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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锋艺术家、革命人士总会图绘甚至身体力行某些理想，诗人的书写似乎自由度更高、行动力更甚。从诗人波德莱尔出发寻找一条纵向的路径，试图描摹一个基于19世纪法国诗学经博伊斯雕塑社会到影像剧作的人类共通的理想图景——“通天之塔”， 提出艺术家等文艺工作者及学生需要以历史为师，时常反思查验自己的创作动机与思辨路径。
关键词：英雄主义;形式;诗歌;电影;理想国
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件“有意味的形式”的设计模型作品——“第三国际纪念塔”， 它是前苏联的“前卫”艺术家塔特林设计的由铁和玻璃两种材料筑成的螺旋状高塔。它的设计高度达400余米，熟悉西方美术史或者《圣经》的人是知晓“巴别塔”的，这都是纵向的追寻，追寻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呢？
16世纪借由马丁·路德发起改革运动的蔓延，“满足人性的某些要求的任务落到了艺术（它并非单枪匹马）的身上……此后，诗便趋于成为一种伦理或形而上学认知的某种不规则的手段，一种‘改变生活’的需要成为诗的动力……”[1]博伊斯则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改变生活”往大了说即“改造社会”的事落实到了“人人”的身上。这么看来，博伊斯社会性的艺术观念似乎具有更广的文化使命，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艺术观更具社会责任、生命责任。博伊斯的身份虽然是一位艺术家而非语言学家或诗人，但他同样关注语言，艺术亦是一种语言、发声器。博伊斯说过，他的路是经过言语而来，而非普遍认同的单一的造型才华，他的艺术激情向下探入到动植物，向上通往天使和上帝。博伊斯将美学扩张到人类学与社会学当中，他与19世纪诗人的理想一样，有一种与人类生活、生命切身相关的艺术观。
波德莱尔一代的诗学观念也有意触及人类存在的本质，认为诗是一种生命攸关的行为。诗人渴望通过语言再造失乐园，这不是满足于对外部事物的描绘，而是要在内心世界蔓延。博伊斯更关注如何改造社会雕塑这个有机体的话，波德莱尔则更敏锐于对陈腐社会的叛逆和逃世，他逃向哪里？波德莱尔同博伊斯均是复杂的课题，马赛尔·雷蒙评价前者“他既是唯灵论者，同时又是唯物论者，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比他更成为其躯体及‘模糊感知’的奴隶了。再者，由于与传统的道德和精神决裂，他把肉体和精神之间紧密的关系作为一种明显的事实接受下来，他在其后的诗歌创作中极善于开发这个事实所导致的最初的后果。”[2]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嗅出一种悲情，虽然它来自两种方向，一个更贴近“英雄”，另一个则是“诗人”。有人说博伊斯几乎变成了超人，我说他更贴近“英雄”，他用行动、艺术行为呼召更多的人一起效法蜜蜂工作，牺牲小我，促进社会复兴，艺术创新就是在净化社会，这正是博伊斯的“通天之塔”。 波德莱尔一众的诗人首先没有英雄的技能，他们能文不能武，虽然波德莱尔的激情中充满着对美善的仰慕，但同时很容易被空虚和对罪恶贪恋所缠累，齐克果感叹道：“如果一个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如果一切归根结底只是狂野火热的骚动力，只是一种能产生一切伟大或渺小之物的翻滚着的昏暗模糊的激情;如果藏匿于一切事物之下的是深不可测的无尽空虛，那么，生活除了是绝望以外还能是什么？”可是，永恒的意识更具体些该是什么呢？“通天之塔”通向哪里呢？我们是明明可知一个真正的“理想国”吗？波德莱尔同一时期的兰波是一个在海边追寻太阳的男孩，反理智主义者，遇见虚无之后只能高呼“啊！未来的上帝是我”;魏尔伦则是在生理意义上畅快、真挚地抒发着欢愉与苦痛的感官;马拉美的诗歌会削弱个体的偶然性、特殊性，把一般性的本质、普遍真理凸显出来，是一种“超抒情”，这种诗歌语言“基本”的动机是要震撼，“它的目标是感动——取该词最强之含义——和最深层地震撼灵魂，在灵魂深处引发‘开放’的遐思的诞生和变化，这些遐想能够自由而无限地再生。”[3]历史是很好的老师，所以回看、细品波德莱尔们和博伊斯的追寻路径是有意义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建议制定严格的文艺禁令，也就是说缠绕波德莱尔的昏暗是无法闯入“理想国”的，在柏拉图看来属世又属实的、昏暗的真实再现在艺术中是对公民无益的。波德莱尔不是英雄但也敢于面对人性中、人生中的惨淡，甚至展现出灵魂苦旅上的穷途末路，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至此观望，英雄的“战役”更容易去构建“通天之塔”。和平年代今天的我们没有人经历过战争，但它依旧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里，比较乐于让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来做英雄，政治正确表明家庭总是小于国家利益，公而忘私的精神就应该是我们的正史？电影《八佰》的战争里八十八师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里展现了使命感大于生命的景观，“橱窗里的战争”如戏却豪迈悲壮于电影中《斯巴达三百勇士》抗战十万大敌的炫酷，对岸的观众也陆续觉醒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危险，即对在场的实情过分狭隘且严厉或行为放纵、高举私己。人权与政权孰先孰后？爱人如己，先小家，再大家可以破除“国家主义”的迷思。
