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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中，人们不会忘记他；在安徽省地质行业中，人们都知道他。他，就是严坤元，一位以严于律己、工作严谨著称的总工程师。从1958年起，我就在严总的手下做地质技术管理工作。后来的10多年中，我与他在工作上的接触较多，对他的严于律己、专业精湛、谦虚朴实的风范深感敬佩。
为白云鄂博铁矿勘探立下战功
严坤元出身于农民家庭，1934年自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他的一生就奉献给祖国的地质事业了。解放前，地质行业不但艰苦，而且危险，但他跋山涉水，露宿风餐，长年奔忙于福建、江西的丛山密林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就着手研究部署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探，有6个矿产地列为首批重点勘探对象，其中就有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勘探白云鄂博铁矿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严坤元的肩上，他被指派为白云鄂博铁矿队队长兼工程师。
1950年的初夏，由严坤元带队的100多人，带着勘探设备，分乘几辆卡车和吉普车，由解放军骑兵一个连和一个步兵排“保驾”前往工地。这似乎够威风的了，但欢迎他们的只有猛烈的北风和干涸的场地，并不时传来一阵阵狼嚎。在这寒冷的内蒙古荒漠，严坤元一呆就是6年。
解放前我国的地质调查都是地质工作者单枪匹马或数人小组进行的，设备也只限于“三大件”（地质锤、罗盘、放大镜）。这次的地质勘探工作包括地形测量、化验、钻探、槽探等，是我国第一次参照苏联的勘探方法和经验进行的。严坤元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苏联专家也很尊重他。严坤元和他的同事们很快便掌握了正规系统的工作方法，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大铁矿的地质勘探任务。1954年底，由严坤元主持编写的《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主、东矿地质勘探报告》，经国家矿藏储量委员会评审，被认为是当时的最优秀成果。1955年，苏联列宁格勒钢铁设计院根据严坤元等提交的地质勘探报告进行开采设计。
严坤元不但为探明白云鄂博大铁矿地质情况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提出了勘查开发这个矿床中所含的富饶的稀土金属资源的建议。1950年冬，在勘探铁矿不久，严坤元等即从萤石矿中提取出首批氧化铈（铈为稀土元素，很贵重），他认为：“白云鄂博稀土矿据初步了解，其范围之广，品位之高，尚属罕见，将为世界上著名的稀土金属产地。”
后來的勘探结果证实，白云鄂博稀土矿床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罕见的。
“一孔定天下”，揭开淮北煤田的面纱
1955年，地质部在南京成立了华东地质局。严坤元奉调离别了寒冷荒漠的边疆，返回自己的故乡（他是江苏武进县人）。当时华东地质局管辖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5省的10多个（后增至20多个）地质队，作为副总工程师的严坤元主持全局技术业务工作，经常到地质队和野外现场实地考察指导工作。
就在这一年，有一次他随华东地质局的白局长到浙江检查工作，因为道路崎岖且较远，他们都骑着马。他骑的马无人牵，过一座桥时突遇台风袭击，马受惊猛地跃起将他甩到桥下河中，河流湍急，一下子将他冲出几十丈远，幸而遇到沙滩搁浅脱险。他后来对我说：“我不会游泳，这次落水未死是侥幸。”
也可能是大难不死必有作为吧！就在这一年，在安徽省找煤地质勘探工作中，他又立了一大功。他认为安徽的淮南煤矿被日本侵略者掠夺破坏很严重，不能满足新中国生产建设之需，必须另起炉灶，勘查出新的煤矿。他根据过去地质学家翁文灏、计荣森调查的地质资料和个别地区见煤的情况，认为皖北地区有找到煤的地质前提，并开始部署在皖北地区开展普查找煤。首先成立了宿县普查大队，在徐州以南、符离集以北、津浦路以西、河南永城以东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地质普查，同时运用了先进的物理探矿方法，作出预测，这里蕴藏的煤炭约有三四十亿吨。
