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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初唐的视角下，庾信无缘参与到初唐南北文学合流的理想之中，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其文学源流，有的追溯到“大同”时的“简文、湘东”，有的追溯至“宋末”，还有的溯源于屈原，而庾信一般和徐陵并称，被视作齐梁陈文学的代表，其文学独特的个性被忽视，只有卢照邻、王勃把庾信从“徐、庾”并称中独立出来，但并没有形成大气候。在初唐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这一背景下，本文拟从初唐文学理想观及文学发展史观的角度探讨庾信的接受情况。
关键词：庾信 文学思想 初唐接受
初唐文学思想观，是在以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史臣考察前代得失，吸取历史教训的修史过程中，以及所修诸史对初唐的影响下确立起来的。一方面，史家强调文学的政治与伦理价值，主张作训垂范、匡主和民，他们从历史观中得出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观念，其核心就是反拨六朝、贬抑六朝式文学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魏晋六朝文学及其理论有着相当的了解，既肯定文学应该服务于政治、教育，同时也承认文学可以满足个体的自适；既要求文学具备功利性、实用性，同时也不排斥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在初唐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这一背景下，本文拟从初唐文学理想观及文学发展史观的角度谈谈庾信的接受情况。
一 南北文学之分与初唐史家关于文学的理想观
关于文学南北之分，王运熙以为，大约出于佛教南北分宗之论，而《隋书》中有关南北文风论，于文学批评中首次出现。
《隋书》在评论南北文风时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在“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认为此阶段，“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南主在声韵，有“清绮”特色，北主在“词义”，重视“气质”，“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但是“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庾信正在此列，又因“轻险”、“哀思”，遂为“亡国之音”。很显然，史家眼里，“乖”于“典则”，求“新巧”，又加以“轻险”、“哀思”之庾信，根本不能参与到这种南北“合其两长”而“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中来。
萧统曾经提出过“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以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文学主张。《周书》、《隋书》对萧统的观点有很大吸收，而《周书》吸收更多。二书皆重视“则”、“气”、“文质”、“理”及“声韵”，排斥“轻险”、“淫丽”，但亦各有侧重，《隋书》不接受“哀思”及“争驰新巧”，而赏“清绮”与“气质”“两长”相合；《周书》则“其辞也欲巧”也可，只要“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就行了。二书关于文学理想的认识有同，也有不同，但认为庾信文学离文学理想很远这一点上却极为一致。
观清以来对庾信的研究，大都得出庾信乃当时集南北文学之大成者的结论。唐初之文学理想，庾信根本不在其考虑之内，而今人却认为正是庾信实践了唐人的文学理想。古今在认识上有如此大的落差。如果说“隋唐文人都是站在庾信这个文坛巨擘的肩膀上加以巩固发展和提高的”，那么，今人则也是站在前人的巨肩之上。今天，对庾信的认识比初唐深刻的多。今人能在上千年的大文学背景下来观照庾信，因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初唐视角要比今人狭窄得多。
二 初唐视角下无庾信文学的前后分期
1 初唐视角下的庾信作品
以今天看来，唐人接触的庾信作品，按钱钟书的说法，是“在南篇什”，“开卷皆是”。但是《滕王逌原序》曾言所编《庾信集》二十卷，“止入魏已来，爰洎皇代”，而庾信在扬州之作“有集十四卷”，“百不存一”，在江陵之作“三卷”，“一字无遗”倪璠的解释是，《隋书·经籍志》记《庾信集》二十一卷，增多的一卷，乃是隋文帝平陈时所得。徐宝余却不认同，他认为庾集的整理工作到了明代才加以展开，之前流传的都是滕王本，今天看到的庾信南朝作品，多为明人辑本，来源大约有隋文帝平陈所得逸文、他人所编总集如《玉台新咏》等，流传于东魏北齐、唐宋类书等。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唐初类书收录庾信大量南朝作品却是事实。
