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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画家刘旦宅（1931～2011）先生相识于《文汇报》。那是1970年春节过后，《文汇报》美术摄影部负责人张楚良邀请戴敦邦、刘旦宅等画家成立了《智取威虎山》创作组，集体创作《智取威虎山》连环画，并在《文汇报》上连载。戴敦邦、刘旦宅等画坛高手的艺术特色，引起了我对绘画的兴趣以及对戴、刘的了解。
因切磋孔子画像形貌与刘先生相识
张楚良比刘旦宅小两岁，可资历不轻，他长期从事连环画、宣传画创作，其作品《晨》《渔家》早在1962年参加阿尔巴尼亚的中青年版画展并获奖。刘旦宅心服张楚良的绘画指挥。楚良常在我编辑的版面配图，也邀旦宅在理论学术版作刊头画，时有沟通和切磋画艺的机会。他们从中知道我对中国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有所了解，于是常邀我到画室研讨某些画面。我有“相见恨晚”之感，刘先生却多次引了佛言的一句话：“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其意是说，我们的相聚是一种缘分，应该倍加珍惜。
这一时期的革命样板戏和革命现代戏连环画的构图、人物造型均按照当时的“三突出”（即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原则，严格遵循原剧设计编绘，带有—定的程式化、脸谱化。道具、背景图案有些是按原剧的布局绘制，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些则比较自然写实，如《白毛女》《海港》等。绘画多数采用传统白描画法，用笔干练、准确、逼真，有的则采用白描勾线与水墨画法相结合，按照光影关系进行人物刻画，厚重有力而具立体感。
他们在创作之余经常讨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时还讨论对历史人物的外貌形象的描绘。有一次讨论到孔子形象，争论不休。张楚良打电话叫我马上到七楼画室。我一到，楚良直截了当地问：“孔子的面相怎样？”我说，有关孔子的画像，我倒收集了不少，有版画、绘画、石刻拓本等数百种，多为明清时期的木刻或石刻拓印的孔子图像，但是没有一幅把孔子的形似画出来的。
刘旦宅似有疑惑地问我：“那孔子的外形是怎样？”
我直截了当地说：“应将孔子的头顶的凹陷特征畫出来。”
刘问：“有何根据？”
我说：“有其历史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句明确的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名丘、字仲尼，是因为‘生而首上圩顶’，即得名于出生后的头部生理特征。”我边说边画个样子。
刘旦宅当场赞曰：“言之有理。”在场的郑重也赞说：“这是小郭老之见，不可小视。”郑重同我也是相处极好的同事，他比刘旦宅小四岁，比我大七岁，安徽宿县人。他对我的赞誉带有同学、同事情感。我们虽不在一个部门（他在教育卫生部，我在理论学术部），但都毕业于复旦大学，有同学之情，而且爱好文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有共识。所以，有段时间张楚良、郑重、刘旦宅和我常在中午休息时在创作室评画论画，时间不长，可受教不少。郑重的爱好更广泛，也是有心人，他与上海一批知名画家有深交，如谢稚柳、唐云、林风眠、刘旦宅等。我却埋首于帝王“大传” 的写作，少与他们联系。不过，刘旦宅先生常来《文汇报》参与美编工作，不时在美编室或在食堂相见会晤，交谈历史人物形态的创作设想。
初次合作从创作绝非“小儿科”的爱国题材画开始
1984年初，刘先生来《文汇报》接受任务，他特地到我办公室，问我编什么版面？我说配合爱国主义的宣传，开设了“神州” 版，他赞曰“颂扬祖国大地河山好”。刘先生赞好，我便接口说：“请刘先生给我们配连环画，行吗？”他说：“很忙，过段时间再说。”我说：“不希望讲再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好在近期给我们配吧！”见我言辞恳切，刘先生便问我什么内容？我说是属历史题材的，并当场递上“班超父子通西域”的画题文字，共有四节，即配四幅图，并对画面作了一些说明。刘先生对我的口头说明予以赞许，他说：“说明文字很到位内行，这类历史人物是我喜欢的，‘通西域’的题材也很好，对开通西域有功之臣应大加彰显，这类爱国题材画绝不是什么‘小儿科’，再忙，我也得接受这一光荣任务，但时间不要逼我太紧。”我说鲁迅先生曾讲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 而是逼出来的，我看绘画也是逼出来的。刘先生回到家后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对汉代人物形态有何意见？我一时答不上，便从图书馆借了两本有关汉代石像的画册，准备送去参考。刘先生说这类图书他家里有。他征询我意见的目的在于想把作者与编者的构想尽量统一起来，以实现作品的最佳效果。刘先生在艺术创作上有极强的个性，同时又善于刺取诸说，对于不同风格，也能择其善而从之，加以借鉴。不出所料，第四天，刘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依据我写的脚本和当面的说明画了四幅，若不行，可退回修改，我即派通讯员去刘先生家取稿，图文合成后即于1984年2月2日《文汇报》的“神州” 专版刊发。图下方署“郭志坤文 刘旦宅画”。当天中午刘先生打来电话说这么快！我说：“刘先生的作品就是要快快见报，让读者早早知晓。”刘先生说：“感谢抬举，希望继续合作。”
再邀刘旦宅为《秦始皇大传》配图，反复推敲秦始皇相貌