从历史与艺术创作中我们要避免再遇普罗米修斯般的悲壮。盼望永生“理想国”会产生敬畏之心、更正直的行动。各人均有必要宣判私己的死亡，我们争做自己的敌人和英雄。博伊斯曾说道：“脑是思想的物质基础，是反映的器官，有如镜子一样又硬又光亮。如果他知道，它是个镜子器官，那显然的，思想只有通过死亡才完成。而思想有个更高层的东西：通过死亡得到自由的再生，它是思想的新生命。”[4] 反观我们，死亡、复活不能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母题， 虽然我们查考文物历史、考古知识会遇见古人的生死观、图腾、意向，例如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但是我们更易于讨论失意文人的世外桃源 “乌托邦”，“死亡”的意义是否需要被凸显出来，知死后生是否重要？从波德莱尔们的诗学到电影艺术往往展现的是从赞美诗出发到哀歌止步或是垮塌的景观，若是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记忆中侦察、洞见到哀歌的缘由并知晓如何进一步前进且切实的行动起来也不算坏事，哀歌会变成忏悔、惊醒的智慧，而不是单单自我的敬拜。
蔡国强的焰火作品《天梯》也是一个浪漫的“通天之塔”，罗伯特·麦基说过：“一件优秀的艺术品——音乐、舞蹈、绘画、故事——都具有令心灵的聒噪宁静下来，并将我们提升到另一处的力量。”我们要时常思念“彼岸”，要英勇追寻理想之国的通往路径——“通天之塔”。最恶毒的教育是不讲恶毒的教育，理性崇拜和伦理审美容易让人误解“丑恶”这个词，“丑恶”的原因不是因为形式的丑陋，所以内容先于形式是必要的，王书亚说“从亚当的坠落开始，真正的恶常常以美的形式出现;真正的诱惑，也首先是审美的诱惑” [5]。所以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需要时时警醒自己的创作动机。
参考文献：
[1]马赛尔·雷蒙，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
[2]马赛尔·雷蒙，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6.
[3]马赛尔·雷蒙，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7.
[4] 大卫·史密斯，新艺术哲学——雕塑社会的波依斯[M]，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213.
[5] 王书亚，天堂沉默了半小时[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42.
作者简介：
曹冰洁（1990-09-），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专职教师（助教），单位：西安欧亚学院，研究方向：实验影像研究。
关键词：英雄主义;形式;诗歌;电影;理想国
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件“有意味的形式”的设计模型作品——“第三国际纪念塔”， 它是前苏联的“前卫”艺术家塔特林设计的由铁和玻璃两种材料筑成的螺旋状高塔。它的设计高度达400余米，熟悉西方美术史或者《圣经》的人是知晓“巴别塔”的，这都是纵向的追寻，追寻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呢？
16世纪借由马丁·路德发起改革运动的蔓延，“满足人性的某些要求的任务落到了艺术（它并非单枪匹马）的身上……此后，诗便趋于成为一种伦理或形而上学认知的某种不规则的手段，一种‘改变生活’的需要成为诗的动力……”[1]博伊斯则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改变生活”往大了说即“改造社会”的事落实到了“人人”的身上。这么看来，博伊斯社会性的艺术观念似乎具有更广的文化使命，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艺术观更具社会责任、生命责任。博伊斯的身份虽然是一位艺术家而非语言学家或诗人，但他同样关注语言，艺术亦是一种语言、发声器。博伊斯说过，他的路是经过言语而来，而非普遍认同的单一的造型才华，他的艺术激情向下探入到动植物，向上通往天使和上帝。博伊斯将美学扩张到人类学与社会学当中，他与19世纪诗人的理想一样，有一种与人类生活、生命切身相关的艺术观。
波德莱尔一代的诗学观念也有意触及人类存在的本质，认为诗是一种生命攸关的行为。诗人渴望通过语言再造失乐园，这不是满足于对外部事物的描绘，而是要在内心世界蔓延。博伊斯更关注如何改造社会雕塑这个有机体的话，波德莱尔则更敏锐于对陈腐社会的叛逆和逃世，他逃向哪里？波德莱尔同博伊斯均是复杂的课题，马赛尔·雷蒙评价前者“他既是唯灵论者，同时又是唯物论者，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比他更成为其躯体及‘模糊感知’的奴隶了。再者，由于与传统的道德和精神决裂，他把肉体和精神之间紧密的关系作为一种明显的事实接受下来，他在其后的诗歌创作中极善于开发这个事实所导致的最初的后果。”[2]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嗅出一种悲情，虽然它来自两种方向，一个更贴近“英雄”，另一个则是“诗人”。有人说博伊斯几乎变成了超人，我说他更贴近“英雄”，他用行动、艺术行为呼召更多的人一起效法蜜蜂工作，牺牲小我，促进社会复兴，艺术创新就是在净化社会，这正是博伊斯的“通天之塔”。 