但是，初唐并没有对庾信的作品进行严格的区分。稍有庾信文学前后分期意识的当属《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前期与徐陵并称，后期与王褒并称。相比于唐人，分期意识比较强烈的乃是清人及近现代。陈沆言“令狐德棻撰《周书》，称子山文浮放轻险，词赋罪人。第指其年少年宫体，齐名孝穆（徐陵）者耳。”（《诗比兴笺》）倪璠在《庾信本传》中注《北史》的“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及《文中子》的“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时有一“按”，即“徐、庾并称，盖子山江南少作宫体之文也。及至江北，而庾进矣。”王运熙认为唐史家批评庾信之作，主要在内容而非形式方面。“宫体”诗文非萧氏兄弟和徐陵、庾信作品唯一内容，尤其庾信入北后，抒乡关之思、家国之恨的作品苍凉悲慨，与宫体格调迥异。
也有人认为，唐初“对王褒和庾信的推崇，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们后期在北方的创作”，以为其作品既有精致的表现力，又能突破宫体诗的萎靡诗风。也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至令狐德棻修《周书》时，其所见绝对应以庾信入北之作为主”。
2 初唐视角下无庾信文学前后分期
观唐人之类书，多把庾信记在“周”、“隋”名下，观唐之史书，亦把《庾信传》放入《周书》、《北史》之内，但是，唐人却在文学上常常将其与徐陵并称，将之作为齐梁陈文学的代表。而于庾信的作品却并不区分其在南，或在北时的作品，只是笼统、含糊的将之视为南朝文学代表。或许是唐人整体思维强，分析思维不足，故而视庾信文学为一个整体，不管是在南之庾信，还是在北之庾信，都只是一个庾信。而今人正相反，分析意识强，喜好将庾信剖开为前期庾信和后期庾信。
今人认为庾信前后期文学有很大不同，故好区分前后期，初唐却很少意识到庾信文学的前后变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该很多，主要原因大约有下面两点。
第一，就内容而言，庾信不管在南还是在北，创作的作品仍然以宫体或者宫体风格为主。
钱钟书先生认为庾信入北后所擅长的，正在于庾信早年结习咏物写景之篇，斗巧出奇，调谐对切。其诗歌是入北以来，少有的出众者。倪璠在庾信《年谱》后指出庾信在南在北没有根本的不同，其作品仍然是“新情艳发”，以艳为主。 第二，就声音而言，庾信入北后，仍然南音未改。
刘师培认为，从其语侧面可知，庾信未操北音，仍就南音。而广义的诗歌与声音关系极为密切，说诗歌乃是声音之学也不为过。
如果庾信一直保持南音，其作品内容虽有大漠军旅方面的扩展，但在以声音吟诗方面体会，则庾信总是一个腔调，前后并无多大改变。或许初唐之人，正是从这点出发，将庾信视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区分其作品为南北。况且，庾信大多作品仍是宫体类，开创性的诗作所占比重并不足够大。
从唐人的视角看，庾信和徐陵，其文学并无本质的不同，皆以宫体为主，皆以南音创作。故而二人常被放在一起并称，常作为齐梁陈文学的代表。
三 初唐视角下文学发展史观中的庾信
初唐视角关于文学的历史观很强烈，庾信一般都被置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来考查。
《隋书》从《易》、《传》谈“文”开始，述文学“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次及“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的江淹、沈约等人，又及“梁自大同之后”的简文、湘东，徐陵、庾信，至隋之炀帝、卢思道等。提到徐陵、庾信时特指责其为“亡国之音”。
《周书》对各时代文学的代表有贬为“虫篆”者，有褒为“彬彬”者。唯于庾信大赞后又加指责。而《隋书》则对所列各时代的文人，多有欣赏，只是对“大同之后”的徐陵、庾信大加指责，此与《周书》相同。《周书》对庾信文学之渊源的探求则比《隋书》要深远，《隋书》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对庾信只是溯源到“大同”，由“简文、湘东”兆始，而《周书》则追根于“宋末”。
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里从“殷周”述及“虞夏”，又至孔子“获麟”，最后至庾信，中间罗列“屈、宋”、“公干”等多人，亦多表扬。其论述庾信时有言“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由此可知，卢氏单列出“卢黄门”和“庾中丞”，是把二人分别作为南北文学的代表。
较为详细追溯徐陵、庾信文学之源的，当属王勃、卢藏用，他们甚至超过探源才及“宋末”的《周书》，更深入到“骚人”屈原。
王勃认为徐陵、庾信文学，乃“屈宋导浇源於前，枚马张淫风於後”，中经“魏文”、“宋武”之乱觞，至“沈、谢”，再到“徐、庾”。（《上吏部裴侍郎启》）其言较为简单，但很明确。
