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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地球生命史上，当今人类面临着生物学家所称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首次由人类导致的物种灭绝之灾。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科普文献与自然濒危的环保故事传统之间的关联，第二部分论证哀挽悲情叙事模式如何将某个物种的灭绝演变成清算现代化进程的宏大批评工具，第三部分试图在进化论、偶然性和实验性的语境中探求一种解析物种灭绝的喜剧叙事模式。
[关键词]物种灭绝；现代性批判；喜剧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G02；Q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114-15
[作者简介]厄休拉·海斯（Ursula K. Heise），原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教授，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教授，先后任国际生态批评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副会长、会长，主要从事当代美欧日环境文化、文学和艺术及全球化理论研究，出版了《地方感与地球感：环球环境想象》（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2008）等多部专著。
[译者简介]钟 燕（1975—），女，湖南衡阳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2012-2013学年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世界文学和生态批评研究。（北京 100083）
Title： Lost Dogs， Last Birds， and Listed Species： Cultures of Extinction
Author： Ursula K. Heise
Abstract： Humankind is currently confronted with what some biologists call the sixth mass extinction of species in the history of life on the Earth， and the first one triggered by humans. This essay places the narrative that usually accompanies scientific accounts of biodiversity loss in relation to the long tradition of environmentalist stories about the decline of nature（pt 1）. It demonstrates how elegiac and tragic story templates turn accounts of the decline of a particular species into tools for a broader critique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es（pt. 2）， and explores an alternative， comedic narrative template that approaches extin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volution， contingency and experiment（pt. 3）.
Key words： species extinction； critique of modernity； comedic narrative template
一、物种灭绝与自然末日
在广泛的意义上，环境主义肇始于19世纪初，它认为人类活动威胁着自然，是一种抵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思维模式。从一开始，环境意识——与其他自然认识观不同的是——从自然环境中获知的是一种衰落与消亡感。一直以来，在文化观念上，环境恶化的具体原因和影响不尽相同——从19世纪的公地圈占、铁路修建、森林采伐到20世纪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污染问题，以及近几十年的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和物种灭绝等首要危机——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及社会机构所倡导的环境主义都与这些“衰退主义”叙事相关联。在这类叙事中，大自然即将毁灭的危机感与对自然之美及其价值的认识相随相依。与此同时，环境主义一直重视田园叙事、末日启示叙事和有毒话语等文类的文化意义。
时至当今，“衰退”修辞已走向顶峰，以自然的终结或消逝为喻，这不仅是环境主义者的观点，也是当代社会观点与文化理论的一部分。比如说，自然的终结或自然之死出现在了历史学家Carolyn Merchant和环境保护主义者Bill McKibben的笔下，也出现在了Bruno Latour对现代性的论述中，出现在了Jean Franois Lyotard、Jean Baudrillard和Fredric 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还出现在了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概念中。①在以上理论家的作品里，该表述有着不同的含义，但相同的是，理论家们都认为，当今人类所处的环境处处遭人改变，自然之中不受人力影响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诺奖得主、化学家Paul Crutzen把当今时代命名为“人类纪”，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和历史学家Dipesh Chakrabarty最近也沿用了这个术语。②这表明，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人类不再只是先前的“生物人”，他们已经成了改变地球基本构造的“地质人”。气候变化是“人类纪”的最明显表征，因为它甚至改变了地球上人类不曾涉足的区域。
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是“人类纪”的另一危险特征。当然，旧物种灭绝，新物种出现，这是几百万年以来正常存在的进化更替。一般而言，每四年就有一个物种消失，但生物学家估计，现在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是正常水平的50至500倍。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其他物种入侵、环境污染、人口增长、过度捕捞等原因，许多物种前景堪危。如果算上这些或将灭绝的物种，物种消失的速度将高达正常水平的100至1000倍。过去500年里，绝大部分消失的物种都属于海岛生态系统物种；而现在，濒危物种已遍及各洲大陆，其势凶险。③此类物种大灭绝极为罕见，在地球35亿年的漫长历史中，仅发生过5次，而且5次均非人力所为。每一次物种大灭绝后，生态系统需历经几百万年才能恢复正常。④据生物学家们预计，在我们正在遭遇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中，多达50%的现有动植物种类将消失。物种变化规模如此之大，其后果如何，不得而知。一些生态系统可能塌溃，某些基本食物与能源供应或遭破坏，医药等其他未来可用资源或将消失，同时，一些重要的文化支撑与资产也将消失。因其威胁之大，联合国宣布2010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于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担忧已经在政策层面上落实到了具体行动——创列“红色名单”，濒危物种登上目录，随之立法保护，严禁狩猎、采伐或改变其栖居地。各种国际机构（如欧盟）与世界各国、各地的组织（如非政府组织）都有自己的濒危物种名录，其中最著名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濒危物种名录。文化层面上，大量的科幻畅销书、游记、电影、纪录片、照片、画作、小说、诗歌、音乐作品和电子游戏都围绕物种灭绝的主题，或忧思某个物种的未来，或患虑整个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日渐缺失。这些作品多用挽歌和悲剧两个传统文类建构文本，某一特定物种的濒危或灭亡不仅比喻指向整个自然的败落处境，而且其本身也已成为某些文化现代性叙事的一部分。本论文将检视此类叙事中现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探究对物种灭绝与社会现代性的喜剧嘲讽，如何或将改变隐含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环境修辞中的潜在假设。
关于所谓“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书盈箱积案，其中很多都可称为叙述自然日衰的典籍。一些著作将生物多样性缺失与全球生态、经济、社会与哲学问题相关联，很受欢迎，比如Diane Ackerman的《罕中之珍》（1995）、Richard Leakey和Roger Lewin的《第六次大灭绝》（1995）、David Quammen的《渡渡鸟之歌》（1996）、Martin Gorke的《灭绝》（1999）、两位Stearns教授的《观望，于灭绝的悬崖》（1999）、E.O. Wilson的《生命的未来》（2002）和Terry Glavin的《第六次大灭绝》（2006）等等，这些著作大多论及物种保护与生态恢复。专论某个物种濒危的著作也很多，比如Peter Matthiessen的《雪地老虎》（2000）、Tony Junipers Spix的《金刚鹦鹉》（2002）、Brett Walker的《消失的日本狼》（2005）和Tim Gallagher的《圣杯之鸟》（2005）。①以上作品中有些以世界旅行游记的文体呈现，描绘所经之地人们的穷苦与凄惨，揭露政府的无能与腐败，论及人口无节制地增长、殖民主义与经济扩张等问题。我们可以读到：人类杀死地球上的濒危物种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些物种死于人类工业化规模的扩展和对大规模生产利润的追求；还有一些濒危物种，人类本无意猎杀消除，却死于人类文化、经济或政治活动与追求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此等等。可以想见，如果不为拯救物种最后一搏，展开大规模的物种保护战，我们的子孙将不得不生存于一个物种单同、资源贫乏至极的自然世界，他们若想见一眼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动植物，只能去博物馆，或者翻开文档史料。
人们对于以上著作所阐述的生物与生态境况等基本事实并无分歧意见，但是，对于自然日衰、生物多样性缺失等境况该如何书写与叙事，是否不只一种方式，人们疑问重重，意见纷纭。问题首先在于，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它关系到生态系统、物种、亚物种变异等不同层面，因而光是讨论某个特定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物种数量，并不能勾勒生物多样性的全貌。我们不清楚要维持一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物多样性应保存到何等程度。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物种数量更多的生态系统比物种数量少的生态系统更能繁殖兴盛与自我恢复。譬如，一个物种丰富的森林在火灾之后更容易再生，其原因在于火灾烧毁物种遗留的生态位，森林中有许多替补物种可以重新占据。①但是，与热带雨林相比，北极生态系统或者沙漠生态系统，其物种数量非常少，若经破坏，就很难迅速恢复。
仅谈物种数量也还不够，我们得考虑一个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的关系是否紧密、各物种的生态功能如何的问题。可以推断，一个由40只不同种类的老鼠组成的生态系统会比一个由10种昆虫、10种爬行动物、10种鸟类和10种哺乳动物组成的生态系统缺少多样性，尽管两个生态系统的物种数量一致。同时，从生态学角度看，生态系统中物种与物种的作用不尽相同，所谓“关键种”在食物链中占据关键地位，少了“关键种”，其他很多物种也将灭绝，所以保护“关键种”尤其重要。②由此可见，不能仅用物种数量来定义生物多样性。
物种数量论有问题，此外，生物多样性定义的核心难题之一在于，该概念将生态实情与道德评判混淆在一起。David Takacs指出，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将引发新伦理准则的制定，这意味着该研究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很多生物多样性科研人员都是热情的生态环境保护者，如此一来，“客观”研究和“主观”研究之间并不像一些（当然绝不是全部）科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总是界线分明。事实上，一些生物学家甚至公开谈到，一种“道德使命”促使他们将研究结果公开，并依此制定新的社会规范与政治原则。③正因为这种生态事实与道德准则的混淆，在生物多样性概念中如何重新定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大难点，也是一种潜力。
