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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一辈人对多舛命运不甘心，不服输；对金钱不热衷，不贪婪；对闲适生活不追求不向往。他们在创造中找到了自我，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我外婆有三儿一女，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茅于轼、茅于杭、茅于海。他们兄妹四人年龄相差不大，关系也很融洽。我在外婆家长大，和舅舅们的关系非常亲近，也会经常和同学们炫耀我的舅舅们。
解放初期，我母亲和她的兄弟们仅有十几岁，大舅舅也刚二十出头。像当时中国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全是热血青年，对社会主义充满理想。当时大力提倡学苏联，提出的口号是“一边倒”。我外婆常唠叨的一句话是：不是说站起来了吗？怎么又“一边倒呢”？别看外婆是家庭妇女，这话说得既幽默又到位。记得当时正就读清华大学的小舅舅茅于海为了帮助外婆赶上形势，送了她一本苏联作家高尔基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小说《母亲》。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母亲，真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实业救国的外祖父茅以新
我母亲和舅舅们出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正是中国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时代。我的外祖父茅以新，是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的弟弟，学的是工程。当时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使中国摆脱贫困强盛起来，认为唯有发展工业，创办企业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实业救国梦。外祖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立志不经商不教书不做官而是创办实业。
但很快，外祖父这些不谙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们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他不得不放弃创办实业的打算而找到了一份铁路上的工作，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我母亲和舅舅们跟着父母不断转学，一家人饱受战乱和迁移之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家才算安定下来，一家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未来和新中国一样无限美好，这就是舅舅们当时的心态。然而现实是冷酷的，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处境更加严峻：一浪高过一浪的内部斗争取代了外族侵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令人心惊胆战。想起昆德拉那句名言：“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记得外祖父当年被下放到甘肃黄羊滩时，他的工作是烧锅炉，一边烧锅炉一边学唱革命歌曲，因为他喜欢音乐，从一些曲调较优美的革命歌曲中得到一种享受。再说那个年代也不允许唱非革命歌曲，聊胜于无。在文化荒芜的年代中，优美的曲调能给人带来一丝精神安慰。
回北京后他还学拉手风琴，我跟着他一起学，当时我们祖孙俩学得非常认真，还拜师学艺，最后居然能拉出几支曲子。在那个年代这是我们的一大乐趣。
经济学家茅于轼
大舅舅茅于轼1929年出生，属龙。我外祖父母均属虎，为了避免“龙虎斗”，所以给我大舅舅起个小名叫“虎儿”，既然是老虎的儿子，就不会龙虎斗了。1950年大舅舅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他们这一代人和我外祖父那一代人虽然是学理工出身，但国学底子都很好，这得益于中小学打下的古文基础。
大舅舅在学校里对文体也很热衷，各项运动成绩都不错，尤其是长跑和体操。在上海交大二年级时他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火炬接力赛。我从小不爱运动，记得大舅舅经常对我说不运动是不行的，对各方面的成长都不利。他也非常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他的儿子茅为星，六七岁时曾被他爸爸逼着学拉小提琴。我表弟对小提琴兴趣不大，在他爸的强迫下，只好哭哭啼啼地学。大舅舅还精通古文，酷爱唐诗，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也逼着儿子背唐诗，我外婆外公有时心疼孙子就会出面阻止他，但他说打好古文基础，今后无论做什么都会受益匪浅。
1957年大舅舅因看到当时中国物资供应紧张，提出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节经济。可以说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对市场及价格给予较多的关注。但反右运动的风浪很快劈头盖脸而来，他成了一条被引出蛇洞的“蛇”。划成右派后他被送到北京东郊环行铁道试验线当了一名养路工。
1960年大舅舅又被下放到山东滕县，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他饿得全身浮肿，每天以树皮草根和蚂蚱度日。这使他对经济问题产生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大饥荒？人为因素是肯定的，但如何造成的？为此我曾经同他有过讨论，我同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他认为，专制不民主的政权是大饥荒的制造者，但大舅舅另有观点，他说发生饥荒的原因是没有粮食市场，粮食从稀缺的地方运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只要有了粮食市场就不会发生饥荒。