但是，在这么大范围的平原地区，地表都是砂土掩盖，到哪里去找煤呢？最后还是用钻机向地下深处取出“乌金”。为了适应加快找煤进度的需要，省地质局决定在宿县普查大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325地质队，派郭珍为队长。严坤元副总工程师来队督阵，在他的直接主持下，选择了闸河平原南部为普查突破区。
淮北平原找煤的第一场战役打响了。1955年9月下旬，在濉溪县东南的杨庄附近，布置了第一个普查钻孔A24孔。9月26日正式施钻。当钻探到孔深80和17l米时，遇见了2.15米和3.11米厚的煤层。当钻机取出那闪亮的煤芯时，地质队沸腾起来了，连平常不苟言笑的严总也露出喜色。
一个地表从无煤苗出露的新煤田被揭露了。这种在掩伏区“一孔定天下”的成绩，可以和1946年地质学家谢家荣在淮南八公山“一孔见煤”的功绩相媲美。
初战告捷，接着严坤元又率地质队连续作战。到1962年，淮北闸河隐伏的巨大煤田全面勘探完毕，累计探明储量达13.68亿吨。
闸河煤田横跨皖、苏两省，面积约350平方公里，是淮北大煤田的主体部分。它的发现和勘探，为建立淮北煤炭生产基地提供了丰饶的原料。1958年，淮北煤矿开始建井投产，矿区很快就发展成以矿业为主的淮北市了。
转战安徽，慧眼识宝
1958年，安徽省地质局成立，他就奉命转战到安徽。数十年来，他以全部心血探寻着蕴藏在广袤的江淮大地下的“宝石”，为安徽矿产资源的勘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严坤元身为总工程师，全面主持技术业务工作，他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矿产资源的每次丰收，几乎都有他一份辛苦和贡献。如安徽省大型铁矿霍邱铁矿的勘探决策。该矿完全隐伏在地表下，1957年地质部用飞机上的物理探矿仪器在寻找石油时发现这个地区有大面积的磁异常，当时的分析认为是火成岩显示的结果。1959年下半年，以严坤元总工程师为首的省地质局多数地质技术人员主张用钻机在该地区打孔取出岩芯验证，并决定由所在地区的地质队钻探，结果在地下100多米深处，遇见两层很厚的铁矿层，从而揭开了这个大铁矿的神秘“面纱”。
1960年下半年，严坤元检查工作来到了天长冶山铁矿。这个铁矿两年前就转入勘探，原来只当它是一个铁矿。但当严坤元拿起矿芯标本细看时，发现有一黑白相间的矿物，顿时引起了他的怀疑。凭着丰富的地质知识和识矿经验，他怀疑其中有一种叫硼镁铁矿的矿物。也就是含硼的铁矿。这种硼矿肉眼很难识别确定，只有经验丰富的地质专家才能识别，后来一分析它果然含硼。严坤元指示对原来分析过的矿样重新补做硼的分析，确定了硼矿体的存在。
要不是严总“慧眼识宝”，这个硼矿床就在众目睽睽下“漏网”了。
主持“中国古铜都”铜矿开发工作迎重大突破
在找矿勘探工作中，严坤元对安徽铜陵扩大找矿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了突出贡献。
安徽的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铜陵地区。虽然铜陵铜矿开发历史悠久，但解放前一直资源不清。刚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在这一地区开展了地质勘探工作。首先由郭文魁、常印佛等探明了铜官山铜矿床，提交了储量报告。但还有很多铜矿不清。
早在1955年，严坤元就根据地质部将铜列为重点矿种之一的要求，主持制定了铜陵地区找矿的工作规划，从已知的地质环境（条件）对铜矿的地质勘探工作作了科学的安排。并提出一系列的工作步骤和方法，很快逐个探明了狮子山、凤凰山铜矿床分布及蕴藏量情况。
1964年，铜陵321地质队富有经验的常印佛工程师（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出国援外，当时地质队正在编写凤凰山矿床的地质勘探报告。严坤元担心常工离开后，这样较大规模的勘探报告队里是否能编写得好，特地从合肥来到铜陵321地质队。他不顾冬天的严寒，在当时野外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亲自指导地质资料的整理、编写。他一张图表一张图表地检查指导，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严格核实，终于完成了这个中型铜矿床的勘探报告。报告提交审查后，顺利通过，使得该矿立即进入设计开采。
