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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农民工作为没有城市户籍的弱势群体，在子女入学时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上面处于劣势。深入访谈发现大部分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在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是乐观的，但是当与本地户籍子女进行比较时，教育期望有所不同。
关键词：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教育期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已成为普遍现象，但这些农村移民在城市的资源费配中处于边缘的地位。农村户籍群体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状况也相对较差。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是一项与资源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农村流动人口多在城郊的工厂工作，这里房子租金便宜，流动人口一般住在城中村中，这里的城市教育资源薄弱。但农民工子女有巨大的教育需求，农村户籍限制着农民工子女的择校选择。
那么在户籍制度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呢。借助家中的表哥、表姐在广州某鞋厂和广州某汽车发动机零件生产厂工作的关系，在两个工友群众共收集有效问卷60份。工友群的工友，孩子多半已经入学，年龄大约在4-12岁之间。通过网络发布问卷星的形式，得到关于外籍人员对子女在入学这一问题中的看法，进而考察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外地的积分入学政策的限制，43%的农民工父母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不在孩子身边，使得孩子在成长期间得不到父母的照顾和培养，失去了教育的最佳时期。等孩子长大之后，再进行教育难度加大，与父母也没有良好的关系。而家里的老人按照传统打骂的方式管教孩子，教育观念陈旧，使得长大后的孩子更加叛逆。父母常年不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学习情况知之甚少或者有心无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父母无法配合学校的教育，学校中的家长会等与老师沟通的活动只能让祖辈代劳。
而通过对工友的进一步访谈，获得了他们关于子女异地入学与教育问题的更多信息。工友王旭（化名）31歲，女儿11岁在广州上小学四年级;小鹿（化名）30岁，儿子八岁在四川老家上小学二年级，由奶奶抚养。小鹿因为对广州积分入学政策了解不够，在孩子入学时没有达到积分的标准，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广州小学招生标准严格，不接受插班生;积分标准由暂住证和社保上交年限而定，积分越高学校选择空间越大。王旭和小鹿都认为孩子在父母身边很重要，父母陪伴在孩子身边，可以促进孩子良好的个性发展，也能更好辅导孩子的学业。 由于平时工作的疲惫劳累，小鹿和王旭下班之后，很少有精力辅导孩子学习。王旭选择把孩子送到晚托班。小鹿和王旭都承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身体健康关注较多，很少主动去关心孩子的心理发展和情感需求。 （“每次回家就问问他的功课，带他出去玩买些他爱吃的。至于他内心的一些东西，没太关注过。只有他提出的，我都尽量满足。”）他们认为本市户籍人口在教育资源上要优于外籍人口，在入学时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公立学校招生都是先满足本地小孩的名额，有剩余的再拿出来给外地的，按各项积分的排名录取。” ）
通过上述访谈可得知，积分入学政策在入学方面条件严苛;同时问卷调查中在“您觉得在子女入学问题上，户籍政策的制约体现在哪些方面？”，回答者回答集中在“社保以及积分”“学籍升学”“房产住房问题”“入学手续复杂”“学杂费高”的选项上，农民工子女面临学位紧、升学难、上学交通不便和高额的学杂费。城市对办理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众多关卡，要求农民工本人及其子女提供务工证、居住证、子女学籍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等多项证明材料，过于烦琐的手续往往将一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挡在城市公立学校之外，实质上通过设置入学障碍变相得提高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子女接触优质教育资源。
在收集的60份问卷中，对于“您是否希望孩子在您工作的城市入学”这一问题上，仅有人8%的人选择了“否”。这8%的人中，80%的人是出于高昂异地入学费用的考虑，没有选择孩子在工作当地入学。对于“您希望孩子在您工作城市上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53%的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36%的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城市教育资源比老家好”，还有一少部分认为孩子在身边便于照顾和辅导学业。父母在外务工对孩子学习介入过少，农民工子女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缺乏家庭的帮助;而无法在父母打工所在地就学的留守儿童，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由此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只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合力，才能引导孩子走向健康的成长之路。
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教育结构产生的根本社会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分级办学”和“城市为中心”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外地务工父母从农村到了一个繁华的都市，因为经济、社会地位不占优势，长期以来会有一种异乡人的感受有的甚至还会产生自卑心理。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都在本科及以上学历，在对未来孩子教育期望的宏观层面上是相当乐观的。但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发现，当与他们谈到自家孩子在某些科目（比如英语）的学业成绩表现不如本地孩子时，他们会觉得本地孩子从小接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训练，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如本地孩子是正常的现象。其实这恰恰从微观层面上反映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低。农民工对于孩子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希望孩子有个好的前程，但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与本地孩子受教育环境的差异，因而合理化了孩子学习成绩暂时不如本地孩子的现状。居于户籍制度中的劣势地位，进城务工人员会不自觉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布迪厄在文化资本理论提出教育制度通过文化资本的运用来复制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义务教育在传播文化的活动中巧妙地把统治阶级的文化意图、价值观念体系传递给了被统治阶级，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结合了这种文化。再生产理论则认为，教育是社会精英阶层为抢占较好的职业位置而排斥其他社会阶层的工具。这些理论解释了在户籍制度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农民工父母，面对不尽人意的社会现实如何合理化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为城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是城市的一份子，值得拥有更优质的资源服务和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梁玉成 & 吴星韵.（2016）.教育中的户籍隔离与教育期望——基于CEPS 2014数据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01），22-47+242-243. doi：.
[2]邢春冰.（2010）.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中国经济学（00），83-123. doi：.
[3]谢桂华.（2014）.“农转非”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社会学研究（01），40-56+242-243. doi：.
