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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美国华裔文学代表作家林露德，在其历史人物传记小说《木鱼歌》中，描写了三位来自不同种族、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女性。三位女性之间拥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在文化冲突碰撞之下，却又和谐共存，构建起多元的文化空间，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叙述者。从三位女性个性化的交替叙述中，最终展现出女性在不同生存环境下，如何实现自我性别界定、体现自身价值、以及女性在面对生存环境的障碍时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力量。
关键词：女性形象 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 身份选择
林露德的作品不同于其他华裔作家，以自传、家史为主要题材。她独辟蹊径，多以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为描写对象，表现华人移民在美国生生不息、顽强挣扎的奋斗事迹。林露德的作品更加关注文化冲击背景下人的情感的发展和变化，在她的作品里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关怀，带给读者更多的是感动、同情和对人性的思考，其中《木鱼歌》是最能体现林露德思想的作品。通过《木鱼歌》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能够展示出90年代华裔作家在继承前辈传统的基础上，是如何更深刻地在新环境、新时代下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如何塑造出有别于汤婷婷、谭恩美的新的华人移民形象。
一.《木鱼歌》中的三位女性
《木鱼歌》在依据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刻画了男主人公吕金功的形象。同时，又加入部分虚构人物，虚实结合，谱写了一部动人的美国华裔移民史。作品中吕金功的母亲心珠，一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妇女，擅长嫁接、种植柑橘，对吕金功的童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吕金功的母亲一生都在农村辛勤耕作，记挂着漂泊在外的吕金功。在美国，吕金功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二位女性，白人芬妮，吕金功因帮助打理芬妮父亲的花园而常住在她们家。后来，芬妮和吕金功到达弗罗里达，在此期间，出现了第三位女性，喜芭，一位黑人女仆，父母处于奴隶时代，童年充斥着黑暗、恐惧的苦命女人。
在小说中，三位女性作为叙述者，吕金功作为被叙述对象。《木鱼歌》始终贯穿着中西两种文化意识，这既是华裔作家独特的标签，也使得华裔文学独树一帜。围绕着吕金功的三位女性她们各有特点，华人心珠、白人芬妮、黑人喜芭，她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她们有着明显的性格差异，有各自的命运走向，却又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共同谱写了对世间女性的赞美。
在《木鱼歌》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构成了人物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中西方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熏陶，又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
二.自然环境下的女性形象
在《木鱼歌》中，作者独具匠心地选择山林之地而不是繁华的都市作为三名女性生活的地方，这恰恰体现了作者想要通人物所处的自然环境来表达三位女性试图寻求一片属于自己的地理生存空间和精神乌托邦，展现了她们精神层面的追求。
在《木鱼歌》中，三位女性都没有脱离山林土地这一重要载体。心珠在未出嫁之前，就从她母亲手里学来了柑橘的种植技术。是土地给了她财富，给了她活下去的物质条件。心珠，作为一名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妇女，任劳任怨，以土地为生命，履行着繁衍后代的神圣使命。芬妮，长期受病痛折磨，可她从小就显示出了对自然知识的兴趣。她有一个资本家身份的父亲，可是她最终选择和吕金功去了弗罗里达，将五亩土地全部开垦成种植园。她不在乎繁华都市舒适高贵的生活，她只愿意和钟意的人在田园里过安静自在的生活。喜芭，父亲被奴隶主打死，母亲最后殉情，所以成为孤儿的她，是在荒无人烟的小树林里度过的。她饿了就抓鱼吃，晚上在草丛里睡觉，直到身上的衣服越来越短，甚至缝线都绽开了，她才决定去教堂找捐赠的衣服，可以说喜芭就是大自然里走出来的女儿。喜芭和自己的丈夫为主人干活的同时，又经营着自己的小块土地，为摆脱奴隶的身份而奋斗着。喜芭生于自然，长于自然，而后又取于自然，她始终与自然紧密相连。
三位女性都有自己的生活追求，无论是为我，还是为他。透过她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我们看到了三位坚强，隐忍，而又美麗的女性形象。她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她们的幸福是在务实的基础之上，是在现实生活里为着自己的地理空间和精神追求而顽强挣扎着，是追寻幸福的实践者。
三.人文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一）封闭与开放的生存环境