物种的概念本身就问题多多。自18世纪以来，物种就按林奈分类学分门别类，但在当代生物学中，我们又对物种有了很多不同的定义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无疑要属Ernst Mayr的“生物学种”概念，它根据生殖隔离来定义物种。也就是说，一组能够相互交配繁殖后代的生物别于其他，为一个物种。然而，“系统发生种”（“进化种”）却把物种定义为一组由相同祖先进化而来的同世系生物，当该物种的所有生物都灭绝或演变成新物种时，该物种消失。“形态学种”靠外形特征来区分不同的物种，该概念部分内容与“进化种”概念相交。在讨论某些特定的研究对象时，这里的某些物种定义比其他定义更适用。例如，“生物学种”的概念就很难用在不清楚其配偶对象的一些化石物种或者非有性繁殖物种的研究上。细菌的形态与生殖习性与其他类群的生物如此不同，以致生物学家们常用一种“生理种”概念，主要依据其新陈代谢的过程来分类。继而，20世纪中叶兴起的分子遗传学又为我们给出新的物种定义提供了可能。①生物分类学曾经是一个老掉牙、不值一提的生物学分支，而今，因为生物多样性危机，它重又浮出水面，成为新兴学科，但其研究越火，大家越发现对于物种的定义实难统一。②生物学家们对于物种界定的讨论非常专业，但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却远不止于学术。大多数濒危物种保护法案都有一个假设前提，对于要保护的物种我们至少能一致认同该用何种概念来定义——它是一个特殊的“形态学种”，一个“生态学种”配育群，一个“进化种”链条上的一环，还是一个染色体基因组？ 即使我们能对以上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一些生态学家仍会提出，以物种为中心进行自然保护是不明智的。他们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保护某一物种使其存在，而在于保护特定物种在不同地域的具体种群数目。特定物种群的消失出现在整个物种灭绝之前，它对生态系统构成的威胁与物种灭绝一样大。“如果科罗拉多大峡谷上游的云杉都被砍伐，其防洪功能丧失，而你住在科罗拉多河下游，那么，当洪水冲垮你的房子，你在洪水中挣扎，努力将头探出水面时，其他地方同样物种的云杉哪怕再多，也不能给你带来丝毫安慰。”生物学家Paul Ehrlich和Anne Ehrlich如是说。③话虽玩笑，却有道理。同理，如果除了意大利之外，世界各地都见不着蜜蜂了，该物种当然不算灭绝物种，但是，这会给农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④的确，从理论上讲，我们可能做到不再让一个物种消失，但是，随着地域种群多样性的减少，人类经历着生态系统里发生的如此巨变，以至于自身种群也有可能灭绝。⑤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的注意力不能脱离物种保护的真正核心问题——物种的地域生态分布情况。⑥
物种概念难以定义，情况更糟的是，地球上现有的物种数量事实上也不得而知。人类已经确认并科学归类的物种大约有1800万个，其中几乎半数是昆虫。几个大型数据库项目如“生命百科”（EOL）、“生命目录”（CoL）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GBIF）都正在着手将物种信息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供研究者与环保者参考。而科学家们对地球物种的估算数目出入很大，从三百万到一亿不等。多数科学家都估计地球物种数目在一千万到四千万之间。E.O. Wilson 评论说：“物种估算数目的中间值是一千万多一点点，但极少有专家愿意不顾自己的声誉坚持说就是这个数或者其他某个数。”⑦大家对估算数目存在分歧，其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物种类别所用的测定方法很不一致。但是很明显，人类所了解的只是一小部分的现存物种。我们完全可以说，物种总在不断地消失，人类从来都不曾有机会真正一个个亲见并记录下来。
可是很矛盾的是，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物种大灭绝的时代，我们知道的物种数量依然在平稳增长。就所知道的物种而言，E.O. Wilson指出：与我们的常识相反，新物种的发现屡见不鲜，像昆虫类物种，新物种的出现如此之快，科学家们甚至都来不及一一撰文报道。他举例说自己在已知的一万个蚂蚁种类上又确认出了341个新品种，而在现有的研究已经很是深透的开花植物和鸟类这些物种类别里，新物种的鉴别补充也总是层出不穷。①一些新发现的物种如此珍稀，以至于一旦发现，就上了濒危物种名录。一些导致物种灭绝的原因，同样也是导致新物种不断出现的原因——比如人类总在搬徙迁居到先前从无人类居住的地方。②实际情况是，即使现存物种可能在不断减少，我们知道的物种数目也总是在迅速增加。
当然，物种总数目也可能与物种大灭绝并无关系。如果大多数物种都受到威胁，整个生态系统岌岌可危，我们却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弄清楚的物种总数目耿耿于怀，这似乎毫无意义。对此，在谈论物种灭绝的文献里有个经典的比喻——这就如同熊熊大火吞噬着图书馆，我们却在一个劲儿地刨问这个图书馆到底有多少藏书量。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两个事实，就历史对比与我们对于自然日盛或日衰的判断而言，物种总数量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很难确定现在的物种数量，那么，要弄清某个历史阶段里的物种数量就更为困难，如此一来，要明白无误地判断生物多样性的发展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就更不可能了。即使有人真能列出一个物种信息的目录清单，用来着手处理生物多样性问题，像“着火的图书馆”这个隐喻所表明的，现在问多少物种处于危险状态几乎都是离题了。尤其当你考虑到如果图书馆的火灾并非偶然，而是有人在家用书点火取暖造成的时——细细想来，物种灭绝在世界各地的确都有此类人为造成的事故。③
我们换个角度来谈物种多样性时，规模范围问题同样重要。在我们对物种灭绝的理解与认识中，常是哪些物种对人类越重要，我们对其才越关注，而其他各种规模物种的情况，从来都不曾公之于众。E.O. Wilson著书论述当今生物多样性的迫近之威胁，他曾说：“无处不在的自然生命就在我们脚下的泥土和腐朽的草木里。我们平常讨论的那种荒野或许消失了——狼、美洲狮和豹熊不再出现了……但是另一种甚至更古老的荒野其实还在，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到那种荒野。我们只是需要把视野缩范围缩小一些，看看森林的一隅——它就在那儿，如千百年前一样。”④Wilson没有明说的是，自然日衰的叙事或许并非是对大自然的全面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现状的理解或许可以换个角度。此外，其他发现可以证明，我们对于不同种属类别物种的了解差别很大。最全面、最知名的2008版濒危物种名录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制定的。在该名录上，5488种哺乳动物和9900个鸟类物种被评定为濒危物种；但在已知的30700个鱼类物种里，只有3481个物种被评测；在950000个昆虫物种里，被评定的物种是1250个；在12838个蕨类物种里，211个被列入；在30000个真菌物种里，只有1个榜上有名。①我们当然不能以之为可以抱乐观态度的根据。既然非常多的被评测物种被定为濒危，可想而知，如果有更多物种被纳入评测范围，整个情况可能会更糟。以上数字足以表明，我们现在对于物种灭绝的认识，产生于很不完整的物种数据范围。
时间范围在我们对于目前自然状况的理解上也很重要。当生物学家和记者们把当前的生物多样性缺失称作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他们旨在强调，这是地球生命史上不可挽回、无法恢复的一场大灾难。但事实上，以前的每一次物种大灭绝之后，生态系统都最终恢复正常，甚至其物种超过了灾难之前的数量，尽管物种类别有了改变。如果没有那些巨变——比如恐龙之死——智人将不可能进化到现在的状态。当然，每一个恢复的过程都历经了数百万年。这样长的时间范围与当今时代人们的担心毫无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目前对于物种灭绝的讨论置于这个漫长的时间范围背景下。许多论述物种灭绝的科普文献作者都试图说服读者摆脱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类文章著作很受欢迎。然而，不知为何，现代人依然总是把人类的期待视野作为衡量生物多样性与其发展方向的唯一准绳。 行文至此，我的论证全都是关于我们所见到的自然世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人类改变自然，不仅在于将很多物种置于濒危境地使其灭绝，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物种以改变生物多样性。这个话题在本论文讨论范围之外，不便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了很多新变种、亚种甚至全新的物种。引种、农业和园艺等活动已经促成了不可计数的新型植物的出现，成千上万的苹果、兰花和稻子品种就是明证。基因技术的使用，将使未来物种加速、成倍地增多。同时，人类在间接或无意中也改变着物种多样性。例如：我们对某个特定鱼类的捕捞，会促使其他鱼类产生不良的进化变化特征；我们用灭草剂除草，用抗生素杀死细菌，尽管想要消灭的物种有时真的消失了，却会导致携带抗体的变种的出现。当然，人类创造的新物种也不能避免从减少到灭绝的命运——随着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进程，科学家、历史学家、农民和消费者们近来都越来越担心现存农业变种的消失问题了。为保护人类创造的物种，全世界建成了1400个种子库，这就是明证。然而，种子库对物种进行保护的可能也说明，人类对于自然的干预，绝不仅仅局限在总是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破坏上。②
有关物种灭绝的科普文献和媒体报道通常论及复杂概念及相关结论，比如生物多样性的定义、认知范围、物种分类法，或者科学文献里分析讨论到的人类生物创造力等等，但在公众讨论里，这些内容又多被简化成种种术语公式。生物多样性缺失叙事的很多方面都不像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有科学根据，这样说绝不表明我要论证的观点是：生物多样性缺失只是一种片面的环境修辞的产物。相反，事实上，目前的确有大量动植物物种灭绝；而且，不可否认，人类要为绝大多数消失的物种负责。但是，这些事实并非就是生物多样性缺失的全部真相和“自然日衰”叙事的全部内容。光用这些事实进行“衰退主义”叙事是不够的——这只说明一种可能性，并非就是全部的故事内容和唯一的叙事方法。而这种叙事模式反复出现，究其原因，一是至少两百年的环保故事传统的影响，二是物种灭绝已经成了文化进步——文化发展进程叙事、尤其是现代化进程叙事——的部分内容。
二、物种灭绝与现代性批判
我们通常把科学见解融入故事叙述中，以表达人类对于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忧虑，这种叙事模式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当我们把自然日衰当成现代化的恶果时。许多报纸杂志、畅销科普作品、纪录片、照片、绘画、小说和诗歌中对于物种灭绝的大量描述，详实而具体地表现了现代性之恶。在物种大灭绝的背景下，作者关注某个特殊物种，将其危机与灭绝书写成现代性文化史的一部分。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物种因而成了一种表达的媒质，其危机底下是我们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安，是我们对于现代性及其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毫不留情的批评。
选择哪个物种来象征生物多样性危机通常会有某些模式可循。濒危物种几乎总是动物，同样陷入灭绝危机的植物似乎无人问津。同是动物，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猩猩、老虎、熊猫、鲸鱼或者白种犀牛）和格外漂亮的鸟（如鹰、鹦鹉或是啄木鸟）会是首选的报道对象，而对于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却报道极少。至于无脊椎动物，只有上镜的蝴蝶偶尔进入大家的视野，蠕虫、螃蟹、真菌和细菌等等往往被视而不见。环保人士有将被媒体青睐的物种戏称为“魅力十足的大猛犸”，或是很中性地称其为“旗舰物种”。“旗舰物种”人见人爱，利于用来提高环保意识和环保筹款，很多环保人士对这些物种持矛盾态度。一方面，只关注这些与人相通或长得漂亮的物种，会使我们忽略其他或许境况更加危险或是对生态系统更加重要的物种；的确，这有碍于我们全面了解生态系统是怎么协作的、是什么造成了危机这些更根本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没有这些“旗舰物种”，通常很难调动公众环保的积极性。
