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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图书馆古籍事业的开创者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诸先生不仅将保护、收集、传播古籍视为己任，而且拥有高水准的专门学识能够成就其事业。上图在先辈精神的感召下，不断谋求发展。主要体现在藏书建设有新成就、不断提高古籍编目质量、重视人才培养三方面。
关键词 藏书 古籍编目 人才培养 上海图书馆
分类号 G255.1
各位下午好！很高兴与两岸同行相聚南京。我曾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多次赴台湾，或参加两岸五地古籍联合编目会议，或出席古文献研讨会。虽然近年来没能再去，但与台湾的同行、朋友音问未断。这次“玄览论坛”的题目很大，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图书馆古籍工作者，没有宏论可言；专场讨论的命题，亦未曾作过研究。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近二十年亦即后顾廷龙时代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工作概况，与各位作交流。
我们十分敬仰前辈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先生。叶、张二老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保护古籍，不顾安危、不计得失，毅然于1939年创办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惨澹经营十四年，使大量历史文献免遭摧残、流失。1953年，合众图书馆董事会在张元济先生的主持下，将所藏25万余册珍贵古籍连同馆舍全部捐献公家，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廷龙先生则一直担任合众图书馆的总干事，是该馆实际管理者，后来又执掌上海图书馆近三十年，一生为图书馆收书、编书、印书不遗余力。可以说，他们是上海图书馆古籍事业的开创者，居功至伟。
不仅如此，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先生又是举世公认的版本学家，成就卓著。叶景葵先生捐赠给合众图书馆的十万余册藏书，皆经其精心鉴别，撰有《卷盦书跋》，书林称善。最为有名的是对所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鉴定，该书当年钱穆先生也曾参与考订，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古籍领域的一个重大发现。张元济、顾廷龙先生于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贡献毋需多言，仅举与本次会议议题相关的往事为例。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先生等发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曾为中央政府收购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起初众人的眼光皆盯在宋元本之上，惟张元济先生独具法眼，指出嘉业堂的宋元本质量有问题，而其所藏明本大多流传稀见，具有很高的文献与文物价值，明确建议中央政府应购买嘉业堂的明本。后来郑振铎先生等通过调查，认同并采纳了张元济先生的意见，丰富了中央图书馆的特色收藏。我曾于2003年访问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目验了该校东亚图书馆一批嘉业堂旧藏宋元本，发现版本鉴定失误者确实不少，有误将元本作宋本者（如元刻明修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亦有误将明本作宋本者（如明嘉靖刻本《韦苏州集》、明刻本《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又有误将明本作元本者（如明正嘉间刻本《大戴礼记》、明正德五年楚藩正心书院刻本《刘向新序》）。意者张元济先生当时并未逐种检览过嘉业堂的原书，只是翻阅了1929年出版的《嘉业堂善本书影》便看出问题，其鉴定版本水平之高令人服膺。因为这部《嘉业堂善本书影》所反映的版本鉴定错误，同样见诸《嘉业堂藏书志》，也就是说，为嘉业堂撰写藏书志的缪荃孙先生也没有察觉这些错误。另外，中央图书馆曾请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搜采元明以来著述传本罕见者，选编《玄览堂丛书》以广流传，该丛书自1941年至1948年共出版三辑，而其第三辑实由郑振铎先生委托顾廷龙先生最后完成。为便读者观览，顾先生复于1949年撰写了一至三辑凡六十五种书之提要，除简介内容外，于史实、版本多所考订，要言不烦，显示出他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深厚功力。
从前辈身上可以看到，他们不仅将保护、收集、传播古籍视为己任，而且拥有高水准的专门学识能够成就其事业。这对于在后顾廷龙时代，如何继承前辈事业，做好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工作颇有启发。
