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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性学家潘绥铭、黄盈盈合著的《性之变》出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呈现了2000年、2006年与2010年三次进行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的针对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调查研究成果。
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一些很出乎人们的意料。性观念、性欲、性生活、性技巧等，以及婚外情、一夜情、找“小姐”等各种非主流的性关系，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从潘绥铭到李银河，从马尔库塞到何春蕤，一批性学先驱给我们提供了剖析性和情感的视角。
□苏杨
潘绥铭：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
10年前，潘绥铭做田野调查，与小姐们打成一片，身披“只身闯入红灯区”的传奇色彩，引来“调查小姐，那得嫖多少回啊？”的复杂惊叹。当他写出聚焦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存在与荒谬》时，报纸打出的标题是“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
他对学术的严谨被不少东西遮蔽了，譬如他“什么阶层也不是”的跑江湖架势，他的翻眼冷笑，他的语出惊人。有人称他“人大那个家里好多毛片的教授”，但读过他的书的人能够体会他在方法设计、改进、反省检讨上所下的功夫。
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小姐也是人”，以至于一度，有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性工作者在网上口口相传：“你一定要记住潘绥铭这个名字。”一位接受过他访问的妈咪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他也回报以很高的职业尊重：“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调查时，他待她们，就像“对待女同事一样”。不管这是不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策略，这确是接近“真实”的阶梯。
有过这番经历，潘绥铭比较知道怎样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说出他们的“性”。2000年，他就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会再见了），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
2006年7月到11月，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8岁至61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随机抽取21个省市的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实际接触7553人，大约1500人不愿参加，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
潘绥铭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黄盈盈任副所长。论及性社会学研究，潘绥铭常提到“性革命”这一概念。他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是：“革命就是急剧的改变。急，发生在短时期内；剧，改变的幅度大。革命对应于改良、渐进、进步、发展等等。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中性词，没有政治含义，例如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等。”
潘绥铭对现实之变乐观其成，接受采访时，他说：“最近十年中，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例如‘性福’、‘一夜情’、‘MB’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可惜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基本上是闭目塞听，仍然沉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道德判断之中，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新概念。这样的所谓‘学术’，跟生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不要也好。”
性的开放：金钱买性与新技术的“虚拟现实”
“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伟大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显出来。如果男性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唯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而最近10年，一场从未有过的性开放运动正在展开。
亲密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生存体验。在传统上，它被认为只能从非商业的人际关系中，而且运用非商业的手段来获取与维系。所谓“金钱买不来爱情”说的就是这一特质。那么，亲密消费的当事人究竟是如何克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尴尬，从商业化的租购行为中去获得亲密的享受呢？
北京一带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男性中流传一个描绘“三陪”服务的顺口溜：“‘小姐’摸摸先生的手，先生的心儿在颤抖；先生摸摸‘小姐’的手，二百块钱她拿走；回家摸摸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这里面，没有性，也没有多少人际关系，却有一种亲密，而且只能用钱来换取。笔者在对于“男客”的定性访谈中屡屡听到他们的主述：“不一定都是做（性交），陪陪、聊聊也不错，花点钱也值得。”这就点出了“被三陪”的性质与意义。
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工具的迅猛发展，为一部分人的性需求提供了某些隐秘的出口，尽管其中暗藏诸多不确定、危险，但通过新兴工具解决性需求的势头仍然强劲。潘绥铭指出：“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只要有可能，都会迅速地运用于‘性’的方面，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仍然属于雕虫小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之性。例如，避孕套难道不是保障‘奸情’不带来后果的灵丹妙药？可是要想建立‘奸情’，不还是要靠人类相互交往的老一套规则与技巧吗？真正足以改变人类之性的，是比尔·盖茨所说的‘虚拟现实’电脑技术。”
李银河：性工作者非罪化的理论尝试
潘绥铭曾就其专业领域推荐过三本书。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是一本老书，在西方近代性解放运动中，它是一本起了指导性作用的书，被很多年轻人青睐，地位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性解放运动中的《圣经》。专业性相对较强，普通读者可能会觉得晦涩。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女性真实的情感世界，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是一本好书。之前相关的书大都是男人或者女人中的大男子主义者写的，这本不一样，它是从女性的角度，女性的利益出发书写的，通俗易懂，容易阅读。
何春蕤的《豪爽女人》还没在大陆出版。作者不同于李银河，是一个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的立场也是非常极端的，书中的观点对于现在大陆的大多数女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它讲的应该是未来20年后的事。就观点来说，它强调的是女性自主。大陆的女性会慢慢发觉，无论你怎么努力，无论是做小鸟依人还是大女人，婚姻都是越来越不稳定的，这会让女性不得不独立出来，自主起来。
一直坚持性工作者非罪化的李银河近日指出，目前扫黄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之前我和北京公安系统的朋友聊过，2011年，北京未侦破的谋杀案有160多起，其中37%涉及性工作者。这些女孩因为自己身份的特殊性，很多人以假身份活动，一旦遭遇不测，很多时候连她们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破案就更难了。如果实施性工作者非罪化，并且在了解他们之后为他们提供其他工作机会，也许会更好。”
