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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版）自修订之后，更加精密爽目，成为各大高校首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其优点自不待言。笔者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作为本专业的爱好者和从事者，所以还是不揣冒昧地以第五编第四章《苏轼及其文学家族》为例，提出几条浅薄的思考，其中既有文献方面的核对，也有理论方面的探索。希望能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进一步修订贡献绵薄之力。
一、 文献疏误举例
1.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第216页。按，此为上文所引《中国古代文学史》版本之页码，下同）
按，“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原作“也”。（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 “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显然化用了《庄子·秋水》中的名句：“计中国之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第215页）
按，“计中国之海内”，“之”字下脱一“在”字，此或涉下文而误。（王先谦《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
3. 如苏轼《与参寥子二十二首》（其十九）云：“自揣省事以来……”（第215页）
按，“二十二首”当作“二十一首”。（《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 明人李东阳评价说：“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尽天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麓堂诗话》）（第220—221页）
按，“庶几”下脱“可”字，当作“庶几可尽”。（《怀麓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宋人胡寅《斐然集》卷一九评苏词贡献云：“词曲者，古乐府之未造也。”（第224页）
按，“未造”当作“末造”。末造，谓不值得称赞之制作。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胡寅《斐然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
6. 苏轼在黄期间，“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李方叔书》）（第225页）
按，此篇内容出自苏轼《答李端叔书》。李端叔为李之仪，李方叔为李廌，二者并非一人。（《苏轼文集》）
二、 部分表述的精确性
1. 贬居黄州四年间，苏轼躬耕自给，借助佛老思想慰藉苦闷，自号“东坡居士”。（第214页）
按，据查慎行、冯应榴及今人孔凡礼等人所撰年谱，苏轼元丰三年二月到黄州团练副使任上，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改任汝州团练副使，期间共四年三个月。如果取整数，称“四年”固无不可，但从精确角度来讲，改为“四年多”或许更好，因为苏轼在其诗歌里反复吟咏，特别在意的这段岁月不是“四年”而是“五年”。比如其《送沈逵赴广南》：“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徐大正闲轩》曰：“五年黄州城，不踏黄州鼓。”《龟山辩才师》：“千里孤帆又独来，五年一梦谁相对。”《次韵答贾芸老》：“五年一梦南司州，饥寒疾病为子忧。”《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东坡先生未归时，自种来禽与青李。五年不踏江头路，梦逐东风泛芷。”苏轼说自己被贬“五年”，无非是表达被贬谪时的艰辛，我们即使不必被其情感左右，但改为“四年多”或“四年三个月”也是可行的。
2. 当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重又起用新党人士，苏轼与旧党诸人一起再度被新党诸人严诸打压乃至清洗。
按，作者可能是避免“新党”中的“新”和“再度”中的“再”字，而没有选择“重新起用”或“再次起用”等表述，但在汉语表达习惯中，“重又”并不常见，可考虑使用“又重新”等表述。
3. 在调适文、道二者关系上，他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与元老侄孙四首》）。（第217页）
按，所引为《与元老侄孙四首》中的第三首，按惯例应加上“其三”二字。
4. 他的很多词也追求本色“当行”，继承了词体的“言情”传统与“佑欢佐酒”的功能，情致深婉，清丽纯正。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因“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咏物”（沈谦《填词杂说》），而被后人推为苏轼咏物词的代表作。（第225页）
按，“佑欢”一词不常见，常见者为“侑欢”。又，文中提到的“本色当行”“侑欢佐酒”与“《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詞》”这三者各有侧重，“本色当行”是就语言风格而言的，“侑欢佐酒”是就功用与内容而言的，而所举《水龙吟》咏杨花一词，在语言风格上与“本色当行”相称，但在内容上并不能断定为“侑欢佐酒”之词。
三、 苏轼文学与思想矛盾性的讨论
1. 苏轼的文学思想根植于其充满了矛盾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亦具有矛盾性。如其“道艺两进”文学思想就与其文道观主张中的“道”“为本”而“华采为末”相矛盾。（第217页）
