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伴随着欧洲的扩张，中西交流以及中西文化关系史一直是中外史家关注的重点领域。而近来，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以及全球化浪潮所面临的挑战，该领域更是受到了空前的关注。系统回顾历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下并展望未来，张国刚教授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在此时出版，可谓正逢其时。
　　全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迄今最为系统和宏大的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历史画卷。站在“中西文化关系史或者交流史，不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关系史的总和，而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认识、交往和对话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他者对话的历史”这样一个高度上，作者不仅对不同历史时期中西交流的途径和过程进行了系統梳理，并且重点讨论了经由族群迁徙、外交、战争、贸易和传教等官方与民间途径而展开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既关注了物质文化层面，更关注到非物质文化层面，包括宗教与思想的交流、冲撞和融合；既注重基本事实的考辨铺陈，更注重文化交流互动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探讨；既揭示由互动和交流带来的互鉴，也说明了因相互误读而引发的创造性结果。作为一项跨时代、跨文化和跨专业的高度交叉性研究，书中的细节或有可细商细考之处；但总体而论，作者构建出的这样一座大厦以及想通过它传达出的主要思想却是十分扎实而富有启发的。对初入门径者，本书可以作为登堂入室的津梁。而对已入堂奥的研究者而言，该书也不失为开展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一个难得的参考框架。
　　作为一位科技史出身的研究者，我很高兴地看到中西科技交流在书中被单列成章。这也反映了作者对中西科技交流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中地位的高度重视，也符合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实际情况，因为历史上科学技术知识在中西方之间的对传与互动确实是文化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不考虑这些内容，则一部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的通史性著作一定会逊色不少。作者不仅讨论了丝绸、瓷器、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等中国技术及其产品的西传与影响，更讨论了不同时期西方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等领域的知识和各种重要技术产品与知识的东渐及其产生的结果，囊括了中西科技关系史上最重要的方方面面。而在对不同时期中西交流的过程进行讨论时，作者也十分关注其中的“科技支持”问题，比如与航海密切相关的造船技术和导航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有关中西交流的科技史论题。
　　尽管不可能像一部中西科技交流史专论那样面面俱到，但作者却抓住了历史上中西科技互传互鉴过程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关键特征。其中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作为接收方，人们对外来科技知识的选择、理解、诠释和应用大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的。所以，唐代的官方天文机构中虽然有“天竺三家”的历法家掌管着各自的历法系统，尽管僧一行在《大衍历》中明显袭用了来自他们的知识，但中国官方的天文系统却因此没有变成印度系统；尽管印度裔历法家瞿昙悉做到了太史令的职位，但他主持编纂的却是一部完全属于中国传统的《开元占经》，这样才得以将自己家传的《九执历》夹在中国的《麟德历》和古六历中间收入该书。到明末和清前期情况仍然如此。明朝和清朝政府基本上都是遵循中国历法天文学的传统、根据官方天文机构的传统角色来吸收耶稣会士介绍进来的欧洲天文学和数学知识，而这样的选择又反过头来影响了耶稣会士对所传欧洲科学知识的选择。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围绕天文学传入中国的欧洲科学知识在规模和程度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结果并没有在中国引发期同时期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科学大变革，甚至也没有把中国人在天文学上的注意力从服务皇家意识形态，转换到以自然研究为导向的路子上来。这样的分析是十分中肯定和有教益的，也揭示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当前，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关口。以其今天所具备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而言，中国在其中的抉择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更会影响到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再次睁眼看世界。此时此地，中外文化关系史或者交流史为我们看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可以让我们通过文化互动的历史来认识世界，进而认识世界中的自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中西文化交流通识》这样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