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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晗的博士论文将成书出版，要我写序。我入出版学科，起步较晚，水平不高，常说是自己野战军但态度端正以自嘲，所以对作序这种需举重若轻、高屋建瓴之功力的大事，常避之不及。但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推不过。
这就想起，当初雨晗为什么要读博士，以及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
三年前雨晗准备考博时，已过而立之年，结婚生子，夫妻恩爱，家庭其乐融融，而且她先生的事业也是顺风顺水。对于其考博动机，我怀有极大的疑虑。但她几句下来，却让人洗耳起敬。我生性简单，爱读书，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硕士毕业我选择了出版。我在地方人民出版社已经做了9年的编辑，一个小编，在出版转型和市场改革的大潮中搏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编自己不想编的书，望不着边际，十分痛苦。痛苦无解的时候，就想到再去读书。
我由怀疑到好奇，到后来她的表现让我由好奇到感动。雨晗不但高分考了进来，而且全日制真正驻读，师生一起认真对待每一个出版案例分析，全身心投入每一个出版项目攻关。至博士开题时，我对她说，以自己作为出版人的痛苦求解为题吧，定“出版是什么”。她犹豫却无退缩。老师，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的，恐把握不了；那换个角度，“论出版的文化自觉”怎么样？
“论出版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大题目，让一位年轻博士生来写，难度很大。雨晗知难而上，坚信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用她自己的话讲，在过而立之年离开家庭、放下自己心爱而又心存困惑的编辑工作，负笈北上攻读出版专业博士学位，是想追问出版的本质，也由此追寻生命的价值。
作为导师，我要感谢雨晗的坚持和努力，也很珍惜师生问答、共同求索、互相促进的这段时光。在出版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可以说我和我的同行们把最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事业。我们感受过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场面，也亲身体验过寂寞郁闷和不被理解，如今更是被裹挟在扑面而来的技术革新和体制变革浪潮中。出版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价值，到底该往哪里走？这些问题也时时困扰着我们这一代人。
一、我们缺了什么？
这十几多年，我们的出版事业一路高歌猛进，码洋不断翻翻，报表、数据也越做越好看。如今一年能生产40多万个品种，新书品种更迭的速度相当快。但是，同行聊起，却不觉得带劲，甚至内心有倦怠，感觉缺了什么。聊起我们的出版生涯，意气风发的时光往往上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讲，90年代初我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当编辑，系统引进了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等著作，先生学贯中西而又能深入浅出，一时洛阳纸贵，那种出版和阅读的热潮至今令我自豪和感动。还有一件出版盛事：90年代中期我和同学孔德龙作为出版策划，有机会主持重修《中国大通史》，洋洋洒洒几十卷，当时张岱年、周一良、季羡林、钟敬文等老前辈那么热情地给予支持和鼓励；举国上下几百位专家，不用任何车马费劳务费，汇聚一堂，众志成城，认真讨论纲目。这种场景，现在想来依然激动不已。我们确实深爱出版这个行业，但如今，扪心自问，我们还能得到多少来自作者和读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支持呢？比我们更年轻的从业者，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又从何谈起？
我们的出版到底缺了什么？雨晗的立论很清楚——缺了文化，缺了精神，缺了文化自觉。她从梳理、建构中国近现代出版的“文化自觉史”入手，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对现实的困惑进入历史，花了整整四章的篇幅去谈近代出版业、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及近代出版理念闪耀的文化自觉观念。她认为：近代中国文化自觉所蕴含的文化启蒙、批判和重建，为出版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土壤和博大的社会市场；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就在于一定程度上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全面而彻底的文化自觉是文化转型和民族新生的先决条件。
这些立论都是准确的，只是有些书生气。由于缺少专门的近现代史研究背景，雨晗论述中的一些观点和对具体人、事的看法，难免有些隔膜。我是学历史专业的，看到了这些缺憾，但我很欣赏雨晗的学术锐气和勇气，不忍打断她的学术激情，那是一份沉浸于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时获得的书写冲动。这样的好处在于抛砖引玉，引发我们整个行业的思考。几天前恩师斌杰老署长生日聚会时，他的博士学生二十余位聚集一起，畅谈出版理想。师妹陈洁刚从剑桥访学归来，她说在英国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数字出版，大家读书、谈书或者教书，一如几年甚至几十年前，不紧不慢。在牛津、剑桥的书店，英国人的阅读神情还是几十或一百年前的样子，历史似乎凝固了。但是在那里很难看到东方人或者黄皮肤，倒是在繁华热闹的伦敦街区，满眼都是中餐馆和中国人。听到这番话，我内心有触动，更觉得现在讨论“文化自觉”非常必要。