按，教材作者将“华采为末”与“道”“为本”作为一组对象，考察苏轼文学思想中的矛盾性，但是从教材所引《答乔舍人启》“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来看，苏轼本人所论述对象其实是“华采”与“体用”，而非“华采”与“道”。作者将“体用”置换成“道”，所以连续使用了两个双引号来贯穿行文。但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直接等同。苏轼在《答乔舍人启》中强调的“体用”主要是指文章的实用功能，其批判的是华而不实的文风，并不是以此论述“道艺两进”中“道”的内涵。文章的体用功能，从其实践的属性来看，也只是“履道”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将文章的实用性等同于“道”。因此，苏轼本人并没有论述过“道为本，华采为末”这个观点。至于教材所引《范文正公文集叙》“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及《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只能用来证明“德为本，言（文）为末”，而非“道为本，华采为末”。“言（文）”与“华采”并不等同，“道”与“德”更是属于不同的范畴。 此外，作者在该问题上又将“华采”与“艺”做了等同，作了一个非此即彼的推断，以此来论述如果“道为本而华采为末”，则“道艺”就并非“两进”这个观点。但是从苏轼所主张的“道艺两进”来看，“艺”是体现“道”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没有出色的、纯熟的“艺”，必将对“道”的阐释与表达产生负面影响。教材所引《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的“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与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提出的“心手不相应”非常相似。因此，如果想很好地体现“道”，这个“艺”就一定是正面的，被肯定的;但“华采”一词在苏文的语境中显然是负面的，被摒弃的。蘇轼本人并没有（也不太可能）将“艺”和“华采”相互等同。
2. 苏轼重视“规矩法度”的文学思想，又与其哲学思想中的“随化适运”等相矛盾。苏轼文学思想的若干矛盾，典型地反映出宋代士人上下求索探讨包括诗文在内的文道关系的艰辛努力，也为后世文学家、理学家等士人群体探讨文道关系提供了理论参照，为宋代文学理论的大发展、大繁荣做了准备。（第217页）
按，“随化适运”是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态度，自《庄子》提出“逍遥游”以来便产生了广泛深切的影响，陶渊明“何不委心任去留”更是众人熟知的经典，虽然各人的思想中儒释道三者的成分并不相同，但其内容无非是一种任真潇洒的生活态度。因此很难将其视为苏轼所独有的哲学思想。而“规矩法度”又是文学创作的必然规律，为古人所普遍接受。所以，此论述的问题在于：“规矩法度”和“随化适运”这两种情况在古代知识分子身上往往兼而有之，不能以此论证这是苏轼对宋代文道关系的重大探索，而且“规矩”与“随化”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比如杜甫的文学思想也是最讲“规矩法度”的，“晚节渐于诗律细”“佳句法如何”“为人性僻耽佳句”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其思想也不时有“随化任运”的表现，比如《写怀二首》（其一）：“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吾不知，负暄侯樵牧。”就明显具有豁达任运的思想，正如仇兆鳌所言：“末有任运自然之意，不与人情竞曲直，仍与起处达生相应。”（《杜诗详注》卷二十）杨伦《杜诗镜铨》卷十八亦评价道：“此久困于夔而为达观任运之词。”再比如其《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浦起龙评曰：“结乃示以己怀，言我则任运安之而已。”（《读杜心解》卷三）黄庭坚的律诗在用典、声律、对仗等方面皆有精深之法度，朱熹批评其“费安排”也是从这一点着眼，而黄庭坚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有“随化任运”的成分，比如其《用前韵谢子舟为予作风雨竹》：“荣枯转时机，生死付交态。”任渊注曰：“山谷此句言‘转时机’，谓视穷达若物之荣枯，各随时盛衰，任天机自运尔。”因此，无论是“规矩法度”还是“随化适运”，二者都是古代文人生活的常态，它往往有机统一地存在于同一个对象之中，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苏轼典型地代表了“宋代士人上下求索探讨包括诗文在内的文道关系的艰辛努力”。孔子所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有“从心所欲”的自由，又有“不逾矩”的规则，便可借为此问题的经典概括，这几乎是所有传统士人的共性。
此外，关于文道关系的讨论，的确在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朱熹在论“文”时往往与论“道”并存，并非我们纯粹地讨论“文道关系”。《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专门“论文”的只有最后两卷，论“道”才是其不可动摇的主体，而且朱熹论“道”并非是源于或接续于苏轼。我们可以说朱熹在论“道”时批判了苏轼，而不能说苏轼影响了朱熹的论“道”，因为从《宋元学案》等文献中看，朱熹的学说并非源于苏轼。蜀洛之争对朱熹评价苏轼或许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争论的重点并不是“文道关系”。最后，就宋代而言，在苏轼之后是否出现了文学理论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或许也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四、 关于体例的两点思考