上海图书馆藏有古籍近200万册，由于受历史与客观条件制约，馆藏古籍约三分之一前辈们未及整理与有序编目，大部分属所谓的“普通古籍”，而随着斗转星移，旧时的观念已有所改变，如今没有人再会轻视这些实际并不普通的古籍。为摸清家底，善加保护，整理未编书无疑是上图古籍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继承前辈事业应尽的责任。自从1995年上图新馆落成，有了一定的空间与财力、物力，馆方毫不犹豫地开展了抢救历史文献工作，率先整理的是家谱与碑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十余万册家谱业已编纂出版了馆藏目录，二十万余件碑帖也已逐种登录在案，并分别建立专库，得到有效保存。数年前，又集中人力开展了近四十万册未编线装书的抢救整理，诚然整理路程漫漫，或许还需要十数年，如能坚持不懈，总有毕功之日。与此同时，我们还基本制作完成了已编古籍的书目数据库，并且对善本、家谱等进行全文数字化，既方便读者利用，又起到保护原书的作用。平心而论，这些基础性工作人人以为重要，个个说是功德善事，而真正愿意身体力行付诸实践者无多，因其艱苦异常，且无功利可言。然而，在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等前辈的人格魅力感染与影响下，上图的一批年轻人不为各种利益所动，甘愿长期坐冷板凳，使我们的工作能持续推进，没有停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上图并未简单地守成前辈基业，而是不断在谋求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藏书建设有新成就。图书馆的实体并非在建筑，首先是藏书。藏书须有特色，能令读者近悦远来。上图古籍收藏虽堪称宏富，但作为一家研究型的公共图书馆，其藏书建设应不断发展。我们尤其关注流散在海外的古籍。最典型的是2000年春，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用450万美金从美国购回常熟翁氏五世藏书，其中宋元本263册，有《长短经》（图1）、《集韵》（图2）等八种宋本为传世孤本。当时领导对我说，版本对不对你负责，钱我们想办法。我闻之不禁动容，在上图工作了几十年，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不过，对上图出此重手，报章媒体并非一片赞誉之声，也有来自社会甚至业内同行的责疑之词。说实话，我们当时顶着很大压力。（记得此后不久我去台湾开会，前辈昌瑞卿先生对上图此举极表赞赏，并向庄馆长芳荣先生等建议，台湾也要关注流在海外之古籍，设法购藏。能获昌公首肯，颇感欣慰。未知庄先生还记得此事否？）十四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深感我们的工作除需要专业知识外，往往更需要勇气与担当。 （2）提高古籍编目质量。如果说对未编书进行整理是摸清家底，那么利用一切机会（包括目前大陆正在开展古籍普查），对古籍的每一种版本进行重新审核，予以准确的鉴定与科学的揭示，编制出高质量的馆藏目录，则是另一种摸清家底工作，我们对此同样十分重视。
当今不少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简单利用前人目录，不作版本考订；编制专题或综合目录，为求快捷，干脆置原书于不顾，直接由旧目录转为新目录，鲜有对原书版本进行校核者。许多人认为，前人已编就目录，而且有的出自专家之手，岂有再事考订之必要？其实不然。这里我想举大陆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例略作说明。
《中國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大陆迄今为止学术成就最高的版本目录，始纂于1977年，全部出版在1995年。该目录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顾问潘景郑等前辈，是世人敬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将编纂此目视为一生最为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实践。但由于受到时代局限，至少有两个因素导致这部目录的质量尚未达到前辈们的初衷。一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因为要求尽快完成编纂工作，未能顾及各地收藏单位基础整理工作不尽完善、编目人员水准参差不齐的现状，仅用两年时间便结束全国700余家单位的善本普查工作，结果造成递交的近十四万张著录卡片存在问题五花八门，使得之后分类编校乃至最后总校工作无比艰难。二是当时物质条件极差，个别大馆尚能提供书影，而许多单位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比对版本遂成了奢望，出现版本鉴定与著录错误终究难以避免。
有人会问，上图有顾廷龙、潘景郑先生坐堂，编目质量应该不错吧？相对而言，可能如是。但在编纂《善本书目》过程中，有些事情远非人们凭空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当时我们共有十数人参与编目，为赶进度，每天要完成约三百余种书的校核，若要求顾、潘二老作逐一复审，显然不可能做到。再者，我们的书库是按流水号而非分类排架，如果按分类提书出库，东取西还，杂乱无章，加之书库人力不济，很容易出错，为安全起见，只能以排架顺序提书，于是，相关版本便难以同案比对。
