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织》是蒲松龄受到吕毖的《明朝小史》记载的影响，经过艺术加工而作。而他关于促织的描写，不仅显示出蒲松龄出神入化的写作能力，深刻的批判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更显示出他对促织的品种、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具有熟稔的促织文化和知识。全篇叙事借物抒情，内涵更加丰富，社会意义更深一层。
　　关键词：促织；促织文化；明朝小史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个因惊悸而死、灵魂化作促织的悲剧，在痛诉整个大明帝国的同时，戏剧性地扭转了一个面临倾覆的家庭的命运，烛照出人世间繁芜丛杂、善恶交织的复杂人性。《促织》作为《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起伏，控诉了当时封建社会压榨百姓的黑暗现实，以其异乎寻常的想象、一波三折的情节、饱满真实的人物情感，历来为后人所激赏。而其中关于促织的描写，不仅显示出蒲松龄出神入化的写作能力，更相信其对中国传统促织文化有着深入研究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回溯和梳理传统促织文化，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作品展示的文化内涵。
　　促织又名蟋蟀，如《诗经》中就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唐风·蟋蟀》）、“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国风·豳风·七月》）之类的诗句，《尔雅》释“蟋蟀”为蛩，汉魏人又细分之，称之为“吟蛩”，汉代已有促织的叫法，如汉代《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至魏晋，“促织”“趋织”的叫法已经较为普遍。
　　幽州有谚语“趋织鸣，懒妇惊”，促织一叫，仿佛催促妇女赶紧织布，晋人崔豹的《古今注》“谓其声如急织也”，形容蟋蟀鸣唱如织布机的声音时高时低，仿佛催促织女飞梭速织，这也是促织得名的由来。
　　历代以促织为题的诗作并不鲜见。唐代杜甫、宋代王安石、杨万里以及明代王醇分别以《促织》为题作诗，杜甫曾唱“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表达了诗人国难家愁萦身、壮志难酬的情绪；王安石“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絇丝”与杨万里“一声能遣一人愁，终夕声声晓未休。不解缫丝替人织，强来出口促衣裘”，两首诗均是借物言事，亦物亦人，讽喻深刻。王醇“风露渐凄紧，家家促织声。墙根童夜伏，草际火低明。入手驯难得，当场怒不平。秋高见余勇，一忆度辽兵”，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盛行捉养促织的民俗。以促织为题的宋词，代表作有张镃的《满庭芳·促织儿》和姜夔的《齐天乐·蟋蟀》。明代袁宏道《蓄促织》是介绍促织习性的自然小品文佳作。围绕促织的文学作品从古诗、宋词发展到自然小品文、小说等多种形式，至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促织》的出现，以促织为写作题材的文学形式已经多种多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促织鸣虫文化。
　　斗蟋蟀是古代文化的一部分。经考证，饲养蟋蟀的记录至少从两三千年前就开始了，甲骨文中的“秋”字就形似蟋蟀。养斗蟋蟀兴于唐，发展于宋，盛于明清。
　　唐《开元天宝遗事》中有“宫中秋兴，妃妾辈皆以小金笼贮蟋蟀，置于枕畔，夜听其声，庶民主家亦效之”的记载。
　　到宋代，斗蟋蟀已成为民间百姓普及的娱乐活动。西湖老人《繁盛录》载，当时的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上专有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并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所谓“闲汉”，同时以蟋蟀为赌博方式的风气盛行。随着斗蟋蟀之风日盛，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促织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全书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促织的形、色、斗、养等方法。《促织经》就是史称“蟋蟀宰相”的贾似道研究蟋蟀的一部专著，因其沉迷于此，后人戏称为“蟋蟀宰相”，实际是玩物丧志、误国误民的代名词。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甚至嗜蟋者死后亦将蓄蟋用具随葬，镇江南宋古墓就出土蟋蟀笼多只，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涌，盛况空前，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儿童斗蟋蟀情景的中国画，即南宋之遗物。
　　明清两代是中国虫文化、斗蟋蟀史中的鼎盛时期，尤以明宣德年间为盛，岁岁有征，民不堪忧，皇帝曾叫苏州知府采办促织，明袁宏道《蓄促织》记载，一敕知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蓄养蟋蟀的用具由金银竹板笼发展到瓦盆泥罐，景德镇出土的大量“大明宣德年制”蟋蟀盆罐足以说明当时斗蟋蟀之风的盛行。到了清代，斗蟋蟀更加兴旺，从宫廷到民间，从市井到乡村，从帝王到将相，社会名流雅士到学堂儿童，善养者千千万万。皇室庄亲王著有四卷《蟋蟀谱》。