在作品中，三位女性处于截然不同的人文环境之中，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生存环境，这也是作品最突出的特点。
心珠，生长在封闭、落后又迷信的19世纪的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封建伦理早已经在她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她相信自己是“鬼上身”。因为幻觉，她便认定她的大嫂是一只狐狸精。在和学仪成亲之后，为了生孩子，心珠和传统的中国妇女一样，烧香拜佛。同时，心珠对基督教有极强的抵触情绪。心珠和丈夫去台城的礼拜堂，称传教士是“洋鬼子”，因此，心珠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妇女：胆小、迷信、愚昧。但是，在被罗渔夫逼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心珠和丈夫却没有任人宰割，他们选择自救。白天替大地主做工，晚上再种自己的田。有学者曾总结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三种女性形象：“第一种是绝代佳人，第二种是贤妻良母，第三种是侠女英雄。”①心珠正是“贤妻良母型”，她体现了真、善、美相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容，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的生活。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后来者居上，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芬妮，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文明的洗礼。她热爱自然科学，又懂得知识的力量。当吕金功因为在中国农村向老师提问受到批评而不敢提问芬妮时，她耐心地引导他、鼓励他。芬妮，代表着受到文化知识熏陶的新时代女性形象：知性、理智、优雅、落落大方。同时，她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将一切希望寄托于上帝，她认为只要虔诚的祈祷，就会得到上帝的帮助，而不是选择自主抗争。当阿吕最后成了一位基督徒，芬妮“我大声赞美信仰赢过罪恶，赞美经由耶稣--也只有耶稣--所带来的喜悦奇迹。”②芬妮并未从生活中学得支撑她独立生活的技能与足够的能力。 喜芭，生活在种族歧视严重，黑人遭受着严重的不平等的时期，她对现实有着极清醒的认识。1861-1865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奴隶制终于被废除，非裔黑人获得了自由。但是黑人如果想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想要获得和白人完全相等的权利，却仍然是天方夜谭。喜芭在树林的时候，并没有祈祷上帝来拯救她，而是选择自救。她知道怎么找好吃的树根和梅子，她也知道怎么钓鱼。这样的童年经历，给了她倔强的性格和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喜芭反映了19世纪黑人的生存处境，更体现了黑人对自由的渴望和执着。因此，喜芭在作者笔下显得最为动人，她传达出了黑人对自由的向往，在她身上闪耀着自由主义的光辉、种族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
不同的生存环境，影响了人物不同的性格。心珠虽然愚昧、封建，可她同时也务实，一辈子勤勤恳恳。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农民特有的淳朴和善良，足以盖过她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喜芭在遭受种族歧视的不公正待遇之后，虽然没有对自己的雇主芬妮产生感恩之情，可是对于帮助她们夫妇的吕金功却一生都心存感激。芬妮虽然在病痛中离开人世，到死都没有得到吕金功的爱情，可是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思想开明。通过生存环境分析三位女性，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女性群体的肯定和关怀。
（二）男性社会视域下的女性形象
在作品中，一个显著的共通点是三位女性非常一致地都处于男性社会之中。“中西传统家庭都奉行父权制，这是人类历史发展有着共同走向和趋势的典型表现。”③在新时代，这一现象在慢慢改变，但是从文化的源头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男权文化根深蒂固。从男权文化的角度来看，女性在生育上承担过多的责任，导致其斗争的力量弱于男性。女性渐渐地处于被保护的地位，失去了独立，从而使得女性一致地都依赖于男性。因此，从男性社会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出三位女性的形象特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整个社会都是以单个的家庭为基础，而族又是家的扩大，家族更加体现着高度的男权制社会。当心珠胡言乱语，做噩梦的时候，心珠的母亲千方百计地瞒着心珠的父亲和哥哥，生怕他们知道女儿身上有不洁之物，并且不断地给心珠灌输要有合适的新郎，要生很多孩子的思想。婚后，夫家大哥大嫂不能生育，公公命令心珠将自己的孩子维燃送给大哥抚养，丈夫学仪也坚持把儿子给了大哥大嫂。在公公去世之后，大哥一手遮天，百般刁难心珠夫妇，最后，竟以婆婆的上吊自杀为心珠夫妇换来本该属于他们的家产。无论是心珠，还是后来吕金功守活寡的妻子爱玲，都是中国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都是男权威严之下缺乏独立的可怜女性。