“旗舰物种”的故事通常有一种提喻功能，它指向人类对大自然造成的更多危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因为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化进程而致灭绝的物种是渡渡鸟——一种不会飞的大鸟，曾栖居于毛里求斯岛，灭绝于17世纪。荷兰水手在毛里求斯岛及附近群岛发现了这种鸽鸟，称其外形愚笨，味道不佳。然而，猎杀、外来物种的入侵，以及对渡渡鸟的解剖和习性观察的嗜好，使其被人类发现后仅过了几十年就灭绝了。有记载称，人类最后一次见到渡渡鸟是在1662年。很多关于物种灭绝的书里都谈到渡渡鸟，因为它显然是人类活动直接导致灭绝的第一个物种案例——它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自此以后，人们开始关注人类对大自然探索、开发带来的致命后果。①16、17世纪，欧洲人在殖民活动中发现了一个包括渡渡鸟在内的动植物格外丰富的世界，这种自然界的富饶丰足本身就是他们进行帝国扩张的一个诱饵。物种灭绝随之而来。欧洲旅游者与探险家有时对自己造成的自然破坏表示遗憾。在Renato Rosaldo看来，“帝国怀恋”在渡渡鸟事例中，不是一种对遭到殖民统治破坏的文化的恋想，而是一种对其毁掉的自然世界的怀旧之情。②这样一来，渡渡鸟的灭绝才一再被当成欧洲现代性的帝国扩张破坏大自然的象征符号。这种破坏后果，必须写在环保倡议中；也正是这种破坏，催生了最早的环保方案。
David Quammen的《渡渡鸟之歌》（1996）是讨论物种灭绝话题的著作中很有名的一本。《渡渡鸟之歌》中渡渡鸟的故事是核心，作者又穿插介绍了很多消失的物种，详细分析了其灭绝案例。最重要的是，作品中渡渡鸟的案例研究旨在表明，一个物种最后一个个体的死亡，可能是由于环境使然，但那些导致该物种如此稀有以至于环境能致其于死地的因素更重要。虽然真相疑云重重，但作者继而详实地描述了想象中的最后一只渡渡鸟之死：
请想象一下，17世纪末毛里求斯岛上一只孤零零的渡渡鸟，一个唯一的幸存者，逃脱非命的流亡者。想象一下这个流亡者是一只母渡渡鸟。她身呆体笨，飞不起，糊涂迷惘——但在别的渡渡鸟被杀死时还算机灵，她逃脱了厄运，保住了一条命。又或许，她只是运气不错。
……想象一下，她孵化出的最后一只幼鸟被野猪吃掉了，她的最后一个鸟蛋被猴子吃掉了，她的配偶死在一个饥饿的荷兰水手棒下——她再也没有机会找到另一个配偶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时间久得身为鸟儿的她都记不住了——她连一个同类都没有看到过。渡渡鸟已经稀少，几临绝种。但是这只活生生的渡渡鸟还活着。想象一下她活了30年了，或者35年了。大多数的鸟儿活不了那么多年，但对于一只体格庞大的渡渡鸟，这不是没有可能。她跑不动了，走路蹒跚摇摆。不久前，她眼睛也看不见了，她的消化系统也不行了。就说那是1667年的一个漆黑的凌晨吧。暴风雨中，她躲在黑河峭壁最底下的一块冰冷的石岩下。她歪着头，抖抖羽毛想更暖和些，然后安静可怜地眯着眼睛。她等待着。她不知道，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她已经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只渡渡鸟。暴风雨停了，但她再也没能睁开自己的眼睛。这，就是灭绝。① Quammen把一个物种的终结转化成一个仅存个体的死，娓娓道来。他把最后一只渡渡鸟想象成雌性，随后用一种陈旧的挽歌模式把她描述成一位刚刚丧失亲人、伤怀、迷惘的母亲与妻子。作者怀着悲悯之情不断地想象，把恶劣的天气和渡渡鸟身体上的苦难与这个物种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灭绝并置起来。生态批评学者Greg Garrard曾在评论Quammen时指出：“关于各种已消失的物种，他的哀婉之情在想象的伤悼和科学的说明之间逡巡。这足以证明要完全表现出如此规模的物种灭绝有多难。”②Quammen笔下的渡渡鸟既有真实性，又极具象征意义。其真实性在于这个物种的灭绝和人类活动致其灭绝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象征性在于，她已经完全符号化，是人类意识到现代化进程从各方面破坏自然后引以为憾的象征。
更近些的年代仍有物种灭绝，考虑到此背景，更容易看出著者借用物种灭绝的故事来表达对于现代化影响的忧虑和不安。在19世纪，日本有两个本地狼种：一个是日本最北边岛屿的北海道狼，19世纪末灭绝；另一个叫日本狼，生活在本州、四国和九州三大岛屿。本州岛狼比北海道狼和其他大陆上的狼体型更小。最后一只本州岛狼死于1905年，现在全世界仅存5个博物馆标本和8张皮毛。日本民众对这个物种很难有清楚确切的印象，然而，在本州岛狼绝迹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多次声称见到了一只本州岛狼，这个现象——从来都不能用科学来证实的所见——可以被称作“幽灵物种”。
除了不愿接受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物种消失灭绝这种普遍心理之外，还有两个因素造成了“幽灵物种”现象。历史学家Brett Walker指出，在林奈分类学被介绍到日本之前，本州岛狼有两个名称：“日本狼”和“山地狗”。我们不清楚，这两个名称是否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物种的称谓，而在引入林奈分类学时被当成了同一个物种；或者，情况很简单，这两个名称只是对同一物种的两个不同叫法。日本的一些生物学家提出，本州岛狼有可能与驯养的狗交配生养了后代。这样不仅让我们追溯其历史上的物种变异变得更困难，而且会让我们看到本州岛狼与20世纪家养的狗犬的相似性——而这一点，可以解释所谓的“幽灵物种”现象。①
人类学家John Knight在其著作中对此作了不同的解释。在日本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中，狼是一个重要的物种，它常与山上的靖国神社联系在一起，成了日本超自然力量或神力的象征。John Knight研究发现，日本的信息提供者屡屡表示，他们相信日本狼灭绝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John Knight认为，这一历史误读的原因显而易见：日本人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不安和忧虑，往往会归咎到二战之后西方势力（主要是美国）对日本社会造成的改变；相比之下，在日本民族的文化记忆里，日本在20世纪之交就发生的持续稳定的现代化进程变得灰白模糊。因此，本州岛狼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一个魅力物种可以与文化历史相结合，成为文化危机的象征，甚至使得生物学真相本身得到新的阐释。②
北美象牙喙啄木鸟案例与本州岛狼案例相似。这种体型很大的啄木鸟曾经分布在美国南部湿地的老柏树林里。象牙喙啄木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物种，在美国南部20世纪前几十年的大规模森林采伐里，该物种成了牺牲品。20世纪30年代，有人拍了一些象牙喙啄木鸟照片，制作了一盒记录其叫声的磁带；鸟类学家James Tanner在1942年发表了关于象牙喙啄木鸟的经典之作；人类与其最后一次可以证实的相遇发生在1944年。③在其后几十年里，像在本州岛狼案例中的情况一样，出现了很多没有确凿证据的象牙喙啄木鸟“幽灵显现”的报道。1999年，一个研究生极具说服力地声称，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里发现了一对象牙喙啄木鸟，但随后的严密搜索并无收获。最后，2005年春天，康奈尔鸟类研究室的17名科学家和专家学者联合撰文，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大意是：2004年初，阿肯色州某偏远地区的确出现了一只象牙喙啄木鸟，经验丰富的鸟类学家和鸟类观察者在7个场合发现并认出了它，一段时长4秒的录像记录了该鸟飞行兵短暂停留在一个树桩上的情景，文章详细分析讨论了这段录像。④
象牙喙啄木鸟重现的消息引起了赏鸟界的惊喜。很久以来象牙喙啄木鸟就像鸟类观察者心中的圣杯，他们中有些人不愿相信它的消失，一直在苦苦寻找。很多搜寻者声称被象牙喙啄木鸟引人注目的外貌特征所吸引——它体型特大，身披黑白相间的亮丽羽毛，雄鸟有鲜红的鸟冠，象牙色的鸟喙，灼黄色的眼睛。但是，另一种身型稍小些的啄木鸟与象牙喙啄木鸟非常相像，它叫红冠黑啄木鸟（北美黑啄木鸟），在美国很普遍，但只有很有经验的鸟类观察者才能把它与象牙喙啄木鸟区分开来，一般的观鸟者很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毫无疑问，20世纪末很多声称见到了象牙喙啄木鸟的人其实见到的是红冠黑啄木鸟。阿肯色州的情况甚至也不例外：2004年之后，人们大规模的搜寻象牙喙啄木鸟，却再无所获；到2006年，著名的鸟类学家David Sibley和另三位专家发表文章，驳斥《科学》杂志上原先对录像的分析解释，认为录像里其实是只红冠黑啄木鸟。①所谓象牙喙啄木鸟的重现因而广受争议。
然而，象牙喙啄木鸟灭绝的命运引起的文化反响一直很大。无数的杂志文章报刊报道，以及6本专著、1部纪录片和1部经典音乐作品表明，人们对于这个物种的关注不能仅仅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关心几个字来概括。②Lee Hyla的音乐作品《威尔森的象牙喙啄木鸟》完成于2000年，在所谓的象牙喙啄木鸟重现之前。该作品以其特有的动人形式唤起了人们对于那个有象牙喙啄木鸟存在的、消失了的自然世界的记忆、悼想和怀念。③在这个12分钟的作品里，歌词包括一段19世纪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威尔森（Alexander Wilson）的多卷本著作《美国鸟类学》（1808-1814）上的摘录。在这段文字里，威尔森叙述了他如何抓到一只象牙喙啄木鸟，然后把它带到宾馆房间，鸟儿拼命地想挣脱逃离，因为这只野生的鸟儿对人喂的食物一点儿都不吃，威尔森最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饿死，懊悔不已。Hyla作品中演唱这段歌词的是一个男中音，伴奏的是钢琴声和20世纪30年代制作的录音带里象牙喙啄木鸟的啼叫声、吃虫啄木的敲击声。全曲中，人声、鸟鸣交织在一起，互相纠缠、淹没，而时断时续的钢琴声与鸟鸣声相应和；高潮时刻，琴声似乎在模仿鸟啼，要参与到一个真正的二重唱中去。音乐中，Hyla娴熟地将不同的历史时段——生命繁盛的19世纪初期、鸟儿灭绝的19世纪30年代以及悼想怀旧的现在——并置组合在了一起。他运用书籍、磁带和乐器多种媒介，试图填补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裂隙，重新建立一种与历史的关联，或者说，至少在听觉上跨越物种灭绝的藩篱。在《威尔森的象牙喙啄木鸟》这个音乐作品里，我们还能同时听到人声与鸟鸣，这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如果说Quammen在他的著作中只是哀挽渡渡鸟之歌已成消逝的绝响，Hyla却用音乐元素象征性地扭转颠覆了象牙喙啄木鸟的灭绝。④ 一些相关著作同样凸显了人们对于象牙喙啄木鸟消失的失落与哀伤。即使是那些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象牙喙啄木鸟的人，也情发于中。他们往往不仅为这个物种的灭绝而痛惜，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还为曾经亲眼见过哪怕一只象牙喙啄木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而感到悲哀。比如，在接受《圣杯之鸟》作者Tim Gallagher的采访时，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鸟类管理员James Van Remsen说：“真正亲眼见过象牙喙啄木鸟的人已经只剩两至三个了……我们即将失去与象牙喙啄木鸟的这样一种关联。”①这一评论与担忧，与20世纪90年代里我们对于即将失去与20世纪发生的二战和集中营大屠杀历史的关联的担忧，如出一辙。如此类比，我们可见象牙喙啄木鸟的消失也是一种历史创伤，它让我们对于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人们对于美国南方进行的大规模生态开发和森林采伐记忆犹新。这段森林开发破坏的历史，威廉·福克纳在他的短篇小说《三角洲之秋》和《熊》（1942）作过生动的描述。②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对于美国南方广阔的森林和众多野生动物的记忆，唤起我们的是一种对于20世纪里整个美国曾经有过的荒野和壮美的留恋。在这个层面上，美国南方柏树林和象牙喙啄木鸟的消失象征着美国作为“自然国度”这一民族想象的终结。③
在很多关于其他濒危或灭绝物种及其文化象征的争议中，历史、民族和种族身份等问题同样岌岌可危。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人们在努力保护自然资源时常常会想起澳洲曾有过的袋狼（又名塔斯马尼亚虎）——大约灭绝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像狗、身上有条纹的有袋目哺乳动物。袋狼在野外灭绝的确切时间不得而知。就像本州岛狼和象牙喙啄木鸟的消失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引起了无数声称看到袋狼但却没有确切证据情况的出现。1936年，最后一只因捕获饲养在塔斯马尼亚博玛里动物园（Tasmanian Beaumaris Zoo）的袋狼死亡，之后再也没有有据可查的在野外见到袋狼的消息，于是，1986年该物种被正式宣布灭绝。然而，袋狼的灭绝与本州岛狼和象牙喙啄木鸟的灭绝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该物种的消失并不是人类活动的无意识影响造成的。相反，19世纪末期开始，人们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袋狼对于塔斯马尼亚的羊牧业造成威胁，于是大肆屠杀，以至绝迹。依据已经臭名昭著的1886年法令，人们每捕杀1只袋狼，塔斯马尼亚州议会奖赏1英镑。在当今关于自然保护的讨论中，这一法令一再被提到，警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塔斯马尼亚和整个澳大利亚的环保人士在努力防止这种殖民和现代化历史的重演。④在这里，一个物种的灭绝也变成了对于人类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讨论的核心。
