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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检索与外语教育文化教学相关的文献,就会发现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为:文化背景、文化导入,文化渗透、文化意识等等。这一结果反映了我们目前对于文化在外语教学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文化知识是一种“背景”知识,主要起“导入”语言知识的作用,在语言教学中见缝插针“渗透”即可,文化教学的目的只不过为了让学生形成一种“文化意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文化教学只是语言教学的调味品:语言是主角,是红花,是第一性的,是属于“课内”的内容;文化是配角,是绿叶,是第二性的,是属于“课外”的内容。这种认识,是我们长期以来在外语教学中过分看重语言的工具性功能,而忽略其人文性功能的结果。
熟悉我国外语课程改革的人都知道,在上一个版本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里,文化意识是英语课程目标的五个维度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文化教学的要求,主要是在“意识”(awareness)的层面,这种“意识”,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稍纵即逝的心理活动或心理过程,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在教材的处理中,也是将其置于“Cultural Tips”或者“Cultural Corner”之中。而品格则是一个人所具备的一种稳定的品性和人格,一旦形成,便内化为个体内在的性情和气质,不大会随着情境发生变化。很显然,比起文化意识来说,文化品格显然对外语教学的文化教学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实实在在落实到外语教育文化教学的维度上。
从词源上讲,汉语中的“文化”二字中的“文” 与表示自然和原始状态的“质”相对,与表示武力和征服的“武”相对。在《易经》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此处文与化虽未组合成词,但已有当今“文化”所指之意。在中国数千年的华尊夷卑的大语境中,文化具有对野蛮、原始的四夷之人“以文化治”和“文治教化”之意。而英语中的 culture 一词,则源于拉丁语cultura,意指栽培、脱离原始的状态。这个概念首先由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义,原意是“灵魂的培养”,由此衍生为生命个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验,使其适应自然或周围的环境。
从广义上讲,文化乃“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梁启超语)。小至个体成长的过程,大至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文化传承从而获得这个“有价值的共业”的过程。个体由此也因文而“雅”,由文而“化”,因为习得文化而被民族或社群所接纳,从而获得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
而文化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文化品格”所涉及的“文化”,除了上述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共性之外,更关乎对本文化和异文化两种文化的认识和比较及“跨”文化理解和交流,其对象是两种文化的整体,涉及两种文化在物质、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并非琐屑零碎的文化背景知识或者可有可无的“文化意识”。
新修订的高中课标在文化品格这一维度的课程目标上除了继续强调中外文化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认知和理解,更加强调一个“化”字:这种文化知识“内化”为的个人的文化品德、文化自觉和内在气质,“外化”及对多元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理解以及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获得。简单来说,就是“文”而“化”之,内化为品,外化为行,“文”是内容,“化”是手段。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是一个动词”的观点,从关注“文化是什么?”到关注“文化能做什么?”,着重强调文化品格的获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国际理解精神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的过程,是一个人的内在人格和外在行为的塑造过程。
无论是“导入”还是“渗透”,仅仅适用于静态的文化知识内容教学。这种基于文化知识、文化背景和文化事实的静态的文化教学,会造成语言学习和使用者在动态跨文化情境中进行有效的交流的所谓“跨文化悖论”,在本位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竖起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而文化意识培养中更重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则更多地通过文化比较、文化感知、文化讨论、文化体验、文化环境、文化交流等动态的方式进行,通过这些方式,学生才能摆脱本位文化视角的羁绊,开始走近异域文化,体验和感受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心理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语言能力、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相互促进,同生共长。
那么,在核心素养的视角下,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品格呢?