此后的“文革”，我们一家同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十年时间并不很长，但在那个年月却给人以漫漫无期的感觉。“文革”一开始，大舅舅上了“危险分子”名单，被发配到山西大同机车厂劳动。
1984年，大舅舅从铁道科学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这一年他已经55岁。但年龄并没有妨碍他跨入新的研究领域，反而使他更增添了向新学科迈进的决心。
大舅舅很快得到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出国访问进修对他们这一代大半辈子被关在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大舅舅从此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一发不可收。
经历过极度的物质匮乏，曾在死亡边缘挣扎并被莫须有罪名几番折磨的大舅舅，成为经济学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时大舅舅就持支持态度，而我们包括大舅妈在内都极力反对。大舅舅却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从价格改革入手。纵观他这些年的经济研究成果，也都是围绕价格和市场问题的论述。
大舅舅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提出择优分配原理。他认为，当代的经济学家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关系。他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证明了通过市场使资源配置合理，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社会财富。
他对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它还包括很多传统的观念。一个真正的市场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上，没有真正的平等就谈不上真正的交换。他从这一点出发，揭示出社会上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现象。比如，尚在盛行的特权思想，藐视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竞争规则的不平等，有合理规则也不遵守的不道德行为。他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妨碍人民致富的。
除此之外，大舅舅还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各项活动。他对中国政治改革、农民脱贫等问题都给予非常多的关注，并且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实事。1993年已从社科院退休的他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今天的天则所在国内外已经小有名气。他还帮助农村搞小额贷款，并于2002年创办了旨在帮助农民脱贫的保姆学校，是年他已73岁。
大舅舅说他从55岁正式改行搞经济，到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从没想到要退休。直到现在他也只是想减轻工作量，并不想解甲归田，过养花种草的日子。因为此前他耽误的时间太多了，现在是追回失去时间的时候。他告诫人们，今天的中国在发展的时候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走持续发展的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有用合法手段占据更多资源的权利。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将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那么再加两个地球也是不够的。
盲人计算机发明者茅于杭
二舅舅是我外婆的二儿子。二舅舅夹在他们兄妹中间，成了家中比较受忽视的孩子。但他最孝顺，对父母非常敬重又耐心。我记得外婆晚年时，眼睛因白内障什么也看不见，耳聋也很厉害，二舅舅每次来看望她都很耐心听她讲话并大声地回答她的问题。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校教书。文革期间他是兄妹中唯一没有被下放到农村的大学教师。当时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提倡所谓开门办学，二舅舅带领几名老工人先后进了几家小工厂，一边教学一边给工厂搞技术革新。老工人们文化程度低，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年龄又不轻了，硬要他们上大学，对学的一方和教的一方都是件苦差事。但二舅舅特别耐心，从最基础的东西讲起，因此这些工人都对他很满意。他教的工农兵学员直到现在都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他大胆改行，搞起了计算机专业。他看准了中文计算机这一行，先从汉字编码入手，设计了拼音联想码，又开发了汉语语音合成系统，让计算机说出中国话，这些在国内都是当时最领先的。可以说最早实现汉字编码系统、最早实现汉字语音合成的都是他领导的实验室完成的。