在全世界范围内，环保主义者对于捕鲸的抵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捕鲸是某些原住民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在捕鲸问题上的冲突已经政治化，从根本上涉及现代社会里原住民的生存权利。斯堪的纳维亚、日本和北美原住民的捕鲸传统几十年来一直颇受争议，这一情况几乎众所周知。⑤其中，20世纪90年代末，对美国Makah部落印第安人捕鲸的争论备受关注。Makah人捕猎灰鲸已有1500年的历史，而1855年的尼亚海湾条约，开辟Makah保护区，明确赋予Makah人捕猎鲸鱼和海豹的权利。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灰鲸数量日渐稀少，Makah人自动停止猎鲸。这样一来，到90年代时，他们已经没有延续捕鲸的传统。这意味着，依据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颁布的暂停捕鲸决议，他们不在免除执行之列。最后，经过Makah部落、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1994年该部门将灰鲸从其濒危物种名单删除）和国际捕鲸委员会（该委员会需要权衡裁决美、苏两国的竞争性需求）的艰苦谈判协商，Makah人获得了继续捕鲸的许可，并于1999年捕猎了他们的第一头鲸鱼。但是，伴随Makah人第一次捕猎的是海上与Makah保护区里动物权益保护者与环保人士的广泛抗议，随后的诉讼很快终止了Makah部落捕鲸传统的恢复。这一事件证明，在濒危物种引发的矛盾冲突中，对于历史与现代化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原住民通常不愿意放弃他们一千多年的生活传统，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多数情况下，生态危机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引发的，而是工业国家大规模的渔猎方式造成的。环保主义者们通常也反对工业化的大规模渔猎方式，有时甚至希望回到现代化之前的时代。他们错误地以为，那个时候没有对于自然的暴力与掠夺；于是认为，在现在的环境里，对于自然的开发利用哪怕不过分，也不可接受。在这个案例中，物种灭绝成了政治支点——原住民和环保主义者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批判视角在此碰撞冲突。
在以上讨论的所有案例中，提到灭绝或濒危物种时，人们运用自然日衰的叙事和悲情、哀婉的讲述方式，旨在反思人类现代化历史，并对这种现代化呈现出的种种形式与后果发出抗议之声。此类物种灭绝故事起到了人类文化历史上转折点的作用，故事中物种的消失既代表广泛意义上大自然的消逝，又代表人类与自然纽带联系的日渐削弱。正如这些故事所揭示的，人类身份和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似乎随着某个非人类物种的消失而失去。而与植物相比，我们更容易把这种人类身份投射到动物身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么多的物种灭绝叙事中，植物极少出现。由此可见，物种灭绝的文化呈现常常混杂着我们对于生物与文化的种种忧虑：一方面，我们担忧自然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如果人类能让一个濒危物种继续存活，或者能让一个灭绝物种重现，那么我们自己身份和文化的一部分就能够得以保持或复活。
三、物种灭绝与生存的喜剧
物种灭绝叙事中暗含的文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环境主义话语中，我们很难用有别于挽歌与悲剧的文类去表现生物多样性缺失的问题，把大自然的未来想象得不那么末日。很有意思的是，在最早论述生态与文学问题的批评著作之一——Joseph Meeker的《生存的喜剧》（1974）中，作者认为悲剧关注人的不可逆转的落败，其本质是人类中心的；而喜剧注重重生，一代又一代的生生不息，通常更大程度上算是机缘巧合的事。Meeker认为人类的进化是喜剧性的，所依赖的是一种生态学的体系结构：“喜剧是欢庆，是一种庆祝生物繁盛绵延的仪式……文学喜剧关乎一种平衡的失去与复得。喜剧的叙事里，生活之旅的平静一旦被无谓地打破，我们总是在探求恢复正常。”①从今天的生态批评视角看，与文本内容与文化效用毫不相关，某种特定的文学形式本身就有生态学意义，这种观点似乎太本质主义。而且，它依然没能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环境主义话语中，悲剧比喜剧作用更大？但是，把Meeker的观点当做一个参考而不是一条准则时，我们更能理解物种灭绝叙事的说服力。在这些叙事中，主角通常不是拥有很高社会地位但遭受没落悲剧命运的人类，而是珍稀动物。因而，我们会想，或许我们可以用喜剧叙事来表现物种灭绝问题。 挽歌与悲剧之外的叙事形式难得轻易见到。但是，我们至少能找到一本关于物种灭绝的书——Douglas Adams和Mark Carwardine的《最后一眼》（1990），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和一位动物学家的合著作品——其主旨是自然资源保护，形式却并非悲剧而是喜剧。①《最后一眼》由20世纪80年代末两位作者制作播送的广播剧改编而成，主要讲述的是一系列看望各类濒危物种的世界旅游故事。Adams，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幽默风趣地娓娓叙说了他的海、陆、空之旅，与其他游客的相遇，以及与地方官僚的冲突。在他的眼中，人类世界充满了不可预见性，令人费解，甚至很难掌控局面，毫无理性可言。自然世界也如此。他所看到的大自然一直令人惊讶，怪诞危险，美丽奇异，疯狂得不合理。Adams不像David Quammen一样关心一个繁盛的物种何以变得珍稀继而灭绝，而是奇怪某些物种是怎样尽力生存下来的。就这样，他思考着塚雉的习性。塚雉是Adams在印尼见到的一种非濒危鸟类，其孵蛋习惯很奇特。它会大费周章，用枯枝烂叶堆一个小丘为巣，把鸟蛋埋在里边，细心控制保持巣塚的温度以孵化鸟蛋；而不是像其他鸟类一样只是身体伏在蛋上用体温来孵化鸟蛋。Adams觉得这种方法非常低效，但很有趣。这居然让他想起了自己使用现代科技的情况，也是没必要却用得巧。他开心地宣布说：“我有一个名符其实的‘机械怪人’之类的绰号。一个用手工10秒钟就能做完的事，若是花一整天能研究出用电脑自动完成任务的程序，我会欢喜得不行……塚雉的孵蛋习惯与我的生活观相似。”②Adams在这儿抢先把动物习性解释成进化的适应性机制；相反，却也突显出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都非常欠缺适应性。
在作者看来，正是自然界的这种低效、匪夷所思的不改变不调整的特点令其魅力无穷，值得保护——从一开始，这个特点简直就让人怀疑很多物种居然能存活到现在。在对一种新西兰快要绝种的鸮鹉的描述中，作者的观点最是明白无疑：
越来越吵的雄鸮鹉求偶声很低沉，极低沉，介乎于可以真正听到和感觉似乎听到之间。这意味着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可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从哪儿传来的……
雄鸮鹉求偶声的低沉是个问题，连雌鸮鹉也不能判断声音发出的地方……求偶期的后阶段，雌鸮鹉听出了一些别的声音。比如说，“嘤嘤”声……能给她方向指示，帮助被一夜又一夜的求偶声唤醒的她（求偶声每晚持续7小时，可长达3个月）找到配偶。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很多繁殖期的雌鸮鹉找到的都是没有雄鸮鹉的空穴，她们在穴边等候一会儿，然后再离开。
不是她们不愿意等。当她们处于交配繁殖期时，是她们极强的性冲动使然。据观察，一只雌鸮鹉一个晚上爬行20英里去见雄鸮鹉，之后又在早上返回。但不幸的是，雌鸮鹉能表现如此的交配期非常短暂。难上加难的是，雌鸮鹉只在某种特定植物，例如一种罗汉松结果的时候才交配。而这种树每两年才结一次果……
因而情况成了这样，雄鸮鹉趴在地穴里，一连数月嘤嘤求偶，忧虑愁烦，殷殷相盼；而雌鸮鹉却在等着某种树开花结果……数月里，挖洞铺穴，求偶长鸣，盼树结果，黑夜奔走，两情相悦等等，最后的结果是，每三年或四年才产下的唯一的一只鸟蛋，很快进了一只白鼬之嘴。①
这时，Adams明确道出了他看待进化与灭绝的方式：“所以，我们最大的疑问是：鸮鹉能存活至今，它们到底是怎样做到的？”②与他对塚雉的叙述一样，Adams在对鸮鹉的描述中也谈到了当代科技——雄鸮鹉的求偶声像超低音扬声器，它们的交配活动像英国摩托车行业的古怪习俗——这再一次表明，社会文化领域的某些特点反映并延伸了生物与进化的偶然性特征。
类比的运用并不意味着Adams的著述没有政治批判性，或者说总是戏谑不严肃。他讲述扎伊尔之旅时，对无用的官僚机构、愚蠢的独裁统治和落后的殖民政策进行了精妙的讽刺。他在描写动物时，看似轻松的拟人性认同常常让我们发现了人与动物让人忍俊不禁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令人吃惊的认识和感知差异。当我们将Adams对鸮鹉的描述与Quammen对最后一只渡渡鸟的叙述两相对比时，我们发现这种叙事凸显的是——《最后一眼》全书传递的环保要义无关科学推理，无关道德责任，也不是对于一个物种最后存留个体的挽歌式珍视爱护（尽管以上三点的确在书中偶有出现），而是一种对于完全偶然的事件、习惯和构成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喜剧性的认识。正是这种偶然性，使人类及其身边的其他物种得以生养繁殖。
Adams看待物种濒危与灭绝问题的幽默视角最终表明，对于现代化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一种完全有别于哀婉悲情叙事模式的理解方式。在《最后一眼》里，我们见到的不是完美的自然王国惨遭现代社会的破坏，而是自然与文化在实验性进程的历史中如轨平行，又彼此交叉。实验常常有胜有败。灭绝就是失败的信号，如可避免，必当避免。但是，一个实验的失败也会成为许多新事物的开端。换言之，生物保护势在必行；但是，对于物种和人类的进化，尤其是现代人类的进化及现代人类的环境，我们有不同的叙事模式。在最后一个案例中，Adams和Carwardine的叙述强调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性并非源于科学，而是源于人类对于其他生物物种的爱护之心。因此，《最后一眼》让我们知道，在叙事中，物种灭绝不仅仅只能当成一个终点，也可以看做蕴藏着很多新的起点——大自然没有到达末日，相反，它在不断地改变，并迎接着新的未来。（本译文文稿的翻译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原文刊于Configurations，vol.18，no.1-2，winter 2010，pp.49-72.中文翻译版权已由作者授权本刊。）
[关键词]物种灭绝；现代性批判；喜剧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G02；Q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114-15
[作者简介]厄休拉·海斯（Ursula K. Heise），原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教授，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教授，先后任国际生态批评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副会长、会长，主要从事当代美欧日环境文化、文学和艺术及全球化理论研究，出版了《地方感与地球感：环球环境想象》（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2008）等多部专著。
[译者简介]钟 燕（1975—），女，湖南衡阳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2012-2013学年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世界文学和生态批评研究。（北京 100083）
Title： Lost Dogs， Last Birds， and Listed Species： Cultures of Extinction
Author： Ursula K. Heise
Abstract： Humankind is currently confronted with what some biologists call the sixth mass extinction of species in the history of life on the Earth， and the first one triggered by humans. This essay places the narrative that usually accompanies scientific accounts of biodiversity loss in relation to the long tradition of environmentalist stories about the decline of nature（pt 1）. It demonstrates how elegiac and tragic story templates turn accounts of the decline of a particular species into tools for a broader critique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es（pt. 2）， and explores an alternative， comedic narrative template that approaches extin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volution， contingency and experiment（pt. 3）.
