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宫泽贤治不仅是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还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佛教一向主张慈悲为怀、不杀生，而宫泽贤治将这一佛教思想融入文学并创作了数篇宗教童话。本文主要以《山男的四月》、《要求很多的餐馆》两篇童话为中心，尝试解读了宫泽贤治的宗教童话中对杀生的批判。
关键词：宫泽贤治；宗教童话；佛教；杀生；批判
宫泽贤治（1896～1933）被广泛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文学家。然而，他生前虽然创作了诗集《春与修罗》等许多作品，却与文学界几乎没有关联。1924年4月，他自费出版了1000本《春与修罗》，但鲜有诗人关注。同年12月，又自费出版了生前唯一的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关于这本童话集，有人称自神武天皇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出色的童话。
另外，宫泽贤治出生在日本岩手县花卷市一个虔诚信奉净土真宗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人念经诵佛，心中早早种下了宗教的种子。当时岩手县是日本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而且因天灾不断，农民颗粒无收只能变卖家产以维持生活。由于宫泽家经营当铺、估衣铺，作为长子的宫泽贤治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困苦无助却无能为力。这种经历使信仰佛教的他极为矛盾和痛苦，并且对他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后来，当他无意中读了他父亲的朋友赠送给他父亲的法华经后，深受触动，不顾父亲反对而执意改宗，皈依了日莲。所以在作为佛教徒的宫泽贤治的作品中可看到佛教思想。伊藤信吉（1959）指出宫泽贤治所创作的童话中，有数篇可以称之为宗教童话。而佛教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不杀生，因此本文主要以《山男的四月》和《要求很多的餐馆》为中心，尝试解读宫泽贤治的宗教童话中对杀生的批判。
一、《山男的四月》中对杀生的批判
《山男的四月》中的山男在开头说：“我马上要去镇上了。但是如果去镇上不化成人形的话就会被打死”，从中可以看出山男对小镇，即对人类社会充满恐惧，并体现了宫泽贤治对人类社会中的肆意杀生的恐惧和批判。矶贝英夫（1968）指出，宫泽贤治一直以来通过创作诗歌、童话强调“不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由此可知，宫泽贤治是多么惧怕生存竞争、权力意志的原理。为了维持自我、他者、自然之间庞大的共生感，他一直在内心深处与同时拥有相反本质的自己做顽强斗争。而伊藤信吉（1959）指出从宫泽贤治的童话中可以感受到生的喜悦，不仅仅是那几篇宗教童话，宫泽贤治的所有童话都是生命的颂歌，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充满着生命的喜悦。生命的颂歌与杀生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谱写生命的颂歌的同时也是在批判杀生的行为。
另外，山男遇见支那人后，心中在想：“这个支那人浑浊的红眼睛看起来像蜥蜴一样，感觉莫名的害怕。”这种害怕的直觉是由于支那人眼中的“红色”是血的颜色，赤裸裸地表现出了支那人嗜血残暴的本性，同时也为后文山男被支那人所抓埋下了伏笔。此外，关于“支那人”这个称呼，“支那”一词虽本身不含蔑视的意思，但因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及国家地位低下、改革缓慢，本来用作中国的代称的“支那”一词渐渐成了中国的蔑称。宫泽贤治在这个故事中使用“支那人”这个称呼是否意味着他认为所有支那人都是坏人、对支那人持有种族歧视呢，若要解答这个问题则需考察宫泽贤治的其他作品。但毫无疑问，《山男的四月》中描写的支那人是一个卑鄙残暴的坏人。后来，山男还是落入了支那人巧妙的圈套，变成了六神丸。“然而支那人却欣喜若狂，抬起两只脚轻快地跳来跳去，并且用手拍打脚心拍得咚咚响”，从这句话可以读出宫泽贤治对殘酷无情、任意杀害其他生命的支那人的批判。