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存在的问题，在我馆后来制作书目数据库、全文数字化的工作中依然存在，我们并非视而不见，相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找机会弥补以往的不足。如去年我们编纂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善本题跋真迹》，凡收录1740余种书，其中纠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各种著录错误占比达百分之十五以上，实际上就是纠正我们自己以往的错误。目前在进行该书释文标点的过程中，又发现不少错误，正所谓如秋风落叶，旋扫旋生。我们拟在将来出版的标点本中，就凡对《善本书目》所作的重要改动，以及《真迹》本中存在的错误，皆用案语形式予以揭示，使该项工作更具科学与实用性。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政府能组织人力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进行修订，以期这部书目的作用得到更有效的发挥。而在不能左右客观时，我们想以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表明图书馆编目工作的意义与责任。
（3）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是图书馆实体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海内外图书馆古籍工作人才普遍缺失，原因或各自不同，现象则客观存在。上海图书馆继承前辈传统，对古籍专业人才培养颇为重视。
上图培养人才的做法较为务实，即坚持从工作实践中进行培养，工作与研究相结合。所谓工作，在目前及今后较长的时期，主要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两方面摸清家底；所谓研究，主要是结合工作，进行版本目录学研究。我们强调从工作中进行研究，以研究的眼光对待工作，即将工作当学术研究来做。这样既能提高工作质量，又能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与能力。因此，我们务去浮躁之气，对工作不盲目追求量，更看重质，希望每一项工作都具有时代特点的学术内涵，尽可能避免生产那种浪费人力物力的应景之作。
比如在2010年十月，上图曾举办了馆藏宋本展，并出版了《琅函鸿宝——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这在大陆属首次，我们不仅以年轻人为主力，更要求该展览与《图录》能体现出上图于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研究传统与进步。为此，在平时积累的基础上，馆方领导还不惜专门给了七个月的时间，使得版本调查、考订及撰文能够较为从容地进行。结果，该展览得到了海内外观众赞誉，《图录》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重要的是，我们年轻人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升华。
在上图古籍整理工作岗位上，人员进进出出曾经颇为频繁，能够坚守下来的年轻人，多为有志于此项事业、希冀像前辈们那样有所作为者，事实上其中有的年轻人已在图书馆、学术界崭露头角，令人欣喜，也值得珍惜，因为有了他们，前辈事业的传承才有保证。
以上是对近二十年上图古籍工作的大致勾勒，夹杂我个人意见，片面及错误之处，请不吝指教。谢谢大家！
陈先行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200031。
（收稿日期：2014-10-13 编校：刘勇定）
关键词 藏书 古籍编目 人才培养 上海图书馆
分类号 G255.1
各位下午好！很高兴与两岸同行相聚南京。我曾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多次赴台湾，或参加两岸五地古籍联合编目会议，或出席古文献研讨会。虽然近年来没能再去，但与台湾的同行、朋友音问未断。这次“玄览论坛”的题目很大，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图书馆古籍工作者，没有宏论可言；专场讨论的命题，亦未曾作过研究。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近二十年亦即后顾廷龙时代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工作概况，与各位作交流。
我们十分敬仰前辈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先生。叶、张二老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保护古籍，不顾安危、不计得失，毅然于1939年创办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惨澹经营十四年，使大量历史文献免遭摧残、流失。1953年，合众图书馆董事会在张元济先生的主持下，将所藏25万余册珍贵古籍连同馆舍全部捐献公家，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廷龙先生则一直担任合众图书馆的总干事，是该馆实际管理者，后来又执掌上海图书馆近三十年，一生为图书馆收书、编书、印书不遗余力。可以说，他们是上海图书馆古籍事业的开创者，居功至伟。
不仅如此，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先生又是举世公认的版本学家，成就卓著。叶景葵先生捐赠给合众图书馆的十万余册藏书，皆经其精心鉴别，撰有《卷盦书跋》，书林称善。最为有名的是对所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鉴定，该书当年钱穆先生也曾参与考订，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古籍领域的一个重大发现。张元济、顾廷龙先生于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贡献毋需多言，仅举与本次会议议题相关的往事为例。