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在线调查显示，85.7%的受访者肯定当下社会需要君子人格，71.0%的人认为君子人格可以重构国民道德与价值观。与之相对应，89.0%的人直言当下社会“君子”少见。
　　“君子”概念超越时代局限，常说常新，有人甚至将“君子之道”视为医治市场经济环境下诸多现代病的济世良方，并倡言我们的社会要创造一个成全君子的制度环境，让君子更容易成功，而不是做君子更容易吃亏。
　　考察“君子”“君子之道”的涵义，表述虽有细微差别，内核却大同小异，不外乎强调内在修养，讲求责任担当，“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坦荡荡”“君子喻于义”……这些震烁古今的话语，最核心的意义乃是个体的修养而非外部环境。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指向的是生命个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和担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撑起君子环境的一片绿荫，这是达成“成全君子制度环境”的基础性努力。
　　一者，君子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小人”、有利欲、有寡德，才有君子。君子的典范意义，往往是在对立、冲突的语境中得以格外彰显。唯其艰难，方能于微茫之中点亮他人、照亮周围，方能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个体努力与群体共鸣中成为社会的最强音。
　　一个正常的、有道德的社会环境，往往建立在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够自珍自重、自我救赎的基础上。古人所谓“修身”“齐家”，孜孜以求的就是这种超越周围环境的个体努力。这种努力是如此之宝贵，往往让无数仁人志士毕其一生去追求。事实上，这种求索精神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是历史留赠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二者，国民道德的重构，同样有赖于大家都是君子的理想环境，不过，这种重构并不能凭空等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作为。举凡见危不救、失德无耻，甚至贪赃枉法等种种情由，有大环境濡染的因素，却不能将根源完全推给环境、推给社会，无视每一个人的责任与担当。
　　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君子之道”时，殷殷勉励清华学子，“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做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不过，每个人却有可能、有机会做一个谦谦君子。自珍自爱、有责任、有担当，以公民精神践行君子之道，其实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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