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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这样一个偏远贫穷的小山村怎么办国际性的摄影节？阿兰·朱利安说你不懂！
1997至1998年，我在任《人民摄影报》总编辑的时候就很关注摄影节这个事情了，但那时举办摄影节是个宏观的想法。当时从国内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摄影到了该走出去的时候了。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年轻的摄影师和探索者都聚集在《人民摄影报》，我们也觉得有义务为他们趟出一条路。
现在了解，当时国内已有一些摄影节，但与后来的平遥摄影节相比，不属于同一个性质。他们多是政府性质，请一些摄影家，也包括外国摄影家来，聚在一起，搞一些活动，选择性和指向性很强，宣传味儿比较重。
我们之前通过和西方国家、台湾地区的一些摄影人接触，也逐渐了解了摄影家是如何与外界交流的，了解中国摄影应该如何走到国外去，以及请一些西方摄影家来到中国的必要性，有了这些基本想法。1997年底我就开始往外跑，从台湾到欧洲，把在中国摄影界看来是重要的一些地方都走遍了，像荷赛基金会总部、法国《解放报》摄影部、《费加罗周刊》、马格南图片社、联系图片社等，也许当时还没有抱着明确为筹办摄影节的目的走访，但这样一圈下来我们很受触动。首先，我们觉得人家对我们非常热情，而且我们自己也有非常迫切要走向世界的需求。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思考，这时台湾的林添福来帮忙。他对国际摄影的了解更多一些，我们就一起运作，思考发起一个摄影节，将外国人请进来，并展出中国的优秀作品。
要办摄影节，首先要选好地方，我们想过的地方包括桂林、大连、青岛，但后来的情况并不理想。像林添福与桂林市政府交涉，但桂林一直忙于发展旅游，没有时间承办摄影节；后来又到北京联系，得到了相关单位的热情支持，甚至允许我们动用故宫做展览场地，当时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时，阿兰·朱利安出现了，阿兰的舅舅是马克·吕布。他那时在中国讲学。正准备回去的时候，有人提议他到《人民摄影报》看看，于是他就找了机会到山西来，联系到我。我安排人带他去平遥玩玩。去之前我提醒他多带点胶卷，少了怕不够拍。他说：“没关系，我使用的是数码相机。”当时他的数码相机有20兆的容量，他说一共能拍80张照片，我说不够，他说够了，不好的我都删除。我本来安排了他两三天的拍摄时间，结果第二天他就回来了，果然80张不够拍。但是，阿兰是要找我谈一个更重要事情——到了平遥，受到这个古城结构和氛围的启发，他萌生了开办摄影节的设想。我说我们是有准备办一个摄影节的想法，但要在平遥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小山村搞一个国际性的摄影节，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阿兰说：“你不懂！我在法国与热华索一起创建了Visa pour l’image（国际摄影节），我非常了解摄影节。看到平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搞国际摄影节的最佳地点！我和热华索联系一下，如果今年能请你去，你看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果然，到了那里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小城比平遥还小。展览在教堂、监狱旧址、仓库里办。后来我们总结出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办摄影节，因为大城市的交通不方便。展区设置上，如果将展览集中放一个地方会显得小气，但如果分散布置，又要派车接送观展的人，除了交通，还有住宿、场租等费用都很贵。而小地方各项花费都便宜，把客人放在这里就不用操心了，可以更好地增进摄影节的学术交流。另外，举办地点还要有吸引力。来的人除了要看看照片，还想看些别的。到中国来自然要看有中国味道的东西，而平遥就是最地道的汉族文化的展现。
第一锤砸得太响了！
观摩回来后，我们明白并认可了阿兰选择平遥的原因。我们都很激动，便开始商讨何时开办这个平遥摄影节。阿兰说：“2001年是新世纪的开始，2001年就应该开办。”可我们谈论此事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的年末了，时间非常紧。但阿兰说没有问题，他们负责将西方优秀的摄影作品带到这里，只要中方能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摄影人来，这个摄影节就算成功了。我说中国没有问题，就是担心西方的作品专业性如何，中国摄影人认不认可，对这个我们双方都没底，便商讨要不要把国际上的大腕都请过来，以吸引大量的中国摄影人来参加。于是我们便甄选了25个外国专家。这25个人的名单在今天看来，其实是有点太荒唐、太夸张了。我们把那些国际摄影界最顶级、拥有最时尚理念的代表人物都邀请来了。按道理，这样确实是好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正像是一个人几个月没有进食，却忽然间吃大量的山珍海味一样，消化不了。外国专家邀请到来之后，就出现了有的中国摄影人指着外国专家问，这个老头是谁的现象。最令人无奈的是，那时有的外国专家在摄影节上举办讲座，向中国介绍世界先锋的图片和理念时，正介绍一半，下面就有听众拍案而起，叫主讲人下台，并喊：“这讲的是什么？还不如我徒弟呢！”弄得专家很尴尬。