大概是90年代初，他发现上述两种技术能帮助盲人解决写汉字、读汉字难的问题，于是他主动同北京盲校联系，向老师们介绍如何用计算机来教盲童学汉字，同时给他们提供软件和计算机设备。他的影响逐渐在全国传播，现在全国有近二十所盲校用了他们开发的软件。对盲人来说，能够使用计算机，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汉字与正常人进行书面交流，而以前他们仅限于用盲文与人交流。很多盲人在学会使用计算机后开始记日记，还学会给家人写信。盲人学会计算机后还能上网浏览，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以及对外界的认识。
近年来二舅舅还和他的学生一起开发了盲文点字显示器，比进口的盲文显示器要便宜四倍。这项产品已引起港台地区以及国外商家的极大兴趣。很多人都前来询问或订购，他们已经有些应接不暇了。
1999年，二舅舅来法国开会期间，我曾陪他去参观法国一所盲人学校，他为法国盲人的福利之高，政府及社会对残疾人的帮助之多深有感触。他说中国盲人有八千多万，全盲的有三百多万，其中有条件上学读书的仅有几万人，能够上大学的更少得可怜。其实盲人很聪明，如果我们帮助和关心他们，他们会回报社会，对社会做出贡献。盲人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和进步水平。什么时候盲人的地位提高了，说明中国现代化才真正实现了。
二舅舅性格非常随和也特别乐观。无论在什么处境中他都能找到积极和光明的一面。他从来都和我们打成一片，我和表弟妹们非常喜欢他来家里，他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好玩的话跟我们说。他也喜爱音乐，虽然不精，但什么乐器都会玩两下，且活到老学到老。有一次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学拉小提琴。在音乐学院工作的表舅送了他一把小提琴，73岁的二舅舅便学了起来，而68岁的二舅妈在学弹钢琴。我着实为他们的“找乐”精神所感动。
科学家茅于海
1984年，小舅舅茅于海发明的自适应捷变频雷达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一等奖，当时这是我们全家一件大喜事。小舅舅取得发明奖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从小就喜欢动脑筋，聪明过人，是兄弟姐妹中最聪颖的一个。
二舅舅回忆说，他小时候就读的柳州小学有一个老师对学生惩罚特别严厉，当时我外公是机修厂的厂长，但当小舅舅不遵守纪律时，老师“秉公执法”照样惩罚小舅舅。但老师还是手下留情，只是轻轻打一下手掌，不像对其他孩子那样重重打手板。可我小舅舅不依不饶，大声叫嚷，而且回家还向我外婆哭诉。外婆怎容得人家惩罚爱子，于是立刻找到学校，同老师讲理。
小舅舅同我母亲姐弟俩在一起的时间较多，因此，我母亲的朋友自然也成了他的朋友。母亲从小到大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大都是女性。只要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小舅舅就从心里盘算，并对家里人说，长大了我要娶她。他的这句话成了日后兄妹和父母开他玩笑的把柄。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小舅舅也留校了。当时因为他是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成了清华校长蒋南翔的“红人”。当时，他黑天白夜不知疲倦地工作得了胃病。外婆实在看不过去，就给蒋南翔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这样让他不顾自己地工作。蒋南翔知道以后，马上安排他到小汤山去休养，当时在校内传为佳话。
“文革”开始后，校长被打倒，他自然受到牵连。1969年小舅舅夫妇双双被发送到了江西鲤鱼州农场。在农场每日要下水田做农活，他因此被感染了血吸虫病，至今没有完全治好。
当年南昌要建电视台，一打听，原来全国顶尖的电视专家正在本省的稻田里插秧，于是他就被直接从水田里拉了回来，被请去担任了江西省电视大会战的技术总指挥。他拼命地干了一年，把江西电视台从无到有地建了起来。
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有很多海外关系，就再也不让他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嫌分子，进行了很长时期的审查。
小舅舅很不服气，他想，你们不让我接触保密工作，我去图书馆看书总可以吧？于是他就每天跑图书馆、专利局，寻找各种公开的“保密资料”，写出了《频率捷变雷达》。谁知道分校领导知道以后，又说他不安分守己工作，写书是为名为利，不但不准他出版，还开会批判他。
“文革“以后，荒废了10年业务的知识分子，忽然发现原来自己的业务早就落后于国际水平不知道多少年。这时候小舅舅不分白天黑夜地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经过多少的不眠之夜，在他负责的雷达技术方面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他的那本被批判的书也得以出版，出版以后第二年，竟然被美国国防部全文翻译。
1990年，小舅舅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接着他发明了通过普通电话线可以进行同时通数据和通话的方法，被国际电信联盟特邀参与制定有关的国际标准。
90年代中期，他被美国著名的ESS（亿世）公司聘为首席科学家。在亿世公司工作的几年中，小舅舅发明了交互式VCD，被称为VCD3.0，后来被中国电教中心制定为VCD-ROM标准，后来他又参与了中国电子部制定超级VCD 标准的工作，接着还主持开发了亿世公司关于数字多媒体广播电视机顶盒的全套技术，同时为中国数据广播标准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
1998年我和丈夫赴美去看望小舅舅和小舅妈。当时他们两人均供职于美国亿世公司，子女也都在美国定居。我本以为小舅舅将在美国安居乐业不会再回中国。没想到进入21世纪以后，小舅舅以古稀之年带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的大量经验和新的想法回到国内，正在积极筹备着设计与制造中国自己的电视芯片。
