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雍乾时期，贵州东南经过“改土归流”、开辟“新疆六厅”、镇压苗民起义后，以张广泗为代表的清廷官吏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再造苗疆”。但在微观层面，这一格局是如何渐次形成的？帝国的政策如何被山村里的不同人群和个体认知、理解并因应？以柳霁为中心的微观考察显示，所谓“苗疆再造”的主体绝非仅仅是张广泗或帝国的苗疆官吏，在微观层面，更多体现为“山野小民”的认知及其能动性的发挥。
关键词：苗疆再造；小历史； 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5-0048-07
Abstract：In 1730s， though crushing on the uprising of the Miao and a series of expansion policies which include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改土归流） and the setting up of “Six Offices of the New Area”（新疆六厅）， imperial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 Zhang Guangsi rebuilt the Miao Frontier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spects， which is called “Rebuilding the Miao Frontiers” by some scholars. However， in micro￣history view， how the rebuilding process become possible， and what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prehension of response to imperial policie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rural people？ It is not Imperial officer like Zhang， but people in rural area who promoted their consciousness and activity as the subject to rebuild the Miao Frontiers from the view of micro￣history
Key words：rebuilding the Miao Frontiers；micro￣history；activity
雍正中后期，鄂尔泰、张广泗、方显等在“改土归流”的旗帜下主导了贵州苗疆的开辟。在6年（1728—1733）里，开辟出“新疆六厅”（分别为清水江流域的八寨厅、丹江厅、台拱厅、清江厅和都柳江流域的古州厅和都江厅），将素称“化外之地”“生苗之地”的苗疆实际纳入帝国的治理之下。然而中央王朝在苗疆的扎根并不因此大功告成，在鄂尔泰、张广泗相继调离贵州后，苗疆爆发了大规模的“雍乾苗民起义”。这是贵州苗疆对开辟“新疆六厅”的反弹，也是贵州苗疆与中央王朝的第一次碰撞。1735年，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将苗疆总理大臣张照召回京师，调湖广总督张广泗回贵州办理苗务。重返贵州的张广泗大规模用兵，武力镇压起义，并在“平乱”之后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推动区域自上而下的“王化”进程①。徐新建[1]、张中奎[2]、张新民[3]、杨军昌[4]等学者称之为“苗疆再造”。其中尤以张中奎的博士论文《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为最。其尝试以“总体史”“长时段”而不是“事件史”的方法，探究“改土归流”之后（1726—1911）苗疆的社會文化变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展示了近200年期间，苗疆从“新疆”到“旧疆”再到“腹地”，苗疆主体从“生苗”到“熟苗”再到“民人”的过程[2]。诚然，以上研究值得肯定并借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苗疆再造”绝非是一个平滑简单的线性过程，苗疆开辟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足以说明这一过程的艰辛与不易。