Key words： species extinction； critique of modernity； comedic narrative template
一、物种灭绝与自然末日
在广泛的意义上，环境主义肇始于19世纪初，它认为人类活动威胁着自然，是一种抵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思维模式。从一开始，环境意识——与其他自然认识观不同的是——从自然环境中获知的是一种衰落与消亡感。一直以来，在文化观念上，环境恶化的具体原因和影响不尽相同——从19世纪的公地圈占、铁路修建、森林采伐到20世纪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污染问题，以及近几十年的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和物种灭绝等首要危机——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及社会机构所倡导的环境主义都与这些“衰退主义”叙事相关联。在这类叙事中，大自然即将毁灭的危机感与对自然之美及其价值的认识相随相依。与此同时，环境主义一直重视田园叙事、末日启示叙事和有毒话语等文类的文化意义。
时至当今，“衰退”修辞已走向顶峰，以自然的终结或消逝为喻，这不仅是环境主义者的观点，也是当代社会观点与文化理论的一部分。比如说，自然的终结或自然之死出现在了历史学家Carolyn Merchant和环境保护主义者Bill McKibben的笔下，也出现在了Bruno Latour对现代性的论述中，出现在了Jean Fran
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是“人类纪”的另一危险特征。当然，旧物种灭绝，新物种出现，这是几百万年以来正常存在的进化更替。一般而言，每四年就有一个物种消失，但生物学家估计，现在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是正常水平的50至500倍。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其他物种入侵、环境污染、人口增长、过度捕捞等原因，许多物种前景堪危。如果算上这些或将灭绝的物种，物种消失的速度将高达正常水平的100至1000倍。过去500年里，绝大部分消失的物种都属于海岛生态系统物种；而现在，濒危物种已遍及各洲大陆，其势凶险。③此类物种大灭绝极为罕见，在地球35亿年的漫长历史中，仅发生过5次，而且5次均非人力所为。每一次物种大灭绝后，生态系统需历经几百万年才能恢复正常。④据生物学家们预计，在我们正在遭遇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中，多达50%的现有动植物种类将消失。物种变化规模如此之大，其后果如何，不得而知。一些生态系统可能塌溃，某些基本食物与能源供应或遭破坏，医药等其他未来可用资源或将消失，同时，一些重要的文化支撑与资产也将消失。因其威胁之大，联合国宣布2010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于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担忧已经在政策层面上落实到了具体行动——创列“红色名单”，濒危物种登上目录，随之立法保护，严禁狩猎、采伐或改变其栖居地。各种国际机构（如欧盟）与世界各国、各地的组织（如非政府组织）都有自己的濒危物种名录，其中最著名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濒危物种名录。文化层面上，大量的科幻畅销书、游记、电影、纪录片、照片、画作、小说、诗歌、音乐作品和电子游戏都围绕物种灭绝的主题，或忧思某个物种的未来，或患虑整个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日渐缺失。这些作品多用挽歌和悲剧两个传统文类建构文本，某一特定物种的濒危或灭亡不仅比喻指向整个自然的败落处境，而且其本身也已成为某些文化现代性叙事的一部分。本论文将检视此类叙事中现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探究对物种灭绝与社会现代性的喜剧嘲讽，如何或将改变隐含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环境修辞中的潜在假设。
关于所谓“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书盈箱积案，其中很多都可称为叙述自然日衰的典籍。一些著作将生物多样性缺失与全球生态、经济、社会与哲学问题相关联，很受欢迎，比如Diane Ackerman的《罕中之珍》（1995）、Richard Leakey和Roger Lewin的《第六次大灭绝》（1995）、David Quammen的《渡渡鸟之歌》（1996）、Martin Gorke的《灭绝》（1999）、两位Stearns教授的《观望，于灭绝的悬崖》（1999）、E.O. Wilson的《生命的未来》（2002）和Terry Glavin的《第六次大灭绝》（2006）等等，这些著作大多论及物种保护与生态恢复。专论某个物种濒危的著作也很多，比如Peter Matthiessen的《雪地老虎》（2000）、Tony Junipers Spix的《金刚鹦鹉》（2002）、Brett Walker的《消失的日本狼》（2005）和Tim Gallagher的《圣杯之鸟》（2005）。①以上作品中有些以世界旅行游记的文体呈现，描绘所经之地人们的穷苦与凄惨，揭露政府的无能与腐败，论及人口无节制地增长、殖民主义与经济扩张等问题。我们可以读到：人类杀死地球上的濒危物种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些物种死于人类工业化规模的扩展和对大规模生产利润的追求；还有一些濒危物种，人类本无意猎杀消除，却死于人类文化、经济或政治活动与追求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此等等。可以想见，如果不为拯救物种最后一搏，展开大规模的物种保护战，我们的子孙将不得不生存于一个物种单同、资源贫乏至极的自然世界，他们若想见一眼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动植物，只能去博物馆，或者翻开文档史料。
人们对于以上著作所阐述的生物与生态境况等基本事实并无分歧意见，但是，对于自然日衰、生物多样性缺失等境况该如何书写与叙事，是否不只一种方式，人们疑问重重，意见纷纭。问题首先在于，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它关系到生态系统、物种、亚物种变异等不同层面，因而光是讨论某个特定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物种数量，并不能勾勒生物多样性的全貌。我们不清楚要维持一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物多样性应保存到何等程度。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物种数量更多的生态系统比物种数量少的生态系统更能繁殖兴盛与自我恢复。譬如，一个物种丰富的森林在火灾之后更容易再生，其原因在于火灾烧毁物种遗留的生态位，森林中有许多替补物种可以重新占据。①但是，与热带雨林相比，北极生态系统或者沙漠生态系统，其物种数量非常少，若经破坏，就很难迅速恢复。
仅谈物种数量也还不够，我们得考虑一个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的关系是否紧密、各物种的生态功能如何的问题。可以推断，一个由40只不同种类的老鼠组成的生态系统会比一个由10种昆虫、10种爬行动物、10种鸟类和10种哺乳动物组成的生态系统缺少多样性，尽管两个生态系统的物种数量一致。同时，从生态学角度看，生态系统中物种与物种的作用不尽相同，所谓“关键种”在食物链中占据关键地位，少了“关键种”，其他很多物种也将灭绝，所以保护“关键种”尤其重要。②由此可见，不能仅用物种数量来定义生物多样性。
物种数量论有问题，此外，生物多样性定义的核心难题之一在于，该概念将生态实情与道德评判混淆在一起。David Takacs指出，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将引发新伦理准则的制定，这意味着该研究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很多生物多样性科研人员都是热情的生态环境保护者，如此一来，“客观”研究和“主观”研究之间并不像一些（当然绝不是全部）科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总是界线分明。事实上，一些生物学家甚至公开谈到，一种“道德使命”促使他们将研究结果公开，并依此制定新的社会规范与政治原则。③正因为这种生态事实与道德准则的混淆，在生物多样性概念中如何重新定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大难点，也是一种潜力。
物种的概念本身就问题多多。自18世纪以来，物种就按林奈分类学分门别类，但在当代生物学中，我们又对物种有了很多不同的定义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无疑要属Ernst Mayr的“生物学种”概念，它根据生殖隔离来定义物种。也就是说，一组能够相互交配繁殖后代的生物别于其他，为一个物种。然而，“系统发生种”（“进化种”）却把物种定义为一组由相同祖先进化而来的同世系生物，当该物种的所有生物都灭绝或演变成新物种时，该物种消失。“形态学种”靠外形特征来区分不同的物种，该概念部分内容与“进化种”概念相交。在讨论某些特定的研究对象时，这里的某些物种定义比其他定义更适用。例如，“生物学种”的概念就很难用在不清楚其配偶对象的一些化石物种或者非有性繁殖物种的研究上。细菌的形态与生殖习性与其他类群的生物如此不同，以致生物学家们常用一种“生理种”概念，主要依据其新陈代谢的过程来分类。继而，20世纪中叶兴起的分子遗传学又为我们给出新的物种定义提供了可能。①生物分类学曾经是一个老掉牙、不值一提的生物学分支，而今，因为生物多样性危机，它重又浮出水面，成为新兴学科，但其研究越火，大家越发现对于物种的定义实难统一。②生物学家们对于物种界定的讨论非常专业，但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却远不止于学术。大多数濒危物种保护法案都有一个假设前提，对于要保护的物种我们至少能一致认同该用何种概念来定义——它是一个特殊的“形态学种”，一个“生态学种”配育群，一个“进化种”链条上的一环，还是一个染色体基因组？ 即使我们能对以上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一些生态学家仍会提出，以物种为中心进行自然保护是不明智的。他们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保护某一物种使其存在，而在于保护特定物种在不同地域的具体种群数目。特定物种群的消失出现在整个物种灭绝之前，它对生态系统构成的威胁与物种灭绝一样大。“如果科罗拉多大峡谷上游的云杉都被砍伐，其防洪功能丧失，而你住在科罗拉多河下游，那么，当洪水冲垮你的房子，你在洪水中挣扎，努力将头探出水面时，其他地方同样物种的云杉哪怕再多，也不能给你带来丝毫安慰。”生物学家Paul Ehrlich和Anne Ehrlich如是说。③话虽玩笑，却有道理。同理，如果除了意大利之外，世界各地都见不着蜜蜂了，该物种当然不算灭绝物种，但是，这会给农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④的确，从理论上讲，我们可能做到不再让一个物种消失，但是，随着地域种群多样性的减少，人类经历着生态系统里发生的如此巨变，以至于自身种群也有可能灭绝。⑤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的注意力不能脱离物种保护的真正核心问题——物种的地域生态分布情况。⑥