出于众手的著作，在体例上往往会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处理方式。这里主要讨论一般情形下的文学史写作。文学史在以专章的形式写到一个文学大家（或一个文学史整体）时，一般分为生平、内容、艺术、影响等不同板块，在撰写生平、内容时，该教材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将生平与内容分开写，这也是众多文学史采用的通行办法;一是将二者合并，在介绍其生平的同时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前者如陶渊明、李白，以及本文所讨论的苏轼等，后者如该教材中的杜甫、王安石、李清照等。之所以将生平与内容分开写，除个人偏好之外，或者是因为诗人生平过于简略，或者是因为存在一些身世之谜，或者是前后期创作并没有大的变化等等。总之，无法对其生平创作进行明显分段，但苏轼不在此范围之内。按教材说法：“苏轼人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相应地带来了其诗歌风格的明显变化。他在元丰黄州和绍圣、元符岭南两次谪居期间，诗风由前期的豪健清雄逐渐向清旷简远、自然平淡转变。”既然有前后期风格的明显变化，那么就应该将其生平与内容合并起来写，这是全书已有的体例。而且，本章第三节在讲“苏轼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时仅仅选了《无锡道中赋水车》和《荔支叹》两首，虽然讲解很详细，所举之例也很有代表性，并且在之后讲解“苏轼诗歌的艺术”时也提到了一些作品，但这不足以囊括苏诗的主要题材，苏诗的特色仍有待突出。严羽《沧浪诗话》指出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张戒更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批评诗歌“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的诗歌除艺术性与唐诗迥异之外，其内容与唐诗也大不相同。在审美由外转内，化俗为雅的背景下，苏、黄的诗歌内容与其艺术风格也就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至少苏、黄以茶、砚等为代表的书斋生活，包括二人馆阁时期所创作的“以才学为诗”的其他作品，是应该在文学史中略加反映的，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气，即便是二人的诗风之后归于平淡，但曾经的这段生活，在宋代诗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此外，建议正文楷体字所引文献来源与教材所附“阅读文献”相一致。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阅读文献”板块的使用效率。比如第二节在引用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之后，标出该篇出自“《东坡全集》卷九三”。《东坡全集》收录于《四库全书》，但该书是“据旧刻重订”的，四库馆臣对此书评价并不高，除了“编辑无法”外，邵长蘅、查慎行在补注苏诗时，又“称其于作诗岁月编次多误”，只不过“以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所以，此类文献如果旧无善本，但又要在文末标明其所属文集的话，不妨使用由今人标点整理且经过时间检验的通行本。就此例而言，可以将“《东坡全集》”替换为“阅读文献”中的“《苏轼文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人文学院）
一、 文献疏误举例
1.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第216页。按，此为上文所引《中国古代文学史》版本之页码，下同）
按，“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原作“也”。（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 “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显然化用了《庄子·秋水》中的名句：“计中国之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第215页）
按，“计中国之海内”，“之”字下脱一“在”字，此或涉下文而误。（王先谦《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
3. 如苏轼《与参寥子二十二首》（其十九）云：“自揣省事以来……”（第215页）
按，“二十二首”当作“二十一首”。（《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 明人李东阳评价说：“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尽天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麓堂诗话》）（第220—221页）
按，“庶几”下脱“可”字，当作“庶几可尽”。（《怀麓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宋人胡寅《斐然集》卷一九评苏词贡献云：“词曲者，古乐府之未造也。”（第224页）
按，“未造”当作“末造”。末造，谓不值得称赞之制作。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胡寅《斐然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
6. 苏轼在黄期间，“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李方叔书》）（第225页）
按，此篇内容出自苏轼《答李端叔书》。李端叔为李之仪，李方叔为李廌，二者并非一人。（《苏轼文集》）
二、 部分表述的精确性
1. 贬居黄州四年间，苏轼躬耕自给，借助佛老思想慰藉苦闷，自号“东坡居士”。（第214页）