同时前人的研究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更富启发性的讨论，如“再造”的主体是谁；为什么要“再造”；“再造”又是为了谁等等。亦或者说，如果“苗疆再造”的目的是“地方秩序的重建”[3]，那么，这种秩序是谁的秩序，又由谁来重建？这些讨论并非是否定和推翻既有研究，而是提醒我们在“苗疆再造”过程中避免无意识地携带“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后者往往会让我们的研究视角变成一种单一化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要否定“国家的在场”，相反“苗疆再造”过程中“国家的在场”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实。这些讨论旨在提醒我们“人的在场”也是一个基本事实，这里的人即苗疆的主体，在苗疆的开辟与“再造”的过程中，他们才是最为重要的“再造”主体，在中央王朝的治理者与反叛者的长期拉锯中，他们承担着最为重要的家园建设工作。总而言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到“国家的在场”，也要留意“人的在场”。而后者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理解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是什么？在此笔者倾向于萧凤霞的观点：“把‘人’视为活生生的、有利害关系的、懂得运用文化策略的、具有历史经验、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绪的‘人’” [5]。这意味着，我们在考察“苗疆再造”这一问题时，必须把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以此为出发点，赵世瑜老师倡导关注“小历史”[6]，所谓“小历史”，是与改朝换代、治乱兴衰的“大历史”相对应的概念，指“那些‘局部的’历史，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7]。这意味着，历史不仅仅是一套国家视角下的叙事，还存在着其他可能形式的历史叙事。也就是说，“苗疆再造”不能只用一套自上而下的“大历史”来叙事，还应注意到自下而上的、微观的、地方视角的“小历史”叙事。而这样的历史叙事，与前者一样，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故本文选取“苗疆再造”之历史切面上的一个点（1736年前后的柳霁）来透视“苗疆再造”这一过程。 王 健：“苗疆再造”的小历史视角——以雍乾时期清水江流域上柳霁为中心
柳霁位于清水江中游的“水陆要枢”，地处今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1736年（乾隆元年），在苗疆开辟、雍乾苗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张广泗请求清廷在柳霁设置县丞（后改分县）和柳霁营。柳霁在张广泗的苗疆布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看来，清水江下河一带是苗疆的运粮要道，“商旅通衢”[8]198；“清江下河之柳霁地方，为水路要区”[8]223。而且该区域“贴近黎平熟苗，若非部署周详，恐致惊恐内地”，所以尽后布置，以便“专力办理，全力剿除，使水陆荡平，坦行无阻” [8]198。由此确定了柳霁的分县地位，从1737年获准设柳霁县丞，到1936年民国政府裁撤柳霁分县，共200年整。在中央王朝或国家复杂的大历史和宏大的时空脉络中，柳霁或许微不足道，但以1736年前后的柳霁为中心，进行细致而微的考察，我们或可发现“小历史”的别样性。那么，从小历史的视野来看，所谓“苗疆再造”是怎样一种进程呢？
一、村落格局的重塑
1736年（乾隆元年）秋，苗民起义平息。根据资料统计，共阵斩17 670余人，俘获25 220余人，另外投崖自尽、饿毙山林者不下数万。收缴热兵器（炮、鸟枪）4.65万余门，冷兵器（弓、弩、矛、盔甲等）14.8万余件。横扫苗寨1 600有余，其中“毁其巢穴”者多达1 224寨，余380寨因“寨小丁弱”，系被迫参加、拿献“附逆”者后免毁巢穴[8]210。兵燹之后瘴疠又肆虐，苗疆雪上加霜。張广泗此时对苗疆人口的印象是：“大抵每寨之中，除斩杀俘擒外，又因疫疬疾病，其现在户口较之从前繁盛之时，不过十存五六，或十存二三而已。” [8]202