物种概念难以定义，情况更糟的是，地球上现有的物种数量事实上也不得而知。人类已经确认并科学归类的物种大约有1800万个，其中几乎半数是昆虫。几个大型数据库项目如“生命百科”（EOL）、“生命目录”（CoL）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GBIF）都正在着手将物种信息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供研究者与环保者参考。而科学家们对地球物种的估算数目出入很大，从三百万到一亿不等。多数科学家都估计地球物种数目在一千万到四千万之间。E.O. Wilson 评论说：“物种估算数目的中间值是一千万多一点点，但极少有专家愿意不顾自己的声誉坚持说就是这个数或者其他某个数。”⑦大家对估算数目存在分歧，其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物种类别所用的测定方法很不一致。但是很明显，人类所了解的只是一小部分的现存物种。我们完全可以说，物种总在不断地消失，人类从来都不曾有机会真正一个个亲见并记录下来。
可是很矛盾的是，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物种大灭绝的时代，我们知道的物种数量依然在平稳增长。就所知道的物种而言，E.O. Wilson指出：与我们的常识相反，新物种的发现屡见不鲜，像昆虫类物种，新物种的出现如此之快，科学家们甚至都来不及一一撰文报道。他举例说自己在已知的一万个蚂蚁种类上又确认出了341个新品种，而在现有的研究已经很是深透的开花植物和鸟类这些物种类别里，新物种的鉴别补充也总是层出不穷。①一些新发现的物种如此珍稀，以至于一旦发现，就上了濒危物种名录。一些导致物种灭绝的原因，同样也是导致新物种不断出现的原因——比如人类总在搬徙迁居到先前从无人类居住的地方。②实际情况是，即使现存物种可能在不断减少，我们知道的物种数目也总是在迅速增加。
当然，物种总数目也可能与物种大灭绝并无关系。如果大多数物种都受到威胁，整个生态系统岌岌可危，我们却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弄清楚的物种总数目耿耿于怀，这似乎毫无意义。对此，在谈论物种灭绝的文献里有个经典的比喻——这就如同熊熊大火吞噬着图书馆，我们却在一个劲儿地刨问这个图书馆到底有多少藏书量。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两个事实，就历史对比与我们对于自然日盛或日衰的判断而言，物种总数量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很难确定现在的物种数量，那么，要弄清某个历史阶段里的物种数量就更为困难，如此一来，要明白无误地判断生物多样性的发展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就更不可能了。即使有人真能列出一个物种信息的目录清单，用来着手处理生物多样性问题，像“着火的图书馆”这个隐喻所表明的，现在问多少物种处于危险状态几乎都是离题了。尤其当你考虑到如果图书馆的火灾并非偶然，而是有人在家用书点火取暖造成的时——细细想来，物种灭绝在世界各地的确都有此类人为造成的事故。③
我们换个角度来谈物种多样性时，规模范围问题同样重要。在我们对物种灭绝的理解与认识中，常是哪些物种对人类越重要，我们对其才越关注，而其他各种规模物种的情况，从来都不曾公之于众。E.O. Wilson著书论述当今生物多样性的迫近之威胁，他曾说：“无处不在的自然生命就在我们脚下的泥土和腐朽的草木里。我们平常讨论的那种荒野或许消失了——狼、美洲狮和豹熊不再出现了……但是另一种甚至更古老的荒野其实还在，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到那种荒野。我们只是需要把视野缩范围缩小一些，看看森林的一隅——它就在那儿，如千百年前一样。”④Wilson没有明说的是，自然日衰的叙事或许并非是对大自然的全面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现状的理解或许可以换个角度。此外，其他发现可以证明，我们对于不同种属类别物种的了解差别很大。最全面、最知名的2008版濒危物种名录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制定的。在该名录上，5488种哺乳动物和9900个鸟类物种被评定为濒危物种；但在已知的30700个鱼类物种里，只有3481个物种被评测；在950000个昆虫物种里，被评定的物种是1250个；在12838个蕨类物种里，211个被列入；在30000个真菌物种里，只有1个榜上有名。①我们当然不能以之为可以抱乐观态度的根据。既然非常多的被评测物种被定为濒危，可想而知，如果有更多物种被纳入评测范围，整个情况可能会更糟。以上数字足以表明，我们现在对于物种灭绝的认识，产生于很不完整的物种数据范围。
时间范围在我们对于目前自然状况的理解上也很重要。当生物学家和记者们把当前的生物多样性缺失称作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他们旨在强调，这是地球生命史上不可挽回、无法恢复的一场大灾难。但事实上，以前的每一次物种大灭绝之后，生态系统都最终恢复正常，甚至其物种超过了灾难之前的数量，尽管物种类别有了改变。如果没有那些巨变——比如恐龙之死——智人将不可能进化到现在的状态。当然，每一个恢复的过程都历经了数百万年。这样长的时间范围与当今时代人们的担心毫无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目前对于物种灭绝的讨论置于这个漫长的时间范围背景下。许多论述物种灭绝的科普文献作者都试图说服读者摆脱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类文章著作很受欢迎。然而，不知为何，现代人依然总是把人类的期待视野作为衡量生物多样性与其发展方向的唯一准绳。 行文至此，我的论证全都是关于我们所见到的自然世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人类改变自然，不仅在于将很多物种置于濒危境地使其灭绝，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物种以改变生物多样性。这个话题在本论文讨论范围之外，不便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了很多新变种、亚种甚至全新的物种。引种、农业和园艺等活动已经促成了不可计数的新型植物的出现，成千上万的苹果、兰花和稻子品种就是明证。基因技术的使用，将使未来物种加速、成倍地增多。同时，人类在间接或无意中也改变着物种多样性。例如：我们对某个特定鱼类的捕捞，会促使其他鱼类产生不良的进化变化特征；我们用灭草剂除草，用抗生素杀死细菌，尽管想要消灭的物种有时真的消失了，却会导致携带抗体的变种的出现。当然，人类创造的新物种也不能避免从减少到灭绝的命运——随着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进程，科学家、历史学家、农民和消费者们近来都越来越担心现存农业变种的消失问题了。为保护人类创造的物种，全世界建成了1400个种子库，这就是明证。然而，种子库对物种进行保护的可能也说明，人类对于自然的干预，绝不仅仅局限在总是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破坏上。②
有关物种灭绝的科普文献和媒体报道通常论及复杂概念及相关结论，比如生物多样性的定义、认知范围、物种分类法，或者科学文献里分析讨论到的人类生物创造力等等，但在公众讨论里，这些内容又多被简化成种种术语公式。生物多样性缺失叙事的很多方面都不像表面上显示的那样有科学根据，这样说绝不表明我要论证的观点是：生物多样性缺失只是一种片面的环境修辞的产物。相反，事实上，目前的确有大量动植物物种灭绝；而且，不可否认，人类要为绝大多数消失的物种负责。但是，这些事实并非就是生物多样性缺失的全部真相和“自然日衰”叙事的全部内容。光用这些事实进行“衰退主义”叙事是不够的——这只说明一种可能性，并非就是全部的故事内容和唯一的叙事方法。而这种叙事模式反复出现，究其原因，一是至少两百年的环保故事传统的影响，二是物种灭绝已经成了文化进步——文化发展进程叙事、尤其是现代化进程叙事——的部分内容。
二、物种灭绝与现代性批判
我们通常把科学见解融入故事叙述中，以表达人类对于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忧虑，这种叙事模式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当我们把自然日衰当成现代化的恶果时。许多报纸杂志、畅销科普作品、纪录片、照片、绘画、小说和诗歌中对于物种灭绝的大量描述，详实而具体地表现了现代性之恶。在物种大灭绝的背景下，作者关注某个特殊物种，将其危机与灭绝书写成现代性文化史的一部分。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物种因而成了一种表达的媒质，其危机底下是我们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安，是我们对于现代性及其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毫不留情的批评。
选择哪个物种来象征生物多样性危机通常会有某些模式可循。濒危物种几乎总是动物，同样陷入灭绝危机的植物似乎无人问津。同是动物，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猩猩、老虎、熊猫、鲸鱼或者白种犀牛）和格外漂亮的鸟（如鹰、鹦鹉或是啄木鸟）会是首选的报道对象，而对于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却报道极少。至于无脊椎动物，只有上镜的蝴蝶偶尔进入大家的视野，蠕虫、螃蟹、真菌和细菌等等往往被视而不见。环保人士有将被媒体青睐的物种戏称为“魅力十足的大猛犸”，或是很中性地称其为“旗舰物种”。“旗舰物种”人见人爱，利于用来提高环保意识和环保筹款，很多环保人士对这些物种持矛盾态度。一方面，只关注这些与人相通或长得漂亮的物种，会使我们忽略其他或许境况更加危险或是对生态系统更加重要的物种；的确，这有碍于我们全面了解生态系统是怎么协作的、是什么造成了危机这些更根本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没有这些“旗舰物种”，通常很难调动公众环保的积极性。
“旗舰物种”的故事通常有一种提喻功能，它指向人类对大自然造成的更多危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因为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化进程而致灭绝的物种是渡渡鸟——一种不会飞的大鸟，曾栖居于毛里求斯岛，灭绝于17世纪。荷兰水手在毛里求斯岛及附近群岛发现了这种鸽鸟，称其外形愚笨，味道不佳。然而，猎杀、外来物种的入侵，以及对渡渡鸟的解剖和习性观察的嗜好，使其被人类发现后仅过了几十年就灭绝了。有记载称，人类最后一次见到渡渡鸟是在1662年。很多关于物种灭绝的书里都谈到渡渡鸟，因为它显然是人类活动直接导致灭绝的第一个物种案例——它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自此以后，人们开始关注人类对大自然探索、开发带来的致命后果。①16、17世纪，欧洲人在殖民活动中发现了一个包括渡渡鸟在内的动植物格外丰富的世界，这种自然界的富饶丰足本身就是他们进行帝国扩张的一个诱饵。物种灭绝随之而来。欧洲旅游者与探险家有时对自己造成的自然破坏表示遗憾。在Renato Rosaldo看来，“帝国怀恋”在渡渡鸟事例中，不是一种对遭到殖民统治破坏的文化的恋想，而是一种对其毁掉的自然世界的怀旧之情。②这样一来，渡渡鸟的灭绝才一再被当成欧洲现代性的帝国扩张破坏大自然的象征符号。这种破坏后果，必须写在环保倡议中；也正是这种破坏，催生了最早的环保方案。