找矿是从地表到地下进行的。出露在外的地表矿易找，埋藏地下的隐伏矿、盲矿很难找。1965年，省地质局副局长郭珍、总工程师严坤元来32l地质队审查地质设计，强调布置普查找矿工作。该队技术负责人周作祯工程师根据附近的老鸦岭有明显的凹地可能是古采坑的推测，安排技术力量进行普查。在茂密的丛林里，终于挖掘出古矿遗迹和铜矿物，但并无矿苗出露。地表有铜矿的线索，但矿体在地下何处，还得打钻。于是搬来了钻机在此施工。这第一孔钻探到近300米时，还未见到矿体，只是有一些蚀变的岩石。是不是继续往下面（深处）钻呢？队里作不了主。于是周作祯等带着岩芯标本和图纸资料到局里向严总汇报。
严总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了岩芯标本，看出这是矿体周围的蚀变岩石，是要见到矿体的标志，再结合地质资料分析，他果断地作出继续钻进的决定。于是那台钻机又在原地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当钻杆继续延伸下去，还没有几米，提取出来的圆筒岩芯上呈现出星星点点金光闪耀的黄铜矿，工人们高呼：“见到矿了！”经过化验，这块岩芯含铜高达5%—6%，是富矿。喜讯从队里传到局里，严总喜笑颜开，禁不住轻声哼出他喜欢的黄梅调来。
于是，321地质队那些眼看要“休闲”的钻机，被一台一台地运来老鸦岭，很快探明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盲矿床：一个铜储量有10多万吨的中型矿床。
这个盲矿床的发现与探明，不仅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开拓了眼界，扩大了找矿远景。原来老鸦岭的铜矿床是一个新的含矿层，地质时代属古生代与中生代之间，存在于沉积岩中，它启发了地质人员还有可能找到其他地质时代的含矿层。后来，经过不断探索，果然发现了多层矿体。1976年，新发现的冬瓜山大型铜矿床，就是从老鸦岭盲矿体的层位发展延续而来的。所以，后来人们公认60年代中后期是铜陵地区扩大找矿成果的“大转折”时期，而它的突破口就是老鸦岭隐而不露的铜矿床被发现。严坤元在决策和指挥时起了关键性作用。
名副其实的严师风范
严总虽然身材瘦小，戴着眼镜，因长期积劳成疾，只能靠一只眼睛生活和工作，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严谨，在地质技术人员当中，向以“威严”著称。他要求勘探报告等材料写作一定要有条理和概念清楚，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遇到技术和文字上的错误，他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指正。有少数几个地质队技术负责人，有时汇报工作时逻辑混乱，思维不清。他就不客气地进行指斥，表示不满。
在地质勘探工作中，计算矿产储量是最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后来的开发利用和建设规划。严总在这方面更是严格把关，经他主持审查的储量报告，从未发现浮夸储量数字的事例。
地质工作那时非常强调保密。对此，严总总是带头严格执行。
严老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从来都是按章办事，不摆权威的架子，更不以权谋私。他是安徽省地质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连任副理事长多年。但当新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规定正副理事长不得连任两届，在1985年改选时，他即主动退位让贤，并说服理事长也让位，从而保证了省地质学会改选的圆满成功。
