1000亩地，现在村里人都要回责任田，张新枝只剩下200亩地，变成了“种粮小王”。
为了解决农地争端，减负办现在又多挂了一块牌子，叫做“监利县土地延包办公室”。余爱民认为，争田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央和省里的支农政策效果明显，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成为遏制土地抛荒和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最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说明“三农”问题相当复杂，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更多智慧和工作热情。
手绝不能往下伸
中央减免农业税形成的农民欢欣、农业兴旺的局面能否长期保持，农民负担会不会反弹?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各级官员从不同角度谈到了自己的疑虑：少从农民手里收一块钱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要少花一块钱，它们能不能管住自己；工商业欠发达，农业税比例大的地区，地方政府怎么解决财政缺口，一直以农业税附加为主要财政来源的乡、镇级政府会不会
花样翻新，去想别的办法?
河南省9600多万人口中有7300万人生活在农村，是中国农业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在中部省区中，河南第一个宣布全部取消农业税。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杨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谈到，为了实现2005全部减免农业税的承诺，将给该省各级财政带来将近29亿元的缺口，为了防止地方财政想出别的办法自己补足缺口，给农民造成新负担，省里决定这些缺口全部由省财政承担。除了中央财政已经决定补给的18个亿，省财政要消化10．8亿，基层则政一分钱也不用承担，就是说，他们从农民手中少收多少，省财政就补给他们多少。
杨舟说，河南省可支配财政只有110多亿，像这样一次性地拿出10．8亿来补给农民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过。
记者问：今年农业税全额免除，农民不需要再冲抵任何税款，给农民的粮食直补能否直接以现金形式发放到农民手中呢?杨舟回答说，今年用于直补的钱是有保证的。而且，为了杜绝地方财政克扣，今年打算直接给农民发存折。
湖北省2005年一号文件也规定了免除农业税造成的财政缺口和粮食直补款项，全部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负担。余爱民告诉记者，俞正声书记年前在监利调研时，反复向县里的干部强调，你们有困难，来找我要钱，手坚决不能往下伸!
省级财政在免除农业税上雷厉风行的态度让基层财政官员感到吃惊。河南产粮大县焦作市武陟县财政局副局长李敏对记者说，以往历次财税改革，总是让地方财政搞配套，缺口省里担一点，市里担一点，县里担一点。这回为了保证免除农业税政策不走样，省里是下了大本钱。
令一些官员始料不及的是，不是GDP数字，而是农民的满意程度成了绩效考察的指标，而上级不但不强调从下面多征收，反而根据财政状况向下级安排转移支付，给GDP注水就成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何走出基层财政困境
温家宝曾称，减少农业税需要一个过程，这显示出了总理的谨慎。而现在，连一些财政并不宽裕的省、区也提前取消了农业税。接受采访的不少官员认为，这主要是他们克服困难、“转换政绩观”的结果。但是，配套改革措施尚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监利县减负办主任余爱民讲了一个向农产发放粮食直补款的故事。为了把中央和省里规定发给种粮农户每亩37元的粮食直补发到农民手中，减负办想尽了办法。第一回发是通过银行，搞社会化发放，给全县20万户农产每人办了一个存折，银行工作人员抄了20万个身份证，忙了一个多星期，要求减负办交点成本费，至少20万元。 余爱民说，我一共就37块钱，交你成本费，农民还有几个钱?你不看我面子也要看俞书记面子。好说歹说终于免了成本费。但是，监利的粮食直补的37块钱是分成早稻、中稻、晚稻分别发放的，而且根据农户种植情况决定是否发放，这就意味着同样的事情要再重复3次。最终，银行坚决不干了。
第二年发放粮食直补，余爱民又想了一个办法，让各乡镇财政所员工轮流下到村里发放。发到一半，碰上乡镇机构改革，乡级财政所只留17个人，忙不过来，只好让减负办自己接着干。
为什么不按照农村政权的组织结构，由乡发到村组，村组再到个人呢，却还要另建一套发放机制?余爱民苦笑道：“你没有在基层干过，不知道农村情况复杂啊。”余爱民说，不是他信不过基层干部，实在是因为乡、村两级财政负债太多，是个填不满的黑洞，粮食直补款实在不敢经过他们的手。
记者通过不同的渠道证实了乡、村两级财政负债的严重情形。记者通过114查到监利县汴河镇政府的电话，打过去听到的竟然是“您所拨的用户未交电话费，已被停机”。
余爱民告诉记者，监利县村级财政负债4．1亿元，乡级财政负债3．4亿元，这个数字在全国只算中等水平，还不是最高的。在河南焦作，全市乡镇债务大约4亿，每个乡镇平均400多万元。
河南省武陟县大丰镇镇长宋鹏飞对记者形容说，腊月二十八，他接到县法院的传票，要他出庭，一家企业把他告了，要他还1996年大丰镇修公路的钱。宋鹏飞说，那时候我还没从学校毕业呢，就欠上人家债了，腊月二十八呀，一个和谐的年都不叫我过。
余爱民曾经对乡、村债务的形成作过调研，他告诉记者，人们一般以为乡、村债务是基层干部吃喝贪占造成的，其实那只是很小一部分，主要还是历史上一些工作失误形成的。
乡镇：生存还是终结
河南省农业厅厅长张广智教授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强调，全部免除农业税不仅仅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也不能局限在农村经济角度去观察。它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冲击。
张广智说，“在中国农民的意识里，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农民不缴农业税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一定会受到影响。”
张广智提出，在制度层面，全免农业税后，就存在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全省六七万农税征收队伍怎么办?老百姓过去说乡村两级的主要任务是“催粮派款，戴环流产”，现在看来这些职能都在弱化。征收农业税一直都是基层组织最重要的工作，现在这个职能取消了，上级财政还有没有必要长期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养活这批人？
中国正在推行乡镇一级机构的改革。武陟县财政局副局长李敏告诉记者，在河南全省推行的“乡财县管”制度中，乡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只负责征收税款，其开支完全由县财政拨付，没有继续对外负债的权利，乡一级实际上已经失去子独立财政地位。
监利县也对乡镇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缩减，该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县21个乡镇党政班子由301人减少到186人，乡镇机关干部1302人已分流432人，乡镇财政所在岗人员773人已分流418人。总体减员40％。
张广智认为，应该利用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个机遇，推动农才格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将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密切农村千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机，也是下一步农村基层机构改革和实现农业大发展的基础，对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