　　一般认为，《促织》是受到吕毖的《明朝小史》记载的影响：“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死。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经焉。”与《促织》的情节框架基本相合，所以聂绀弩曾云：“这就几乎是《促织》篇的底本了。”明代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明宜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贡促织，并对那些征收不力的官员痛加斥责，一时上下纷纷以献促织邀宠，以致“苏州卫中武弁，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万历野获编》）。其间因此而出现的悲喜剧，更是难以胜数。宣德皇帝崇尚促织之戏及枫桥梁长的悲剧对《促织》的创作具有启迪作用，但是作者又不拘囿于这一历史悲剧，而是进行了艺术加工，通过死者替换兼超现实的荒诞情节及大团圆的结尾对原始史实进行了三重创新，赋予了这篇小说更大的悲剧性及对现实更深的反讽性，成子之死相较于成妻之死对整个家庭具有更大的毁灭性，成子幻化促织使读者产生深深同情之心，看似大团圆结尾反而更深一层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滑稽与黑暗，以上这些结构安排和描写手法充分体现了蒲松龄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深邃的思想内涵。
　　蒲松龄《促织》中提到促织的品种有蟹壳青、油利挞、青丝额、蝴蝶、螳螂等，从对促织形状描写看：“状极俊健……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描写促织动作“一鸣辄跃去，行且速”“手裁举，则又超乎而跃”“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啮敌领……”显然蒲松龄对促织品种、生活习性了如指掌，上述一系列生动的描写体现了蒲松龄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与超常的观察能力，同时对于促织的文化和历史渊源有深厚的积淀，如《促织经》对蟋蟀有详细研究，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描写，论形里有对促织的详细分类，其中介绍梅花翅属于促织中上品，个头小，与蒲松龄笔下成子幻化的促织形状极为贴切；论斗一节有促织三拗之说，三拗之一为促织“赢叫输不叫”。《促织》中描写与成子幻化的促织与少年的蟹壳青斗赢之后，“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特性。
　　从前面对各类促织文学形式的研究看，自古以来以促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都不只是以物咏物，而多是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如张镃的《满庭芳·促织儿》“静听寒声断续，微韵转、凄咽悲沉。……携向华堂戏斗，亭台小，笼巧妆金。今休说，从渠床下，凉夜伴孤吟”，作者通过以今昔对促织感受的对比，感慨自身寂寞凄苦之情。姜夔的《齐天乐·蟋蟀》“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侯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词人以蟋蟀的鸣声为线索，把诗人、思妇、客子、帝王、儿童等不同的人物巧妙地组织到一篇中来，孤吟、机杼、砧杵声伴着蟋蟀凄凄鸣声，客馆、帝王后妃、飘泊者、失意者共同悲秋吊月，不仅有词人自伤身世的喟叹，而且还曲折地揭示出北宋王朝的灭亡和南宋王朝苟且偷安，醉心于暂时安乐的可悲现实，表现了词人深沉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由此可见，古人以此促织为题看似咏物，实则抒情。蒲松龄的《促织》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内涵更加丰富，社会意义更深一层。蒲松龄在《促织》结尾采用了与《史记》“太史公曰”做总结评价的相同写法，采用“异史氏曰”总结评论：“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以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小说总体采用荒诞滑稽的故事情节，在皆大欢喜结局后作者总结点题，借古讽今：一是斗促织之风过甚，视百姓性命如草芥；二是官场腐败，贪腐成风；三是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四是皇帝自身行为不加限制，上梁不正下梁歪。同时诫示当朝：“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蒲松龄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明亡以及清顺治到康熙年间，年幼时经历明朝灭亡，当时已经有如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进步思想萌芽，蒲松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一点，有直指皇上的劝诫，也有对贪官的针砭，更有对普通百姓的深深同情和对现实的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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