拙著《秦始皇大传》送出版社后，责任编辑建议我在扉页上配幅秦始皇的画像。我在上海博物馆寻得一幅秦始皇画像，可没有作者署名，工作人员说，传是刘旦宅所绘。我反复端详后，觉得不像秦始皇的真实面目。
于是，很想找刘旦宅重画一幅秦始皇的画像，我打了几次电话没有联系上。第一次是刘夫人接的，她问我是谁？我说《文汇报》的。对方说“不在”。隔了两天，再去电话又是夫人接的，问我是谁？我说老朋友。她说“出去开会了”。我不相信刘先生老是不在家，于是隔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再去电话，对方问我是谁？我爽朗地回答：“是刘先生的老朋友，外传刘先生画的秦始皇画像，有差错。”一听“有差错”，刘夫人马上说：“等一下，我叫刘先生来接。”刘先生接了我的电话后连说：“老朋友老朋友，非常欢迎赐教。”我们相约次日下午去他府上面谈。刘府不易进去的，这是夫人 “挡驾” 之故 ，因为作画构思最讨厌人打扰。于是以“不在家” 为由拒人于门外。 我很喜欢刘旦宅的画，刘氏之画取法于汉唐人物以及宋元山水风格，其造型清俊，情思横逸，秀拙相蕴，生动雅健，格外古朴脱俗，耐人寻味。所以我首选刘旦宅配拙著《秦始皇大传》的图。出发前做了功课，对其身世作了一番了解，准备作一次深入采访，为报道搜集素材，同时以情感人，让他允诺我的要求。我知道他幼年家境贫寒，自幼喜好绘画。10岁时曾在温州举办过《十龄童刘小粟画展》，有“神童”之誉。1951年到上海，为私营大中国图画出版社画书籍插图、教学挂图等，亦作连环画，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职。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此次再见时，他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教授。
我们久别重逢时，杜甫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的诗句悠然在我眼前呈现，我说了杜甫这一名句，刘先生也有同感。他叫我“小郭老，小郭老”，这是《文汇报》老领导沈国祥给我的雅号，刘先生还记忆犹新，说明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许当年我对孔子形象的画述让他铭刻在心。在画坛中，刘旦宅是位好读子书、富有玄想的画家。据说酒量之大，在书画界也是所向披靡，不过没有共饮过。只知道他特别欢喜读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及屈原的作品，于是这次见面时，我送去《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请他雅正。刘先生翻看了目录便说：“我就是喜欢这类图书，而且是朋友所著。把先秦诸子的宣传活动用连环画表达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应了一句：“刘先生作画，我当写脚本。”我们没有把话题停留在先秦诸子上，而是很快进入主题。
我展开一张秦始皇画像的复印件，他一看就说，这是他的早期画作，随后又改口说：“虽是早期之作，但人物形象是有根有据的。”
我同他算是老朋友，也就单刀直入地说：“这幅画融工笔、线描、泼墨为一体，很有特色，但不符合历史记载。”
刘先生是个性很强的画家，他马上指出：“我的画也是有根据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对秦始皇有句形象的描绘。”刘先生背出了尉缭的话：“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接著，刘先生又说：“尉缭是秦始皇身边的人，对秦始皇的形象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后世画家和舞台设计者正是根据尉缭的评论来勾勒秦始皇形象的。郭沫若先生据此分析说，秦始皇有生理缺陷，蜂准就是马鞍鼻，挚鸟膺就是现代医学的‘鸡胸’，豺声表明气管炎，其胸形、鼻形变异与气管炎常发显示他是个软骨病患者。”
我没有打断刘先生的话，让他把所掌握的根据和盘而托出之后，我说：“我也相信郭沫若先生的考证，‘长目’疑作‘马目’，以‘马目’来形容其眼球突出。但不能把尉缭的话当成勾勒秦始皇形象的根据。”
刘先生问我：“这是为什么？”
我耐心地说：“尉缭的话语中，‘蜂’‘挚鸟’ ‘豺’‘虎狼’等皆为动物兽类。这完全是尉缭出于愤慨之时的一种发泄，是对秦始皇的丑化，其长相并非真的如此。正如现代人在愤怒之时骂人是 ‘猪狗’ 一般，并非被骂者的长相真的像猪狗。”
刘先生对我这句话似乎有所领悟，他说：“是啊，现代人在非常气愤之时，常用最用‘蠢猪’‘笨牛’‘死骡’骂人，或骂人‘连猪狗都不如’。”
我也补充说：“或骂人‘是一帮禽兽’‘一群畜生’，把人家动物化，予以丑化，从中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人家好端端的，帅气十足，并非像丑陋的动物那样。”
刘先生说：“这样看来，尉缭的话不足以用来表现秦始皇形象的根据。那么秦始皇的形象该是怎样呢？”
我作了一个大概描述，当时的回答是：“秦始皇为北方牧民的后裔，典型的西北大汉，体形应该是伟岸的，秦始皇的母亲是赵国的美女，能歌善舞，有倾国倾城之姿色，根据现代遗传学说，秦始皇必有其母之遗传因子，其相貌也应该是英俊高大的。”
刘先生频频点头说：“这些分析虽然是推理想象的，但言之有理，令人信服。”
我说：“近年来，有关秦始皇的影视片不断推出，秦始皇的形象各异。受众疑惑不解：是英武潇洒，还是身形猥琐？尽管有关秦始皇的相貌记载甚少，其形貌究竟怎样，现在确实谁也讲不清，现在只能用科学的推理方法去逼近真相。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你作为一个著名画家，有责任合作推出一幅尽可能真实的秦始皇画像。”