二、我们要追寻怎样的文化？
这本书带我们到中国现代出版的原点去思考出版的本质，追问文化的内涵。什么是文化，我们现在所要追寻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呢？书里提到的张元济、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这些出版家的文化理想，包括视文化为“国是”、“国本”、“国魂”，认为出版要以“文化立人、文化立国”，要“团结作者、服务读者”等，其实我们这些年也都在提。只不过他们当年的“文化力”概念，现在换成了“软实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强国”这些更为恢宏的口号。可以说，在理念层面，我们的文化自觉可能比之前的百年都更强烈一些，我们的国家和知识界从没有像今日这样对于“文化强国”有如此共鸣。可是，看当下出版的作品、产出的文化，我们为何感觉不带劲，不满足？
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什么？它不是口号，而是由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营造起来的一种氛围和慰藉人心的精神力量。古希腊精神、文艺复兴、狂飙突进运动、汉魏风骨、盛唐气象，它们的文化感都是由一篇篇有特色的文章、一个个有意思的人、一件件有味道的故事，以及一段段闪光的思想积累起来的，这些细部构成了文化的机理。缺乏这些耐人寻味的机理，缺少稳稳当当的作品，文化的大厦是不扎实、无特点的。我们这些年在理念、口号上阐发的不少，花了不少功夫描摹蓝图和愿景，能静下心，不计一时得失做点文化积累工作的少，总是一副出急活和快速向文化强国进军的姿态，难免浮躁和不稳当，远离文化的真义。 再问文化是什么？雨晗开篇第一句说得很好，“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因此，对文化的关怀就是对人自身的关怀。”确实，文化本质上是对人的关怀，关怀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休戚悲欣，悲悯于人性本身的善与恶。从理性层面讲，文化必然产生于一定的体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中，和制度设计、权力机器有着千丝万缕、循环共生的联系，不可能脱离现实。但是，能传承、能凝定和沉淀下来的文化因子往往是有一种内在超越性的，关注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能超越一时一地、超越一己之私、超越制度设计，甚至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疆界，令处于不同时空的欣赏者都心生感动。细数撼动人心的经典作品，概莫如是。我们出版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在这种对人的关怀中。
制度设计、意识形态与关怀人性并非对立关系，很多时候是相互促进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我们国家摆在首位的治国理念，这完全是可以推动伟大文化、伟大作品产生的制度设计，可惜我们对“人”和“民”的理解表面化、形式化，远未达到人性、人格、尊严和命运的层面。而近代优秀的出版企业、出版家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精心培育的“立人”语境中，真正把握住了文化和出版的方向，有志向、有定力，脚踏实地做了造福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工作。我们如今要追寻的文化，应该正本清源，眼光放远些放高些，往真正“立人”的方向走。
三、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
这本书最后一章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从历史回到现实问题和中国当代出版时，写作缺了几分自信。这是雨晗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些出版人乃至文化人共同的问题。在应对现实的焦虑时，我们上下求索，往往试图到历史中挖掘、美化所谓的“黄金世界”，但那些“黄金世界”好在哪里，哪些因素可以为今所用，并和我们的现实处境有效嫁接，论述起来语焉不详，回到现实问题，大家往往叹口气了事，来一句“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于事无补的。
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追问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不管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文化生产和推动的核心力量，即便在人人能自助出版的出版行业，真正能凝定的文化还是出于这个群体。
