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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5月31日,吴健雄生于江苏省苏州太仓浏河镇,其父吴仲裔早年就读于著名的上海南洋公学,曾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吴仲裔思想开明,提倡男女平等。吴健雄虽为女儿身,父亲倒希望她不让须眉,胸怀男儿志,积健为雄。
良好的家庭启蒙和学校教育“润物细无声”,滋养、激发着吴健雄对科学的兴趣、探索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1923年,11岁的吴健雄到离家50里的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毕业后,吴健雄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对当时的女孩子来说,当小学教师是个让人梦寐以求的好出路,父亲却鼓励她继续到大学深造。
“如果没有父亲的鼓励,现在我可能在中国某地的小学教书。父亲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吴健雄在回忆她的人生历程,言及父亲对她一生的影响时十分激动。
对吴健雄的一生产生极大影响的第二个人,是胡适。
早在苏州第二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吴健雄就聆听过来校访问的胡适先生的演说。吴健雄还记得,胡适那次演讲的题目是《摩登的妇女》,内容是妇女应如何在思想上走出旧的传统,令吴健雄眼界大开。次日,她又追随胡适到东吴大学,再次聆听讲座,胡适的风度、神采、见解,令年少的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
1927年,吴健雄以优异的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1929年被保送进入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一年后转入物理系)。按照当时的规定,师范学院的保送生不能立刻入读大学本科,吴健雄便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就读一年,当时该校校长正是胡适。二人的师生之缘从此开始。
1936年,吴健雄在叔叔的资助下获得去往美国深造的机会,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二战”爆发以后,胡适先生长期在美公干,这对师生又有了时相过从的机会。胡适先生曾写信给吴健雄,殷殷嘱托:“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以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你是很聰明的人,千万自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在海外住留期间,多注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类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达,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凡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返约,故能大有成功。”
胡适曾在公开场合说,做吴健雄的老师是他平生最得意、最自豪的事情:“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绝大多数都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万分欣慰了。”
作为学生,吴健雄对胡适也极为崇敬。她常说自己的研究成果皆是根据胡先生平日提倡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之科学方法而取得的。
一个思想开明的父亲,一个谆谆教诲的良师,他们对吴健雄的启蒙和教导,是吴健雄的一生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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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纳粹德国开始执行“铀计划”。
1941年年末,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先后向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一些美国科学家提议,要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该工程聚集了当时西方国家(除了轴心国)最优秀的核科学家。1944年,吴健雄受老师劳伦斯、奥本海默之邀,以外籍女科学家的身份,参与美国绝密的“曼哈顿计划”,成为参与该绝密计划唯一的华人女物理学家。
吴健雄负责最核心的工作——原子核的分裂反应,其实验成果解决了链式反应无法延续的重大难题,直接启发了该计划的核心人物费米,大大缩短了原子弹试制的进程。
吴健雄在伯克利的导师、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塞格雷在评论吴健雄时写道:“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
谁说女子不如男?作为女性,吴健雄打破了科学界由男性垄断的局面:1944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有史以来头一位女性讲师;1958年,打破普林斯顿大学百年传统,成为第一个获得该校荣誉博士的女性;1975年,她再次打破美国物理学会由白人男性担任会长的传统,成为该学会第一位女性会长。
凭借非凡的智慧和超常的努力,吴健雄为中国乃至世界女性树立起一面旗帜,取得令许多男性科学家都望尘莫及的成功。“科学中少了女性,是对潜在才分一种可怕的浪费。”吴健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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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雄一生获奖无数,独独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
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对“宇称守恒定律”提出怀疑,因实验太困难,希望渺茫,无人可以证实他们的理论。他们找到吴健雄。
这时,吴健雄已与丈夫袁家骝买好返回中国的船票,她想看看阔别20多年的故乡,但是这项极富挑战意义的实验吸引了她。袁家骝也积极支持,他退掉一张船票只身回国。检验“宇称守恒”是一项精度极高的实验,为了使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的超低温仪器,吴健雄频繁地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与其他4位科学家一同夜以继日地进行实验。
作为项目的领导者,吴健雄带领实验走向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把两位年轻的科学家,推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许多科学家都为她抱不平和感到可惜,为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对东方女性的偏见而呐喊: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大的失误。
吴健雄从未公开表露过意见,一如既往地全心投入研究工作。多年后,在给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克·施泰因贝格尔的祝贺信上,吴健雄写道:“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时,我依然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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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年被诺贝尔奖排除在外后,吴健雄淡淡地说了一段话:“我爱的是我的事业,而不是诺奖;再说,诺贝尔先生又不是我先生,我爱他做什么?我的先生叫袁家骝。”
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物理学家,在高能物理、高能加速器和粒子探测系统的研究上卓有成就。
他们的朋友都说袁家骝一贯以太太为荣,说:“不管吴健雄去什么场合,拎照相机的人总是袁先生!”
吴健雄能专注于物理研究,袁家骝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和付出功不可没;而对袁家骝来说,甘之如饴地为爱人付出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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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天下,心系桑梓。
身居海外多年,吴健雄始终惦记家乡,时刻惦记着祖国的科学发展。
婚后不久,为了使丈夫进入美国无线电公司继续从事尖端技术研究,吴健雄“硬着心肠离开这风和日暖”的加利福尼亚。
“我觉得美国无线电公司规模大,设备好,中国将来正需要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组织,他应该前去得些经验。”
1946年,一位美国教授在退休前希望将藏书捐赠给中国的一所大学。在吴健雄的努力下,这批图书最终被捐赠给北京大学。
1982年,吴健雄受聘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的名誉教授,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4年,吴健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晚年,吴健雄拿出25万美元,捐给母校明德学校作为基建费。
她表示,自己是华夏儿女,作为一名科学家,她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但她可以邀請海内外优秀的科学家来做学校的顾问,推动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她平时以俭朴著称,却为“吴仲裔奖学金”的设立慷慨捐出近100万美元,表达她造福桑梓的寸草之心。
1993年,在吴健雄和袁家骝的建议和全程参与下,被称为“科学神灯”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加速器正式启用,这一成果使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与美国、欧洲鼎足而立的地位。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吴健雄夫妇时说:“你们是华人中杰出的代表,为世界的科学做出了贡献,是我们华人的骄傲,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
1997年2月16日,吴健雄因中风去世,享年84岁。叶落归根,她的骨灰被安葬于苏州太仓浏河镇,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她是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在浩渺的星空,有一颗国际编号为2752的小行星,叫作“吴健雄星”,是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吴健雄的名字命名的。
如今,吴健雄已经离世24年,但她的“光芒”依旧熠熠生辉。
(菘 蓝摘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