刘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文章是改出来的，绘画也是改出来的。我认为，求美先从求真入手，这就是要寻找根据，不断求真求实，才能画出好作品。”刘先生表示重新修改旧作，可没有马上允诺为我著《秦始皇大传》配图，只是说让他考虑考虑。刘先生的时间很宝贵，我不敢过多地打扰他，不过，他很喜欢同我交谈，认为在我这里也学到了某些历史知识。当时要我将《秦始皇大传》的打样稿留在他那儿，让他读读，以便了解秦始皇的业绩和性格，他认为，绘画秦始皇画像时一定要注意一个人的外在形象是其内在性格的外化。
秦始皇画像三易其稿，得周谷老称赞
画家需要灵感更要安静，一个多月，我没敢去电话打扰。过了45天，刘先生打电话到我单位，让总机通知我近日去他家。我应约去他家。一到刘家见画室挂了一幅秦始皇画像，刘先生告诉说，这一个半月断断续续绘画了这幅图的初样，已是三易其稿了。该如何着色？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想，刘先生是国画大家，国学底蕴深厚，饱览诗书，他为人大度和正直，又是如此谦逊，在他面前我还有什么多余的话呢？刘先生催着我发表意见。
我只好班门弄斧地说：“着色是绘画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和必要的条件之一。不完全增加光彩，给人以更强烈、更深刻的艺术形象，更重要的是更准确和更鲜明地表现生活和反映历史的真实形象。”
刘先生认为我的分析很专业，他说：“一幅画面在构图、素描、透视等方面都具有一定水平，但在色彩处理和运用上存在问题，特别是脱离了历史真实性即要成荒诞。” 我说：“秦始皇崇尚黑色，龙袍应涂黑色。”
刘先生说：“好的。秦始皇崇尚黑色，这是历史真实性，若将秦始皇龙袍涂红色就失真了。若将龙袍全涂黑也不行。画是艺术品，要有红色、黄色点缀才能显示黑色，这样更富有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
我同意刘先生的艺术创作构想，画面主色调应为黑色。
过一星期后，我请文汇报摄影记者周学忠一起去安亭路刘宅，拍摄秦始皇画像，刘先生说：“这是我们共同创作的，先让《秦始皇大传》书中刊用，以后我再画一幅给你留念。”刘先生能够给我著作配图，已是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一直没有向他索画。
1989年3月《秦始皇大传》正式出版，扉页是刘旦宅所绘秦始皇的彩色画像，背面是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的题词：“秦始皇统一中国二千二百一十周年——为《秦始皇大传》题。”我将样书送周谷老指教，他打开扉页，一见秦始皇的彩色画像，便露出一脸喜色道：“这幅秦始皇画像，是懂历史的画家画的。”我告诉说，这是著名画家刘旦宅先生绘画的，其中有我的构思。周先生要我向刘先生转达他的意见：“留着这幅画像，将来可以同秦陵地宫的秦始皇写真画像或写真雕像，对照对照，比较比较，看看你们的构思是否符合史实。”后来，我将口信转达刘先生，刘先生得到周谷老的赞扬甚为高兴，当即致电周谷老，并表示愿意为周谷老画像，以表谢意。
在刘旦宅先生的笔下，秦始皇形象丰满，高大魁伟，神采奕奕，很有帝王气概。这幅画确实是做到了形似和神似较为完美的统一，也被学界誉为“史学家与艺术家和谐合作的作品” ，并以此为题在媒体上作了报道。不少历史教材的秦始皇画像还采用了刘先生画的画像，也带出了《秦始皇大传》的影响。
历史学家与艺术家的合作，是一种互补，一种升华，犹如绘本中的文字和绘画一样应是一种互补，而不单纯是一种解说，绘画应能更多更形象地表现文本的内涵，而脚本在绘画之后也应进一步地提炼，使文字达到最精练、必不可少的程度。郭沫若对这种合作有一种形象论述，他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一个“求是”，一个“求似”；一个“发掘”，一个“发展”。
好事成双，《隋炀帝大传》帝画像劳刘先生四易其稿
1994年8月初《隋炀帝大传》书稿送到出版社，责任编辑也提出封面上要有隋炀帝的画像，希望请著名画家画。著名画家谁？我很自然又选择了刘旦宅先生，理由有两：其一，《秦始皇大传》扉页上的秦始皇画像是他画的，《隋炀帝大传》扉页上的隋炀帝画像由他来画，也是顺理成章的，至少符合配对成双的自然观念。其二，刘先生画品人品好，也好打交道。1981年，其代表作《红楼梦——金陵十二钗》，这组画成为《红楼梦》题材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国画作品。
这次见面是在上海师大刘先生办公室，他说：“时间很快，又是几年不见。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话语中引了《庄子·知北游》中的名句。成语“白驹过隙”出典于此。这次见面是午休时间，刘先生讲了中午上课的故事。他20岁进大中国图书局当插图工，作为总编辑、总经理的顾颉刚先生认为干文化工作要有文化水平，于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图书局的职工开课，刘先生爱听顾先生的《古文观止》课，认为既有史学见解，又有文学常识。为了多听课，刘先生说：“当时不吃午饭，或快吃午饭。在午饭时间来挤时间来学习。”
我知道刘先生“惜时如宝”，便直截了当说要请他画隋炀帝画像。他说：“前几年就知道你在撰写《隋炀帝大传》，这是很有意义的项目。”他表示很愿意绘画隋炀帝的画，不过又说：“近期教务多，比较繁忙，静不下心，不能立等可取，要给我两三个月时间。”
我说：“两三个月时间太长了，出版社追得紧，希望一两个星期内完成。”