在西方，男权文化也是古而有之。《圣经》开篇，上帝在创造世界的第六天造出了亚当，随即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出夏娃时，即认为女人来自于男人：“人就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④男权文化不仅出现在古老的《圣经》中，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是一以贯之，作品中塑造的受制于男权的女性形象特征分明，女性地位低下，服从于男性的局面在19世纪的美国仍然延续。在《木鱼歌》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即使是有钱，有地位的已婚女性，仍然没有选举权，甚至不能签订合同。当吕金功获得选举权时，辛西亚始终耿耿于怀。芬妮的姐姐在舅舅家有了喜欢的人，但父亲的一句召回，就让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芬妮的父亲极其节俭，姊妹三人没有任何经济支配权，芬妮想要帮助吕金功，想增加他的工资，却不敢向父亲提出有关的任何想法。直到父亲去世，芬妮继承遗产，她才获得自己遗产的支配权，并且义无反顾地和吕金功去了佛罗里达。即使是接受了知识教育的芬妮，仍然无法打破男权制的封建礼教。芬妮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追求，可在威严的父亲面前一切都黯然失色，父亲的权力具有不可反抗性。
喜芭，父母奴隶的经历留给她太多痛苦的折磨和无法消除的噩梦，再加上自己作为美国南部受歧视的黑人，势单力薄的喜芭在十五岁就和三十岁的吉姆结婚了。吉姆也是穷苦的黑人，可是吉姆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活的希望。而这些东西，正是喜芭所缺少的。吉姆是一个向前看的人，而喜芭总是活在过去痛苦的回忆里，所以吉姆就是喜芭往前走的力量和方向的指引。如果没有吉姆，喜芭也许永远是一名黑人女仆，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即使是七年后，也不会有自己的四亩土地。喜芭不能离开吉姆而獨自生活，仅凭借她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因此也可以说喜芭是附属于吉姆，吉姆是她幸福的缔造者和捍卫者。
从男性社会的角度分析，我们看到了三位女性弱小、无助、缺乏独立的一面。她们在父亲，或者丈夫面前，显得力量单薄，只能退居其次。作者在作品中批判了男权文化带给女性的禁锢和伤害。不过，从男权的角度分析，在另一方面，心珠和学仪，芬妮和吕金功，喜芭和吉姆，他们互相汲取两性共同的力量，用积极的合力来组建新的生活，也体现出男权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这是不能忽视的。
四.身份抉择不同的女性形象
每一位女性在个体的发展中，都会重新塑造自己的女性身份，比如选择做独立的女性，或者成为妻子，或成为母亲。面对女性身份的重新选择，《木鱼歌》中三位女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她们有各自不同的态度，在不同选择的背后，隐藏着她们性格上的差异。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女人无条件地肩负着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中国神话里讲“女娲造人”，这一神话最先被记载的是东汉应劭所写的《风俗通义》，文中写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於縆泥中于举以为人。”⑤甚至在古代还曾出现过“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现象。女性的生殖能力被赋予最高的重视和神圣感，因此，传宗接代是每一位中国母亲最神圣的天职。
心珠，从未出嫁时，就被她的母亲教育要多生孩子。在明确了她的母性身份之后，先后生下了维灼、维燃、金功三个儿子，从此，孩子就成为了她的生命中心。心珠对孩子的爱无微不至，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除了对自己孩子的重视，对孙儿，心珠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祖母对孙儿特殊的情感。宁愿把自己刚出生的孙子捂死，也不愿意送给维燃而被惯坏。当他们的孙子小虎没有挺过饥荒而去世，儿媳满荷生下一对双胞胎孙女时，他们心中却充满遗憾不是男孩，认为姑娘家最终会嫁人，是天生的赔钱货。在面对母性身份时，心珠选择了正视自己的身份，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她顺应自然，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可她的爱却不是占有欲，不是自私自利，在她的身上，始终闪耀着母性伟大的光辉。 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思潮也与时俱进，女人逐渐走出家门，摆脱家庭主妇的标签，拥有了独立的人格。自由主義思潮盛行于整个社会。在这个背景下，芬妮选择了做独立的女性，选择回归女性本身。笔者认为，在芬妮身上，体现了明显的自由主义思想。芬妮，一生未婚未育。西方强调两性忠诚，而非道德的约束，使得西方女性相对来说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首先，在外人看来，她是吕金功的老师，更是他的妈妈。因此，至少芬妮在名义上是一位母亲。可是从一开始，芬妮就对吕金功表现出超越母亲的感情。芬妮展现更多的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关系的萌芽，这就体现了芬妮从自我感情出发的个人主义。