而当支那人担心山男捣乱会影响生意时，他又装出一副可怜样，面不改色地欺骗山男，“用可怜的、嘶哑的声音说：‘哎，你太无情了。我做不成生意，我吃不上饭，我要死了，哎，你太无情了。’”但山男却善良到觉得那样欺骗自己、把自己变成六神丸的支那人“太可怜了，心想我这样的身体就让支那人拿去赚个六十钱去旅店吃点沙丁鱼头、青菜汤吧。”这正如高桥直美（2012）所论述的那样，善良的生命能够做到互相尊重、体谅对方。并且，山男的善良反衬出了支那人欺骗山男、将山男逼到死路的残酷。宫泽贤治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佛性显现的结果，一切生命本应该做到互相尊重、努力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耀眼的光辉。尽管那是世界本应有的存在状态，但现实世界却像梅原猛（1966）所说的那样，是互相杀戮的世界、强者为王的世界。并且，在《要求很多的餐馆》中也描写了这种互相杀戮的世界、强者为王的世界。
二、《要求很多的餐馆》中对杀生的批判
《要求很多的餐馆》开头描写了两个年轻绅士“打扮成英国士兵的样子，扛着锃锃发亮的枪支，牵着两只像白熊一样的狗”，为了消遣来到深山里打猎。这部分内容隐含了对以杀生为乐的二人这种近乎非人性的残酷的批判，而且“打扮成英国绅士的样子，扛着锃锃发亮的枪支”这句话反映了宫泽贤治对两个绅士的打扮的讽刺，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反映了对近代西洋文明的讽刺和批判。在《要求很多的餐馆》诞生的大正时代，日本一直在模仿英国，一味地学习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但是在思想上并未向欧洲学习，还抛弃了日本的传统文明。而正如故事开头所写的那样，宫泽贤治认为日本这种做法非常讽刺。故事接下来描写的是两个绅士在山里一边走一边聊天的情景，一人说：“这里的山真奇怪，一只鸟或兽都没有。管它什么动物，真想赶快砰砰地给它来几枪”，另一人附和道：“如果朝鹿的黄色的肚子上来上两三枪，那一定非常痛快吧。先咕噜咕噜地转几圈，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这段简短的对话就将两个伪绅士的凶恶残暴描写得淋漓尽致。而由于山里太可怕，两只狗晕倒、口吐白沫而死的时候，一个绅士一边“翻开狗的眼皮”一边说：“老实说，我损失了二千四百圆”，只是一味地在计算金钱损失。而另一个绅士像是在攀比一样地说：“我损失了二千八百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宫泽贤治对于二人这种用金钱衡量生命、对生命没有丝毫尊重的丑恶行为感到极为愤怒。
之后，其中一人觉得又冷又饿想回去时，另一人说：“在回去的路上，去昨天的旅店买上十圆的山鸟就够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二人俨然一副暴发户姿态，没有打到猎物而买山鸟完全是为了充面子，而且二人认为把和人类一样拥有生命的山鸟杀了吃是理所应当的，因此这句话体现了宫泽贤治对这种无知的讽刺以及杀生成性的二人的批判。关于杀生，正如矶贝英夫（1968）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思考宫泽贤治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生物不吃其他生物就活不下去呢？”这个问题可怕到任何人都回答不出来，但在宫泽贤治的童话中又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此外，梅原猛（1966）指出，宫泽贤治认为众生世界的本质是修罗道，修罗的世界是充满愤怒、争端的世界。如果是这样，那众生世界就是充满愤怒、争端的世界，生物必须杀害其他生物才能活下去。梅原猛还指出，互相杀戮难道是生存在众生世界中的生物必须遵循的命运吗。而伊藤信吉（1959）所说的《要求很多的餐馆》中讲述的“人生的定律”正是指梅原猛论述的“生物必须靠互相杀戮才能在众生的世界中得以生存”。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宫泽贤治为了消除心中的怒气，将两个绅士一点一点引入死亡的陷阱中。这是宫泽贤治对将山男逼到死路的支那人及以杀生为乐的两个绅士这类人的一种报复。两个绅士被山猫轩光鲜亮丽的外表所迷惑，只顾自己的想法胡乱解读写在那几扇门上的话。续桥达雄（1978）关于山猫轩中的色彩和门以及门上写的文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从利用大门的白色瓷砖吸引两个年轻绅士进入餐馆、到通过黑色的门和桌子显露山猫的杀意，山猫轩中使用的这些色彩都被赋予了某种特殊含义。二人对“本店是要求很多的餐馆，敬请理解”、“虽然要求非常多，但是还请多多忍耐”这些话丝毫没有怀疑，胡乱将“要求很多”理解为餐馆老板是說客人一定要点很多菜，而到最后的最后才意识到是对被当作菜的自己有很多要求。二人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喜欢杀生的人的惯性思维，认为自己只可能是杀害者而不可能沦为被杀害者。正如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的广告语所写的那样，“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年轻绅士因打猎迷路而进入了‘要求很多的餐馆’，无理的经营者却反而向二人提了很多要求。体现了粮食匮乏的山村里的小孩们对都市文明和放纵的阶层不可遏制的反感。”