刘先生也是爽快人，他说：“两个星期就是半个月，当然半个月也是可以完成的，但质量难以保证，还是加半个月，让我宽松一点，留有余地。”尽管是老朋友了，我也不能再紧逼刘先生来个“快马加鞭”，他是非常严谨的画家，落笔前要翻许多资料，人物性格和历史背景要作一番考察。他又是非常谦逊的画家兼学者，这次约画作又要我对隋炀帝的业绩形象作个简要评说。我讲了隋炀帝有六个“最先” ：
最先平定南陈，一统天下，结束了自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
最先开凿了世界上第一长的南北大运河；
最先建立了“過于秦汉” 和唐宋的疆域；
最先颁布“无隔夷夏” 的开放政策，接待外国使团和派出使者；
最先在法律中废除了“十恶” 之条，宽减了刑罚；
最先建造空前精巧的用于收藏古籍的图书馆，并恢复学校，创置科举制度。
我在简评六个“最先”时，刘先生像似听课学生一样在认真作笔记。
刘先生搁下笔问我：有载薛道衡和隋炀帝和诗，薛道衡的诗句超过了隋炀帝，隋炀帝竟将他诛杀。这样看来，因一首诗而杀人，隋炀帝真可谓是摧残文化的暴君。
我说：“事实并非如此。我查过《隋书》，薛道衡之死与和诗无关。”
刘先生又问：“有说隋炀帝是淫君，该如何评说？”
我说：“可以这样说，无君不淫，隋炀帝也不例外。虽是好色之君，但与正宫萧皇后相守终生。”
听了我对隋炀帝的口头简评后，刘先生说：“你又给我上了一堂历史课，让我画隋炀帝画像增加了不少元素。”刘先生又说：“《隋炀帝大传》，又是你进行的一项填空白的工程。”
我讲：“说是一项‘工程’倒是事实，因为写一本传记，的确不易，如同一个繁重的土木工程一样，说是‘填空白’实为过誉，因为前人做了不少‘填土叠石’等大量的工作，我只是在前人所做基础上作些梳理，并作些随感。”
刘先生要我将出版社排印的清样留下让他看看，他诚恳地说：“让我翻翻，可以启发创作灵感。”
此次，讲是一个月，结果两个星期便叫我去他家看画像了，他说：“历史人物画尽量忠于历史的记载，最接近历史的绘画才能最感人，我是做了极大的努力，虽是四易其稿，仍感不满。”越是水平高的人，说话越谦逊，刘先生就是这样的人。隋炀帝画像历时半个月四易其稿，让我好感动。所言“最接近历史的绘画才能最感人”，这是刘先生的感悟，更是他从事画艺的追求和准则。 刘先生专门为拙著《隋炀帝大传》绘画隋炀帝画像。正表达了他对拙作的认可。1994年10月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我同史学家林剑鸣教授提起刘旦宅先生为拙著作画，他见后甚为欣喜，建议将此画置于封面（1995年版以此画作封面） ，并拟联：
荒淫乎？雄桀乎？浮言不可枉信
暴君乎？英主乎？书中自有析评
《中国帝王画典》虽为未了遗愿，完成三帝画像予我极大激励
《隋炀帝大传》出版后，我专程送给刘先生审阅。他翻看后称赞说：“这副对联配在我这幅画边很得体。”他又问我第三本《大传》（指《永乐帝大传》） 何时完稿。出版时，他表示再绘一幅永乐帝画像。我说：“太好了！《永乐帝大传》虽有初稿，但要修改成书稿，目前有困难，因为没有情绪。”他问我何故？我讲了小孩郭申元离开人世的事，他一听“郭申元” 名字，马上惊问：是否留美的哈佛博士？我说是的。他赞叹道：“我昨天读到《解放日报》（2003年8月13日） 有篇题为《追求卓越》的报道介绍了郭申元精神，‘人在万里之外，祖国在我心中’。这是郭申元的名言。郭申元精神值得学习和弘扬。”隔了两个月，刘先生要我去学校，说是有事“请教”。我应邀前往，一到办公室。先从永乐帝讲起，他说：“我对帝王画像感兴趣，永乐帝画像已有个初样，你看看行吗？若可，就给你《永乐帝大传》配图，这样三本《大传》（指《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永乐帝大传》）的帝王画像都是我绘的。你对我作品作了不少宣传，可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一幅画，这幅就赠与你，算作留念。”我确实没有向刘先生索取画作，正由于这一点也感动了刘先生，所以他主动给我画永乐帝画像。
2006年4月中旬，我应约又去他办公室，此次与我同去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傅惟本先生，后来傅常同刘先生切磋画艺，也算是刘的弟子。刘先生说，对于永乐帝的画像若有着色等事宜可请傅惟本先生代劳。我带去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感动人类 感动天地——郭申元科学人生》，他说郭申元是值得纪念的科学家，如有时间，他会画几幅纪念郭申元的画，我再三表示感谢，但没有进一步提出具体要求。当时，我见刘先生对古代圣贤人物有诸多画作，如《历代诗人图册》《齐鲁哲贤图》等，便建议绘画帝王像系列，书名叫《中国帝王画典》。刘先生听了我的建议，连声赞道说：“好题目，不过，我教务繁忙。”又问：“篇幅多大，作品几幅？”我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画了从西汉到隋朝的十三位帝王的画像，你刘旦宅先生能否超越阎立本，至少选择中国历代帝王一百位给他们画像。”刘先生有所迟疑，他說：“百幅画像有难度，可否少些？”我说：“难是难，但你有基础了，你画了秦始皇画像、隋炀帝画像、永乐帝画像，再画几幅，其他由弟子们来完成，由你主绘或主编都行。”刘先生说：“这是很费功夫的事，要翻阅不少资料，还要请历史学家当顾问。”我毛遂自荐地说：“顾问就不要请了，我来选择百位历代帝王并负责提供有关材料。”傅惟本在场，也当即表示志愿乐于此事。刘先生很高兴说：“好，那我们又进行一项新的合作项目。”刘先生要我将《中国帝王画典》的方案和百位帝王的脚本先撰写出来。我一口答应，就是时间安排不过来迟迟未能提交。
过了个把月，刘先生又来电要我到他家里，将他的画作《赤子》《相思》赠与我，以表对郭申元的纪念。对刘先生的关怀，我深表感激，并说：“《中国帝王画典》的脚本还在进行中。”刘先生安慰说：“不急，学术的东西抢不出来的，慢工才能出细活。”正当在进行中，刘先生于2011年3月2日离我们而去，真是让人扼腕的断臂之痛，我作回忆文章，以表深深的怀念。