即使年龄差距大，可是芬妮却还是喜欢上了吕金功。她会为跟吕金功的散步做一些特别的准备，比如在帽子上系着蝴蝶结，腰带上插一朵落花。在西方的家庭文化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更加强调其平衡性。《圣经故事》中，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羞耻之心，在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首要的问题是他们发现自己需要衣服，并且在离开的路上他们总是相伴而行，互不分离。所以芬妮没有站在伦理道德的位置，认为自己应该本分的做一名老师或者慈祥的母亲，她站在女性自我的角度，承认自己的欲望，更加看重两个人的精神平衡。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女性觉醒的标志，在芬妮看来，她平等的享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与他人并无不同。这又体现了她自由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芬妮没有被固化的伦理道德所束缚，在思想上她更具有主权意识和自我意识，体现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在扩大吕金功的果园时，她认为那是“一个以爱至上的庇护所。”当吕金功选择回国，她又埋葬了自己的梦想，抑制住了自己的欲望，为爱做出自我牺牲。即使到最后一刻，吕金功仍然把她当做母亲，甚至喜欢上了另一个姑娘，她也没有任何怨恨。后期，芬妮小姐身体越来越差，可是她一直顽强地挣扎着，爱情是她活下去的力量，是她现世的希望和动力。在母性身份和女性自我价值之间，她选择了女性的自我身份，取得了独立的女性人格，没有任何从属性。
喜芭，十五岁结婚，由女性身份转向了妻子的身份，但她却始终没有生孩子，放弃了母性身份。在作品中，她总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吉姆买下芬妮小姐的一小块地，想要种自己的果园，而喜芭起初不相信他们会有自己的果园，会有时间种自己的地，一直处于抗拒状态。吉姆乐观勤劳，向往自由，想要生一堆小萝卜头，而喜芭却总是因为噩梦缠身，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再做奴隶，被人瞧不起而不愿意生小孩，偷偷吃着自己煮的避孕药水。现实过于强大，种族歧视过于严重，最终喜芭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权利。
林露德笔下的喜芭和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夕阳》中的黑人妇女雷切尔大婶有着近似的遭遇。雷切尔被学者推测是文中“耶稣”的母亲，可她却因地位低下，而无奈地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同样，喜芭也含糊了她的母性身份，始终处于矛盾的挣扎之中，时而渴望生孩子，时而又恐惧孩子，她不相信她们的孩子能摆脱做奴隶的命运。即使母爱可以赋予女性强大的力量，可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喜芭最终选择了退缩。喜芭，以及千千万万的黑人，都受到了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的残害。喜芭代表着千千万万的穷苦黑人母亲，体现了黑人母性身份的缺失。
不能否认，心珠和喜芭也正视自我，她们也拥有了爱情，但是她们的爱情更多的是建立在亲情和伦理道德之上。心珠结婚生子，只因女大当嫁，全凭父母做主。喜芭孤苦伶仃，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后盾，所以十五岁就选择结婚。芬妮的爱情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显现，这也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每一位女性都有选择幸福的权利，每一位女性都有享受天伦之乐的资格，每一位女性都应得到尊重和重视，在关注女性生存环境的同时，更应呼吁她们思想上的解放和进步。
《木鱼歌》“是中国南方妇女在有节奏的木鱼声伴奏下所唱的哀歌，悲叹金山客妻子、情人的命运。”⑥本部小说以《木鱼歌》为名，以三个女性的故事构成整部小说的叙述主题。在向读者展示吕金功真实故事的同时，又展现了不同种族女性共通又独特的魅力，她们在苦难中成长，她们柔弱而又伟大，她们在大地上繁衍后代，延续着人类的文明。《木鱼歌》，是一首对女性最美的赞歌，更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品。它继承二十世纪华裔作家的传统，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描写华人移民的美国生活，歌颂他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可它又饱含深情，以理解、包容的眼光看待种族平等、自由;以更加细腻的笔触，去探寻更为隐秘的情感。我们必须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文化交融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才能使得人类文明源远流长。
注 释
①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285页。
②（美）林露德：《木鱼歌》冯品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版，第106页。
③杨虹：《从中西传统家庭模式看中西文化异同》，太原：《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11月第9期，第47页。
④（美）阿瑟·马克斯威尔：《圣经故事》，杨佑方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版，第21页。
⑤（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60版，第356页。
⑥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86页。
参考文献
[1]（美）林露德：《木鱼歌》冯品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版。