最开始的平遥摄影节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和艺术摄影领域，以邀请传播界的专家为主，如马格南和《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等。那时还没有什么交易的概念，只是提供一个沟通渠道。当时大家还被一堵墙挡着，谁也不了解谁。不论摄影节的真正意义在哪里，那时候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开这扇门。现在看来，2001年这扇门被彻底打开，之后东西方摄影人实现了彻底的交流。我认为2001年的平遥摄影节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步骤。
由于第一年我们把摄影节搞得太夸张了，世界上许多没有来的摄影人都惊诧平遥是哪里，为什么平遥会把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吸引到那儿去？记得一次洗脚的时候我还碰上了法国电视二台记者，我问他们你们怎么来了，他们说：“世界都在说平遥平遥，平遥到底怎么了，我们也来看看。”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不管主办方邀请与否，都会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并且这种影响至今不散。甚至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很多人哪都不认，还只认平遥。这就是因为当年的第一锤砸得太响了。于是第二届吸引了更多人的到来。
第二年观念摄影跟上了！
从第一届平遥摄影节后，摄影家们开始自行交流。这可以归结为平遥摄影节历史上的一个节点，就是达到了彻底的交融。要说更重要的一个节点呢，就是2002年。2002年的重要性在于把中国我们今天所说的当代摄影或观念摄影，推向了世界。这个领域一直有艺术家也在做，但他们的影响非常小，几乎没有人知道。大家普遍所知的就是纪实啊、报道啊、新闻啊这些传统的摄影派别。2002年对此推动最大的一个人，就是旅法华裔摄影家高波。高波第一年就参加了平遥摄影节，但那时我不认识他。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从法国回来，他非常懂摄影、会法语，可以免费为大展帮忙。我说很好，你来吧。他如约而至。高波曾在法国VU图片社做记者，与VU图片总监柯卓拉关系很好。2001年摄影节结束后，他将讲座上被骂的人，即柯卓拉，请到北京电影学院做讲座。电影学院的学生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听他讲座的还有摄影系以外的老师和学生，讲完后还有很多人找他签名。之后高波对我说：“你知道了吧，其实我有点野心，我想把中国的观念摄影（当时叫新摄影）介绍出去。”于是2002年，他就为平遥带进了很多观念摄影作品。同时他还将一些当时的新概念介绍进来，如策展人的概念。在平遥，第一年有“策展人”，但没有这个叫法，2002年平遥第一次引入了中文词汇中策展人的概念。阿兰虽然懂得策展人，但没有懂的人做翻译。而高波懂，他就详细介绍了curator是什么，是做什么的。
第二届摄影节，许多重要人物都来了，如现在阿尔勒摄影节的总监弗朗索瓦·赫贝尔。他们一下子就看中了中国的这些当代摄影作品。因为那时西方的观念摄影正火。虽然中国的观念摄影跟国际还接不上轨，但这些当代作品的创作者多是画家，他们比较懂。于是，王庆松他们立刻就和西方摄影人接上了头。以至于2003年的阿尔勒摄影节几乎就变成了中国摄影家的展场，展出了几十个相关展览。
第三年普雷基和鲍德温夫妇来了！
在我做主策展人的三届上，在阿兰的帮助之外，我又努力达成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请来罗伯特·普雷基；另一件事是请来美国休斯顿摄影双年展（FotoFest）的创始人鲍德温夫妇。他们前两届都不在阿兰的邀请名单上，第三年我提议把他们请来平遥。普雷基和鲍德温夫妇的到来进一步让平遥摄影节走向了世界。
罗伯特·普雷基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闻摄影第一代摄影记者的导师和启蒙者。是普雷基将西方新闻摄影的新观念介绍到中国。说起普雷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新闻记者基本都是他的弟子，像大卫·伯耐特、弗兰·福尼尔……他带着他的弟子到中国给我们讲课。1988年1月5日，普雷基在中国举办荷赛作品展览暨摄影术发明150年展。展览时，观众多得把展板都挤倒了。因为他策展的照片让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的新闻摄影和世界的丰富。那时的中国摄影还是摆拍的时代。普雷基带着他的团队到中国，为摄影记者们做培训，每个学生发13卷彩色反转片，拍完后，晚上大家一起评片。当年，中国许多摄影师用的彩色反转片是从电影厂里剪出的片头，装在相机里还舍不得用，而老师发的都是地道的柯达反转片。每天拍13个胶卷谁拍得完？可老师说，拍照的时候不能节省胶卷，你花了机票、住宿费，到了新闻发生地就是拍照的，不能在这时为了节省胶卷没拍好照片，13个胶卷必须全部拍完。并且提出摄影记者要往墙上爬、往泥里滚的观念。这次训练，我认为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一次突变。让中国的摄影记者一是明白如何用照片说话，二是学会了如何将单张照片组织在一起讲故事，为以后的实战做好了准备。