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先生等发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曾为中央政府收购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起初众人的眼光皆盯在宋元本之上，惟张元济先生独具法眼，指出嘉业堂的宋元本质量有问题，而其所藏明本大多流传稀见，具有很高的文献与文物价值，明确建议中央政府应购买嘉业堂的明本。后来郑振铎先生等通过调查，认同并采纳了张元济先生的意见，丰富了中央图书馆的特色收藏。我曾于2003年访问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目验了该校东亚图书馆一批嘉业堂旧藏宋元本，发现版本鉴定失误者确实不少，有误将元本作宋本者（如元刻明修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亦有误将明本作宋本者（如明嘉靖刻本《韦苏州集》、明刻本《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又有误将明本作元本者（如明正嘉间刻本《大戴礼记》、明正德五年楚藩正心书院刻本《刘向新序》）。意者张元济先生当时并未逐种检览过嘉业堂的原书，只是翻阅了1929年出版的《嘉业堂善本书影》便看出问题，其鉴定版本水平之高令人服膺。因为这部《嘉业堂善本书影》所反映的版本鉴定错误，同样见诸《嘉业堂藏书志》，也就是说，为嘉业堂撰写藏书志的缪荃孙先生也没有察觉这些错误。另外，中央图书馆曾请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搜采元明以来著述传本罕见者，选编《玄览堂丛书》以广流传，该丛书自1941年至1948年共出版三辑，而其第三辑实由郑振铎先生委托顾廷龙先生最后完成。为便读者观览，顾先生复于1949年撰写了一至三辑凡六十五种书之提要，除简介内容外，于史实、版本多所考订，要言不烦，显示出他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深厚功力。
从前辈身上可以看到，他们不仅将保护、收集、传播古籍视为己任，而且拥有高水准的专门学识能够成就其事业。这对于在后顾廷龙时代，如何继承前辈事业，做好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工作颇有启发。
上海图书馆藏有古籍近200万册，由于受历史与客观条件制约，馆藏古籍约三分之一前辈们未及整理与有序编目，大部分属所谓的“普通古籍”，而随着斗转星移，旧时的观念已有所改变，如今没有人再会轻视这些实际并不普通的古籍。为摸清家底，善加保护，整理未编书无疑是上图古籍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继承前辈事业应尽的责任。自从1995年上图新馆落成，有了一定的空间与财力、物力，馆方毫不犹豫地开展了抢救历史文献工作，率先整理的是家谱与碑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十余万册家谱业已编纂出版了馆藏目录，二十万余件碑帖也已逐种登录在案，并分别建立专库，得到有效保存。数年前，又集中人力开展了近四十万册未编线装书的抢救整理，诚然整理路程漫漫，或许还需要十数年，如能坚持不懈，总有毕功之日。与此同时，我们还基本制作完成了已编古籍的书目数据库，并且对善本、家谱等进行全文数字化，既方便读者利用，又起到保护原书的作用。平心而论，这些基础性工作人人以为重要，个个说是功德善事，而真正愿意身体力行付诸实践者无多，因其艱苦异常，且无功利可言。然而，在叶景葵、张元济、顾廷龙等前辈的人格魅力感染与影响下，上图的一批年轻人不为各种利益所动，甘愿长期坐冷板凳，使我们的工作能持续推进，没有停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上图并未简单地守成前辈基业，而是不断在谋求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藏书建设有新成就。图书馆的实体并非在建筑，首先是藏书。藏书须有特色，能令读者近悦远来。上图古籍收藏虽堪称宏富，但作为一家研究型的公共图书馆，其藏书建设应不断发展。我们尤其关注流散在海外的古籍。最典型的是2000年春，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用450万美金从美国购回常熟翁氏五世藏书，其中宋元本263册，有《长短经》（图1）、《集韵》（图2）等八种宋本为传世孤本。当时领导对我说，版本对不对你负责，钱我们想办法。我闻之不禁动容，在上图工作了几十年，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不过，对上图出此重手，报章媒体并非一片赞誉之声，也有来自社会甚至业内同行的责疑之词。说实话，我们当时顶着很大压力。（记得此后不久我去台湾开会，前辈昌瑞卿先生对上图此举极表赞赏，并向庄馆长芳荣先生等建议，台湾也要关注流在海外之古籍，设法购藏。能获昌公首肯，颇感欣慰。未知庄先生还记得此事否？）十四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深感我们的工作除需要专业知识外，往往更需要勇气与担当。 （2）提高古籍编目质量。如果说对未编书进行整理是摸清家底，那么利用一切机会（包括目前大陆正在开展古籍普查），对古籍的每一种版本进行重新审核，予以准确的鉴定与科学的揭示，编制出高质量的馆藏目录，则是另一种摸清家底工作，我们对此同样十分重视。
当今不少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简单利用前人目录，不作版本考订；编制专题或综合目录，为求快捷，干脆置原书于不顾，直接由旧目录转为新目录，鲜有对原书版本进行校核者。许多人认为，前人已编就目录，而且有的出自专家之手，岂有再事考订之必要？其实不然。这里我想举大陆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例略作说明。