而卢藏用所言则较为复杂，其述孔子之时则“数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观也”，述“骚人作”，则“婉丽浮侈之法行焉”，述“汉兴二百年”时，标“贾谊、马迁”之“老成”，“长卿、子云”至“瑰诡”，“其後班、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其遗风馀烈，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後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於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卢氏关于徐陵、庾信文学源流之言无王勃明确，但亦可循其轨迹，其略同王勃，也认为自“骚人”开始，“班、张、崔”等逐其波，到“宋、齐之末”“憔悴”，至“徐、庾”，则“丧斯文”，流至“上官”辈，则“风雅”“扫地尽矣”。
上述诸人论述文学的发展，有的仅罗列各时代文人及特色的现象，有的隐然展现出各时代文学发展的逻辑和渊源，有的则明确指出文学发展的线索。不管如何，庾信文学被放在了一个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在初唐的这种文学发展观的视角下，庾信只是这“史”的链条中的一部分而已，因而不可能得到细致的对待，只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庾信被观照。又因其在当时影响之大，故而被抽出最能代表齐梁陈时代文学风格的那一部分来作为其文学代表。但这样，庾信的文学个性却被忽视了。这也许正是初唐把徐陵、庾信并称的原因之一。
总之，初唐的视角里，庾信无缘参与南北文学合流的理想之中，他只是和徐陵一起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被视作齐梁陈文学的代表，其文学独特的个性被忽视，只有卢照邻、王勃把庾信从“徐、庾”并称中独立出来，而此却并没有形成大气候。与此相应，初唐在创作中多学习和效仿庾信作品，也主要集中在庾信的宫体之作上，例如，陈子昂、陈嘉言等六人曾各作《上元夜效小庚体同用“春”字》一首，王勃、骆宾王也有效庾信之作。
参考文献：
[1]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叁·隋唐五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 陈顺智：《魏晋南北朝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徐宝余：《庾信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4]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倪璠：《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鲁同群：《庾信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彭国亮，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关键词：庾信 文学思想 初唐接受
初唐文学思想观，是在以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史臣考察前代得失，吸取历史教训的修史过程中，以及所修诸史对初唐的影响下确立起来的。一方面，史家强调文学的政治与伦理价值，主张作训垂范、匡主和民，他们从历史观中得出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观念，其核心就是反拨六朝、贬抑六朝式文学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魏晋六朝文学及其理论有着相当的了解，既肯定文学应该服务于政治、教育，同时也承认文学可以满足个体的自适；既要求文学具备功利性、实用性，同时也不排斥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在初唐文质并重的文学思想这一背景下，本文拟从初唐文学理想观及文学发展史观的角度谈谈庾信的接受情况。
一 南北文学之分与初唐史家关于文学的理想观
关于文学南北之分，王运熙以为，大约出于佛教南北分宗之论，而《隋书》中有关南北文风论，于文学批评中首次出现。
《隋书》在评论南北文风时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在“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认为此阶段，“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南主在声韵，有“清绮”特色，北主在“词义”，重视“气质”，“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但是“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庾信正在此列，又因“轻险”、“哀思”，遂为“亡国之音”。很显然，史家眼里，“乖”于“典则”，求“新巧”，又加以“轻险”、“哀思”之庾信，根本不能参与到这种南北“合其两长”而“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中来。