雨晗对近代出版人的论述是到位的，她认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以近代出版业为平台，更与出版的现代化同步，不管是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等传统知识分子，还是胡愈之、邹韬奋、茅盾等现代知识分子，都有将自身作为“社会的良心”这种身份自觉，出版的理想化状态也由此生成。那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包括出版人，又处于怎样的境况呢？有两个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进去，一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产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对不平衡；二是互联网时代抹平一切的力量。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我们毋庸置疑改革开放是一项福泽全民族的伟大设计，也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内含的“仓廪足而知礼节”的正确逻辑，但是反躬自问，作为最有可能超越一己之私、超越利益驱动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做得不够好，在市场化、商品化、物化潮流中全然卷入，主动或被动地日益远离理想主义情怀，甚至参与到放大市场经济之“恶”的力量中。我们一些编辑、一些出版人，一边抱怨读者功利世俗、趣味低下，一边采用各种恶俗手段煽动、操纵读者消费需求中最消极的层面，实在令人汗颜。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互联网时代抹平一切的民主和平等意识是一把双刃剑，在人人可传播可发声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良莠杂陈，很少有受众能耐心甄别、有耐心接受启蒙或说教，传统知识分子想成为“社会的良心”往往不可得。我们的出版也有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大众面前集体失语的趋势。这些都是近代知识分子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我们如何像前辈那样坚守知识分子的责任、精神和良知呢？这是包括出版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需要自我追问、自我求解的。有一个共识需要坚守：如果这个群体丧失了傲骨和精神，丧失了仰望星空的能力，无法成为引导社会求真、向善的正能量，所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强国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讲，即便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们没办法“兼济天下”，起码应该“独善其身”，各自守住职业精神、底线和良知。回到出版领域，不出或者少出垃圾书、庸俗书、应景书，应该是我们的底线和良知吧。
雨晗这本博士论著也许并不完美，但它夹带着自我救赎，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出版和文化的朝圣之旅，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中也产生几丝“文化自觉”，向内心追问平时视而不见，甚至根本未见的问题。我们个人，我们的出版，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的国家现在都需要这样的坐而论道。
是为序。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这就想起，当初雨晗为什么要读博士，以及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
三年前雨晗准备考博时，已过而立之年，结婚生子，夫妻恩爱，家庭其乐融融，而且她先生的事业也是顺风顺水。对于其考博动机，我怀有极大的疑虑。但她几句下来，却让人洗耳起敬。我生性简单，爱读书，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硕士毕业我选择了出版。我在地方人民出版社已经做了9年的编辑，一个小编，在出版转型和市场改革的大潮中搏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编自己不想编的书，望不着边际，十分痛苦。痛苦无解的时候，就想到再去读书。
我由怀疑到好奇，到后来她的表现让我由好奇到感动。雨晗不但高分考了进来，而且全日制真正驻读，师生一起认真对待每一个出版案例分析，全身心投入每一个出版项目攻关。至博士开题时，我对她说，以自己作为出版人的痛苦求解为题吧，定“出版是什么”。她犹豫却无退缩。老师，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的，恐把握不了；那换个角度，“论出版的文化自觉”怎么样？
“论出版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大题目，让一位年轻博士生来写，难度很大。雨晗知难而上，坚信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用她自己的话讲，在过而立之年离开家庭、放下自己心爱而又心存困惑的编辑工作，负笈北上攻读出版专业博士学位，是想追问出版的本质，也由此追寻生命的价值。
作为导师，我要感谢雨晗的坚持和努力，也很珍惜师生问答、共同求索、互相促进的这段时光。在出版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可以说我和我的同行们把最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事业。我们感受过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场面，也亲身体验过寂寞郁闷和不被理解，如今更是被裹挟在扑面而来的技术革新和体制变革浪潮中。出版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价值，到底该往哪里走？这些问题也时时困扰着我们这一代人。
一、我们缺了什么？