[4]李雪菲（1997.1.6），女，汉族，河北，研究生，四川大学，宗教社会学
关键词：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教育期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已成为普遍现象，但这些农村移民在城市的资源费配中处于边缘的地位。农村户籍群体所拥有的教育资源状况也相对较差。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是一项与资源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农村流动人口多在城郊的工厂工作，这里房子租金便宜，流动人口一般住在城中村中，这里的城市教育资源薄弱。但农民工子女有巨大的教育需求，农村户籍限制着农民工子女的择校选择。
那么在户籍制度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呢。借助家中的表哥、表姐在广州某鞋厂和广州某汽车发动机零件生产厂工作的关系，在两个工友群众共收集有效问卷60份。工友群的工友，孩子多半已经入学，年龄大约在4-12岁之间。通过网络发布问卷星的形式，得到关于外籍人员对子女在入学这一问题中的看法，进而考察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外地的积分入学政策的限制，43%的农民工父母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不在孩子身边，使得孩子在成长期间得不到父母的照顾和培养，失去了教育的最佳时期。等孩子长大之后，再进行教育难度加大，与父母也没有良好的关系。而家里的老人按照传统打骂的方式管教孩子，教育观念陈旧，使得长大后的孩子更加叛逆。父母常年不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学习情况知之甚少或者有心无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父母无法配合学校的教育，学校中的家长会等与老师沟通的活动只能让祖辈代劳。
而通过对工友的进一步访谈，获得了他们关于子女异地入学与教育问题的更多信息。工友王旭（化名）31歲，女儿11岁在广州上小学四年级;小鹿（化名）30岁，儿子八岁在四川老家上小学二年级，由奶奶抚养。小鹿因为对广州积分入学政策了解不够，在孩子入学时没有达到积分的标准，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广州小学招生标准严格，不接受插班生;积分标准由暂住证和社保上交年限而定，积分越高学校选择空间越大。王旭和小鹿都认为孩子在父母身边很重要，父母陪伴在孩子身边，可以促进孩子良好的个性发展，也能更好辅导孩子的学业。 由于平时工作的疲惫劳累，小鹿和王旭下班之后，很少有精力辅导孩子学习。王旭选择把孩子送到晚托班。小鹿和王旭都承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身体健康关注较多，很少主动去关心孩子的心理发展和情感需求。 （“每次回家就问问他的功课，带他出去玩买些他爱吃的。至于他内心的一些东西，没太关注过。只有他提出的，我都尽量满足。”）他们认为本市户籍人口在教育资源上要优于外籍人口，在入学时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公立学校招生都是先满足本地小孩的名额，有剩余的再拿出来给外地的，按各项积分的排名录取。” ）
通过上述访谈可得知，积分入学政策在入学方面条件严苛;同时问卷调查中在“您觉得在子女入学问题上，户籍政策的制约体现在哪些方面？”，回答者回答集中在“社保以及积分”“学籍升学”“房产住房问题”“入学手续复杂”“学杂费高”的选项上，农民工子女面临学位紧、升学难、上学交通不便和高额的学杂费。城市对办理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众多关卡，要求农民工本人及其子女提供务工证、居住证、子女学籍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等多项证明材料，过于烦琐的手续往往将一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挡在城市公立学校之外，实质上通过设置入学障碍变相得提高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子女接触优质教育资源。
在收集的60份问卷中，对于“您是否希望孩子在您工作的城市入学”这一问题上，仅有人8%的人选择了“否”。这8%的人中，80%的人是出于高昂异地入学费用的考虑，没有选择孩子在工作当地入学。对于“您希望孩子在您工作城市上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53%的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36%的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城市教育资源比老家好”，还有一少部分认为孩子在身边便于照顾和辅导学业。父母在外务工对孩子学习介入过少，农民工子女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缺乏家庭的帮助;而无法在父母打工所在地就学的留守儿童，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由此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只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合力，才能引导孩子走向健康的成长之路。
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教育结构产生的根本社会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分级办学”和“城市为中心”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外地务工父母从农村到了一个繁华的都市，因为经济、社会地位不占优势，长期以来会有一种异乡人的感受有的甚至还会产生自卑心理。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都在本科及以上学历，在对未来孩子教育期望的宏观层面上是相当乐观的。但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发现，当与他们谈到自家孩子在某些科目（比如英语）的学业成绩表现不如本地孩子时，他们会觉得本地孩子从小接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训练，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如本地孩子是正常的现象。其实这恰恰从微观层面上反映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低。农民工对于孩子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希望孩子有个好的前程，但同时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与本地孩子受教育环境的差异，因而合理化了孩子学习成绩暂时不如本地孩子的现状。居于户籍制度中的劣势地位，进城务工人员会不自觉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布迪厄在文化资本理论提出教育制度通过文化资本的运用来复制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义务教育在传播文化的活动中巧妙地把统治阶级的文化意图、价值观念体系传递给了被统治阶级，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结合了这种文化。再生产理论则认为，教育是社会精英阶层为抢占较好的职业位置而排斥其他社会阶层的工具。这些理论解释了在户籍制度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农民工父母，面对不尽人意的社会现实如何合理化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为城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是城市的一份子，值得拥有更优质的资源服务和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梁玉成 & 吴星韵.（2016）.教育中的户籍隔离与教育期望——基于CEPS 2014数据的分析.社会发展研究（01），22-47+242-243. doi：.
[2]邢春冰.（2010）.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中国经济学（00），83-123. doi：.
[3]谢桂华.（2014）.“农转非”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社会学研究（01），40-56+242-243. doi：.
[4]李雪菲（1997.1.6），女，汉族，河北，研究生，四川大学，宗教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