然而最后宫泽贤治还是没有让山猫吃掉两个绅士。他虽然对以杀生为乐的二人怀有修罗的愤怒，但因为宫泽贤治是一名虔诚到在虚拟的世界中也不忍心杀生的佛教徒，在他内心中佛祖的慈悲战胜了修罗的愤怒，所以才会在故事的最后突然让两只狗复活，救下了二人。可是二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他们的脸却像一团被揉搓得皱巴巴的废纸，不管怎么想办法也恢复不了原来的样子。这只是宫泽贤治给两个绅士的一点小小的惩罚而已。关于差点被山猫吃掉的两个绅士，梅原猛（1966）指出近代西洋文明背后所隐藏的那种以对生命毫无敬畏的杀害精神为原理的文明不久就会毁灭。而且正如打扮成英国士兵的样子、扛着枪、以金钱计算一切的两个绅士快要被山猫吃掉一样，枪支、军队及金钱象征的近代文明也正走向毁灭。宫泽贤治认为只有东洋文明的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才可能避免西洋文明的杀害精神所引起的大量杀生，期待现代文明能够发展到所有生命互相照顾、互相爱护、将各自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程度。而在《要求很多的餐馆》这篇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宫泽贤治心中所展开的杀害文明和慈悲文明的对决，他在故事的最后让两只狗复活救下两个绅士意味着宫泽贤治所代表的慈悲文明战胜了以杀生为乐的两个绅士所代表的是西洋的杀害文明。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山男的四月》和《要求很多的餐馆》中的杀生，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宫泽贤治为了消除心中的修罗的愤怒，在《要求很多的餐馆》的最后，给了代表以杀生为乐、对生命毫无敬畏感这类人的两个绅士一点小小的惩罚——把两个绅士的脸弄得像一团皱巴巴的废纸。此外，这两篇童话都贯穿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生物为了在众生世界中生存就必须吃其他生物呢？关于这个问题，宫泽贤治认为如果是为了生存下去而吃其他生物，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决不可以为了消遣而肆意杀生。因此，从这两篇童话中可以解读出宫泽贤治对认为互相杀戮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以及文明的强烈批判。当以杀害精神为原理的西洋文明大量涌入日本时，只有宫泽贤治一个人看到了西洋文明背后潜藏的丑恶。他认为只有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才有可能战胜西洋文明背后隐藏的对生命毫无敬畏的杀害精神。
而宫泽贤治的这类宗教童话正是因为包含了佛祖慈悲的世界和修罗愤怒的世界的对立、以及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和杀害精神的对决，所以才与一般童话所包含的欺瞒性和非文学性构成鲜明的对照。作为一名信仰佛教的文学家，宫泽贤治将其内心绚烂丰饶的世界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世人看，他创作这些宗教童话不仅是为了保护孩子内心的佛性不被污染，更是为了唤醒大人内心深处被贪婪、欲望、执念等所遮蔽的佛性，他的这种努力与奉献精神无不让人敬佩。正因如此，宫泽贤治的宗教童话才成为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宝贵财富，并且其中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也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重视。
参考文献：
[1]（日）高桥直美.《要求很多的餐馆》论—关于“山”的异界[J].东洋大学人间科学综合研究所纪要，2012，（14）：222-205.
[2]（日）宫泽贤治.昭和文学全集14，宫泽贤治集[M].角川书店，1953：374.
[3]（日）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高村光太郎·宫泽贤治[M].有精堂，1980：189-198.
[4]（日）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宫泽贤治Ⅱ[M].有精堂，1985：132-139.
[5]（日）伊藤信吉.近代文学鉴赏讲座第十六卷 高村光太郎·宫泽贤治[M].角川书店，1959：209-220.
