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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然而，在“十一五”时期，因为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没有改革，作为技术创新主要来源和服务业主体的小企业发展继续受到压制，低效率大企业的过度扩张却得到鼓励，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没有完成。
现行金融体制就是所谓的“大银行体制”，又称“金融压制体制”。其表现形式为：金融双轨制，即体制内的大银行以人为压低的利率服务大企业，体制外的小银行以高利率服务小企业；银行成为投融资的主要中介，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压制，股票市场主要为大银行服务（例如，在上海A股市场，银行业一个行业就占总市值的30%左右）；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资金资源的配置。金融双轨制的后果是受到压制的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金资源，低效率大企业过度扩张，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和不公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涨，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小企业将首当其冲。如果不能及时通过调整政策和改革体制来降低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其他成本的话，就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小企业倒闭。
历史的经验证明，金融压制体制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也是粗放发展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其中韩国的反面教训和台湾地区的正面经验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由于韩国没有及时改革人为压低利率的金融压制体制，导致低效率大企业的过度扩张，最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劳工运动的兴起导致工资快速上涨，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爆发了粗放发展危机。
和韩国相反，台湾地区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改革人为压低利率的金融压制体制，逐步解决了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避免了低效率大企业的过度扩张，因而顺利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顶点1998年，韩国经济负增长5.8%，台湾地区经济增长4.8%。
改革大银行体制需要在体制内大力发展小银行，因为只有小银行才能高效率、低成本地服务小企业。这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上世纪90年代，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曾经尝试过服务以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结果是大面积的坏账出现。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然而，在“十一五”时期，存款保险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笔者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存款保险机构应该分级设立，由市一级的存款保险机构专门负责小银行的存款保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分级设立便于尽快开展存款保险制度的试点，尽早完成大银行体制的改革。
然而，改革大银行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加速进行，仍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应该把治标的调控和治本的改革结合起来，用调控为改革争取充裕时间，创造宽松环境。
目前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主的货币政策，由于存在银行理财产品等的漏洞，并不能有效地冻结流动性。而且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的数量型工具，比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效率低、副作用大。提高利率会抑制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增加对小企业的资金供给，降低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则会挤压对小企业的资金供给，使得小企业融资难上加难、贵上加贵。
因为提高存款利率可能吸引热钱流入，央行可以考虑进行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的非对称加息，同时对由此扩大的存贷利差开征税率为100%的超额利差税，并用超额利差税的收入发行居民限额保值债券。这样做的话，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就不会互相牵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就会大大增强。例如，央行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同时上调贷款利率和下调存款利率，这样即使人民币升值快一点也不会加快热钱流入。
非对称加息、超额利差税和居民限额保值债券的政策组合一举数得，不但能够有效地冻结流动性、抑制通胀和热钱，而且能够有效地增加对小企业的资金供给，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
1998年开始的“放开搞活小企业”的改革，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正面经验值得高度重视。
“十二五”规划把“十二五”时期定位为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必须认清，金融体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小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力军；改革金融体制，创新货币政策，搞活小企业。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现行金融体制就是所谓的“大银行体制”，又称“金融压制体制”。其表现形式为：金融双轨制，即体制内的大银行以人为压低的利率服务大企业，体制外的小银行以高利率服务小企业；银行成为投融资的主要中介，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压制，股票市场主要为大银行服务（例如，在上海A股市场，银行业一个行业就占总市值的30%左右）；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资金资源的配置。金融双轨制的后果是受到压制的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金资源，低效率大企业过度扩张，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和不公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涨，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小企业将首当其冲。如果不能及时通过调整政策和改革体制来降低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其他成本的话，就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小企业倒闭。
历史的经验证明，金融压制体制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也是粗放发展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其中韩国的反面教训和台湾地区的正面经验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由于韩国没有及时改革人为压低利率的金融压制体制，导致低效率大企业的过度扩张，最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劳工运动的兴起导致工资快速上涨，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爆发了粗放发展危机。
和韩国相反，台湾地区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改革人为压低利率的金融压制体制，逐步解决了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避免了低效率大企业的过度扩张，因而顺利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顶点1998年，韩国经济负增长5.8%，台湾地区经济增长4.8%。
改革大银行体制需要在体制内大力发展小银行，因为只有小银行才能高效率、低成本地服务小企业。这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上世纪90年代，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曾经尝试过服务以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结果是大面积的坏账出现。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然而，在“十一五”时期，存款保险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笔者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存款保险机构应该分级设立，由市一级的存款保险机构专门负责小银行的存款保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分级设立便于尽快开展存款保险制度的试点，尽早完成大银行体制的改革。
然而，改革大银行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加速进行，仍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应该把治标的调控和治本的改革结合起来，用调控为改革争取充裕时间，创造宽松环境。
目前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主的货币政策，由于存在银行理财产品等的漏洞，并不能有效地冻结流动性。而且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的数量型工具，比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效率低、副作用大。提高利率会抑制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增加对小企业的资金供给，降低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则会挤压对小企业的资金供给，使得小企业融资难上加难、贵上加贵。
因为提高存款利率可能吸引热钱流入，央行可以考虑进行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的非对称加息，同时对由此扩大的存贷利差开征税率为100%的超额利差税，并用超额利差税的收入发行居民限额保值债券。这样做的话，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就不会互相牵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就会大大增强。例如，央行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同时上调贷款利率和下调存款利率，这样即使人民币升值快一点也不会加快热钱流入。
非对称加息、超额利差税和居民限额保值债券的政策组合一举数得，不但能够有效地冻结流动性、抑制通胀和热钱，而且能够有效地增加对小企业的资金供给，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
1998年开始的“放开搞活小企业”的改革，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正面经验值得高度重视。
“十二五”规划把“十二五”时期定位为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必须认清，金融体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小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力军；改革金融体制，创新货币政策，搞活小企业。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