按，据查慎行、冯应榴及今人孔凡礼等人所撰年谱，苏轼元丰三年二月到黄州团练副使任上，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改任汝州团练副使，期间共四年三个月。如果取整数，称“四年”固无不可，但从精确角度来讲，改为“四年多”或许更好，因为苏轼在其诗歌里反复吟咏，特别在意的这段岁月不是“四年”而是“五年”。比如其《送沈逵赴广南》：“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徐大正闲轩》曰：“五年黄州城，不踏黄州鼓。”《龟山辩才师》：“千里孤帆又独来，五年一梦谁相对。”《次韵答贾芸老》：“五年一梦南司州，饥寒疾病为子忧。”《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东坡先生未归时，自种来禽与青李。五年不踏江头路，梦逐东风泛芷。”苏轼说自己被贬“五年”，无非是表达被贬谪时的艰辛，我们即使不必被其情感左右，但改为“四年多”或“四年三个月”也是可行的。
2. 当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重又起用新党人士，苏轼与旧党诸人一起再度被新党诸人严诸打压乃至清洗。
按，作者可能是避免“新党”中的“新”和“再度”中的“再”字，而没有选择“重新起用”或“再次起用”等表述，但在汉语表达习惯中，“重又”并不常见，可考虑使用“又重新”等表述。
3. 在调适文、道二者关系上，他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与元老侄孙四首》）。（第217页）
按，所引为《与元老侄孙四首》中的第三首，按惯例应加上“其三”二字。
4. 他的很多词也追求本色“当行”，继承了词体的“言情”传统与“佑欢佐酒”的功能，情致深婉，清丽纯正。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因“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咏物”（沈谦《填词杂说》），而被后人推为苏轼咏物词的代表作。（第225页）
按，“佑欢”一词不常见，常见者为“侑欢”。又，文中提到的“本色当行”“侑欢佐酒”与“《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詞》”这三者各有侧重，“本色当行”是就语言风格而言的，“侑欢佐酒”是就功用与内容而言的，而所举《水龙吟》咏杨花一词，在语言风格上与“本色当行”相称，但在内容上并不能断定为“侑欢佐酒”之词。
三、 苏轼文学与思想矛盾性的讨论
1. 苏轼的文学思想根植于其充满了矛盾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亦具有矛盾性。如其“道艺两进”文学思想就与其文道观主张中的“道”“为本”而“华采为末”相矛盾。（第217页）
按，教材作者将“华采为末”与“道”“为本”作为一组对象，考察苏轼文学思想中的矛盾性，但是从教材所引《答乔舍人启》“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来看，苏轼本人所论述对象其实是“华采”与“体用”，而非“华采”与“道”。作者将“体用”置换成“道”，所以连续使用了两个双引号来贯穿行文。但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直接等同。苏轼在《答乔舍人启》中强调的“体用”主要是指文章的实用功能，其批判的是华而不实的文风，并不是以此论述“道艺两进”中“道”的内涵。文章的体用功能，从其实践的属性来看，也只是“履道”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将文章的实用性等同于“道”。因此，苏轼本人并没有论述过“道为本，华采为末”这个观点。至于教材所引《范文正公文集叙》“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及《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只能用来证明“德为本，言（文）为末”，而非“道为本，华采为末”。“言（文）”与“华采”并不等同，“道”与“德”更是属于不同的范畴。 此外，作者在该问题上又将“华采”与“艺”做了等同，作了一个非此即彼的推断，以此来论述如果“道为本而华采为末”，则“道艺”就并非“两进”这个观点。但是从苏轼所主张的“道艺两进”来看，“艺”是体现“道”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没有出色的、纯熟的“艺”，必将对“道”的阐释与表达产生负面影响。教材所引《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中的“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与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提出的“心手不相应”非常相似。因此，如果想很好地体现“道”，这个“艺”就一定是正面的，被肯定的;但“华采”一词在苏文的语境中显然是负面的，被摒弃的。蘇轼本人并没有（也不太可能）将“艺”和“华采”相互等同。
2. 苏轼重视“规矩法度”的文学思想，又与其哲学思想中的“随化适运”等相矛盾。苏轼文学思想的若干矛盾，典型地反映出宋代士人上下求索探讨包括诗文在内的文道关系的艰辛努力，也为后世文学家、理学家等士人群体探讨文道关系提供了理论参照，为宋代文学理论的大发展、大繁荣做了准备。（第217页）
按，“随化适运”是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态度，自《庄子》提出“逍遥游”以来便产生了广泛深切的影响，陶渊明“何不委心任去留”更是众人熟知的经典，虽然各人的思想中儒释道三者的成分并不相同，但其内容无非是一种任真潇洒的生活态度。因此很难将其视为苏轼所独有的哲学思想。而“规矩法度”又是文学创作的必然规律，为古人所普遍接受。所以，此论述的问题在于：“规矩法度”和“随化适运”这两种情况在古代知识分子身上往往兼而有之，不能以此论证这是苏轼对宋代文道关系的重大探索，而且“规矩”与“随化”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比如杜甫的文学思想也是最讲“规矩法度”的，“晚节渐于诗律细”“佳句法如何”“为人性僻耽佳句”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其思想也不时有“随化任运”的表现，比如《写怀二首》（其一）：“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吾不知，负暄侯樵牧。”