《中國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大陆迄今为止学术成就最高的版本目录，始纂于1977年，全部出版在1995年。该目录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顾问潘景郑等前辈，是世人敬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将编纂此目视为一生最为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实践。但由于受到时代局限，至少有两个因素导致这部目录的质量尚未达到前辈们的初衷。一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因为要求尽快完成编纂工作，未能顾及各地收藏单位基础整理工作不尽完善、编目人员水准参差不齐的现状，仅用两年时间便结束全国700余家单位的善本普查工作，结果造成递交的近十四万张著录卡片存在问题五花八门，使得之后分类编校乃至最后总校工作无比艰难。二是当时物质条件极差，个别大馆尚能提供书影，而许多单位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比对版本遂成了奢望，出现版本鉴定与著录错误终究难以避免。
有人会问，上图有顾廷龙、潘景郑先生坐堂，编目质量应该不错吧？相对而言，可能如是。但在编纂《善本书目》过程中，有些事情远非人们凭空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当时我们共有十数人参与编目，为赶进度，每天要完成约三百余种书的校核，若要求顾、潘二老作逐一复审，显然不可能做到。再者，我们的书库是按流水号而非分类排架，如果按分类提书出库，东取西还，杂乱无章，加之书库人力不济，很容易出错，为安全起见，只能以排架顺序提书，于是，相关版本便难以同案比对。
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存在的问题，在我馆后来制作书目数据库、全文数字化的工作中依然存在，我们并非视而不见，相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找机会弥补以往的不足。如去年我们编纂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善本题跋真迹》，凡收录1740余种书，其中纠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各种著录错误占比达百分之十五以上，实际上就是纠正我们自己以往的错误。目前在进行该书释文标点的过程中，又发现不少错误，正所谓如秋风落叶，旋扫旋生。我们拟在将来出版的标点本中，就凡对《善本书目》所作的重要改动，以及《真迹》本中存在的错误，皆用案语形式予以揭示，使该项工作更具科学与实用性。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政府能组织人力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进行修订，以期这部书目的作用得到更有效的发挥。而在不能左右客观时，我们想以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表明图书馆编目工作的意义与责任。
（3）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是图书馆实体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海内外图书馆古籍工作人才普遍缺失，原因或各自不同，现象则客观存在。上海图书馆继承前辈传统，对古籍专业人才培养颇为重视。
上图培养人才的做法较为务实，即坚持从工作实践中进行培养，工作与研究相结合。所谓工作，在目前及今后较长的时期，主要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两方面摸清家底；所谓研究，主要是结合工作，进行版本目录学研究。我们强调从工作中进行研究，以研究的眼光对待工作，即将工作当学术研究来做。这样既能提高工作质量，又能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与能力。因此，我们务去浮躁之气，对工作不盲目追求量，更看重质，希望每一项工作都具有时代特点的学术内涵，尽可能避免生产那种浪费人力物力的应景之作。
比如在2010年十月，上图曾举办了馆藏宋本展，并出版了《琅函鸿宝——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这在大陆属首次，我们不仅以年轻人为主力，更要求该展览与《图录》能体现出上图于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研究传统与进步。为此，在平时积累的基础上，馆方领导还不惜专门给了七个月的时间，使得版本调查、考订及撰文能够较为从容地进行。结果，该展览得到了海内外观众赞誉，《图录》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重要的是，我们年轻人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升华。
在上图古籍整理工作岗位上，人员进进出出曾经颇为频繁，能够坚守下来的年轻人，多为有志于此项事业、希冀像前辈们那样有所作为者，事实上其中有的年轻人已在图书馆、学术界崭露头角，令人欣喜，也值得珍惜，因为有了他们，前辈事业的传承才有保证。
以上是对近二十年上图古籍工作的大致勾勒，夹杂我个人意见，片面及错误之处，请不吝指教。谢谢大家！
陈先行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200031。
（收稿日期：2014-10-13 编校：刘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