（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因切磋孔子画像形貌与刘先生相识
张楚良比刘旦宅小两岁，可资历不轻，他长期从事连环画、宣传画创作，其作品《晨》《渔家》早在1962年参加阿尔巴尼亚的中青年版画展并获奖。刘旦宅心服张楚良的绘画指挥。楚良常在我编辑的版面配图，也邀旦宅在理论学术版作刊头画，时有沟通和切磋画艺的机会。他们从中知道我对中国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有所了解，于是常邀我到画室研讨某些画面。我有“相见恨晚”之感，刘先生却多次引了佛言的一句话：“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其意是说，我们的相聚是一种缘分，应该倍加珍惜。
这一时期的革命样板戏和革命现代戏连环画的构图、人物造型均按照当时的“三突出”（即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原则，严格遵循原剧设计编绘，带有—定的程式化、脸谱化。道具、背景图案有些是按原剧的布局绘制，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些则比较自然写实，如《白毛女》《海港》等。绘画多数采用传统白描画法，用笔干练、准确、逼真，有的则采用白描勾线与水墨画法相结合，按照光影关系进行人物刻画，厚重有力而具立体感。
他们在创作之余经常讨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时还讨论对历史人物的外貌形象的描绘。有一次讨论到孔子形象，争论不休。张楚良打电话叫我马上到七楼画室。我一到，楚良直截了当地问：“孔子的面相怎样？”我说，有关孔子的画像，我倒收集了不少，有版画、绘画、石刻拓本等数百种，多为明清时期的木刻或石刻拓印的孔子图像，但是没有一幅把孔子的形似画出来的。
刘旦宅似有疑惑地问我：“那孔子的外形是怎样？”
我直截了当地说：“应将孔子的头顶的凹陷特征畫出来。”
刘问：“有何根据？”
我说：“有其历史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句明确的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名丘、字仲尼，是因为‘生而首上圩顶’，即得名于出生后的头部生理特征。”我边说边画个样子。
刘旦宅当场赞曰：“言之有理。”在场的郑重也赞说：“这是小郭老之见，不可小视。”郑重同我也是相处极好的同事，他比刘旦宅小四岁，比我大七岁，安徽宿县人。他对我的赞誉带有同学、同事情感。我们虽不在一个部门（他在教育卫生部，我在理论学术部），但都毕业于复旦大学，有同学之情，而且爱好文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有共识。所以，有段时间张楚良、郑重、刘旦宅和我常在中午休息时在创作室评画论画，时间不长，可受教不少。郑重的爱好更广泛，也是有心人，他与上海一批知名画家有深交，如谢稚柳、唐云、林风眠、刘旦宅等。我却埋首于帝王“大传” 的写作，少与他们联系。不过，刘旦宅先生常来《文汇报》参与美编工作，不时在美编室或在食堂相见会晤，交谈历史人物形态的创作设想。
初次合作从创作绝非“小儿科”的爱国题材画开始
1984年初，刘先生来《文汇报》接受任务，他特地到我办公室，问我编什么版面？我说配合爱国主义的宣传，开设了“神州” 版，他赞曰“颂扬祖国大地河山好”。刘先生赞好，我便接口说：“请刘先生给我们配连环画，行吗？”他说：“很忙，过段时间再说。”我说：“不希望讲再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好在近期给我们配吧！”见我言辞恳切，刘先生便问我什么内容？我说是属历史题材的，并当场递上“班超父子通西域”的画题文字，共有四节，即配四幅图，并对画面作了一些说明。刘先生对我的口头说明予以赞许，他说：“说明文字很到位内行，这类历史人物是我喜欢的，‘通西域’的题材也很好，对开通西域有功之臣应大加彰显，这类爱国题材画绝不是什么‘小儿科’，再忙，我也得接受这一光荣任务，但时间不要逼我太紧。”我说鲁迅先生曾讲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 而是逼出来的，我看绘画也是逼出来的。刘先生回到家后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对汉代人物形态有何意见？我一时答不上，便从图书馆借了两本有关汉代石像的画册，准备送去参考。刘先生说这类图书他家里有。他征询我意见的目的在于想把作者与编者的构想尽量统一起来，以实现作品的最佳效果。刘先生在艺术创作上有极强的个性，同时又善于刺取诸说，对于不同风格，也能择其善而从之，加以借鉴。不出所料，第四天，刘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依据我写的脚本和当面的说明画了四幅，若不行，可退回修改，我即派通讯员去刘先生家取稿，图文合成后即于1984年2月2日《文汇报》的“神州” 专版刊发。图下方署“郭志坤文 刘旦宅画”。当天中午刘先生打来电话说这么快！我说：“刘先生的作品就是要快快见报，让读者早早知晓。”刘先生说：“感谢抬举，希望继续合作。”
再邀刘旦宅为《秦始皇大传》配图，反复推敲秦始皇相貌
拙著《秦始皇大传》送出版社后，责任编辑建议我在扉页上配幅秦始皇的画像。我在上海博物馆寻得一幅秦始皇画像，可没有作者署名，工作人员说，传是刘旦宅所绘。我反复端详后，觉得不像秦始皇的真实面目。