就明显具有豁达任运的思想，正如仇兆鳌所言：“末有任运自然之意，不与人情竞曲直，仍与起处达生相应。”（《杜诗详注》卷二十）杨伦《杜诗镜铨》卷十八亦评价道：“此久困于夔而为达观任运之词。”再比如其《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浦起龙评曰：“结乃示以己怀，言我则任运安之而已。”（《读杜心解》卷三）黄庭坚的律诗在用典、声律、对仗等方面皆有精深之法度，朱熹批评其“费安排”也是从这一点着眼，而黄庭坚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有“随化任运”的成分，比如其《用前韵谢子舟为予作风雨竹》：“荣枯转时机，生死付交态。”任渊注曰：“山谷此句言‘转时机’，谓视穷达若物之荣枯，各随时盛衰，任天机自运尔。”因此，无论是“规矩法度”还是“随化适运”，二者都是古代文人生活的常态，它往往有机统一地存在于同一个对象之中，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苏轼典型地代表了“宋代士人上下求索探讨包括诗文在内的文道关系的艰辛努力”。孔子所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有“从心所欲”的自由，又有“不逾矩”的规则，便可借为此问题的经典概括，这几乎是所有传统士人的共性。
此外，关于文道关系的讨论，的确在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朱熹在论“文”时往往与论“道”并存，并非我们纯粹地讨论“文道关系”。《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专门“论文”的只有最后两卷，论“道”才是其不可动摇的主体，而且朱熹论“道”并非是源于或接续于苏轼。我们可以说朱熹在论“道”时批判了苏轼，而不能说苏轼影响了朱熹的论“道”，因为从《宋元学案》等文献中看，朱熹的学说并非源于苏轼。蜀洛之争对朱熹评价苏轼或许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争论的重点并不是“文道关系”。最后，就宋代而言，在苏轼之后是否出现了文学理论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或许也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四、 关于体例的两点思考
出于众手的著作，在体例上往往会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处理方式。这里主要讨论一般情形下的文学史写作。文学史在以专章的形式写到一个文学大家（或一个文学史整体）时，一般分为生平、内容、艺术、影响等不同板块，在撰写生平、内容时，该教材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将生平与内容分开写，这也是众多文学史采用的通行办法;一是将二者合并，在介绍其生平的同时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前者如陶渊明、李白，以及本文所讨论的苏轼等，后者如该教材中的杜甫、王安石、李清照等。之所以将生平与内容分开写，除个人偏好之外，或者是因为诗人生平过于简略，或者是因为存在一些身世之谜，或者是前后期创作并没有大的变化等等。总之，无法对其生平创作进行明显分段，但苏轼不在此范围之内。按教材说法：“苏轼人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相应地带来了其诗歌风格的明显变化。他在元丰黄州和绍圣、元符岭南两次谪居期间，诗风由前期的豪健清雄逐渐向清旷简远、自然平淡转变。”既然有前后期风格的明显变化，那么就应该将其生平与内容合并起来写，这是全书已有的体例。而且，本章第三节在讲“苏轼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时仅仅选了《无锡道中赋水车》和《荔支叹》两首，虽然讲解很详细，所举之例也很有代表性，并且在之后讲解“苏轼诗歌的艺术”时也提到了一些作品，但这不足以囊括苏诗的主要题材，苏诗的特色仍有待突出。严羽《沧浪诗话》指出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张戒更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批评诗歌“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的诗歌除艺术性与唐诗迥异之外，其内容与唐诗也大不相同。在审美由外转内，化俗为雅的背景下，苏、黄的诗歌内容与其艺术风格也就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至少苏、黄以茶、砚等为代表的书斋生活，包括二人馆阁时期所创作的“以才学为诗”的其他作品，是应该在文学史中略加反映的，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气，即便是二人的诗风之后归于平淡，但曾经的这段生活，在宋代诗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此外，建议正文楷体字所引文献来源与教材所附“阅读文献”相一致。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阅读文献”板块的使用效率。比如第二节在引用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之后，标出该篇出自“《东坡全集》卷九三”。《东坡全集》收录于《四库全书》，但该书是“据旧刻重订”的，四库馆臣对此书评价并不高，除了“编辑无法”外，邵长蘅、查慎行在补注苏诗时，又“称其于作诗岁月编次多误”，只不过“以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所以，此类文献如果旧无善本，但又要在文末标明其所属文集的话，不妨使用由今人标点整理且经过时间检验的通行本。就此例而言，可以将“《东坡全集》”替换为“阅读文献”中的“《苏轼文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