这十几多年，我们的出版事业一路高歌猛进，码洋不断翻翻，报表、数据也越做越好看。如今一年能生产40多万个品种，新书品种更迭的速度相当快。但是，同行聊起，却不觉得带劲，甚至内心有倦怠，感觉缺了什么。聊起我们的出版生涯，意气风发的时光往往上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讲，90年代初我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当编辑，系统引进了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等著作，先生学贯中西而又能深入浅出，一时洛阳纸贵，那种出版和阅读的热潮至今令我自豪和感动。还有一件出版盛事：90年代中期我和同学孔德龙作为出版策划，有机会主持重修《中国大通史》，洋洋洒洒几十卷，当时张岱年、周一良、季羡林、钟敬文等老前辈那么热情地给予支持和鼓励；举国上下几百位专家，不用任何车马费劳务费，汇聚一堂，众志成城，认真讨论纲目。这种场景，现在想来依然激动不已。我们确实深爱出版这个行业，但如今，扪心自问，我们还能得到多少来自作者和读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支持呢？比我们更年轻的从业者，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又从何谈起？
我们的出版到底缺了什么？雨晗的立论很清楚——缺了文化，缺了精神，缺了文化自觉。她从梳理、建构中国近现代出版的“文化自觉史”入手，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对现实的困惑进入历史，花了整整四章的篇幅去谈近代出版业、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及近代出版理念闪耀的文化自觉观念。她认为：近代中国文化自觉所蕴含的文化启蒙、批判和重建，为出版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土壤和博大的社会市场；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就在于一定程度上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全面而彻底的文化自觉是文化转型和民族新生的先决条件。
这些立论都是准确的，只是有些书生气。由于缺少专门的近现代史研究背景，雨晗论述中的一些观点和对具体人、事的看法，难免有些隔膜。我是学历史专业的，看到了这些缺憾，但我很欣赏雨晗的学术锐气和勇气，不忍打断她的学术激情，那是一份沉浸于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时获得的书写冲动。这样的好处在于抛砖引玉，引发我们整个行业的思考。几天前恩师斌杰老署长生日聚会时，他的博士学生二十余位聚集一起，畅谈出版理想。师妹陈洁刚从剑桥访学归来，她说在英国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数字出版，大家读书、谈书或者教书，一如几年甚至几十年前，不紧不慢。在牛津、剑桥的书店，英国人的阅读神情还是几十或一百年前的样子，历史似乎凝固了。但是在那里很难看到东方人或者黄皮肤，倒是在繁华热闹的伦敦街区，满眼都是中餐馆和中国人。听到这番话，我内心有触动，更觉得现在讨论“文化自觉”非常必要。
二、我们要追寻怎样的文化？
这本书带我们到中国现代出版的原点去思考出版的本质，追问文化的内涵。什么是文化，我们现在所要追寻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呢？书里提到的张元济、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这些出版家的文化理想，包括视文化为“国是”、“国本”、“国魂”，认为出版要以“文化立人、文化立国”，要“团结作者、服务读者”等，其实我们这些年也都在提。只不过他们当年的“文化力”概念，现在换成了“软实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强国”这些更为恢宏的口号。可以说，在理念层面，我们的文化自觉可能比之前的百年都更强烈一些，我们的国家和知识界从没有像今日这样对于“文化强国”有如此共鸣。可是，看当下出版的作品、产出的文化，我们为何感觉不带劲，不满足？
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什么？它不是口号，而是由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营造起来的一种氛围和慰藉人心的精神力量。古希腊精神、文艺复兴、狂飙突进运动、汉魏风骨、盛唐气象，它们的文化感都是由一篇篇有特色的文章、一个个有意思的人、一件件有味道的故事，以及一段段闪光的思想积累起来的，这些细部构成了文化的机理。缺乏这些耐人寻味的机理，缺少稳稳当当的作品，文化的大厦是不扎实、无特点的。我们这些年在理念、口号上阐发的不少，花了不少功夫描摹蓝图和愿景，能静下心，不计一时得失做点文化积累工作的少，总是一副出急活和快速向文化强国进军的姿态，难免浮躁和不稳当，远离文化的真义。 再问文化是什么？雨晗开篇第一句说得很好，“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因此，对文化的关怀就是对人自身的关怀。”确实，文化本质上是对人的关怀，关怀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休戚悲欣，悲悯于人性本身的善与恶。从理性层面讲，文化必然产生于一定的体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中，和制度设计、权力机器有着千丝万缕、循环共生的联系，不可能脱离现实。但是，能传承、能凝定和沉淀下来的文化因子往往是有一种内在超越性的，关注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能超越一时一地、超越一己之私、超越制度设计，甚至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疆界，令处于不同时空的欣赏者都心生感动。细数撼动人心的经典作品，概莫如是。我们出版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在这种对人的关怀中。