David Quammen的《渡渡鸟之歌》（1996）是讨论物种灭绝话题的著作中很有名的一本。《渡渡鸟之歌》中渡渡鸟的故事是核心，作者又穿插介绍了很多消失的物种，详细分析了其灭绝案例。最重要的是，作品中渡渡鸟的案例研究旨在表明，一个物种最后一个个体的死亡，可能是由于环境使然，但那些导致该物种如此稀有以至于环境能致其于死地的因素更重要。虽然真相疑云重重，但作者继而详实地描述了想象中的最后一只渡渡鸟之死：
请想象一下，17世纪末毛里求斯岛上一只孤零零的渡渡鸟，一个唯一的幸存者，逃脱非命的流亡者。想象一下这个流亡者是一只母渡渡鸟。她身呆体笨，飞不起，糊涂迷惘——但在别的渡渡鸟被杀死时还算机灵，她逃脱了厄运，保住了一条命。又或许，她只是运气不错。
……想象一下，她孵化出的最后一只幼鸟被野猪吃掉了，她的最后一个鸟蛋被猴子吃掉了，她的配偶死在一个饥饿的荷兰水手棒下——她再也没有机会找到另一个配偶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时间久得身为鸟儿的她都记不住了——她连一个同类都没有看到过。渡渡鸟已经稀少，几临绝种。但是这只活生生的渡渡鸟还活着。想象一下她活了30年了，或者35年了。大多数的鸟儿活不了那么多年，但对于一只体格庞大的渡渡鸟，这不是没有可能。她跑不动了，走路蹒跚摇摆。不久前，她眼睛也看不见了，她的消化系统也不行了。就说那是1667年的一个漆黑的凌晨吧。暴风雨中，她躲在黑河峭壁最底下的一块冰冷的石岩下。她歪着头，抖抖羽毛想更暖和些，然后安静可怜地眯着眼睛。她等待着。她不知道，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她已经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只渡渡鸟。暴风雨停了，但她再也没能睁开自己的眼睛。这，就是灭绝。① Quammen把一个物种的终结转化成一个仅存个体的死，娓娓道来。他把最后一只渡渡鸟想象成雌性，随后用一种陈旧的挽歌模式把她描述成一位刚刚丧失亲人、伤怀、迷惘的母亲与妻子。作者怀着悲悯之情不断地想象，把恶劣的天气和渡渡鸟身体上的苦难与这个物种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灭绝并置起来。生态批评学者Greg Garrard曾在评论Quammen时指出：“关于各种已消失的物种，他的哀婉之情在想象的伤悼和科学的说明之间逡巡。这足以证明要完全表现出如此规模的物种灭绝有多难。”②Quammen笔下的渡渡鸟既有真实性，又极具象征意义。其真实性在于这个物种的灭绝和人类活动致其灭绝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象征性在于，她已经完全符号化，是人类意识到现代化进程从各方面破坏自然后引以为憾的象征。
更近些的年代仍有物种灭绝，考虑到此背景，更容易看出著者借用物种灭绝的故事来表达对于现代化影响的忧虑和不安。在19世纪，日本有两个本地狼种：一个是日本最北边岛屿的北海道狼，19世纪末灭绝；另一个叫日本狼，生活在本州、四国和九州三大岛屿。本州岛狼比北海道狼和其他大陆上的狼体型更小。最后一只本州岛狼死于1905年，现在全世界仅存5个博物馆标本和8张皮毛。日本民众对这个物种很难有清楚确切的印象，然而，在本州岛狼绝迹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多次声称见到了一只本州岛狼，这个现象——从来都不能用科学来证实的所见——可以被称作“幽灵物种”。
除了不愿接受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物种消失灭绝这种普遍心理之外，还有两个因素造成了“幽灵物种”现象。历史学家Brett Walker指出，在林奈分类学被介绍到日本之前，本州岛狼有两个名称：“日本狼”和“山地狗”。我们不清楚，这两个名称是否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物种的称谓，而在引入林奈分类学时被当成了同一个物种；或者，情况很简单，这两个名称只是对同一物种的两个不同叫法。日本的一些生物学家提出，本州岛狼有可能与驯养的狗交配生养了后代。这样不仅让我们追溯其历史上的物种变异变得更困难，而且会让我们看到本州岛狼与20世纪家养的狗犬的相似性——而这一点，可以解释所谓的“幽灵物种”现象。①
人类学家John Knight在其著作中对此作了不同的解释。在日本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中，狼是一个重要的物种，它常与山上的靖国神社联系在一起，成了日本超自然力量或神力的象征。John Knight研究发现，日本的信息提供者屡屡表示，他们相信日本狼灭绝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John Knight认为，这一历史误读的原因显而易见：日本人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不安和忧虑，往往会归咎到二战之后西方势力（主要是美国）对日本社会造成的改变；相比之下，在日本民族的文化记忆里，日本在20世纪之交就发生的持续稳定的现代化进程变得灰白模糊。因此，本州岛狼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一个魅力物种可以与文化历史相结合，成为文化危机的象征，甚至使得生物学真相本身得到新的阐释。②
北美象牙喙啄木鸟案例与本州岛狼案例相似。这种体型很大的啄木鸟曾经分布在美国南部湿地的老柏树林里。象牙喙啄木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物种，在美国南部20世纪前几十年的大规模森林采伐里，该物种成了牺牲品。20世纪30年代，有人拍了一些象牙喙啄木鸟照片，制作了一盒记录其叫声的磁带；鸟类学家James Tanner在1942年发表了关于象牙喙啄木鸟的经典之作；人类与其最后一次可以证实的相遇发生在1944年。③在其后几十年里，像在本州岛狼案例中的情况一样，出现了很多没有确凿证据的象牙喙啄木鸟“幽灵显现”的报道。1999年，一个研究生极具说服力地声称，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里发现了一对象牙喙啄木鸟，但随后的严密搜索并无收获。最后，2005年春天，康奈尔鸟类研究室的17名科学家和专家学者联合撰文，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大意是：2004年初，阿肯色州某偏远地区的确出现了一只象牙喙啄木鸟，经验丰富的鸟类学家和鸟类观察者在7个场合发现并认出了它，一段时长4秒的录像记录了该鸟飞行兵短暂停留在一个树桩上的情景，文章详细分析讨论了这段录像。④
象牙喙啄木鸟重现的消息引起了赏鸟界的惊喜。很久以来象牙喙啄木鸟就像鸟类观察者心中的圣杯，他们中有些人不愿相信它的消失，一直在苦苦寻找。很多搜寻者声称被象牙喙啄木鸟引人注目的外貌特征所吸引——它体型特大，身披黑白相间的亮丽羽毛，雄鸟有鲜红的鸟冠，象牙色的鸟喙，灼黄色的眼睛。但是，另一种身型稍小些的啄木鸟与象牙喙啄木鸟非常相像，它叫红冠黑啄木鸟（北美黑啄木鸟），在美国很普遍，但只有很有经验的鸟类观察者才能把它与象牙喙啄木鸟区分开来，一般的观鸟者很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毫无疑问，20世纪末很多声称见到了象牙喙啄木鸟的人其实见到的是红冠黑啄木鸟。阿肯色州的情况甚至也不例外：2004年之后，人们大规模的搜寻象牙喙啄木鸟，却再无所获；到2006年，著名的鸟类学家David Sibley和另三位专家发表文章，驳斥《科学》杂志上原先对录像的分析解释，认为录像里其实是只红冠黑啄木鸟。①所谓象牙喙啄木鸟的重现因而广受争议。
然而，象牙喙啄木鸟灭绝的命运引起的文化反响一直很大。无数的杂志文章报刊报道，以及6本专著、1部纪录片和1部经典音乐作品表明，人们对于这个物种的关注不能仅仅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关心几个字来概括。②Lee Hyla的音乐作品《威尔森的象牙喙啄木鸟》完成于2000年，在所谓的象牙喙啄木鸟重现之前。该作品以其特有的动人形式唤起了人们对于那个有象牙喙啄木鸟存在的、消失了的自然世界的记忆、悼想和怀念。③在这个12分钟的作品里，歌词包括一段19世纪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威尔森（Alexander Wilson）的多卷本著作《美国鸟类学》（1808-1814）上的摘录。在这段文字里，威尔森叙述了他如何抓到一只象牙喙啄木鸟，然后把它带到宾馆房间，鸟儿拼命地想挣脱逃离，因为这只野生的鸟儿对人喂的食物一点儿都不吃，威尔森最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饿死，懊悔不已。Hyla作品中演唱这段歌词的是一个男中音，伴奏的是钢琴声和20世纪30年代制作的录音带里象牙喙啄木鸟的啼叫声、吃虫啄木的敲击声。全曲中，人声、鸟鸣交织在一起，互相纠缠、淹没，而时断时续的钢琴声与鸟鸣声相应和；高潮时刻，琴声似乎在模仿鸟啼，要参与到一个真正的二重唱中去。音乐中，Hyla娴熟地将不同的历史时段——生命繁盛的19世纪初期、鸟儿灭绝的19世纪30年代以及悼想怀旧的现在——并置组合在了一起。他运用书籍、磁带和乐器多种媒介，试图填补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裂隙，重新建立一种与历史的关联，或者说，至少在听觉上跨越物种灭绝的藩篱。在《威尔森的象牙喙啄木鸟》这个音乐作品里，我们还能同时听到人声与鸟鸣，这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如果说Quammen在他的著作中只是哀挽渡渡鸟之歌已成消逝的绝响，Hyla却用音乐元素象征性地扭转颠覆了象牙喙啄木鸟的灭绝。④ 一些相关著作同样凸显了人们对于象牙喙啄木鸟消失的失落与哀伤。即使是那些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象牙喙啄木鸟的人，也情发于中。他们往往不仅为这个物种的灭绝而痛惜，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还为曾经亲眼见过哪怕一只象牙喙啄木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而感到悲哀。比如，在接受《圣杯之鸟》作者Tim Gallagher的采访时，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鸟类管理员James Van Remsen说：“真正亲眼见过象牙喙啄木鸟的人已经只剩两至三个了……我们即将失去与象牙喙啄木鸟的这样一种关联。”①这一评论与担忧，与20世纪90年代里我们对于即将失去与20世纪发生的二战和集中营大屠杀历史的关联的担忧，如出一辙。如此类比，我们可见象牙喙啄木鸟的消失也是一种历史创伤，它让我们对于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人们对于美国南方进行的大规模生态开发和森林采伐记忆犹新。这段森林开发破坏的历史，威廉·福克纳在他的短篇小说《三角洲之秋》和《熊》（1942）作过生动的描述。②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对于美国南方广阔的森林和众多野生动物的记忆，唤起我们的是一种对于20世纪里整个美国曾经有过的荒野和壮美的留恋。在这个层面上，美国南方柏树林和象牙喙啄木鸟的消失象征着美国作为“自然国度”这一民族想象的终结。③