萧统曾经提出过“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以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文学主张。《周书》、《隋书》对萧统的观点有很大吸收，而《周书》吸收更多。二书皆重视“则”、“气”、“文质”、“理”及“声韵”，排斥“轻险”、“淫丽”，但亦各有侧重，《隋书》不接受“哀思”及“争驰新巧”，而赏“清绮”与“气质”“两长”相合；《周书》则“其辞也欲巧”也可，只要“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就行了。二书关于文学理想的认识有同，也有不同，但认为庾信文学离文学理想很远这一点上却极为一致。
观清以来对庾信的研究，大都得出庾信乃当时集南北文学之大成者的结论。唐初之文学理想，庾信根本不在其考虑之内，而今人却认为正是庾信实践了唐人的文学理想。古今在认识上有如此大的落差。如果说“隋唐文人都是站在庾信这个文坛巨擘的肩膀上加以巩固发展和提高的”，那么，今人则也是站在前人的巨肩之上。今天，对庾信的认识比初唐深刻的多。今人能在上千年的大文学背景下来观照庾信，因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初唐视角要比今人狭窄得多。
二 初唐视角下无庾信文学的前后分期
1 初唐视角下的庾信作品
以今天看来，唐人接触的庾信作品，按钱钟书的说法，是“在南篇什”，“开卷皆是”。但是《滕王逌原序》曾言所编《庾信集》二十卷，“止入魏已来，爰洎皇代”，而庾信在扬州之作“有集十四卷”，“百不存一”，在江陵之作“三卷”，“一字无遗”倪璠的解释是，《隋书·经籍志》记《庾信集》二十一卷，增多的一卷，乃是隋文帝平陈时所得。徐宝余却不认同，他认为庾集的整理工作到了明代才加以展开，之前流传的都是滕王本，今天看到的庾信南朝作品，多为明人辑本，来源大约有隋文帝平陈所得逸文、他人所编总集如《玉台新咏》等，流传于东魏北齐、唐宋类书等。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唐初类书收录庾信大量南朝作品却是事实。
但是，初唐并没有对庾信的作品进行严格的区分。稍有庾信文学前后分期意识的当属《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前期与徐陵并称，后期与王褒并称。相比于唐人，分期意识比较强烈的乃是清人及近现代。陈沆言“令狐德棻撰《周书》，称子山文浮放轻险，词赋罪人。第指其年少年宫体，齐名孝穆（徐陵）者耳。”（《诗比兴笺》）倪璠在《庾信本传》中注《北史》的“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及《文中子》的“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时有一“按”，即“徐、庾并称，盖子山江南少作宫体之文也。及至江北，而庾进矣。”王运熙认为唐史家批评庾信之作，主要在内容而非形式方面。“宫体”诗文非萧氏兄弟和徐陵、庾信作品唯一内容，尤其庾信入北后，抒乡关之思、家国之恨的作品苍凉悲慨，与宫体格调迥异。
也有人认为，唐初“对王褒和庾信的推崇，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们后期在北方的创作”，以为其作品既有精致的表现力，又能突破宫体诗的萎靡诗风。也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至令狐德棻修《周书》时，其所见绝对应以庾信入北之作为主”。
2 初唐视角下无庾信文学前后分期
观唐人之类书，多把庾信记在“周”、“隋”名下，观唐之史书，亦把《庾信传》放入《周书》、《北史》之内，但是，唐人却在文学上常常将其与徐陵并称，将之作为齐梁陈文学的代表。而于庾信的作品却并不区分其在南，或在北时的作品，只是笼统、含糊的将之视为南朝文学代表。或许是唐人整体思维强，分析思维不足，故而视庾信文学为一个整体，不管是在南之庾信，还是在北之庾信，都只是一个庾信。而今人正相反，分析意识强，喜好将庾信剖开为前期庾信和后期庾信。
今人认为庾信前后期文学有很大不同，故好区分前后期，初唐却很少意识到庾信文学的前后变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应该很多，主要原因大约有下面两点。
第一，就内容而言，庾信不管在南还是在北，创作的作品仍然以宫体或者宫体风格为主。
钱钟书先生认为庾信入北后所擅长的，正在于庾信早年结习咏物写景之篇，斗巧出奇，调谐对切。其诗歌是入北以来，少有的出众者。倪璠在庾信《年谱》后指出庾信在南在北没有根本的不同，其作品仍然是“新情艳发”，以艳为主。 第二，就声音而言，庾信入北后，仍然南音未改。
刘师培认为，从其语侧面可知，庾信未操北音，仍就南音。而广义的诗歌与声音关系极为密切，说诗歌乃是声音之学也不为过。
如果庾信一直保持南音，其作品内容虽有大漠军旅方面的扩展，但在以声音吟诗方面体会，则庾信总是一个腔调，前后并无多大改变。或许初唐之人，正是从这点出发，将庾信视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区分其作品为南北。况且，庾信大多作品仍是宫体类，开创性的诗作所占比重并不足够大。