严总主持地质学会工作时期，我担任副秘书长。我从工作方便的角度考虑，曾想从局机关技术业务骨干中多推荐一些理事候选人，他不同意，认为要多考虑野外第一线的技术负责人或学术水平较高者，不能搞“近水楼台先得月”。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是《安徽地质科技》杂志的主编，日常编辑则由我负责，最后由他终审。他对发表文章的质量把关非常严，有一次，我送局里一位副总工程师和一位副处长写的稿件请他審阅，他看后认为这两篇稿件存在某些不足，便毫不客气地给“枪毙”了。他主持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也是公事公办，不因为“关系”好坏而随意褒贬。
表面上看，他严得对人不顾情面，但他从不以权压人。对名利，更是淡泊。他应约为包钢写的回忆录，全是工作经历及成果，而不炫耀自己的成绩如何如何。
1985年，他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周年，省地质学会为他举办了一次茶话会。当我在有关的通知里称他为地质学家时，他说他不能称地质学家。我心里想，如果他都不能称地质学家，那安徽也就没有地质学家了。后来尊重他的意见改为地质专家。由此可见他的谦虚。他非常讲究概念准确。大概他认为“学家”是专指有高层次学术理论水平和科学著作的人吧！
其实，严老是国内有名的铁矿专家，不但精通普查勘探学（现称矿产勘查学），而且早已发表了论文、专著，并主持编制了很多高水平、高质量的地质图件，硕果累累，学术价值很高，是一位德高望重、学问精深的地质学家。
还有一件小事，说明他不愿以名声示人。1982年，我陪他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七十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时，路过天津停留。当时旅馆床位紧张，但凭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证，天津市交际处可安排有卫生间的套房，而他并未出示代表证享受一下这点“特权”！
严老衣着朴素，吃得少而简单，他的烟瘾曾有一阵子很大，但说戒也就戒了。退休后他的生活也很有规律，所以能高龄长寿。
1998年4月8日，严坤元九十大寿之际，地矿部部长亲笔书写“白云鄂博扬帆，东吴大地立功”，著名地质学家程裕淇也题写“勘探塞外江南结硕果，回首敬业奉献扬美名”。我省双院士常印佛撰文庆祝，并与安徽省地矿局局长胡玉贤等局领导同志携花篮、寿礼到他家中表示祝贺。
（作者为安徽省地质学会原秘书长、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
为白云鄂博铁矿勘探立下战功
严坤元出身于农民家庭，1934年自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他的一生就奉献给祖国的地质事业了。解放前，地质行业不但艰苦，而且危险，但他跋山涉水，露宿风餐，长年奔忙于福建、江西的丛山密林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就着手研究部署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探，有6个矿产地列为首批重点勘探对象，其中就有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勘探白云鄂博铁矿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严坤元的肩上，他被指派为白云鄂博铁矿队队长兼工程师。
1950年的初夏，由严坤元带队的100多人，带着勘探设备，分乘几辆卡车和吉普车，由解放军骑兵一个连和一个步兵排“保驾”前往工地。这似乎够威风的了，但欢迎他们的只有猛烈的北风和干涸的场地，并不时传来一阵阵狼嚎。在这寒冷的内蒙古荒漠，严坤元一呆就是6年。
解放前我国的地质调查都是地质工作者单枪匹马或数人小组进行的，设备也只限于“三大件”（地质锤、罗盘、放大镜）。这次的地质勘探工作包括地形测量、化验、钻探、槽探等，是我国第一次参照苏联的勘探方法和经验进行的。严坤元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苏联专家也很尊重他。严坤元和他的同事们很快便掌握了正规系统的工作方法，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大铁矿的地质勘探任务。1954年底，由严坤元主持编写的《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主、东矿地质勘探报告》，经国家矿藏储量委员会评审，被认为是当时的最优秀成果。1955年，苏联列宁格勒钢铁设计院根据严坤元等提交的地质勘探报告进行开采设计。