在很多关于其他濒危或灭绝物种及其文化象征的争议中，历史、民族和种族身份等问题同样岌岌可危。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人们在努力保护自然资源时常常会想起澳洲曾有过的袋狼（又名塔斯马尼亚虎）——大约灭绝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像狗、身上有条纹的有袋目哺乳动物。袋狼在野外灭绝的确切时间不得而知。就像本州岛狼和象牙喙啄木鸟的消失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引起了无数声称看到袋狼但却没有确切证据情况的出现。1936年，最后一只因捕获饲养在塔斯马尼亚博玛里动物园（Tasmanian Beaumaris Zoo）的袋狼死亡，之后再也没有有据可查的在野外见到袋狼的消息，于是，1986年该物种被正式宣布灭绝。然而，袋狼的灭绝与本州岛狼和象牙喙啄木鸟的灭绝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该物种的消失并不是人类活动的无意识影响造成的。相反，19世纪末期开始，人们认为——或许是错误地认为——袋狼对于塔斯马尼亚的羊牧业造成威胁，于是大肆屠杀，以至绝迹。依据已经臭名昭著的1886年法令，人们每捕杀1只袋狼，塔斯马尼亚州议会奖赏1英镑。在当今关于自然保护的讨论中，这一法令一再被提到，警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塔斯马尼亚和整个澳大利亚的环保人士在努力防止这种殖民和现代化历史的重演。④在这里，一个物种的灭绝也变成了对于人类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讨论的核心。
在全世界范围内，环保主义者对于捕鲸的抵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捕鲸是某些原住民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在捕鲸问题上的冲突已经政治化，从根本上涉及现代社会里原住民的生存权利。斯堪的纳维亚、日本和北美原住民的捕鲸传统几十年来一直颇受争议，这一情况几乎众所周知。⑤其中，20世纪90年代末，对美国Makah部落印第安人捕鲸的争论备受关注。Makah人捕猎灰鲸已有1500年的历史，而1855年的尼亚海湾条约，开辟Makah保护区，明确赋予Makah人捕猎鲸鱼和海豹的权利。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灰鲸数量日渐稀少，Makah人自动停止猎鲸。这样一来，到90年代时，他们已经没有延续捕鲸的传统。这意味着，依据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颁布的暂停捕鲸决议，他们不在免除执行之列。最后，经过Makah部落、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1994年该部门将灰鲸从其濒危物种名单删除）和国际捕鲸委员会（该委员会需要权衡裁决美、苏两国的竞争性需求）的艰苦谈判协商，Makah人获得了继续捕鲸的许可，并于1999年捕猎了他们的第一头鲸鱼。但是，伴随Makah人第一次捕猎的是海上与Makah保护区里动物权益保护者与环保人士的广泛抗议，随后的诉讼很快终止了Makah部落捕鲸传统的恢复。这一事件证明，在濒危物种引发的矛盾冲突中，对于历史与现代化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原住民通常不愿意放弃他们一千多年的生活传统，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多数情况下，生态危机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引发的，而是工业国家大规模的渔猎方式造成的。环保主义者们通常也反对工业化的大规模渔猎方式，有时甚至希望回到现代化之前的时代。他们错误地以为，那个时候没有对于自然的暴力与掠夺；于是认为，在现在的环境里，对于自然的开发利用哪怕不过分，也不可接受。在这个案例中，物种灭绝成了政治支点——原住民和环保主义者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批判视角在此碰撞冲突。
在以上讨论的所有案例中，提到灭绝或濒危物种时，人们运用自然日衰的叙事和悲情、哀婉的讲述方式，旨在反思人类现代化历史，并对这种现代化呈现出的种种形式与后果发出抗议之声。此类物种灭绝故事起到了人类文化历史上转折点的作用，故事中物种的消失既代表广泛意义上大自然的消逝，又代表人类与自然纽带联系的日渐削弱。正如这些故事所揭示的，人类身份和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似乎随着某个非人类物种的消失而失去。而与植物相比，我们更容易把这种人类身份投射到动物身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么多的物种灭绝叙事中，植物极少出现。由此可见，物种灭绝的文化呈现常常混杂着我们对于生物与文化的种种忧虑：一方面，我们担忧自然世界的未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如果人类能让一个濒危物种继续存活，或者能让一个灭绝物种重现，那么我们自己身份和文化的一部分就能够得以保持或复活。
三、物种灭绝与生存的喜剧
物种灭绝叙事中暗含的文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环境主义话语中，我们很难用有别于挽歌与悲剧的文类去表现生物多样性缺失的问题，把大自然的未来想象得不那么末日。很有意思的是，在最早论述生态与文学问题的批评著作之一——Joseph Meeker的《生存的喜剧》（1974）中，作者认为悲剧关注人的不可逆转的落败，其本质是人类中心的；而喜剧注重重生，一代又一代的生生不息，通常更大程度上算是机缘巧合的事。Meeker认为人类的进化是喜剧性的，所依赖的是一种生态学的体系结构：“喜剧是欢庆，是一种庆祝生物繁盛绵延的仪式……文学喜剧关乎一种平衡的失去与复得。喜剧的叙事里，生活之旅的平静一旦被无谓地打破，我们总是在探求恢复正常。”①从今天的生态批评视角看，与文本内容与文化效用毫不相关，某种特定的文学形式本身就有生态学意义，这种观点似乎太本质主义。而且，它依然没能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环境主义话语中，悲剧比喜剧作用更大？但是，把Meeker的观点当做一个参考而不是一条准则时，我们更能理解物种灭绝叙事的说服力。在这些叙事中，主角通常不是拥有很高社会地位但遭受没落悲剧命运的人类，而是珍稀动物。因而，我们会想，或许我们可以用喜剧叙事来表现物种灭绝问题。 挽歌与悲剧之外的叙事形式难得轻易见到。但是，我们至少能找到一本关于物种灭绝的书——Douglas Adams和Mark Carwardine的《最后一眼》（1990），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和一位动物学家的合著作品——其主旨是自然资源保护，形式却并非悲剧而是喜剧。①《最后一眼》由20世纪80年代末两位作者制作播送的广播剧改编而成，主要讲述的是一系列看望各类濒危物种的世界旅游故事。Adams，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幽默风趣地娓娓叙说了他的海、陆、空之旅，与其他游客的相遇，以及与地方官僚的冲突。在他的眼中，人类世界充满了不可预见性，令人费解，甚至很难掌控局面，毫无理性可言。自然世界也如此。他所看到的大自然一直令人惊讶，怪诞危险，美丽奇异，疯狂得不合理。Adams不像David Quammen一样关心一个繁盛的物种何以变得珍稀继而灭绝，而是奇怪某些物种是怎样尽力生存下来的。就这样，他思考着塚雉的习性。塚雉是Adams在印尼见到的一种非濒危鸟类，其孵蛋习惯很奇特。它会大费周章，用枯枝烂叶堆一个小丘为巣，把鸟蛋埋在里边，细心控制保持巣塚的温度以孵化鸟蛋；而不是像其他鸟类一样只是身体伏在蛋上用体温来孵化鸟蛋。Adams觉得这种方法非常低效，但很有趣。这居然让他想起了自己使用现代科技的情况，也是没必要却用得巧。他开心地宣布说：“我有一个名符其实的‘机械怪人’之类的绰号。一个用手工10秒钟就能做完的事，若是花一整天能研究出用电脑自动完成任务的程序，我会欢喜得不行……塚雉的孵蛋习惯与我的生活观相似。”②Adams在这儿抢先把动物习性解释成进化的适应性机制；相反，却也突显出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都非常欠缺适应性。
在作者看来，正是自然界的这种低效、匪夷所思的不改变不调整的特点令其魅力无穷，值得保护——从一开始，这个特点简直就让人怀疑很多物种居然能存活到现在。在对一种新西兰快要绝种的鸮鹉的描述中，作者的观点最是明白无疑：
越来越吵的雄鸮鹉求偶声很低沉，极低沉，介乎于可以真正听到和感觉似乎听到之间。这意味着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可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从哪儿传来的……
雄鸮鹉求偶声的低沉是个问题，连雌鸮鹉也不能判断声音发出的地方……求偶期的后阶段，雌鸮鹉听出了一些别的声音。比如说，“嘤嘤”声……能给她方向指示，帮助被一夜又一夜的求偶声唤醒的她（求偶声每晚持续7小时，可长达3个月）找到配偶。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很多繁殖期的雌鸮鹉找到的都是没有雄鸮鹉的空穴，她们在穴边等候一会儿，然后再离开。
不是她们不愿意等。当她们处于交配繁殖期时，是她们极强的性冲动使然。据观察，一只雌鸮鹉一个晚上爬行20英里去见雄鸮鹉，之后又在早上返回。但不幸的是，雌鸮鹉能表现如此的交配期非常短暂。难上加难的是，雌鸮鹉只在某种特定植物，例如一种罗汉松结果的时候才交配。而这种树每两年才结一次果……
因而情况成了这样，雄鸮鹉趴在地穴里，一连数月嘤嘤求偶，忧虑愁烦，殷殷相盼；而雌鸮鹉却在等着某种树开花结果……数月里，挖洞铺穴，求偶长鸣，盼树结果，黑夜奔走，两情相悦等等，最后的结果是，每三年或四年才产下的唯一的一只鸟蛋，很快进了一只白鼬之嘴。①
这时，Adams明确道出了他看待进化与灭绝的方式：“所以，我们最大的疑问是：鸮鹉能存活至今，它们到底是怎样做到的？”②与他对塚雉的叙述一样，Adams在对鸮鹉的描述中也谈到了当代科技——雄鸮鹉的求偶声像超低音扬声器，它们的交配活动像英国摩托车行业的古怪习俗——这再一次表明，社会文化领域的某些特点反映并延伸了生物与进化的偶然性特征。
类比的运用并不意味着Adams的著述没有政治批判性，或者说总是戏谑不严肃。他讲述扎伊尔之旅时，对无用的官僚机构、愚蠢的独裁统治和落后的殖民政策进行了精妙的讽刺。他在描写动物时，看似轻松的拟人性认同常常让我们发现了人与动物让人忍俊不禁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令人吃惊的认识和感知差异。当我们将Adams对鸮鹉的描述与Quammen对最后一只渡渡鸟的叙述两相对比时，我们发现这种叙事凸显的是——《最后一眼》全书传递的环保要义无关科学推理，无关道德责任，也不是对于一个物种最后存留个体的挽歌式珍视爱护（尽管以上三点的确在书中偶有出现），而是一种对于完全偶然的事件、习惯和构成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喜剧性的认识。正是这种偶然性，使人类及其身边的其他物种得以生养繁殖。
Adams看待物种濒危与灭绝问题的幽默视角最终表明，对于现代化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一种完全有别于哀婉悲情叙事模式的理解方式。在《最后一眼》里，我们见到的不是完美的自然王国惨遭现代社会的破坏，而是自然与文化在实验性进程的历史中如轨平行，又彼此交叉。实验常常有胜有败。灭绝就是失败的信号，如可避免，必当避免。但是，一个实验的失败也会成为许多新事物的开端。换言之，生物保护势在必行；但是，对于物种和人类的进化，尤其是现代人类的进化及现代人类的环境，我们有不同的叙事模式。在最后一个案例中，Adams和Carwardine的叙述强调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性并非源于科学，而是源于人类对于其他生物物种的爱护之心。因此，《最后一眼》让我们知道，在叙事中，物种灭绝不仅仅只能当成一个终点，也可以看做蕴藏着很多新的起点——大自然没有到达末日，相反，它在不断地改变，并迎接着新的未来。（本译文文稿的翻译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原文刊于Configurations，vol.18，no.1-2，winter 2010，pp.49-72.中文翻译版权已由作者授权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