波德莱尔一众的诗人首先没有英雄的技能，他们能文不能武，虽然波德莱尔的激情中充满着对美善的仰慕，但同时很容易被空虚和对罪恶贪恋所缠累，齐克果感叹道：“如果一个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如果一切归根结底只是狂野火热的骚动力，只是一种能产生一切伟大或渺小之物的翻滚着的昏暗模糊的激情;如果藏匿于一切事物之下的是深不可测的无尽空虛，那么，生活除了是绝望以外还能是什么？”可是，永恒的意识更具体些该是什么呢？“通天之塔”通向哪里呢？我们是明明可知一个真正的“理想国”吗？波德莱尔同一时期的兰波是一个在海边追寻太阳的男孩，反理智主义者，遇见虚无之后只能高呼“啊！未来的上帝是我”;魏尔伦则是在生理意义上畅快、真挚地抒发着欢愉与苦痛的感官;马拉美的诗歌会削弱个体的偶然性、特殊性，把一般性的本质、普遍真理凸显出来，是一种“超抒情”，这种诗歌语言“基本”的动机是要震撼，“它的目标是感动——取该词最强之含义——和最深层地震撼灵魂，在灵魂深处引发‘开放’的遐思的诞生和变化，这些遐想能够自由而无限地再生。”[3]历史是很好的老师，所以回看、细品波德莱尔们和博伊斯的追寻路径是有意义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建议制定严格的文艺禁令，也就是说缠绕波德莱尔的昏暗是无法闯入“理想国”的，在柏拉图看来属世又属实的、昏暗的真实再现在艺术中是对公民无益的。波德莱尔不是英雄但也敢于面对人性中、人生中的惨淡，甚至展现出灵魂苦旅上的穷途末路，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至此观望，英雄的“战役”更容易去构建“通天之塔”。和平年代今天的我们没有人经历过战争，但它依旧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里，比较乐于让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来做英雄，政治正确表明家庭总是小于国家利益，公而忘私的精神就应该是我们的正史？电影《八佰》的战争里八十八师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里展现了使命感大于生命的景观，“橱窗里的战争”如戏却豪迈悲壮于电影中《斯巴达三百勇士》抗战十万大敌的炫酷，对岸的观众也陆续觉醒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危险，即对在场的实情过分狭隘且严厉或行为放纵、高举私己。人权与政权孰先孰后？爱人如己，先小家，再大家可以破除“国家主义”的迷思。
从历史与艺术创作中我们要避免再遇普罗米修斯般的悲壮。盼望永生“理想国”会产生敬畏之心、更正直的行动。各人均有必要宣判私己的死亡，我们争做自己的敌人和英雄。博伊斯曾说道：“脑是思想的物质基础，是反映的器官，有如镜子一样又硬又光亮。如果他知道，它是个镜子器官，那显然的，思想只有通过死亡才完成。而思想有个更高层的东西：通过死亡得到自由的再生，它是思想的新生命。”[4] 反观我们，死亡、复活不能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母题， 虽然我们查考文物历史、考古知识会遇见古人的生死观、图腾、意向，例如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但是我们更易于讨论失意文人的世外桃源 “乌托邦”，“死亡”的意义是否需要被凸显出来，知死后生是否重要？从波德莱尔们的诗学到电影艺术往往展现的是从赞美诗出发到哀歌止步或是垮塌的景观，若是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记忆中侦察、洞见到哀歌的缘由并知晓如何进一步前进且切实的行动起来也不算坏事，哀歌会变成忏悔、惊醒的智慧，而不是单单自我的敬拜。
蔡国强的焰火作品《天梯》也是一个浪漫的“通天之塔”，罗伯特·麦基说过：“一件优秀的艺术品——音乐、舞蹈、绘画、故事——都具有令心灵的聒噪宁静下来，并将我们提升到另一处的力量。”我们要时常思念“彼岸”，要英勇追寻理想之国的通往路径——“通天之塔”。最恶毒的教育是不讲恶毒的教育，理性崇拜和伦理审美容易让人误解“丑恶”这个词，“丑恶”的原因不是因为形式的丑陋，所以内容先于形式是必要的，王书亚说“从亚当的坠落开始，真正的恶常常以美的形式出现;真正的诱惑，也首先是审美的诱惑” [5]。所以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需要时时警醒自己的创作动机。
参考文献：
[1]马赛尔·雷蒙，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
[2]马赛尔·雷蒙，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6.
[3]马赛尔·雷蒙，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7.
[4] 大卫·史密斯，新艺术哲学——雕塑社会的波依斯[M]，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213.
[5] 王书亚，天堂沉默了半小时[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42.
作者简介：
曹冰洁（1990-09-），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专职教师（助教），单位：西安欧亚学院，研究方向：实验影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