制度设计、意识形态与关怀人性并非对立关系，很多时候是相互促进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我们国家摆在首位的治国理念，这完全是可以推动伟大文化、伟大作品产生的制度设计，可惜我们对“人”和“民”的理解表面化、形式化，远未达到人性、人格、尊严和命运的层面。而近代优秀的出版企业、出版家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精心培育的“立人”语境中，真正把握住了文化和出版的方向，有志向、有定力，脚踏实地做了造福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工作。我们如今要追寻的文化，应该正本清源，眼光放远些放高些，往真正“立人”的方向走。
三、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
这本书最后一章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从历史回到现实问题和中国当代出版时，写作缺了几分自信。这是雨晗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些出版人乃至文化人共同的问题。在应对现实的焦虑时，我们上下求索，往往试图到历史中挖掘、美化所谓的“黄金世界”，但那些“黄金世界”好在哪里，哪些因素可以为今所用，并和我们的现实处境有效嫁接，论述起来语焉不详，回到现实问题，大家往往叹口气了事，来一句“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于事无补的。
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追问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不管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文化生产和推动的核心力量，即便在人人能自助出版的出版行业，真正能凝定的文化还是出于这个群体。
雨晗对近代出版人的论述是到位的，她认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以近代出版业为平台，更与出版的现代化同步，不管是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等传统知识分子，还是胡愈之、邹韬奋、茅盾等现代知识分子，都有将自身作为“社会的良心”这种身份自觉，出版的理想化状态也由此生成。那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包括出版人，又处于怎样的境况呢？有两个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进去，一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产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对不平衡；二是互联网时代抹平一切的力量。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我们毋庸置疑改革开放是一项福泽全民族的伟大设计，也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内含的“仓廪足而知礼节”的正确逻辑，但是反躬自问，作为最有可能超越一己之私、超越利益驱动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做得不够好，在市场化、商品化、物化潮流中全然卷入，主动或被动地日益远离理想主义情怀，甚至参与到放大市场经济之“恶”的力量中。我们一些编辑、一些出版人，一边抱怨读者功利世俗、趣味低下，一边采用各种恶俗手段煽动、操纵读者消费需求中最消极的层面，实在令人汗颜。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互联网时代抹平一切的民主和平等意识是一把双刃剑，在人人可传播可发声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良莠杂陈，很少有受众能耐心甄别、有耐心接受启蒙或说教，传统知识分子想成为“社会的良心”往往不可得。我们的出版也有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大众面前集体失语的趋势。这些都是近代知识分子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我们如何像前辈那样坚守知识分子的责任、精神和良知呢？这是包括出版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需要自我追问、自我求解的。有一个共识需要坚守：如果这个群体丧失了傲骨和精神，丧失了仰望星空的能力，无法成为引导社会求真、向善的正能量，所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强国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讲，即便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们没办法“兼济天下”，起码应该“独善其身”，各自守住职业精神、底线和良知。回到出版领域，不出或者少出垃圾书、庸俗书、应景书，应该是我们的底线和良知吧。
雨晗这本博士论著也许并不完美，但它夹带着自我救赎，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出版和文化的朝圣之旅，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中也产生几丝“文化自觉”，向内心追问平时视而不见，甚至根本未见的问题。我们个人，我们的出版，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的国家现在都需要这样的坐而论道。
是为序。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