于是，很想找刘旦宅重画一幅秦始皇的画像，我打了几次电话没有联系上。第一次是刘夫人接的，她问我是谁？我说《文汇报》的。对方说“不在”。隔了两天，再去电话又是夫人接的，问我是谁？我说老朋友。她说“出去开会了”。我不相信刘先生老是不在家，于是隔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再去电话，对方问我是谁？我爽朗地回答：“是刘先生的老朋友，外传刘先生画的秦始皇画像，有差错。”一听“有差错”，刘夫人马上说：“等一下，我叫刘先生来接。”刘先生接了我的电话后连说：“老朋友老朋友，非常欢迎赐教。”我们相约次日下午去他府上面谈。刘府不易进去的，这是夫人 “挡驾” 之故 ，因为作画构思最讨厌人打扰。于是以“不在家” 为由拒人于门外。 我很喜欢刘旦宅的画，刘氏之画取法于汉唐人物以及宋元山水风格，其造型清俊，情思横逸，秀拙相蕴，生动雅健，格外古朴脱俗，耐人寻味。所以我首选刘旦宅配拙著《秦始皇大传》的图。出发前做了功课，对其身世作了一番了解，准备作一次深入采访，为报道搜集素材，同时以情感人，让他允诺我的要求。我知道他幼年家境贫寒，自幼喜好绘画。10岁时曾在温州举办过《十龄童刘小粟画展》，有“神童”之誉。1951年到上海，为私营大中国图画出版社画书籍插图、教学挂图等，亦作连环画，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职。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此次再见时，他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教授。
我们久别重逢时，杜甫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的诗句悠然在我眼前呈现，我说了杜甫这一名句，刘先生也有同感。他叫我“小郭老，小郭老”，这是《文汇报》老领导沈国祥给我的雅号，刘先生还记忆犹新，说明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许当年我对孔子形象的画述让他铭刻在心。在画坛中，刘旦宅是位好读子书、富有玄想的画家。据说酒量之大，在书画界也是所向披靡，不过没有共饮过。只知道他特别欢喜读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及屈原的作品，于是这次见面时，我送去《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请他雅正。刘先生翻看了目录便说：“我就是喜欢这类图书，而且是朋友所著。把先秦诸子的宣传活动用连环画表达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应了一句：“刘先生作画，我当写脚本。”我们没有把话题停留在先秦诸子上，而是很快进入主题。
我展开一张秦始皇画像的复印件，他一看就说，这是他的早期画作，随后又改口说：“虽是早期之作，但人物形象是有根有据的。”
我同他算是老朋友，也就单刀直入地说：“这幅画融工笔、线描、泼墨为一体，很有特色，但不符合历史记载。”
刘先生是个性很强的画家，他马上指出：“我的画也是有根据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对秦始皇有句形象的描绘。”刘先生背出了尉缭的话：“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接著，刘先生又说：“尉缭是秦始皇身边的人，对秦始皇的形象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后世画家和舞台设计者正是根据尉缭的评论来勾勒秦始皇形象的。郭沫若先生据此分析说，秦始皇有生理缺陷，蜂准就是马鞍鼻，挚鸟膺就是现代医学的‘鸡胸’，豺声表明气管炎，其胸形、鼻形变异与气管炎常发显示他是个软骨病患者。”
我没有打断刘先生的话，让他把所掌握的根据和盘而托出之后，我说：“我也相信郭沫若先生的考证，‘长目’疑作‘马目’，以‘马目’来形容其眼球突出。但不能把尉缭的话当成勾勒秦始皇形象的根据。”
刘先生问我：“这是为什么？”
我耐心地说：“尉缭的话语中，‘蜂’‘挚鸟’ ‘豺’‘虎狼’等皆为动物兽类。这完全是尉缭出于愤慨之时的一种发泄，是对秦始皇的丑化，其长相并非真的如此。正如现代人在愤怒之时骂人是 ‘猪狗’ 一般，并非被骂者的长相真的像猪狗。”
刘先生对我这句话似乎有所领悟，他说：“是啊，现代人在非常气愤之时，常用最用‘蠢猪’‘笨牛’‘死骡’骂人，或骂人‘连猪狗都不如’。”
我也补充说：“或骂人‘是一帮禽兽’‘一群畜生’，把人家动物化，予以丑化，从中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人家好端端的，帅气十足，并非像丑陋的动物那样。”
刘先生说：“这样看来，尉缭的话不足以用来表现秦始皇形象的根据。那么秦始皇的形象该是怎样呢？”
我作了一个大概描述，当时的回答是：“秦始皇为北方牧民的后裔，典型的西北大汉，体形应该是伟岸的，秦始皇的母亲是赵国的美女，能歌善舞，有倾国倾城之姿色，根据现代遗传学说，秦始皇必有其母之遗传因子，其相貌也应该是英俊高大的。”
刘先生频频点头说：“这些分析虽然是推理想象的，但言之有理，令人信服。”
我说：“近年来，有关秦始皇的影视片不断推出，秦始皇的形象各异。受众疑惑不解：是英武潇洒，还是身形猥琐？尽管有关秦始皇的相貌记载甚少，其形貌究竟怎样，现在确实谁也讲不清，现在只能用科学的推理方法去逼近真相。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你作为一个著名画家，有责任合作推出一幅尽可能真实的秦始皇画像。”