[2]郭英剑，王凯，冯元元：《美国华裔文学评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版。
[3]（美）尹晓煌：《精编美国华裔文学史》，徐颖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版。
[4]（美）林露德：《木鱼歌》冯品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版。
[5]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女性形象 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 身份选择
林露德的作品不同于其他华裔作家，以自传、家史为主要题材。她独辟蹊径，多以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为描写对象，表现华人移民在美国生生不息、顽强挣扎的奋斗事迹。林露德的作品更加关注文化冲击背景下人的情感的发展和变化，在她的作品里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关怀，带给读者更多的是感动、同情和对人性的思考，其中《木鱼歌》是最能体现林露德思想的作品。通过《木鱼歌》中女性形象的分析，能够展示出90年代华裔作家在继承前辈传统的基础上，是如何更深刻地在新环境、新时代下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如何塑造出有别于汤婷婷、谭恩美的新的华人移民形象。
一.《木鱼歌》中的三位女性
《木鱼歌》在依据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刻画了男主人公吕金功的形象。同时，又加入部分虚构人物，虚实结合，谱写了一部动人的美国华裔移民史。作品中吕金功的母亲心珠，一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妇女，擅长嫁接、种植柑橘，对吕金功的童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吕金功的母亲一生都在农村辛勤耕作，记挂着漂泊在外的吕金功。在美国，吕金功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二位女性，白人芬妮，吕金功因帮助打理芬妮父亲的花园而常住在她们家。后来，芬妮和吕金功到达弗罗里达，在此期间，出现了第三位女性，喜芭，一位黑人女仆，父母处于奴隶时代，童年充斥着黑暗、恐惧的苦命女人。
在小说中，三位女性作为叙述者，吕金功作为被叙述对象。《木鱼歌》始终贯穿着中西两种文化意识，这既是华裔作家独特的标签，也使得华裔文学独树一帜。围绕着吕金功的三位女性她们各有特点，华人心珠、白人芬妮、黑人喜芭，她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她们有着明显的性格差异，有各自的命运走向，却又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共同谱写了对世间女性的赞美。
在《木鱼歌》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构成了人物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中西方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熏陶，又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
二.自然环境下的女性形象
在《木鱼歌》中，作者独具匠心地选择山林之地而不是繁华的都市作为三名女性生活的地方，这恰恰体现了作者想要通人物所处的自然环境来表达三位女性试图寻求一片属于自己的地理生存空间和精神乌托邦，展现了她们精神层面的追求。
在《木鱼歌》中，三位女性都没有脱离山林土地这一重要载体。心珠在未出嫁之前，就从她母亲手里学来了柑橘的种植技术。是土地给了她财富，给了她活下去的物质条件。心珠，作为一名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妇女，任劳任怨，以土地为生命，履行着繁衍后代的神圣使命。芬妮，长期受病痛折磨，可她从小就显示出了对自然知识的兴趣。她有一个资本家身份的父亲，可是她最终选择和吕金功去了弗罗里达，将五亩土地全部开垦成种植园。她不在乎繁华都市舒适高贵的生活，她只愿意和钟意的人在田园里过安静自在的生活。喜芭，父亲被奴隶主打死，母亲最后殉情，所以成为孤儿的她，是在荒无人烟的小树林里度过的。她饿了就抓鱼吃，晚上在草丛里睡觉，直到身上的衣服越来越短，甚至缝线都绽开了，她才决定去教堂找捐赠的衣服，可以说喜芭就是大自然里走出来的女儿。喜芭和自己的丈夫为主人干活的同时，又经营着自己的小块土地，为摆脱奴隶的身份而奋斗着。喜芭生于自然，长于自然，而后又取于自然，她始终与自然紧密相连。
三位女性都有自己的生活追求，无论是为我，还是为他。透过她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我们看到了三位坚强，隐忍，而又美麗的女性形象。她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她们的幸福是在务实的基础之上，是在现实生活里为着自己的地理空间和精神追求而顽强挣扎着，是追寻幸福的实践者。
三.人文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一）封闭与开放的生存环境
在作品中，三位女性处于截然不同的人文环境之中，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生存环境，这也是作品最突出的特点。