来参加摄影节的人的目的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第一年和第二年邀请的外国专家整体结构差不多，主要是报道系统和图片社系统。由于初期没有明确的促进交易概念，图片机构和画廊的人邀请得并不多。传媒业人士到摄影节主要目的是沟通；画廊来主要侧重挖掘一些摄影师为其拍摄；另外，像我参加的ORACLE（一个国际性的摄影博物馆馆长组织）就有大批经费搞收藏，他们四处搜寻哪里有新的东西值得投资。
鲍德温夫妇也是Meeting Place（见面会）的策划者和实施者。这个活动是让专家和摄影师面对面进行照片点评。参与的摄影师需要付费，以限制人数。后来，这个活动越办越火爆，每位摄影师需要缴纳的参与费用已经高达900多美元。
这个活动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图片交易。如果摄影师觉得自己拍得不错，就拿给专家看。专家看过之后，给摄影师提出意见建议。如果专家满意某个摄影师的作品，就将作品介绍给他认识的某个相关画廊或机构。摄影师就有机会得到包装，拥有广阔的市场，达到双赢的局面，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业态。
而摄影节正是一个好的平台，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动，摄影节就只能停滞在庙会的层面上。庙会是对的，但是要发展、要出好东西，平遥应该有半个城市画廊。这需要摄影家拿来有市场的东西。如何有市场？靠专家的指点和推广，二者相辅相成。
这是我对摄影节的一点期望，但中国要推出这样的活动需要摆脱浮躁的氛围。这不简单是请个专家来评论几句，然后收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后续的交易和推进跟进，就没有走在路上。首先，请的人应该是与画廊或收藏机构等有紧密联系和直接组织体系的人。他们在指点照片的过程中，应该是有意向把你培养成某一方面人才，或者发现你某一方面的才能，把你介绍到专门领域的画廊或图片公司去。
1997至1998年，我在任《人民摄影报》总编辑的时候就很关注摄影节这个事情了，但那时举办摄影节是个宏观的想法。当时从国内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摄影到了该走出去的时候了。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年轻的摄影师和探索者都聚集在《人民摄影报》，我们也觉得有义务为他们趟出一条路。
现在了解，当时国内已有一些摄影节，但与后来的平遥摄影节相比，不属于同一个性质。他们多是政府性质，请一些摄影家，也包括外国摄影家来，聚在一起，搞一些活动，选择性和指向性很强，宣传味儿比较重。
我们之前通过和西方国家、台湾地区的一些摄影人接触，也逐渐了解了摄影家是如何与外界交流的，了解中国摄影应该如何走到国外去，以及请一些西方摄影家来到中国的必要性，有了这些基本想法。1997年底我就开始往外跑，从台湾到欧洲，把在中国摄影界看来是重要的一些地方都走遍了，像荷赛基金会总部、法国《解放报》摄影部、《费加罗周刊》、马格南图片社、联系图片社等，也许当时还没有抱着明确为筹办摄影节的目的走访，但这样一圈下来我们很受触动。首先，我们觉得人家对我们非常热情，而且我们自己也有非常迫切要走向世界的需求。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思考，这时台湾的林添福来帮忙。他对国际摄影的了解更多一些，我们就一起运作，思考发起一个摄影节，将外国人请进来，并展出中国的优秀作品。
要办摄影节，首先要选好地方，我们想过的地方包括桂林、大连、青岛，但后来的情况并不理想。像林添福与桂林市政府交涉，但桂林一直忙于发展旅游，没有时间承办摄影节；后来又到北京联系，得到了相关单位的热情支持，甚至允许我们动用故宫做展览场地，当时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时，阿兰·朱利安出现了，阿兰的舅舅是马克·吕布。他那时在中国讲学。正准备回去的时候，有人提议他到《人民摄影报》看看，于是他就找了机会到山西来，联系到我。我安排人带他去平遥玩玩。去之前我提醒他多带点胶卷，少了怕不够拍。他说：“没关系，我使用的是数码相机。”当时他的数码相机有20兆的容量，他说一共能拍80张照片，我说不够，他说够了，不好的我都删除。我本来安排了他两三天的拍摄时间，结果第二天他就回来了，果然80张不够拍。但是，阿兰是要找我谈一个更重要事情——到了平遥，受到这个古城结构和氛围的启发，他萌生了开办摄影节的设想。