刘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文章是改出来的，绘画也是改出来的。我认为，求美先从求真入手，这就是要寻找根据，不断求真求实，才能画出好作品。”刘先生表示重新修改旧作，可没有马上允诺为我著《秦始皇大传》配图，只是说让他考虑考虑。刘先生的时间很宝贵，我不敢过多地打扰他，不过，他很喜欢同我交谈，认为在我这里也学到了某些历史知识。当时要我将《秦始皇大传》的打样稿留在他那儿，让他读读，以便了解秦始皇的业绩和性格，他认为，绘画秦始皇画像时一定要注意一个人的外在形象是其内在性格的外化。
秦始皇画像三易其稿，得周谷老称赞
画家需要灵感更要安静，一个多月，我没敢去电话打扰。过了45天，刘先生打电话到我单位，让总机通知我近日去他家。我应约去他家。一到刘家见画室挂了一幅秦始皇画像，刘先生告诉说，这一个半月断断续续绘画了这幅图的初样，已是三易其稿了。该如何着色？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想，刘先生是国画大家，国学底蕴深厚，饱览诗书，他为人大度和正直，又是如此谦逊，在他面前我还有什么多余的话呢？刘先生催着我发表意见。
我只好班门弄斧地说：“着色是绘画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和必要的条件之一。不完全增加光彩，给人以更强烈、更深刻的艺术形象，更重要的是更准确和更鲜明地表现生活和反映历史的真实形象。”
刘先生认为我的分析很专业，他说：“一幅画面在构图、素描、透视等方面都具有一定水平，但在色彩处理和运用上存在问题，特别是脱离了历史真实性即要成荒诞。” 我说：“秦始皇崇尚黑色，龙袍应涂黑色。”
刘先生说：“好的。秦始皇崇尚黑色，这是历史真实性，若将秦始皇龙袍涂红色就失真了。若将龙袍全涂黑也不行。画是艺术品，要有红色、黄色点缀才能显示黑色，这样更富有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
我同意刘先生的艺术创作构想，画面主色调应为黑色。
过一星期后，我请文汇报摄影记者周学忠一起去安亭路刘宅，拍摄秦始皇画像，刘先生说：“这是我们共同创作的，先让《秦始皇大传》书中刊用，以后我再画一幅给你留念。”刘先生能够给我著作配图，已是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一直没有向他索画。
1989年3月《秦始皇大传》正式出版，扉页是刘旦宅所绘秦始皇的彩色画像，背面是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的题词：“秦始皇统一中国二千二百一十周年——为《秦始皇大传》题。”我将样书送周谷老指教，他打开扉页，一见秦始皇的彩色画像，便露出一脸喜色道：“这幅秦始皇画像，是懂历史的画家画的。”我告诉说，这是著名画家刘旦宅先生绘画的，其中有我的构思。周先生要我向刘先生转达他的意见：“留着这幅画像，将来可以同秦陵地宫的秦始皇写真画像或写真雕像，对照对照，比较比较，看看你们的构思是否符合史实。”后来，我将口信转达刘先生，刘先生得到周谷老的赞扬甚为高兴，当即致电周谷老，并表示愿意为周谷老画像，以表谢意。
在刘旦宅先生的笔下，秦始皇形象丰满，高大魁伟，神采奕奕，很有帝王气概。这幅画确实是做到了形似和神似较为完美的统一，也被学界誉为“史学家与艺术家和谐合作的作品” ，并以此为题在媒体上作了报道。不少历史教材的秦始皇画像还采用了刘先生画的画像，也带出了《秦始皇大传》的影响。
历史学家与艺术家的合作，是一种互补，一种升华，犹如绘本中的文字和绘画一样应是一种互补，而不单纯是一种解说，绘画应能更多更形象地表现文本的内涵，而脚本在绘画之后也应进一步地提炼，使文字达到最精练、必不可少的程度。郭沫若对这种合作有一种形象论述，他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一个“求是”，一个“求似”；一个“发掘”，一个“发展”。
好事成双，《隋炀帝大传》帝画像劳刘先生四易其稿
1994年8月初《隋炀帝大传》书稿送到出版社，责任编辑也提出封面上要有隋炀帝的画像，希望请著名画家画。著名画家谁？我很自然又选择了刘旦宅先生，理由有两：其一，《秦始皇大传》扉页上的秦始皇画像是他画的，《隋炀帝大传》扉页上的隋炀帝画像由他来画，也是顺理成章的，至少符合配对成双的自然观念。其二，刘先生画品人品好，也好打交道。1981年，其代表作《红楼梦——金陵十二钗》，这组画成为《红楼梦》题材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国画作品。
这次见面是在上海师大刘先生办公室，他说：“时间很快，又是几年不见。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话语中引了《庄子·知北游》中的名句。成语“白驹过隙”出典于此。这次见面是午休时间，刘先生讲了中午上课的故事。他20岁进大中国图书局当插图工，作为总编辑、总经理的顾颉刚先生认为干文化工作要有文化水平，于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图书局的职工开课，刘先生爱听顾先生的《古文观止》课，认为既有史学见解，又有文学常识。为了多听课，刘先生说：“当时不吃午饭，或快吃午饭。在午饭时间来挤时间来学习。”
我知道刘先生“惜时如宝”，便直截了当说要请他画隋炀帝画像。他说：“前几年就知道你在撰写《隋炀帝大传》，这是很有意义的项目。”他表示很愿意绘画隋炀帝的画，不过又说：“近期教务多，比较繁忙，静不下心，不能立等可取，要给我两三个月时间。”
我说：“两三个月时间太长了，出版社追得紧，希望一两个星期内完成。”
刘先生也是爽快人，他说：“两个星期就是半个月，当然半个月也是可以完成的，但质量难以保证，还是加半个月，让我宽松一点，留有余地。”尽管是老朋友了，我也不能再紧逼刘先生来个“快马加鞭”，他是非常严谨的画家，落笔前要翻许多资料，人物性格和历史背景要作一番考察。他又是非常谦逊的画家兼学者，这次约画作又要我对隋炀帝的业绩形象作个简要评说。我讲了隋炀帝有六个“最先” ：