心珠，生长在封闭、落后又迷信的19世纪的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封建伦理早已经在她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她相信自己是“鬼上身”。因为幻觉，她便认定她的大嫂是一只狐狸精。在和学仪成亲之后，为了生孩子，心珠和传统的中国妇女一样，烧香拜佛。同时，心珠对基督教有极强的抵触情绪。心珠和丈夫去台城的礼拜堂，称传教士是“洋鬼子”，因此，心珠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妇女：胆小、迷信、愚昧。但是，在被罗渔夫逼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心珠和丈夫却没有任人宰割，他们选择自救。白天替大地主做工，晚上再种自己的田。有学者曾总结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三种女性形象：“第一种是绝代佳人，第二种是贤妻良母，第三种是侠女英雄。”①心珠正是“贤妻良母型”，她体现了真、善、美相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容，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的生活。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后来者居上，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芬妮，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文明的洗礼。她热爱自然科学，又懂得知识的力量。当吕金功因为在中国农村向老师提问受到批评而不敢提问芬妮时，她耐心地引导他、鼓励他。芬妮，代表着受到文化知识熏陶的新时代女性形象：知性、理智、优雅、落落大方。同时，她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将一切希望寄托于上帝，她认为只要虔诚的祈祷，就会得到上帝的帮助，而不是选择自主抗争。当阿吕最后成了一位基督徒，芬妮“我大声赞美信仰赢过罪恶，赞美经由耶稣--也只有耶稣--所带来的喜悦奇迹。”②芬妮并未从生活中学得支撑她独立生活的技能与足够的能力。 喜芭，生活在种族歧视严重，黑人遭受着严重的不平等的时期，她对现实有着极清醒的认识。1861-1865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奴隶制终于被废除，非裔黑人获得了自由。但是黑人如果想要得到应有的尊重，想要获得和白人完全相等的权利，却仍然是天方夜谭。喜芭在树林的时候，并没有祈祷上帝来拯救她，而是选择自救。她知道怎么找好吃的树根和梅子，她也知道怎么钓鱼。这样的童年经历，给了她倔强的性格和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喜芭反映了19世纪黑人的生存处境，更体现了黑人对自由的渴望和执着。因此，喜芭在作者笔下显得最为动人，她传达出了黑人对自由的向往，在她身上闪耀着自由主义的光辉、种族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
不同的生存环境，影响了人物不同的性格。心珠虽然愚昧、封建，可她同时也务实，一辈子勤勤恳恳。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农民特有的淳朴和善良，足以盖过她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喜芭在遭受种族歧视的不公正待遇之后，虽然没有对自己的雇主芬妮产生感恩之情，可是对于帮助她们夫妇的吕金功却一生都心存感激。芬妮虽然在病痛中离开人世，到死都没有得到吕金功的爱情，可是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思想开明。通过生存环境分析三位女性，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女性群体的肯定和关怀。
（二）男性社会视域下的女性形象
在作品中，一个显著的共通点是三位女性非常一致地都处于男性社会之中。“中西传统家庭都奉行父权制，这是人类历史发展有着共同走向和趋势的典型表现。”③在新时代，这一现象在慢慢改变，但是从文化的源头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男权文化根深蒂固。从男权文化的角度来看，女性在生育上承担过多的责任，导致其斗争的力量弱于男性。女性渐渐地处于被保护的地位，失去了独立，从而使得女性一致地都依赖于男性。因此，从男性社会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出三位女性的形象特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整个社会都是以单个的家庭为基础，而族又是家的扩大，家族更加体现着高度的男权制社会。当心珠胡言乱语，做噩梦的时候，心珠的母亲千方百计地瞒着心珠的父亲和哥哥，生怕他们知道女儿身上有不洁之物，并且不断地给心珠灌输要有合适的新郎，要生很多孩子的思想。婚后，夫家大哥大嫂不能生育，公公命令心珠将自己的孩子维燃送给大哥抚养，丈夫学仪也坚持把儿子给了大哥大嫂。在公公去世之后，大哥一手遮天，百般刁难心珠夫妇，最后，竟以婆婆的上吊自杀为心珠夫妇换来本该属于他们的家产。无论是心珠，还是后来吕金功守活寡的妻子爱玲，都是中国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都是男权威严之下缺乏独立的可怜女性。
在西方，男权文化也是古而有之。《圣经》开篇，上帝在创造世界的第六天造出了亚当，随即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出夏娃时，即认为女人来自于男人：“人就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④男权文化不仅出现在古老的《圣经》中，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是一以贯之，作品中塑造的受制于男权的女性形象特征分明，女性地位低下，服从于男性的局面在19世纪的美国仍然延续。在《木鱼歌》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即使是有钱，有地位的已婚女性，仍然没有选举权，甚至不能签订合同。当吕金功获得选举权时，辛西亚始终耿耿于怀。芬妮的姐姐在舅舅家有了喜欢的人，但父亲的一句召回，就让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芬妮的父亲极其节俭，姊妹三人没有任何经济支配权，芬妮想要帮助吕金功，想增加他的工资，却不敢向父亲提出有关的任何想法。直到父亲去世，芬妮继承遗产，她才获得自己遗产的支配权，并且义无反顾地和吕金功去了佛罗里达。即使是接受了知识教育的芬妮，仍然无法打破男权制的封建礼教。芬妮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追求，可在威严的父亲面前一切都黯然失色，父亲的权力具有不可反抗性。