[6]（日）伊藤整等.日本现代文学全集40 高村光太郎·宫泽贤治集[M].讲谈社，1980：460，472.
关键词：宫泽贤治；宗教童话；佛教；杀生；批判
宫泽贤治（1896～1933）被广泛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文学家。然而，他生前虽然创作了诗集《春与修罗》等许多作品，却与文学界几乎没有关联。1924年4月，他自费出版了1000本《春与修罗》，但鲜有诗人关注。同年12月，又自费出版了生前唯一的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关于这本童话集，有人称自神武天皇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出色的童话。
另外，宫泽贤治出生在日本岩手县花卷市一个虔诚信奉净土真宗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人念经诵佛，心中早早种下了宗教的种子。当时岩手县是日本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而且因天灾不断，农民颗粒无收只能变卖家产以维持生活。由于宫泽家经营当铺、估衣铺，作为长子的宫泽贤治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困苦无助却无能为力。这种经历使信仰佛教的他极为矛盾和痛苦，并且对他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后来，当他无意中读了他父亲的朋友赠送给他父亲的法华经后，深受触动，不顾父亲反对而执意改宗，皈依了日莲。所以在作为佛教徒的宫泽贤治的作品中可看到佛教思想。伊藤信吉（1959）指出宫泽贤治所创作的童话中，有数篇可以称之为宗教童话。而佛教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不杀生，因此本文主要以《山男的四月》和《要求很多的餐馆》为中心，尝试解读宫泽贤治的宗教童话中对杀生的批判。
一、《山男的四月》中对杀生的批判
《山男的四月》中的山男在开头说：“我马上要去镇上了。但是如果去镇上不化成人形的话就会被打死”，从中可以看出山男对小镇，即对人类社会充满恐惧，并体现了宫泽贤治对人类社会中的肆意杀生的恐惧和批判。矶贝英夫（1968）指出，宫泽贤治一直以来通过创作诗歌、童话强调“不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较”。由此可知，宫泽贤治是多么惧怕生存竞争、权力意志的原理。为了维持自我、他者、自然之间庞大的共生感，他一直在内心深处与同时拥有相反本质的自己做顽强斗争。而伊藤信吉（1959）指出从宫泽贤治的童话中可以感受到生的喜悦，不仅仅是那几篇宗教童话，宫泽贤治的所有童话都是生命的颂歌，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充满着生命的喜悦。生命的颂歌与杀生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谱写生命的颂歌的同时也是在批判杀生的行为。
另外，山男遇见支那人后，心中在想：“这个支那人浑浊的红眼睛看起来像蜥蜴一样，感觉莫名的害怕。”这种害怕的直觉是由于支那人眼中的“红色”是血的颜色，赤裸裸地表现出了支那人嗜血残暴的本性，同时也为后文山男被支那人所抓埋下了伏笔。此外，关于“支那人”这个称呼，“支那”一词虽本身不含蔑视的意思，但因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及国家地位低下、改革缓慢，本来用作中国的代称的“支那”一词渐渐成了中国的蔑称。宫泽贤治在这个故事中使用“支那人”这个称呼是否意味着他认为所有支那人都是坏人、对支那人持有种族歧视呢，若要解答这个问题则需考察宫泽贤治的其他作品。但毫无疑问，《山男的四月》中描写的支那人是一个卑鄙残暴的坏人。后来，山男还是落入了支那人巧妙的圈套，变成了六神丸。“然而支那人却欣喜若狂，抬起两只脚轻快地跳来跳去，并且用手拍打脚心拍得咚咚响”，从这句话可以读出宫泽贤治对殘酷无情、任意杀害其他生命的支那人的批判。
而当支那人担心山男捣乱会影响生意时，他又装出一副可怜样，面不改色地欺骗山男，“用可怜的、嘶哑的声音说：‘哎，你太无情了。我做不成生意，我吃不上饭，我要死了，哎，你太无情了。’”但山男却善良到觉得那样欺骗自己、把自己变成六神丸的支那人“太可怜了，心想我这样的身体就让支那人拿去赚个六十钱去旅店吃点沙丁鱼头、青菜汤吧。”这正如高桥直美（2012）所论述的那样，善良的生命能够做到互相尊重、体谅对方。并且，山男的善良反衬出了支那人欺骗山男、将山男逼到死路的残酷。宫泽贤治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佛性显现的结果，一切生命本应该做到互相尊重、努力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耀眼的光辉。尽管那是世界本应有的存在状态，但现实世界却像梅原猛（1966）所说的那样，是互相杀戮的世界、强者为王的世界。并且，在《要求很多的餐馆》中也描写了这种互相杀戮的世界、强者为王的世界。