最先平定南陈，一统天下，结束了自三国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
最先开凿了世界上第一长的南北大运河；
最先建立了“過于秦汉” 和唐宋的疆域；
最先颁布“无隔夷夏” 的开放政策，接待外国使团和派出使者；
最先在法律中废除了“十恶” 之条，宽减了刑罚；
最先建造空前精巧的用于收藏古籍的图书馆，并恢复学校，创置科举制度。
我在简评六个“最先”时，刘先生像似听课学生一样在认真作笔记。
刘先生搁下笔问我：有载薛道衡和隋炀帝和诗，薛道衡的诗句超过了隋炀帝，隋炀帝竟将他诛杀。这样看来，因一首诗而杀人，隋炀帝真可谓是摧残文化的暴君。
我说：“事实并非如此。我查过《隋书》，薛道衡之死与和诗无关。”
刘先生又问：“有说隋炀帝是淫君，该如何评说？”
我说：“可以这样说，无君不淫，隋炀帝也不例外。虽是好色之君，但与正宫萧皇后相守终生。”
听了我对隋炀帝的口头简评后，刘先生说：“你又给我上了一堂历史课，让我画隋炀帝画像增加了不少元素。”刘先生又说：“《隋炀帝大传》，又是你进行的一项填空白的工程。”
我讲：“说是一项‘工程’倒是事实，因为写一本传记，的确不易，如同一个繁重的土木工程一样，说是‘填空白’实为过誉，因为前人做了不少‘填土叠石’等大量的工作，我只是在前人所做基础上作些梳理，并作些随感。”
刘先生要我将出版社排印的清样留下让他看看，他诚恳地说：“让我翻翻，可以启发创作灵感。”
此次，讲是一个月，结果两个星期便叫我去他家看画像了，他说：“历史人物画尽量忠于历史的记载，最接近历史的绘画才能最感人，我是做了极大的努力，虽是四易其稿，仍感不满。”越是水平高的人，说话越谦逊，刘先生就是这样的人。隋炀帝画像历时半个月四易其稿，让我好感动。所言“最接近历史的绘画才能最感人”，这是刘先生的感悟，更是他从事画艺的追求和准则。 刘先生专门为拙著《隋炀帝大传》绘画隋炀帝画像。正表达了他对拙作的认可。1994年10月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我同史学家林剑鸣教授提起刘旦宅先生为拙著作画，他见后甚为欣喜，建议将此画置于封面（1995年版以此画作封面） ，并拟联：
荒淫乎？雄桀乎？浮言不可枉信
暴君乎？英主乎？书中自有析评
《中国帝王画典》虽为未了遗愿，完成三帝画像予我极大激励
《隋炀帝大传》出版后，我专程送给刘先生审阅。他翻看后称赞说：“这副对联配在我这幅画边很得体。”他又问我第三本《大传》（指《永乐帝大传》） 何时完稿。出版时，他表示再绘一幅永乐帝画像。我说：“太好了！《永乐帝大传》虽有初稿，但要修改成书稿，目前有困难，因为没有情绪。”他问我何故？我讲了小孩郭申元离开人世的事，他一听“郭申元” 名字，马上惊问：是否留美的哈佛博士？我说是的。他赞叹道：“我昨天读到《解放日报》（2003年8月13日） 有篇题为《追求卓越》的报道介绍了郭申元精神，‘人在万里之外，祖国在我心中’。这是郭申元的名言。郭申元精神值得学习和弘扬。”隔了两个月，刘先生要我去学校，说是有事“请教”。我应邀前往，一到办公室。先从永乐帝讲起，他说：“我对帝王画像感兴趣，永乐帝画像已有个初样，你看看行吗？若可，就给你《永乐帝大传》配图，这样三本《大传》（指《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永乐帝大传》）的帝王画像都是我绘的。你对我作品作了不少宣传，可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一幅画，这幅就赠与你，算作留念。”我确实没有向刘先生索取画作，正由于这一点也感动了刘先生，所以他主动给我画永乐帝画像。
2006年4月中旬，我应约又去他办公室，此次与我同去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傅惟本先生，后来傅常同刘先生切磋画艺，也算是刘的弟子。刘先生说，对于永乐帝的画像若有着色等事宜可请傅惟本先生代劳。我带去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感动人类 感动天地——郭申元科学人生》，他说郭申元是值得纪念的科学家，如有时间，他会画几幅纪念郭申元的画，我再三表示感谢，但没有进一步提出具体要求。当时，我见刘先生对古代圣贤人物有诸多画作，如《历代诗人图册》《齐鲁哲贤图》等，便建议绘画帝王像系列，书名叫《中国帝王画典》。刘先生听了我的建议，连声赞道说：“好题目，不过，我教务繁忙。”又问：“篇幅多大，作品几幅？”我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画了从西汉到隋朝的十三位帝王的画像，你刘旦宅先生能否超越阎立本，至少选择中国历代帝王一百位给他们画像。”刘先生有所迟疑，他說：“百幅画像有难度，可否少些？”我说：“难是难，但你有基础了，你画了秦始皇画像、隋炀帝画像、永乐帝画像，再画几幅，其他由弟子们来完成，由你主绘或主编都行。”刘先生说：“这是很费功夫的事，要翻阅不少资料，还要请历史学家当顾问。”我毛遂自荐地说：“顾问就不要请了，我来选择百位历代帝王并负责提供有关材料。”傅惟本在场，也当即表示志愿乐于此事。刘先生很高兴说：“好，那我们又进行一项新的合作项目。”刘先生要我将《中国帝王画典》的方案和百位帝王的脚本先撰写出来。我一口答应，就是时间安排不过来迟迟未能提交。
过了个把月，刘先生又来电要我到他家里，将他的画作《赤子》《相思》赠与我，以表对郭申元的纪念。对刘先生的关怀，我深表感激，并说：“《中国帝王画典》的脚本还在进行中。”刘先生安慰说：“不急，学术的东西抢不出来的，慢工才能出细活。”正当在进行中，刘先生于2011年3月2日离我们而去，真是让人扼腕的断臂之痛，我作回忆文章，以表深深的怀念。
（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