喜芭，父母奴隶的经历留给她太多痛苦的折磨和无法消除的噩梦，再加上自己作为美国南部受歧视的黑人，势单力薄的喜芭在十五岁就和三十岁的吉姆结婚了。吉姆也是穷苦的黑人，可是吉姆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生活的希望。而这些东西，正是喜芭所缺少的。吉姆是一个向前看的人，而喜芭总是活在过去痛苦的回忆里，所以吉姆就是喜芭往前走的力量和方向的指引。如果没有吉姆，喜芭也许永远是一名黑人女仆，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即使是七年后，也不会有自己的四亩土地。喜芭不能离开吉姆而獨自生活，仅凭借她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因此也可以说喜芭是附属于吉姆，吉姆是她幸福的缔造者和捍卫者。
从男性社会的角度分析，我们看到了三位女性弱小、无助、缺乏独立的一面。她们在父亲，或者丈夫面前，显得力量单薄，只能退居其次。作者在作品中批判了男权文化带给女性的禁锢和伤害。不过，从男权的角度分析，在另一方面，心珠和学仪，芬妮和吕金功，喜芭和吉姆，他们互相汲取两性共同的力量，用积极的合力来组建新的生活，也体现出男权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这是不能忽视的。
四.身份抉择不同的女性形象
每一位女性在个体的发展中，都会重新塑造自己的女性身份，比如选择做独立的女性，或者成为妻子，或成为母亲。面对女性身份的重新选择，《木鱼歌》中三位女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她们有各自不同的态度，在不同选择的背后，隐藏着她们性格上的差异。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女人无条件地肩负着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中国神话里讲“女娲造人”，这一神话最先被记载的是东汉应劭所写的《风俗通义》，文中写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於縆泥中于举以为人。”⑤甚至在古代还曾出现过“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现象。女性的生殖能力被赋予最高的重视和神圣感，因此，传宗接代是每一位中国母亲最神圣的天职。
心珠，从未出嫁时，就被她的母亲教育要多生孩子。在明确了她的母性身份之后，先后生下了维灼、维燃、金功三个儿子，从此，孩子就成为了她的生命中心。心珠对孩子的爱无微不至，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除了对自己孩子的重视，对孙儿，心珠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祖母对孙儿特殊的情感。宁愿把自己刚出生的孙子捂死，也不愿意送给维燃而被惯坏。当他们的孙子小虎没有挺过饥荒而去世，儿媳满荷生下一对双胞胎孙女时，他们心中却充满遗憾不是男孩，认为姑娘家最终会嫁人，是天生的赔钱货。在面对母性身份时，心珠选择了正视自己的身份，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她顺应自然，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可她的爱却不是占有欲，不是自私自利，在她的身上，始终闪耀着母性伟大的光辉。 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思潮也与时俱进，女人逐渐走出家门，摆脱家庭主妇的标签，拥有了独立的人格。自由主義思潮盛行于整个社会。在这个背景下，芬妮选择了做独立的女性，选择回归女性本身。笔者认为，在芬妮身上，体现了明显的自由主义思想。芬妮，一生未婚未育。西方强调两性忠诚，而非道德的约束，使得西方女性相对来说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首先，在外人看来，她是吕金功的老师，更是他的妈妈。因此，至少芬妮在名义上是一位母亲。可是从一开始，芬妮就对吕金功表现出超越母亲的感情。芬妮展现更多的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关系的萌芽，这就体现了芬妮从自我感情出发的个人主义。
即使年龄差距大，可是芬妮却还是喜欢上了吕金功。她会为跟吕金功的散步做一些特别的准备，比如在帽子上系着蝴蝶结，腰带上插一朵落花。在西方的家庭文化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更加强调其平衡性。《圣经故事》中，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羞耻之心，在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首要的问题是他们发现自己需要衣服，并且在离开的路上他们总是相伴而行，互不分离。所以芬妮没有站在伦理道德的位置，认为自己应该本分的做一名老师或者慈祥的母亲，她站在女性自我的角度，承认自己的欲望，更加看重两个人的精神平衡。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女性觉醒的标志，在芬妮看来，她平等的享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与他人并无不同。这又体现了她自由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芬妮没有被固化的伦理道德所束缚，在思想上她更具有主权意识和自我意识，体现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在扩大吕金功的果园时，她认为那是“一个以爱至上的庇护所。”当吕金功选择回国，她又埋葬了自己的梦想，抑制住了自己的欲望，为爱做出自我牺牲。即使到最后一刻，吕金功仍然把她当做母亲，甚至喜欢上了另一个姑娘，她也没有任何怨恨。后期，芬妮小姐身体越来越差，可是她一直顽强地挣扎着，爱情是她活下去的力量，是她现世的希望和动力。在母性身份和女性自我价值之间，她选择了女性的自我身份，取得了独立的女性人格，没有任何从属性。