严坤元不但为探明白云鄂博大铁矿地质情况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提出了勘查开发这个矿床中所含的富饶的稀土金属资源的建议。1950年冬，在勘探铁矿不久，严坤元等即从萤石矿中提取出首批氧化铈（铈为稀土元素，很贵重），他认为：“白云鄂博稀土矿据初步了解，其范围之广，品位之高，尚属罕见，将为世界上著名的稀土金属产地。”
后來的勘探结果证实，白云鄂博稀土矿床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罕见的。
“一孔定天下”，揭开淮北煤田的面纱
1955年，地质部在南京成立了华东地质局。严坤元奉调离别了寒冷荒漠的边疆，返回自己的故乡（他是江苏武进县人）。当时华东地质局管辖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5省的10多个（后增至20多个）地质队，作为副总工程师的严坤元主持全局技术业务工作，经常到地质队和野外现场实地考察指导工作。
就在这一年，有一次他随华东地质局的白局长到浙江检查工作，因为道路崎岖且较远，他们都骑着马。他骑的马无人牵，过一座桥时突遇台风袭击，马受惊猛地跃起将他甩到桥下河中，河流湍急，一下子将他冲出几十丈远，幸而遇到沙滩搁浅脱险。他后来对我说：“我不会游泳，这次落水未死是侥幸。”
也可能是大难不死必有作为吧！就在这一年，在安徽省找煤地质勘探工作中，他又立了一大功。他认为安徽的淮南煤矿被日本侵略者掠夺破坏很严重，不能满足新中国生产建设之需，必须另起炉灶，勘查出新的煤矿。他根据过去地质学家翁文灏、计荣森调查的地质资料和个别地区见煤的情况，认为皖北地区有找到煤的地质前提，并开始部署在皖北地区开展普查找煤。首先成立了宿县普查大队，在徐州以南、符离集以北、津浦路以西、河南永城以东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地质普查，同时运用了先进的物理探矿方法，作出预测，这里蕴藏的煤炭约有三四十亿吨。
但是，在这么大范围的平原地区，地表都是砂土掩盖，到哪里去找煤呢？最后还是用钻机向地下深处取出“乌金”。为了适应加快找煤进度的需要，省地质局决定在宿县普查大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325地质队，派郭珍为队长。严坤元副总工程师来队督阵，在他的直接主持下，选择了闸河平原南部为普查突破区。
淮北平原找煤的第一场战役打响了。1955年9月下旬，在濉溪县东南的杨庄附近，布置了第一个普查钻孔A24孔。9月26日正式施钻。当钻探到孔深80和17l米时，遇见了2.15米和3.11米厚的煤层。当钻机取出那闪亮的煤芯时，地质队沸腾起来了，连平常不苟言笑的严总也露出喜色。
一个地表从无煤苗出露的新煤田被揭露了。这种在掩伏区“一孔定天下”的成绩，可以和1946年地质学家谢家荣在淮南八公山“一孔见煤”的功绩相媲美。
初战告捷，接着严坤元又率地质队连续作战。到1962年，淮北闸河隐伏的巨大煤田全面勘探完毕，累计探明储量达13.68亿吨。
闸河煤田横跨皖、苏两省，面积约350平方公里，是淮北大煤田的主体部分。它的发现和勘探，为建立淮北煤炭生产基地提供了丰饶的原料。1958年，淮北煤矿开始建井投产，矿区很快就发展成以矿业为主的淮北市了。
转战安徽，慧眼识宝
1958年，安徽省地质局成立，他就奉命转战到安徽。数十年来，他以全部心血探寻着蕴藏在广袤的江淮大地下的“宝石”，为安徽矿产资源的勘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严坤元身为总工程师，全面主持技术业务工作，他的成绩是多方面的。矿产资源的每次丰收，几乎都有他一份辛苦和贡献。如安徽省大型铁矿霍邱铁矿的勘探决策。该矿完全隐伏在地表下，1957年地质部用飞机上的物理探矿仪器在寻找石油时发现这个地区有大面积的磁异常，当时的分析认为是火成岩显示的结果。1959年下半年，以严坤元总工程师为首的省地质局多数地质技术人员主张用钻机在该地区打孔取出岩芯验证，并决定由所在地区的地质队钻探，结果在地下100多米深处，遇见两层很厚的铁矿层，从而揭开了这个大铁矿的神秘“面纱”。