二、《要求很多的餐馆》中对杀生的批判
《要求很多的餐馆》开头描写了两个年轻绅士“打扮成英国士兵的样子，扛着锃锃发亮的枪支，牵着两只像白熊一样的狗”，为了消遣来到深山里打猎。这部分内容隐含了对以杀生为乐的二人这种近乎非人性的残酷的批判，而且“打扮成英国绅士的样子，扛着锃锃发亮的枪支”这句话反映了宫泽贤治对两个绅士的打扮的讽刺，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反映了对近代西洋文明的讽刺和批判。在《要求很多的餐馆》诞生的大正时代，日本一直在模仿英国，一味地学习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但是在思想上并未向欧洲学习，还抛弃了日本的传统文明。而正如故事开头所写的那样，宫泽贤治认为日本这种做法非常讽刺。故事接下来描写的是两个绅士在山里一边走一边聊天的情景，一人说：“这里的山真奇怪，一只鸟或兽都没有。管它什么动物，真想赶快砰砰地给它来几枪”，另一人附和道：“如果朝鹿的黄色的肚子上来上两三枪，那一定非常痛快吧。先咕噜咕噜地转几圈，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这段简短的对话就将两个伪绅士的凶恶残暴描写得淋漓尽致。而由于山里太可怕，两只狗晕倒、口吐白沫而死的时候，一个绅士一边“翻开狗的眼皮”一边说：“老实说，我损失了二千四百圆”，只是一味地在计算金钱损失。而另一个绅士像是在攀比一样地说：“我损失了二千八百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宫泽贤治对于二人这种用金钱衡量生命、对生命没有丝毫尊重的丑恶行为感到极为愤怒。
之后，其中一人觉得又冷又饿想回去时，另一人说：“在回去的路上，去昨天的旅店买上十圆的山鸟就够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二人俨然一副暴发户姿态，没有打到猎物而买山鸟完全是为了充面子，而且二人认为把和人类一样拥有生命的山鸟杀了吃是理所应当的，因此这句话体现了宫泽贤治对这种无知的讽刺以及杀生成性的二人的批判。关于杀生，正如矶贝英夫（1968）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思考宫泽贤治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生物不吃其他生物就活不下去呢？”这个问题可怕到任何人都回答不出来，但在宫泽贤治的童话中又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此外，梅原猛（1966）指出，宫泽贤治认为众生世界的本质是修罗道，修罗的世界是充满愤怒、争端的世界。如果是这样，那众生世界就是充满愤怒、争端的世界，生物必须杀害其他生物才能活下去。梅原猛还指出，互相杀戮难道是生存在众生世界中的生物必须遵循的命运吗。而伊藤信吉（1959）所说的《要求很多的餐馆》中讲述的“人生的定律”正是指梅原猛论述的“生物必须靠互相杀戮才能在众生的世界中得以生存”。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宫泽贤治为了消除心中的怒气，将两个绅士一点一点引入死亡的陷阱中。这是宫泽贤治对将山男逼到死路的支那人及以杀生为乐的两个绅士这类人的一种报复。两个绅士被山猫轩光鲜亮丽的外表所迷惑，只顾自己的想法胡乱解读写在那几扇门上的话。续桥达雄（1978）关于山猫轩中的色彩和门以及门上写的文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从利用大门的白色瓷砖吸引两个年轻绅士进入餐馆、到通过黑色的门和桌子显露山猫的杀意，山猫轩中使用的这些色彩都被赋予了某种特殊含义。二人对“本店是要求很多的餐馆，敬请理解”、“虽然要求非常多，但是还请多多忍耐”这些话丝毫没有怀疑，胡乱将“要求很多”理解为餐馆老板是說客人一定要点很多菜，而到最后的最后才意识到是对被当作菜的自己有很多要求。二人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喜欢杀生的人的惯性思维，认为自己只可能是杀害者而不可能沦为被杀害者。正如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的广告语所写的那样，“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年轻绅士因打猎迷路而进入了‘要求很多的餐馆’，无理的经营者却反而向二人提了很多要求。体现了粮食匮乏的山村里的小孩们对都市文明和放纵的阶层不可遏制的反感。”