喜芭，十五岁结婚，由女性身份转向了妻子的身份，但她却始终没有生孩子，放弃了母性身份。在作品中，她总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吉姆买下芬妮小姐的一小块地，想要种自己的果园，而喜芭起初不相信他们会有自己的果园，会有时间种自己的地，一直处于抗拒状态。吉姆乐观勤劳，向往自由，想要生一堆小萝卜头，而喜芭却总是因为噩梦缠身，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再做奴隶，被人瞧不起而不愿意生小孩，偷偷吃着自己煮的避孕药水。现实过于强大，种族歧视过于严重，最终喜芭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权利。
林露德笔下的喜芭和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夕阳》中的黑人妇女雷切尔大婶有着近似的遭遇。雷切尔被学者推测是文中“耶稣”的母亲，可她却因地位低下，而无奈地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同样，喜芭也含糊了她的母性身份，始终处于矛盾的挣扎之中，时而渴望生孩子，时而又恐惧孩子，她不相信她们的孩子能摆脱做奴隶的命运。即使母爱可以赋予女性强大的力量，可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喜芭最终选择了退缩。喜芭，以及千千万万的黑人，都受到了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的残害。喜芭代表着千千万万的穷苦黑人母亲，体现了黑人母性身份的缺失。
不能否认，心珠和喜芭也正视自我，她们也拥有了爱情，但是她们的爱情更多的是建立在亲情和伦理道德之上。心珠结婚生子，只因女大当嫁，全凭父母做主。喜芭孤苦伶仃，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后盾，所以十五岁就选择结婚。芬妮的爱情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显现，这也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每一位女性都有选择幸福的权利，每一位女性都有享受天伦之乐的资格，每一位女性都应得到尊重和重视，在关注女性生存环境的同时，更应呼吁她们思想上的解放和进步。
《木鱼歌》“是中国南方妇女在有节奏的木鱼声伴奏下所唱的哀歌，悲叹金山客妻子、情人的命运。”⑥本部小说以《木鱼歌》为名，以三个女性的故事构成整部小说的叙述主题。在向读者展示吕金功真实故事的同时，又展现了不同种族女性共通又独特的魅力，她们在苦难中成长，她们柔弱而又伟大，她们在大地上繁衍后代，延续着人类的文明。《木鱼歌》，是一首对女性最美的赞歌，更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品。它继承二十世纪华裔作家的传统，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描写华人移民的美国生活，歌颂他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可它又饱含深情，以理解、包容的眼光看待种族平等、自由;以更加细腻的笔触，去探寻更为隐秘的情感。我们必须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文化交融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才能使得人类文明源远流长。
注 释
①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285页。
②（美）林露德：《木鱼歌》冯品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版，第106页。
③杨虹：《从中西传统家庭模式看中西文化异同》，太原：《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11月第9期，第47页。
④（美）阿瑟·马克斯威尔：《圣经故事》，杨佑方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版，第21页。
⑤（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60版，第356页。
⑥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86页。
参考文献
[1]（美）林露德：《木鱼歌》冯品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版。
[2]郭英剑，王凯，冯元元：《美国华裔文学评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版。
[3]（美）尹晓煌：《精编美国华裔文学史》，徐颖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版。
[4]（美）林露德：《木鱼歌》冯品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版。
[5]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