我问小舅舅为什么出国这么久又选择了回国之路。小舅舅说，第一，他喜欢创新，不喜欢守旧而平静的生活，而今天的中国正是创业者的新天地；第二，他觉得还是在中国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写了舅舅，不应忘掉舅妈们。我的三个舅妈都极有特色。大舅妈非常漂亮，当年是苏州城的美人。现在家中来了生客，大舅舅会拿出大舅妈年轻时的照片给客人看。有时大舅妈不愿意拿，大舅舅还催促她快去拿来。大舅妈对大舅舅的生活起居一应照顾周全，现在更成了大舅舅的工作秘书，从订机票到安排日程表、办理出国手续都是大舅妈代劳。
二舅妈也不是等闲之辈，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务事全包下来，有时间还去二舅舅的实验室，拿一把小锉刀，帮他们挫盲人点字机的机壳的毛刺（加工工艺太差，每次要再加工）。
小舅妈则是才女一个，文理双通，还精通英文、俄文和法文。她虽然在清华大学学的是电子，但对文学很精通。小时候我受她启蒙，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给我们讲王尔德、狄更斯、普希金、儒勒·凡尔纳……在当时文化禁忌，知识贫瘠的年代，似给我们饥渴的心灵中浇灌了甘露。我后来到法国留学，第一件事就去买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一叹生不逢时，再叹时乖运蹇，我曾经为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失去上学的机会哀叹过。但比较起来，我们上一代人的命运更为坎坷。今天我突然明白，时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改变不了人内心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今天的时代变了，环境好了，可是照样有许多人不珍惜生命，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更有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大大小小贪婪之辈，将有限的生命交付给魔鬼。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那部《失明症漫记》的前言中这样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盲人，只有因盲目而失明的人。”学会在黑暗中睁亮眼睛，也要学会在光明中睁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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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与茅以新
先祖鲁周公，世居河南汴梁（今开封），南宋初年，定居于丹徒（今镇江）。祖父茅谦与谭嗣同友善，曾参与变法。父亲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1896年1月，茅以升出生。考虑到南京是东南文教中心，1896年10月，茅谦决定举家迁居南京。1902年6月茅以新出生。
茅以升（1896-1989），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著名的桥梁专家，一生学桥、造桥、写桥。
茅以新（1902-1990），美国普渡大学铁道机械系硕士，著名的铁道工程学家，为中国铁路事业奉献一生。
我外婆有三儿一女，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茅于轼、茅于杭、茅于海。他们兄妹四人年龄相差不大，关系也很融洽。我在外婆家长大，和舅舅们的关系非常亲近，也会经常和同学们炫耀我的舅舅们。
解放初期，我母亲和她的兄弟们仅有十几岁，大舅舅也刚二十出头。像当时中国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全是热血青年，对社会主义充满理想。当时大力提倡学苏联，提出的口号是“一边倒”。我外婆常唠叨的一句话是：不是说站起来了吗？怎么又“一边倒呢”？别看外婆是家庭妇女，这话说得既幽默又到位。记得当时正就读清华大学的小舅舅茅于海为了帮助外婆赶上形势，送了她一本苏联作家高尔基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小说《母亲》。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母亲，真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实业救国的外祖父茅以新
我母亲和舅舅们出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正是中国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时代。我的外祖父茅以新，是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的弟弟，学的是工程。当时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使中国摆脱贫困强盛起来，认为唯有发展工业，创办企业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实业救国梦。外祖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立志不经商不教书不做官而是创办实业。
但很快，外祖父这些不谙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们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他不得不放弃创办实业的打算而找到了一份铁路上的工作，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我母亲和舅舅们跟着父母不断转学，一家人饱受战乱和迁移之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家才算安定下来，一家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未来和新中国一样无限美好，这就是舅舅们当时的心态。然而现实是冷酷的，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处境更加严峻：一浪高过一浪的内部斗争取代了外族侵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令人心惊胆战。想起昆德拉那句名言：“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记得外祖父当年被下放到甘肃黄羊滩时，他的工作是烧锅炉，一边烧锅炉一边学唱革命歌曲，因为他喜欢音乐，从一些曲调较优美的革命歌曲中得到一种享受。再说那个年代也不允许唱非革命歌曲，聊胜于无。在文化荒芜的年代中，优美的曲调能给人带来一丝精神安慰。