李银河还以小说的形式诠释性。“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在已经有过12位性伴之后，还是没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很庆幸自己生在2000年，而不是1900年或者1950年。”这是发表在文学杂志《花城》今年第四期上一篇题为《爱情研究》的短篇小说开头，也是李银河首次正式公开发表的小说“处女作”。
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一些很出乎人们的意料。性观念、性欲、性生活、性技巧等，以及婚外情、一夜情、找“小姐”等各种非主流的性关系，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从潘绥铭到李银河，从马尔库塞到何春蕤，一批性学先驱给我们提供了剖析性和情感的视角。
□苏杨
潘绥铭：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才刚刚开始
10年前，潘绥铭做田野调查，与小姐们打成一片，身披“只身闯入红灯区”的传奇色彩，引来“调查小姐，那得嫖多少回啊？”的复杂惊叹。当他写出聚焦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存在与荒谬》时，报纸打出的标题是“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
他对学术的严谨被不少东西遮蔽了，譬如他“什么阶层也不是”的跑江湖架势，他的翻眼冷笑，他的语出惊人。有人称他“人大那个家里好多毛片的教授”，但读过他的书的人能够体会他在方法设计、改进、反省检讨上所下的功夫。
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小姐也是人”，以至于一度，有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性工作者在网上口口相传：“你一定要记住潘绥铭这个名字。”一位接受过他访问的妈咪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他也回报以很高的职业尊重：“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调查时，他待她们，就像“对待女同事一样”。不管这是不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策略，这确是接近“真实”的阶梯。
有过这番经历，潘绥铭比较知道怎样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说出他们的“性”。2000年，他就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会再见了），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
2006年7月到11月，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8岁至61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随机抽取21个省市的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实际接触7553人，大约1500人不愿参加，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
潘绥铭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黄盈盈任副所长。论及性社会学研究，潘绥铭常提到“性革命”这一概念。他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是：“革命就是急剧的改变。急，发生在短时期内；剧，改变的幅度大。革命对应于改良、渐进、进步、发展等等。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中性词，没有政治含义，例如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等。”
潘绥铭对现实之变乐观其成，接受采访时，他说：“最近十年中，中国人民自己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例如‘性福’、‘一夜情’、‘MB’等等，这些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可惜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基本上是闭目塞听，仍然沉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道德判断之中，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新概念。这样的所谓‘学术’，跟生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不要也好。”
性的开放：金钱买性与新技术的“虚拟现实”
“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伟大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显出来。如果男性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唯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而最近10年，一场从未有过的性开放运动正在展开。
亲密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生存体验。在传统上，它被认为只能从非商业的人际关系中，而且运用非商业的手段来获取与维系。所谓“金钱买不来爱情”说的就是这一特质。那么，亲密消费的当事人究竟是如何克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尴尬，从商业化的租购行为中去获得亲密的享受呢？
北京一带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男性中流传一个描绘“三陪”服务的顺口溜：“‘小姐’摸摸先生的手，先生的心儿在颤抖；先生摸摸‘小姐’的手，二百块钱她拿走；回家摸摸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这里面，没有性，也没有多少人际关系，却有一种亲密，而且只能用钱来换取。笔者在对于“男客”的定性访谈中屡屡听到他们的主述：“不一定都是做（性交），陪陪、聊聊也不错，花点钱也值得。”这就点出了“被三陪”的性质与意义。
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工具的迅猛发展，为一部分人的性需求提供了某些隐秘的出口，尽管其中暗藏诸多不确定、危险，但通过新兴工具解决性需求的势头仍然强劲。潘绥铭指出：“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只要有可能，都会迅速地运用于‘性’的方面，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仍然属于雕虫小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之性。例如，避孕套难道不是保障‘奸情’不带来后果的灵丹妙药？可是要想建立‘奸情’，不还是要靠人类相互交往的老一套规则与技巧吗？真正足以改变人类之性的，是比尔·盖茨所说的‘虚拟现实’电脑技术。”
李银河：性工作者非罪化的理论尝试
潘绥铭曾就其专业领域推荐过三本书。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是一本老书，在西方近代性解放运动中，它是一本起了指导性作用的书，被很多年轻人青睐，地位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性解放运动中的《圣经》。专业性相对较强，普通读者可能会觉得晦涩。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女性真实的情感世界，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是一本好书。之前相关的书大都是男人或者女人中的大男子主义者写的，这本不一样，它是从女性的角度，女性的利益出发书写的，通俗易懂，容易阅读。
何春蕤的《豪爽女人》还没在大陆出版。作者不同于李银河，是一个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的立场也是非常极端的，书中的观点对于现在大陆的大多数女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它讲的应该是未来20年后的事。就观点来说，它强调的是女性自主。大陆的女性会慢慢发觉，无论你怎么努力，无论是做小鸟依人还是大女人，婚姻都是越来越不稳定的，这会让女性不得不独立出来，自主起来。
一直坚持性工作者非罪化的李银河近日指出，目前扫黄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之前我和北京公安系统的朋友聊过，2011年，北京未侦破的谋杀案有160多起，其中37%涉及性工作者。这些女孩因为自己身份的特殊性，很多人以假身份活动，一旦遭遇不测，很多时候连她们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破案就更难了。如果实施性工作者非罪化，并且在了解他们之后为他们提供其他工作机会，也许会更好。”
李银河还以小说的形式诠释性。“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在已经有过12位性伴之后，还是没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很庆幸自己生在2000年，而不是1900年或者1950年。”这是发表在文学杂志《花城》今年第四期上一篇题为《爱情研究》的短篇小说开头，也是李银河首次正式公开发表的小说“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