我说我们是有准备办一个摄影节的想法，但要在平遥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小山村搞一个国际性的摄影节，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阿兰说：“你不懂！我在法国与热华索一起创建了Visa pour l’image（国际摄影节），我非常了解摄影节。看到平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搞国际摄影节的最佳地点！我和热华索联系一下，如果今年能请你去，你看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果然，到了那里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小城比平遥还小。展览在教堂、监狱旧址、仓库里办。后来我们总结出为什么不在大城市办摄影节，因为大城市的交通不方便。展区设置上，如果将展览集中放一个地方会显得小气，但如果分散布置，又要派车接送观展的人，除了交通，还有住宿、场租等费用都很贵。而小地方各项花费都便宜，把客人放在这里就不用操心了，可以更好地增进摄影节的学术交流。另外，举办地点还要有吸引力。来的人除了要看看照片，还想看些别的。到中国来自然要看有中国味道的东西，而平遥就是最地道的汉族文化的展现。
第一锤砸得太响了！
观摩回来后，我们明白并认可了阿兰选择平遥的原因。我们都很激动，便开始商讨何时开办这个平遥摄影节。阿兰说：“2001年是新世纪的开始，2001年就应该开办。”可我们谈论此事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的年末了，时间非常紧。但阿兰说没有问题，他们负责将西方优秀的摄影作品带到这里，只要中方能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摄影人来，这个摄影节就算成功了。我说中国没有问题，就是担心西方的作品专业性如何，中国摄影人认不认可，对这个我们双方都没底，便商讨要不要把国际上的大腕都请过来，以吸引大量的中国摄影人来参加。于是我们便甄选了25个外国专家。这25个人的名单在今天看来，其实是有点太荒唐、太夸张了。我们把那些国际摄影界最顶级、拥有最时尚理念的代表人物都邀请来了。按道理，这样确实是好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正像是一个人几个月没有进食，却忽然间吃大量的山珍海味一样，消化不了。外国专家邀请到来之后，就出现了有的中国摄影人指着外国专家问，这个老头是谁的现象。最令人无奈的是，那时有的外国专家在摄影节上举办讲座，向中国介绍世界先锋的图片和理念时，正介绍一半，下面就有听众拍案而起，叫主讲人下台，并喊：“这讲的是什么？还不如我徒弟呢！”弄得专家很尴尬。
最开始的平遥摄影节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和艺术摄影领域，以邀请传播界的专家为主，如马格南和《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等。那时还没有什么交易的概念，只是提供一个沟通渠道。当时大家还被一堵墙挡着，谁也不了解谁。不论摄影节的真正意义在哪里，那时候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开这扇门。现在看来，2001年这扇门被彻底打开，之后东西方摄影人实现了彻底的交流。我认为2001年的平遥摄影节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步骤。
由于第一年我们把摄影节搞得太夸张了，世界上许多没有来的摄影人都惊诧平遥是哪里，为什么平遥会把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吸引到那儿去？记得一次洗脚的时候我还碰上了法国电视二台记者，我问他们你们怎么来了，他们说：“世界都在说平遥平遥，平遥到底怎么了，我们也来看看。”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不管主办方邀请与否，都会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并且这种影响至今不散。甚至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很多人哪都不认，还只认平遥。这就是因为当年的第一锤砸得太响了。于是第二届吸引了更多人的到来。
第二年观念摄影跟上了！