回北京后他还学拉手风琴，我跟着他一起学，当时我们祖孙俩学得非常认真，还拜师学艺，最后居然能拉出几支曲子。在那个年代这是我们的一大乐趣。
经济学家茅于轼
大舅舅茅于轼1929年出生，属龙。我外祖父母均属虎，为了避免“龙虎斗”，所以给我大舅舅起个小名叫“虎儿”，既然是老虎的儿子，就不会龙虎斗了。1950年大舅舅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他们这一代人和我外祖父那一代人虽然是学理工出身，但国学底子都很好，这得益于中小学打下的古文基础。
大舅舅在学校里对文体也很热衷，各项运动成绩都不错，尤其是长跑和体操。在上海交大二年级时他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火炬接力赛。我从小不爱运动，记得大舅舅经常对我说不运动是不行的，对各方面的成长都不利。他也非常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他的儿子茅为星，六七岁时曾被他爸爸逼着学拉小提琴。我表弟对小提琴兴趣不大，在他爸的强迫下，只好哭哭啼啼地学。大舅舅还精通古文，酷爱唐诗，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也逼着儿子背唐诗，我外婆外公有时心疼孙子就会出面阻止他，但他说打好古文基础，今后无论做什么都会受益匪浅。
1957年大舅舅因看到当时中国物资供应紧张，提出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节经济。可以说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对市场及价格给予较多的关注。但反右运动的风浪很快劈头盖脸而来，他成了一条被引出蛇洞的“蛇”。划成右派后他被送到北京东郊环行铁道试验线当了一名养路工。
1960年大舅舅又被下放到山东滕县，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他饿得全身浮肿，每天以树皮草根和蚂蚱度日。这使他对经济问题产生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大饥荒？人为因素是肯定的，但如何造成的？为此我曾经同他有过讨论，我同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他认为，专制不民主的政权是大饥荒的制造者，但大舅舅另有观点，他说发生饥荒的原因是没有粮食市场，粮食从稀缺的地方运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只要有了粮食市场就不会发生饥荒。
此后的“文革”，我们一家同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十年时间并不很长，但在那个年月却给人以漫漫无期的感觉。“文革”一开始，大舅舅上了“危险分子”名单，被发配到山西大同机车厂劳动。
1984年，大舅舅从铁道科学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这一年他已经55岁。但年龄并没有妨碍他跨入新的研究领域，反而使他更增添了向新学科迈进的决心。
大舅舅很快得到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出国访问进修对他们这一代大半辈子被关在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大舅舅从此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一发不可收。
经历过极度的物质匮乏，曾在死亡边缘挣扎并被莫须有罪名几番折磨的大舅舅，成为经济学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时大舅舅就持支持态度，而我们包括大舅妈在内都极力反对。大舅舅却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从价格改革入手。纵观他这些年的经济研究成果，也都是围绕价格和市场问题的论述。
大舅舅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提出择优分配原理。他认为，当代的经济学家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关系。他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证明了通过市场使资源配置合理，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社会财富。
他对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它还包括很多传统的观念。一个真正的市场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上，没有真正的平等就谈不上真正的交换。他从这一点出发，揭示出社会上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现象。比如，尚在盛行的特权思想，藐视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竞争规则的不平等，有合理规则也不遵守的不道德行为。他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妨碍人民致富的。