首先,我们应该打破外语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之间的藩篱,融文化教学于语言教学过程之中。语言与文化共生互依,二者如影随形,互为镜像,共存互补。对于外语教学来说,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币之两面,缺一不可。人为地将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对立起来,是造成目前外语教学显得“没有文化”问题的主因。这一问题首先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中,具有人文意蕴的内容缺失,技术性、工具性的文本大量出现在教材中,让文化品格的养成教育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抓手。而教师也需要独具“文化慧眼”,敏锐地观察、感知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发现和挖掘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语言中遣词造句、篇章构成、行文方式、文体风格,都是语言和文化共同编织的网络,一些看似很简单的语言表达方式,如英语中的最常见的问候语“Hello!”“Hi!”和“How are you?”中都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关键在于教师有没有一双发现文化的“眼睛”。
其次,文化教学的重点不在于文化背景知识的讲授,而是国际理解精神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获得。我们知道,知识学习和能力获得方式大相径庭,前者主要靠记诵和理解,后者主要靠体验与实践。学生在模拟联合国、英语戏剧节、英文电影趣配音、英文演讲比赛、国际风情展等融语言学习与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校园文化实践活动中,形成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一是,感悟中外优秀文化的精神内涵,理解和欣赏所学内容的语言美和意蕴美。
最后,文化教学的内容和对象不应仅仅局限于目的语文化。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在文化教学中既要避免妄自尊大的民族中心主义,也要防止盲目推崇英美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在学习英语文化的同时,也要具有“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在文化品格的培育过程中,还应该注重文化差异背后人类共同价值及文化共性内容的挖掘与引导,即所謂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及“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对不同文化形成尊重、宽容的态度。
熟悉我国外语课程改革的人都知道,在上一个版本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里,文化意识是英语课程目标的五个维度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文化教学的要求,主要是在“意识”(awareness)的层面,这种“意识”,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稍纵即逝的心理活动或心理过程,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在教材的处理中,也是将其置于“Cultural Tips”或者“Cultural Corner”之中。而品格则是一个人所具备的一种稳定的品性和人格,一旦形成,便内化为个体内在的性情和气质,不大会随着情境发生变化。很显然,比起文化意识来说,文化品格显然对外语教学的文化教学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实实在在落实到外语教育文化教学的维度上。
从词源上讲,汉语中的“文化”二字中的“文” 与表示自然和原始状态的“质”相对,与表示武力和征服的“武”相对。在《易经》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此处文与化虽未组合成词,但已有当今“文化”所指之意。在中国数千年的华尊夷卑的大语境中,文化具有对野蛮、原始的四夷之人“以文化治”和“文治教化”之意。而英语中的 culture 一词,则源于拉丁语cultura,意指栽培、脱离原始的状态。这个概念首先由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义,原意是“灵魂的培养”,由此衍生为生命个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验,使其适应自然或周围的环境。
从广义上讲,文化乃“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梁启超语)。小至个体成长的过程,大至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文化传承从而获得这个“有价值的共业”的过程。个体由此也因文而“雅”,由文而“化”,因为习得文化而被民族或社群所接纳,从而获得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
而文化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文化品格”所涉及的“文化”,除了上述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共性之外,更关乎对本文化和异文化两种文化的认识和比较及“跨”文化理解和交流,其对象是两种文化的整体,涉及两种文化在物质、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并非琐屑零碎的文化背景知识或者可有可无的“文化意识”。
新修订的高中课标在文化品格这一维度的课程目标上除了继续强调中外文化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认知和理解,更加强调一个“化”字:这种文化知识“内化”为的个人的文化品德、文化自觉和内在气质,“外化”及对多元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理解以及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获得。简单来说,就是“文”而“化”之,内化为品,外化为行,“文”是内容,“化”是手段。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是一个动词”的观点,从关注“文化是什么?”到关注“文化能做什么?”,着重强调文化品格的获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国际理解精神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的过程,是一个人的内在人格和外在行为的塑造过程。
无论是“导入”还是“渗透”,仅仅适用于静态的文化知识内容教学。这种基于文化知识、文化背景和文化事实的静态的文化教学,会造成语言学习和使用者在动态跨文化情境中进行有效的交流的所谓“跨文化悖论”,在本位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竖起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而文化意识培养中更重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则更多地通过文化比较、文化感知、文化讨论、文化体验、文化环境、文化交流等动态的方式进行,通过这些方式,学生才能摆脱本位文化视角的羁绊,开始走近异域文化,体验和感受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心理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语言能力、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相互促进,同生共长。
那么,在核心素养的视角下,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品格呢?
首先,我们应该打破外语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之间的藩篱,融文化教学于语言教学过程之中。语言与文化共生互依,二者如影随形,互为镜像,共存互补。对于外语教学来说,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币之两面,缺一不可。人为地将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对立起来,是造成目前外语教学显得“没有文化”问题的主因。这一问题首先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中,具有人文意蕴的内容缺失,技术性、工具性的文本大量出现在教材中,让文化品格的养成教育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抓手。而教师也需要独具“文化慧眼”,敏锐地观察、感知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发现和挖掘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语言中遣词造句、篇章构成、行文方式、文体风格,都是语言和文化共同编织的网络,一些看似很简单的语言表达方式,如英语中的最常见的问候语“Hello!”“Hi!”和“How are you?”中都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关键在于教师有没有一双发现文化的“眼睛”。
其次,文化教学的重点不在于文化背景知识的讲授,而是国际理解精神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获得。我们知道,知识学习和能力获得方式大相径庭,前者主要靠记诵和理解,后者主要靠体验与实践。学生在模拟联合国、英语戏剧节、英文电影趣配音、英文演讲比赛、国际风情展等融语言学习与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校园文化实践活动中,形成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一是,感悟中外优秀文化的精神内涵,理解和欣赏所学内容的语言美和意蕴美。
最后,文化教学的内容和对象不应仅仅局限于目的语文化。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在文化教学中既要避免妄自尊大的民族中心主义,也要防止盲目推崇英美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在学习英语文化的同时,也要具有“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在文化品格的培育过程中,还应该注重文化差异背后人类共同价值及文化共性内容的挖掘与引导,即所謂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及“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对不同文化形成尊重、宽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