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电影文化交流合作的历史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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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各自庞大的电影市场和观影人群而言,双方的合作足以改变世界电影版图,前景可期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我国与印度同属文明古国、人口大国,都有漫长的被殖民历史,目前又同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在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上具有许多共性,两国之间有很好的互鉴基础。同时,作为接壤的邻国,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享有得天独厚的近便条件。因此,中印两国之间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且日渐深入。
  随着近一两年印度电影连续在中国市场取得票房“惊喜”,中国业已成为继北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之后印度电影海外拓展的第三个“重镇”。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沿线国家,印度在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中的意义也日益提升。
  印度电影在中国
  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1955年印度电影开始与中国观众见面,此后,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几乎每年都引进了印度电影。在我看来,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的传播,一共经历了三次热潮。
  第一波热潮发生于1955年至1957年间。1955年是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在电影领域友好交流的关键年。这一年,中印电影界代表进行了双边访问。1955年10月,在新德里举办了“中国电影周”,放映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影片,盛况空前。同时,“印度电影周”在中国北京开幕,放映了《流浪者》《暴风雨》《两亩地》三部故事片,之后又在中国其他24个城市放映。这些影片民族特色鲜明,有美妙的音乐,又都是充满对底层阶级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品,对那时中国的文艺界人士和普通观众来说,既新颖、朴实、亲切,又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三部影片迅速在各大城市引起热烈的反响。当时的许多报刊杂志都纷纷发表评论和介绍印度电影的文章,《流浪者》的插曲《拉兹之歌》回荡在大街小巷。我国兴起了第一次“印度电影热”。1956年《旅行者》和1957年《章西女皇》等的上映延续了这一波热度,直到中印关系恶化才戛然而止。随后十多年里,两国文化交流一度被迫中断。
  第二波热潮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70年代末《流浪者》《两亩地》相继复映,受欢迎程度不亚于50年代的初映。而1980年公映的《大篷车》以其绚丽的色彩、精彩的歌舞、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喜剧元素一改50年代以《流浪者》《两亩地》为代表的印度黑白片压抑、悲戚的基调,带给中国观众全新的感受。加上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观众对外国文化与艺术如饥似渴,于是《大篷车》很快席卷全国,电影歌曲也迅速风靡,从而掀起了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第二波热潮。紧随其后,相继引入中国市场的《奴里》《哑女》《迪斯科舞星》等印度影片都非常受欢迎。一时间,印度电影歌曲行销一时。《迪斯科舞星》中的《吉米,来吧》作为进入80年代印度音乐与国际流行音乐融合的起点和标志,不仅在印度本土非常流行,随着电影在中国放映,迅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迪斯科舞曲。
  由《摔跤吧!爸爸》带动的印度电影热潮则是第三波。2017年《摔跤吧!爸爸》在中国拿下了12.99亿元的票房,是印度本土票房(50多亿卢比,折合人民币5亿多元)的两倍多,是迄今为止印度电影海外最高票房纪录的保持者。《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取得口碑与票房上的超高人气,标志了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强势回归。
  《摔跤吧!爸爸》对于印度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里程碑意義,它在助推印度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具有全方位的影响:重燃了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热情,开启了印度电影界对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重视。据业界透露,由于《摔跤吧!爸爸》激活了中国市场对印度电影的需求,继该片之后,印度电影的批片价格至少上涨了10倍。而中国对印度电影的引进也从一年一两部一下子剧增到了2018年的10部。《摔跤吧!爸爸》之后,2018年一年里《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嗝嗝老师》等10部影片陆续在中国公映,其中大部分都票房过亿。尤其是《神秘巨星》,在印度本土票房只有9亿卢比左右(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而在我国最终收获了7.47亿元人民币,是印度本土市场的8倍多。中国市场持续成为印度电影海外市场的最大票仓。