1960年下半年，严坤元检查工作来到了天长冶山铁矿。这个铁矿两年前就转入勘探，原来只当它是一个铁矿。但当严坤元拿起矿芯标本细看时，发现有一黑白相间的矿物，顿时引起了他的怀疑。凭着丰富的地质知识和识矿经验，他怀疑其中有一种叫硼镁铁矿的矿物。也就是含硼的铁矿。这种硼矿肉眼很难识别确定，只有经验丰富的地质专家才能识别，后来一分析它果然含硼。严坤元指示对原来分析过的矿样重新补做硼的分析，确定了硼矿体的存在。
要不是严总“慧眼识宝”，这个硼矿床就在众目睽睽下“漏网”了。
主持“中国古铜都”铜矿开发工作迎重大突破
在找矿勘探工作中，严坤元对安徽铜陵扩大找矿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了突出贡献。
安徽的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铜陵地区。虽然铜陵铜矿开发历史悠久，但解放前一直资源不清。刚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在这一地区开展了地质勘探工作。首先由郭文魁、常印佛等探明了铜官山铜矿床，提交了储量报告。但还有很多铜矿不清。
早在1955年，严坤元就根据地质部将铜列为重点矿种之一的要求，主持制定了铜陵地区找矿的工作规划，从已知的地质环境（条件）对铜矿的地质勘探工作作了科学的安排。并提出一系列的工作步骤和方法，很快逐个探明了狮子山、凤凰山铜矿床分布及蕴藏量情况。
1964年，铜陵321地质队富有经验的常印佛工程师（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出国援外，当时地质队正在编写凤凰山矿床的地质勘探报告。严坤元担心常工离开后，这样较大规模的勘探报告队里是否能编写得好，特地从合肥来到铜陵321地质队。他不顾冬天的严寒，在当时野外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亲自指导地质资料的整理、编写。他一张图表一张图表地检查指导，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严格核实，终于完成了这个中型铜矿床的勘探报告。报告提交审查后，顺利通过，使得该矿立即进入设计开采。
找矿是从地表到地下进行的。出露在外的地表矿易找，埋藏地下的隐伏矿、盲矿很难找。1965年，省地质局副局长郭珍、总工程师严坤元来32l地质队审查地质设计，强调布置普查找矿工作。该队技术负责人周作祯工程师根据附近的老鸦岭有明显的凹地可能是古采坑的推测，安排技术力量进行普查。在茂密的丛林里，终于挖掘出古矿遗迹和铜矿物，但并无矿苗出露。地表有铜矿的线索，但矿体在地下何处，还得打钻。于是搬来了钻机在此施工。这第一孔钻探到近300米时，还未见到矿体，只是有一些蚀变的岩石。是不是继续往下面（深处）钻呢？队里作不了主。于是周作祯等带着岩芯标本和图纸资料到局里向严总汇报。
严总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了岩芯标本，看出这是矿体周围的蚀变岩石，是要见到矿体的标志，再结合地质资料分析，他果断地作出继续钻进的决定。于是那台钻机又在原地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当钻杆继续延伸下去，还没有几米，提取出来的圆筒岩芯上呈现出星星点点金光闪耀的黄铜矿，工人们高呼：“见到矿了！”经过化验，这块岩芯含铜高达5%—6%，是富矿。喜讯从队里传到局里，严总喜笑颜开，禁不住轻声哼出他喜欢的黄梅调来。
于是，321地质队那些眼看要“休闲”的钻机，被一台一台地运来老鸦岭，很快探明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盲矿床：一个铜储量有10多万吨的中型矿床。
这个盲矿床的发现与探明，不仅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开拓了眼界，扩大了找矿远景。原来老鸦岭的铜矿床是一个新的含矿层，地质时代属古生代与中生代之间，存在于沉积岩中，它启发了地质人员还有可能找到其他地质时代的含矿层。后来，经过不断探索，果然发现了多层矿体。1976年，新发现的冬瓜山大型铜矿床，就是从老鸦岭盲矿体的层位发展延续而来的。所以，后来人们公认60年代中后期是铜陵地区扩大找矿成果的“大转折”时期，而它的突破口就是老鸦岭隐而不露的铜矿床被发现。严坤元在决策和指挥时起了关键性作用。