从第一届平遥摄影节后，摄影家们开始自行交流。这可以归结为平遥摄影节历史上的一个节点，就是达到了彻底的交融。要说更重要的一个节点呢，就是2002年。2002年的重要性在于把中国我们今天所说的当代摄影或观念摄影，推向了世界。这个领域一直有艺术家也在做，但他们的影响非常小，几乎没有人知道。大家普遍所知的就是纪实啊、报道啊、新闻啊这些传统的摄影派别。2002年对此推动最大的一个人，就是旅法华裔摄影家高波。高波第一年就参加了平遥摄影节，但那时我不认识他。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从法国回来，他非常懂摄影、会法语，可以免费为大展帮忙。我说很好，你来吧。他如约而至。高波曾在法国VU图片社做记者，与VU图片总监柯卓拉关系很好。2001年摄影节结束后，他将讲座上被骂的人，即柯卓拉，请到北京电影学院做讲座。电影学院的学生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听他讲座的还有摄影系以外的老师和学生，讲完后还有很多人找他签名。之后高波对我说：“你知道了吧，其实我有点野心，我想把中国的观念摄影（当时叫新摄影）介绍出去。”于是2002年，他就为平遥带进了很多观念摄影作品。同时他还将一些当时的新概念介绍进来，如策展人的概念。在平遥，第一年有“策展人”，但没有这个叫法，2002年平遥第一次引入了中文词汇中策展人的概念。阿兰虽然懂得策展人，但没有懂的人做翻译。而高波懂，他就详细介绍了curator是什么，是做什么的。
第二届摄影节，许多重要人物都来了，如现在阿尔勒摄影节的总监弗朗索瓦·赫贝尔。他们一下子就看中了中国的这些当代摄影作品。因为那时西方的观念摄影正火。虽然中国的观念摄影跟国际还接不上轨，但这些当代作品的创作者多是画家，他们比较懂。于是，王庆松他们立刻就和西方摄影人接上了头。以至于2003年的阿尔勒摄影节几乎就变成了中国摄影家的展场，展出了几十个相关展览。
第三年普雷基和鲍德温夫妇来了！
在我做主策展人的三届上，在阿兰的帮助之外，我又努力达成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请来罗伯特·普雷基；另一件事是请来美国休斯顿摄影双年展（FotoFest）的创始人鲍德温夫妇。他们前两届都不在阿兰的邀请名单上，第三年我提议把他们请来平遥。普雷基和鲍德温夫妇的到来进一步让平遥摄影节走向了世界。
罗伯特·普雷基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闻摄影第一代摄影记者的导师和启蒙者。是普雷基将西方新闻摄影的新观念介绍到中国。说起普雷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新闻记者基本都是他的弟子，像大卫·伯耐特、弗兰·福尼尔……他带着他的弟子到中国给我们讲课。1988年1月5日，普雷基在中国举办荷赛作品展览暨摄影术发明150年展。展览时，观众多得把展板都挤倒了。因为他策展的照片让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的新闻摄影和世界的丰富。那时的中国摄影还是摆拍的时代。普雷基带着他的团队到中国，为摄影记者们做培训，每个学生发13卷彩色反转片，拍完后，晚上大家一起评片。当年，中国许多摄影师用的彩色反转片是从电影厂里剪出的片头，装在相机里还舍不得用，而老师发的都是地道的柯达反转片。每天拍13个胶卷谁拍得完？可老师说，拍照的时候不能节省胶卷，你花了机票、住宿费，到了新闻发生地就是拍照的，不能在这时为了节省胶卷没拍好照片，13个胶卷必须全部拍完。并且提出摄影记者要往墙上爬、往泥里滚的观念。这次训练，我认为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一次突变。让中国的摄影记者一是明白如何用照片说话，二是学会了如何将单张照片组织在一起讲故事，为以后的实战做好了准备。
来参加摄影节的人的目的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第一年和第二年邀请的外国专家整体结构差不多，主要是报道系统和图片社系统。由于初期没有明确的促进交易概念，图片机构和画廊的人邀请得并不多。传媒业人士到摄影节主要目的是沟通；画廊来主要侧重挖掘一些摄影师为其拍摄；另外，像我参加的ORACLE（一个国际性的摄影博物馆馆长组织）就有大批经费搞收藏，他们四处搜寻哪里有新的东西值得投资。
鲍德温夫妇也是Meeting Place（见面会）的策划者和实施者。这个活动是让专家和摄影师面对面进行照片点评。参与的摄影师需要付费，以限制人数。后来，这个活动越办越火爆，每位摄影师需要缴纳的参与费用已经高达900多美元。
这个活动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图片交易。如果摄影师觉得自己拍得不错，就拿给专家看。专家看过之后，给摄影师提出意见建议。如果专家满意某个摄影师的作品，就将作品介绍给他认识的某个相关画廊或机构。摄影师就有机会得到包装，拥有广阔的市场，达到双赢的局面，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业态。
而摄影节正是一个好的平台，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动，摄影节就只能停滞在庙会的层面上。庙会是对的，但是要发展、要出好东西，平遥应该有半个城市画廊。这需要摄影家拿来有市场的东西。如何有市场？靠专家的指点和推广，二者相辅相成。
这是我对摄影节的一点期望，但中国要推出这样的活动需要摆脱浮躁的氛围。这不简单是请个专家来评论几句，然后收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后续的交易和推进跟进，就没有走在路上。首先，请的人应该是与画廊或收藏机构等有紧密联系和直接组织体系的人。他们在指点照片的过程中，应该是有意向把你培养成某一方面人才，或者发现你某一方面的才能，把你介绍到专门领域的画廊或图片公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