除此之外，大舅舅还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各项活动。他对中国政治改革、农民脱贫等问题都给予非常多的关注，并且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实事。1993年已从社科院退休的他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今天的天则所在国内外已经小有名气。他还帮助农村搞小额贷款，并于2002年创办了旨在帮助农民脱贫的保姆学校，是年他已73岁。
大舅舅说他从55岁正式改行搞经济，到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从没想到要退休。直到现在他也只是想减轻工作量，并不想解甲归田，过养花种草的日子。因为此前他耽误的时间太多了，现在是追回失去时间的时候。他告诫人们，今天的中国在发展的时候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走持续发展的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有用合法手段占据更多资源的权利。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将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那么再加两个地球也是不够的。
盲人计算机发明者茅于杭
二舅舅是我外婆的二儿子。二舅舅夹在他们兄妹中间，成了家中比较受忽视的孩子。但他最孝顺，对父母非常敬重又耐心。我记得外婆晚年时，眼睛因白内障什么也看不见，耳聋也很厉害，二舅舅每次来看望她都很耐心听她讲话并大声地回答她的问题。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校教书。文革期间他是兄妹中唯一没有被下放到农村的大学教师。当时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提倡所谓开门办学，二舅舅带领几名老工人先后进了几家小工厂，一边教学一边给工厂搞技术革新。老工人们文化程度低，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年龄又不轻了，硬要他们上大学，对学的一方和教的一方都是件苦差事。但二舅舅特别耐心，从最基础的东西讲起，因此这些工人都对他很满意。他教的工农兵学员直到现在都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他大胆改行，搞起了计算机专业。他看准了中文计算机这一行，先从汉字编码入手，设计了拼音联想码，又开发了汉语语音合成系统，让计算机说出中国话，这些在国内都是当时最领先的。可以说最早实现汉字编码系统、最早实现汉字语音合成的都是他领导的实验室完成的。
大概是90年代初，他发现上述两种技术能帮助盲人解决写汉字、读汉字难的问题，于是他主动同北京盲校联系，向老师们介绍如何用计算机来教盲童学汉字，同时给他们提供软件和计算机设备。他的影响逐渐在全国传播，现在全国有近二十所盲校用了他们开发的软件。对盲人来说，能够使用计算机，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汉字与正常人进行书面交流，而以前他们仅限于用盲文与人交流。很多盲人在学会使用计算机后开始记日记，还学会给家人写信。盲人学会计算机后还能上网浏览，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以及对外界的认识。
近年来二舅舅还和他的学生一起开发了盲文点字显示器，比进口的盲文显示器要便宜四倍。这项产品已引起港台地区以及国外商家的极大兴趣。很多人都前来询问或订购，他们已经有些应接不暇了。
1999年，二舅舅来法国开会期间，我曾陪他去参观法国一所盲人学校，他为法国盲人的福利之高，政府及社会对残疾人的帮助之多深有感触。他说中国盲人有八千多万，全盲的有三百多万，其中有条件上学读书的仅有几万人，能够上大学的更少得可怜。其实盲人很聪明，如果我们帮助和关心他们，他们会回报社会，对社会做出贡献。盲人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和进步水平。什么时候盲人的地位提高了，说明中国现代化才真正实现了。
二舅舅性格非常随和也特别乐观。无论在什么处境中他都能找到积极和光明的一面。他从来都和我们打成一片，我和表弟妹们非常喜欢他来家里，他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好玩的话跟我们说。他也喜爱音乐，虽然不精，但什么乐器都会玩两下，且活到老学到老。有一次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学拉小提琴。在音乐学院工作的表舅送了他一把小提琴，73岁的二舅舅便学了起来，而68岁的二舅妈在学弹钢琴。我着实为他们的“找乐”精神所感动。
科学家茅于海
1984年，小舅舅茅于海发明的自适应捷变频雷达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一等奖，当时这是我们全家一件大喜事。小舅舅取得发明奖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从小就喜欢动脑筋，聪明过人，是兄弟姐妹中最聪颖的一个。
二舅舅回忆说，他小时候就读的柳州小学有一个老师对学生惩罚特别严厉，当时我外公是机修厂的厂长，但当小舅舅不遵守纪律时，老师“秉公执法”照样惩罚小舅舅。但老师还是手下留情，只是轻轻打一下手掌，不像对其他孩子那样重重打手板。可我小舅舅不依不饶，大声叫嚷，而且回家还向我外婆哭诉。外婆怎容得人家惩罚爱子，于是立刻找到学校，同老师讲理。
小舅舅同我母亲姐弟俩在一起的时间较多，因此，我母亲的朋友自然也成了他的朋友。母亲从小到大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大都是女性。只要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小舅舅就从心里盘算，并对家里人说，长大了我要娶她。他的这句话成了日后兄妹和父母开他玩笑的把柄。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小舅舅也留校了。当时因为他是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成了清华校长蒋南翔的“红人”。当时，他黑天白夜不知疲倦地工作得了胃病。外婆实在看不过去，就给蒋南翔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这样让他不顾自己地工作。蒋南翔知道以后，马上安排他到小汤山去休养，当时在校内传为佳话。