  中国电影在印度
  1951年9月至12月,中国文化代表团在新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举行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其间放映了中国电影,这是新中国电影第_次进入印度。1952年1月,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印度,参加了第一届印度国际电影节,其间《白毛女》等中国电影参加了此次电影节展映。此后,中国参加了10余次印度国际电影节,在电影节上展映了大量的中国优秀电影。1976年,中国代表团参加印度第六届国际电影节时,《白毛女》再次展映,在观众中引起了轰动。1987年1月,在印度第十一届国际电影节上,反映社会伦理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品《野妈妈》获评委会特别奖和印度影评协会授予的评论家奖,《良家妇女》获国际评论家奖。不久,印度国家电视台播放了电影《野妈妈》,一些观众深受感动,认为该片与印度浪漫主义电影不同,非常真实地反映了生活。
  在印度,每年都会举办“中国电影周”或“中国电影节”。印度各大城市都有电影协会之类的民间组织,一些大城市的这类组织每年都从我国驻印使馆借一组电影在各大城市巡回放映,使中国电影在印度一些城市拥有了一批观众,收效不错。比如,2000年,中国故事片《黄河绝恋》《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在印度新德里、昌迪加尔、加尔各答、孟买、金奈等地放映,受到观众好评。2005年4月“中国电影周”在新德里举行,共放映了《天地英雄》《谁说我不在乎》《法官妈妈》《和你在一起》和《手机》等5部中国影片,几乎每场都座无虚席,很多观众表示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中国电影。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在印度,主要依托的是印度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中国文化节的展映与观众见面。
  从院线发行情况来看,据报道,本世纪初香港电影一度进入印度市场,2002年占其进口外片数量的9%。近年来,随着中印双方政府助推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又出现了合拍片和借助网络平台进入印度市场的新趋势。2014年9月,中印双方签署了电影合作协议,随后接连推出以中方为主的《大唐玄奘》《功夫瑜伽》《大闹天竺》等合拍片,但这些影片在印度院线均反响平平。   中印电影如何互鉴共荣
  中印电影文化交流的历史虽然不短,但两国间的电影合作才刚刚起步。作为两个重要的电影大国,就各自庞大的电影市场和观影人群而言,双方的合作足以改变世界电影版图,前景可期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就目前电影生产现况来看,中印电影各有优劣,需要取长补短。总体上来说,中国电影行业制作技术要高于印度电影业,但印度电影在文化韵致、叙事功力、电影创意、人文情怀等软实力方面,则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和学习。印度电影历来有长篇叙事的习惯,曾一度都是超过3个小时以上的长度,这需要更为复杂的叙事和情感来支撑,也就练就了编剧、导演们更深厚的叙事功底。尤其近些年,印度电影面对全球化生存语境带来的挑战,积极突围,电影作品注意在“求变”与“守成”之间建立平衡。即在文本审美形态上要积极作国际化、普适性的创新,但同时也要守住本国在文化上及审美形态上的独特韵致。其次,注意在现实性与娱乐性之间建立平衡,将影片的娱乐性、观赏性与现实思考结合,从而大量涌现在国内外口碑、票房双优,集社会思考深度(思想性)、艺术创新意识(艺术性)和娱乐价值(娱乐性)于一体的优秀现实主义商业片,比如《摔跤吧!爸爸》《一代巨星桑杰君》《我的个神啊》《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三傻大闹宝莱坞》等。
  从中印电影市场交流的历史与当下来看,印强我弱的格局比较明显。因此,眼下中方应该多学习印度电影的软性因素:一方面注意尊重本民族文化传统,保留民族电影的优良叙事传统和审美特性,增强其品牌建构和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另一方面又要积极进行全球化、现代化的文本改良与突破,积极适应电影的全球化生存语境。
  想要更进一步推进中印两国电影的交流与合作,深耕彼此市场,就应该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传统、社会风尚、观众审美口味与偏好,然后有针对性地做出调整,投其所好。我国电影要想深入印度电影院线,我认为可行的方式是,以我们的品牌类型(比如古装武侠片、现代功夫片)为主打,为抓手,推动中国电影在印度市场的传播。因为目前印度观众对中国电影看好的主要还是武侠、功夫片。先以武侠功夫片作为主导类型占领一部分市场,培养起印度受众对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欣赏口味后,再逐步加大其他类型的输出。此外,针对印度民众普遍喜爱音乐、家庭观念浓厚的特点,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电影不妨多重视电影音乐与歌曲的创作,不妨多加强情感元素。与此同时,宝莱坞电影则应更多地借鉴、学习中国电影的制作技术。
  就中印合拍片来看,中印之间的合作拍摄还处于起步阶段。两国的电影从审美范式到创作理念都有很大的區别,双方的充分融合需假以时日,现阶段不妨可以选择一些双方共通性比较好的题材进行合作。总之,中印合作拍摄应该由易至难,从民间交流开始,进而发展到由市场助推,最终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更进一步地助力两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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