然而最后宫泽贤治还是没有让山猫吃掉两个绅士。他虽然对以杀生为乐的二人怀有修罗的愤怒，但因为宫泽贤治是一名虔诚到在虚拟的世界中也不忍心杀生的佛教徒，在他内心中佛祖的慈悲战胜了修罗的愤怒，所以才会在故事的最后突然让两只狗复活，救下了二人。可是二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他们的脸却像一团被揉搓得皱巴巴的废纸，不管怎么想办法也恢复不了原来的样子。这只是宫泽贤治给两个绅士的一点小小的惩罚而已。关于差点被山猫吃掉的两个绅士，梅原猛（1966）指出近代西洋文明背后所隐藏的那种以对生命毫无敬畏的杀害精神为原理的文明不久就会毁灭。而且正如打扮成英国士兵的样子、扛着枪、以金钱计算一切的两个绅士快要被山猫吃掉一样，枪支、军队及金钱象征的近代文明也正走向毁灭。宫泽贤治认为只有东洋文明的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才可能避免西洋文明的杀害精神所引起的大量杀生，期待现代文明能够发展到所有生命互相照顾、互相爱护、将各自的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程度。而在《要求很多的餐馆》这篇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宫泽贤治心中所展开的杀害文明和慈悲文明的对决，他在故事的最后让两只狗复活救下两个绅士意味着宫泽贤治所代表的慈悲文明战胜了以杀生为乐的两个绅士所代表的是西洋的杀害文明。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山男的四月》和《要求很多的餐馆》中的杀生，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宫泽贤治为了消除心中的修罗的愤怒，在《要求很多的餐馆》的最后，给了代表以杀生为乐、对生命毫无敬畏感这类人的两个绅士一点小小的惩罚——把两个绅士的脸弄得像一团皱巴巴的废纸。此外，这两篇童话都贯穿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生物为了在众生世界中生存就必须吃其他生物呢？关于这个问题，宫泽贤治认为如果是为了生存下去而吃其他生物，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决不可以为了消遣而肆意杀生。因此，从这两篇童话中可以解读出宫泽贤治对认为互相杀戮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以及文明的强烈批判。当以杀害精神为原理的西洋文明大量涌入日本时，只有宫泽贤治一个人看到了西洋文明背后潜藏的丑恶。他认为只有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才有可能战胜西洋文明背后隐藏的对生命毫无敬畏的杀害精神。
而宫泽贤治的这类宗教童话正是因为包含了佛祖慈悲的世界和修罗愤怒的世界的对立、以及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和杀害精神的对决，所以才与一般童话所包含的欺瞒性和非文学性构成鲜明的对照。作为一名信仰佛教的文学家，宫泽贤治将其内心绚烂丰饶的世界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世人看，他创作这些宗教童话不仅是为了保护孩子内心的佛性不被污染，更是为了唤醒大人内心深处被贪婪、欲望、执念等所遮蔽的佛性，他的这种努力与奉献精神无不让人敬佩。正因如此，宫泽贤治的宗教童话才成为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宝贵财富，并且其中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也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重视。
参考文献：
[1]（日）高桥直美.《要求很多的餐馆》论—关于“山”的异界[J].东洋大学人间科学综合研究所纪要，2012，（14）：222-205.
[2]（日）宫泽贤治.昭和文学全集14，宫泽贤治集[M].角川书店，1953：374.
[3]（日）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高村光太郎·宫泽贤治[M].有精堂，1980：189-198.
[4]（日）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宫泽贤治Ⅱ[M].有精堂，1985：132-139.
[5]（日）伊藤信吉.近代文学鉴赏讲座第十六卷 高村光太郎·宫泽贤治[M].角川书店，1959：209-220.
[6]（日）伊藤整等.日本现代文学全集40 高村光太郎·宫泽贤治集[M].讲谈社，1980：460，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