名副其实的严师风范
严总虽然身材瘦小，戴着眼镜，因长期积劳成疾，只能靠一只眼睛生活和工作，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严谨，在地质技术人员当中，向以“威严”著称。他要求勘探报告等材料写作一定要有条理和概念清楚，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遇到技术和文字上的错误，他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指正。有少数几个地质队技术负责人，有时汇报工作时逻辑混乱，思维不清。他就不客气地进行指斥，表示不满。
在地质勘探工作中，计算矿产储量是最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后来的开发利用和建设规划。严总在这方面更是严格把关，经他主持审查的储量报告，从未发现浮夸储量数字的事例。
地质工作那时非常强调保密。对此，严总总是带头严格执行。
严老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从来都是按章办事，不摆权威的架子，更不以权谋私。他是安徽省地质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连任副理事长多年。但当新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规定正副理事长不得连任两届，在1985年改选时，他即主动退位让贤，并说服理事长也让位，从而保证了省地质学会改选的圆满成功。
严总主持地质学会工作时期，我担任副秘书长。我从工作方便的角度考虑，曾想从局机关技术业务骨干中多推荐一些理事候选人，他不同意，认为要多考虑野外第一线的技术负责人或学术水平较高者，不能搞“近水楼台先得月”。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是《安徽地质科技》杂志的主编，日常编辑则由我负责，最后由他终审。他对发表文章的质量把关非常严，有一次，我送局里一位副总工程师和一位副处长写的稿件请他審阅，他看后认为这两篇稿件存在某些不足，便毫不客气地给“枪毙”了。他主持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也是公事公办，不因为“关系”好坏而随意褒贬。
表面上看，他严得对人不顾情面，但他从不以权压人。对名利，更是淡泊。他应约为包钢写的回忆录，全是工作经历及成果，而不炫耀自己的成绩如何如何。
1985年，他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周年，省地质学会为他举办了一次茶话会。当我在有关的通知里称他为地质学家时，他说他不能称地质学家。我心里想，如果他都不能称地质学家，那安徽也就没有地质学家了。后来尊重他的意见改为地质专家。由此可见他的谦虚。他非常讲究概念准确。大概他认为“学家”是专指有高层次学术理论水平和科学著作的人吧！
其实，严老是国内有名的铁矿专家，不但精通普查勘探学（现称矿产勘查学），而且早已发表了论文、专著，并主持编制了很多高水平、高质量的地质图件，硕果累累，学术价值很高，是一位德高望重、学问精深的地质学家。
还有一件小事，说明他不愿以名声示人。1982年，我陪他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七十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时，路过天津停留。当时旅馆床位紧张，但凭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证，天津市交际处可安排有卫生间的套房，而他并未出示代表证享受一下这点“特权”！
严老衣着朴素，吃得少而简单，他的烟瘾曾有一阵子很大，但说戒也就戒了。退休后他的生活也很有规律，所以能高龄长寿。
1998年4月8日，严坤元九十大寿之际，地矿部部长亲笔书写“白云鄂博扬帆，东吴大地立功”，著名地质学家程裕淇也题写“勘探塞外江南结硕果，回首敬业奉献扬美名”。我省双院士常印佛撰文庆祝，并与安徽省地矿局局长胡玉贤等局领导同志携花篮、寿礼到他家中表示祝贺。
（作者为安徽省地质学会原秘书长、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