“文革”开始后，校长被打倒，他自然受到牵连。1969年小舅舅夫妇双双被发送到了江西鲤鱼州农场。在农场每日要下水田做农活，他因此被感染了血吸虫病，至今没有完全治好。
当年南昌要建电视台，一打听，原来全国顶尖的电视专家正在本省的稻田里插秧，于是他就被直接从水田里拉了回来，被请去担任了江西省电视大会战的技术总指挥。他拼命地干了一年，把江西电视台从无到有地建了起来。
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有很多海外关系，就再也不让他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嫌分子，进行了很长时期的审查。
小舅舅很不服气，他想，你们不让我接触保密工作，我去图书馆看书总可以吧？于是他就每天跑图书馆、专利局，寻找各种公开的“保密资料”，写出了《频率捷变雷达》。谁知道分校领导知道以后，又说他不安分守己工作，写书是为名为利，不但不准他出版，还开会批判他。
“文革“以后，荒废了10年业务的知识分子，忽然发现原来自己的业务早就落后于国际水平不知道多少年。这时候小舅舅不分白天黑夜地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经过多少的不眠之夜，在他负责的雷达技术方面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他的那本被批判的书也得以出版，出版以后第二年，竟然被美国国防部全文翻译。
1990年，小舅舅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接着他发明了通过普通电话线可以进行同时通数据和通话的方法，被国际电信联盟特邀参与制定有关的国际标准。
90年代中期，他被美国著名的ESS（亿世）公司聘为首席科学家。在亿世公司工作的几年中，小舅舅发明了交互式VCD，被称为VCD3.0，后来被中国电教中心制定为VCD-ROM标准，后来他又参与了中国电子部制定超级VCD 标准的工作，接着还主持开发了亿世公司关于数字多媒体广播电视机顶盒的全套技术，同时为中国数据广播标准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
1998年我和丈夫赴美去看望小舅舅和小舅妈。当时他们两人均供职于美国亿世公司，子女也都在美国定居。我本以为小舅舅将在美国安居乐业不会再回中国。没想到进入21世纪以后，小舅舅以古稀之年带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的大量经验和新的想法回到国内，正在积极筹备着设计与制造中国自己的电视芯片。
我问小舅舅为什么出国这么久又选择了回国之路。小舅舅说，第一，他喜欢创新，不喜欢守旧而平静的生活，而今天的中国正是创业者的新天地；第二，他觉得还是在中国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写了舅舅，不应忘掉舅妈们。我的三个舅妈都极有特色。大舅妈非常漂亮，当年是苏州城的美人。现在家中来了生客，大舅舅会拿出大舅妈年轻时的照片给客人看。有时大舅妈不愿意拿，大舅舅还催促她快去拿来。大舅妈对大舅舅的生活起居一应照顾周全，现在更成了大舅舅的工作秘书，从订机票到安排日程表、办理出国手续都是大舅妈代劳。
二舅妈也不是等闲之辈，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务事全包下来，有时间还去二舅舅的实验室，拿一把小锉刀，帮他们挫盲人点字机的机壳的毛刺（加工工艺太差，每次要再加工）。
小舅妈则是才女一个，文理双通，还精通英文、俄文和法文。她虽然在清华大学学的是电子，但对文学很精通。小时候我受她启蒙，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给我们讲王尔德、狄更斯、普希金、儒勒·凡尔纳……在当时文化禁忌，知识贫瘠的年代，似给我们饥渴的心灵中浇灌了甘露。我后来到法国留学，第一件事就去买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一叹生不逢时，再叹时乖运蹇，我曾经为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失去上学的机会哀叹过。但比较起来，我们上一代人的命运更为坎坷。今天我突然明白，时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改变不了人内心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今天的时代变了，环境好了，可是照样有许多人不珍惜生命，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更有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大大小小贪婪之辈，将有限的生命交付给魔鬼。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那部《失明症漫记》的前言中这样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盲人，只有因盲目而失明的人。”学会在黑暗中睁亮眼睛，也要学会在光明中睁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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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与茅以新
先祖鲁周公，世居河南汴梁（今开封），南宋初年，定居于丹徒（今镇江）。祖父茅谦与谭嗣同友善，曾参与变法。父亲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1896年1月，茅以升出生。考虑到南京是东南文教中心，1896年10月，茅谦决定举家迁居南京。1902年6月茅以新出生。
茅以升（1896-1989），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著名的桥梁专家，一生学桥、造桥、写桥。
茅以新（1902-1990），美国普渡大学铁道机械系硕士，著名的铁道工程学家，为中国铁路事业奉献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