从唐人的视角看，庾信和徐陵，其文学并无本质的不同，皆以宫体为主，皆以南音创作。故而二人常被放在一起并称，常作为齐梁陈文学的代表。
三 初唐视角下文学发展史观中的庾信
初唐视角关于文学的历史观很强烈，庾信一般都被置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来考查。
《隋书》从《易》、《传》谈“文”开始，述文学“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次及“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的江淹、沈约等人，又及“梁自大同之后”的简文、湘东，徐陵、庾信，至隋之炀帝、卢思道等。提到徐陵、庾信时特指责其为“亡国之音”。
《周书》对各时代文学的代表有贬为“虫篆”者，有褒为“彬彬”者。唯于庾信大赞后又加指责。而《隋书》则对所列各时代的文人，多有欣赏，只是对“大同之后”的徐陵、庾信大加指责，此与《周书》相同。《周书》对庾信文学之渊源的探求则比《隋书》要深远，《隋书》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对庾信只是溯源到“大同”，由“简文、湘东”兆始，而《周书》则追根于“宋末”。
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里从“殷周”述及“虞夏”，又至孔子“获麟”，最后至庾信，中间罗列“屈、宋”、“公干”等多人，亦多表扬。其论述庾信时有言“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由此可知，卢氏单列出“卢黄门”和“庾中丞”，是把二人分别作为南北文学的代表。
较为详细追溯徐陵、庾信文学之源的，当属王勃、卢藏用，他们甚至超过探源才及“宋末”的《周书》，更深入到“骚人”屈原。
王勃认为徐陵、庾信文学，乃“屈宋导浇源於前，枚马张淫风於後”，中经“魏文”、“宋武”之乱觞，至“沈、谢”，再到“徐、庾”。（《上吏部裴侍郎启》）其言较为简单，但很明确。
而卢藏用所言则较为复杂，其述孔子之时则“数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观也”，述“骚人作”，则“婉丽浮侈之法行焉”，述“汉兴二百年”时，标“贾谊、马迁”之“老成”，“长卿、子云”至“瑰诡”，“其後班、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其遗风馀烈，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後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於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卢氏关于徐陵、庾信文学源流之言无王勃明确，但亦可循其轨迹，其略同王勃，也认为自“骚人”开始，“班、张、崔”等逐其波，到“宋、齐之末”“憔悴”，至“徐、庾”，则“丧斯文”，流至“上官”辈，则“风雅”“扫地尽矣”。
上述诸人论述文学的发展，有的仅罗列各时代文人及特色的现象，有的隐然展现出各时代文学发展的逻辑和渊源，有的则明确指出文学发展的线索。不管如何，庾信文学被放在了一个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在初唐的这种文学发展观的视角下，庾信只是这“史”的链条中的一部分而已，因而不可能得到细致的对待，只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庾信被观照。又因其在当时影响之大，故而被抽出最能代表齐梁陈时代文学风格的那一部分来作为其文学代表。但这样，庾信的文学个性却被忽视了。这也许正是初唐把徐陵、庾信并称的原因之一。
总之，初唐的视角里，庾信无缘参与南北文学合流的理想之中，他只是和徐陵一起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被视作齐梁陈文学的代表，其文学独特的个性被忽视，只有卢照邻、王勃把庾信从“徐、庾”并称中独立出来，而此却并没有形成大气候。与此相应，初唐在创作中多学习和效仿庾信作品，也主要集中在庾信的宫体之作上，例如，陈子昂、陈嘉言等六人曾各作《上元夜效小庚体同用“春”字》一首，王勃、骆宾王也有效庾信之作。
参考文献：
[1]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叁·隋唐五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 陈顺智：《魏晋南北朝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徐宝余：《庾信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4]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倪璠：《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鲁同群：《庾信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彭国亮，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