在被“毁其巢穴”的1 224寨中，清水江中游的柳霁周边有培鸠（赵国仪剿培鸠，率重兵直押贼巢，骈戮之 [9]289）、岑杠（六月初六日，派拨官兵攻剿岑摃逆寨[8]196）、柳受、柳旁（七月初四日，复会搜柳旁、柳受等山菁，共割获逆首六百六十余级，擒获苗男妇女四百六十余名口，并获有刀枪、标弩、蟒衣等项[8]197）、南孟、培牛、柳霁、汪刀、返号“有返号一寨，素称顽悍。查该苗寨人分三支，其二支献凶缴械，实心恭顺。惟党领一支凶手最多，谕令缚献，竟敢延捱狡饰，因酌将党领一支于（乾隆元年——引注）八月十四日发兵抽剿，共斩首一百一十余级，生擒逆苗男妇二十三名口”（《张广泗奏清理内地苗民情形折》《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等寨。
兵燹之后留下了大量的田土山林等“逆苗绝产”，为长久计清廷将屯卫制度引入苗疆。1738年（乾隆三年）在清江厅设左右二卫，左卫辖10堡，千总驻柳受汛；右卫辖11堡，千总驻柳荫堡。柳霁周边主要是左卫十堡。至此，柳霁一带存有两套源自不同体系的军事单位：一是来自绿营体系的清江协，下设左右二营，右营驻柳霁，其下设二汛——柳霁汛（驻游击1员）和白索汛（驻守备1员），汛下设“塘”，为汛兵设卡守望之地；另一体系即屯卫制度，是一种半军事的农业生产单位。军屯以户为最小单位，清廷“每户给上田六亩，或中田八亩，或下田十亩……酌给银三两，以为修盖房屋之用。再酌给牛具、籽种银五两” [8]235。户之上分设小旗（10户）、总旗（50户）、百户（100户）。卫为最高编制，1 000户左右，长官称千户。在随后的进程里，这些半军事单位的性质将渐渐转变。
1.屯堡：汉人村落的演变
屯军作为国家力量干预带来的人口流动，催生了“生苗之地”汉族村落的雏形 柳霁周边并非在苗疆开辟之后才有汉人村落，此前很可能就形成了汉人村落，即所谓的河边（组）。最早迁入柳霁的吴姓、甘姓等，在解放前均居住在河边（组）。汉人以“河边”命名了自己的村落，而“柳霁”则延续了苗语的直译而延续下来。：“安插之际，酌量田土多寡，务须一二百户，或数十户以上为一村寨，修砌土堡，聚居一处，毋许如内地之民零星散居，亦永远不许与苗人搀杂居住，仍按户编成牌甲，每堡择立屯长，或乡堡以统率之。” [8]228
柳霁周边的屯堡，沿清水江逆流而上，分别是南嘉堡、天培堡、柳霁城、汪泽堡、新柳堡、绕庆堡、宣号堡。这些堡各自筑有堡墙，多以土筑而成。根据1790年编纂的《清江志》统计如表1。
每个屯堡各控关要，相互之间有固定的水陆连线。至今仍流传有“两堡夹一苗，插翅也难逃”之说，这是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也是地方村落和人群格局的重塑。本次国家主导的人群（汉人）流动，可根据《清江志》的统计（表2）管窥一二。
田野访谈时发现，当地人对于这次迁入依然存有世代相传的记忆。如鲍学文（汉族，1943年生，汪泽堡人）称，汪泽鲍姓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南的隆丰迁入，隆丰的祖太公生了四个儿子：长子留隆丰，次子奔广西，三子迁青龙，四子意公迁至汪泽。“那时候张广泗赶苗上山，安屯设堡，我们的先祖就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汪泽堡种田” 据2015年8月21日，在汪泽堡访谈鲍学文、鲍学美等人的记录整理。。龙圣珍（汉族，1942年生，新柳堡人），称新柳龙姓从（锦屏）亮司迁入，当时满房留在天培堡，长房顺河而上至新柳堡，始迁祖为“起”字辈，至今经历了起（或“启”）—龙（即单名）—绍—世—远—家—安—见—圣—明—运等字辈。而从始迁祖至龙圣珍凡9辈人，可知始迁祖大约在200年前即1740前后迁入新柳。也就是说，龙姓大约在乾隆初期即新柳堡设立之时迁入。他认为，乾隆四十七年新柳“功德碑”中的“龙江”为龙姓入新柳的第二代先祖，第一代先祖龙起云本在敦寨居住，“当时国家要反苗（即清廷镇压雍乾苗民起义），要在这里安屯设堡，龙起云先祖就迁到了新柳” 2015年8月22日，访谈龙聖珍等人。地点：剑河县新柳村。。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央王朝的政策会变，屯卫制度也会瓦解，就连清帝国本身也被更迭，但是对于当初依国家意志迁入的人群来说，面临的问题始终不变：即如何生存下去。清廷的屯卫制度在后期逐渐瓦解后，这些屯军逐渐演化为村民，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缔造了今天汉人村落。这就是今天柳霁周边仍存在的南加、天培、柳霁、汪泽、新柳、绕庆、宣号等汉人村落。 2.“赶苗上山”：苗寨的重建
柳霁周边的屯堡逐渐演变为今天清水江沿岸的汉族村落，形成了柳霁上下汉苗杂处的格局。而屯堡原住幸存的苗人去哪儿了呢？以汪泽、新柳为例，据1950年代的调查资料，他们被“赶到柳富一带高坡去”[10]146了，这是“赶苗上山”之缩影。“张广泗”“赶苗上山”“安屯设堡”这些至今仍然是清水江两岸的老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既是当时人群流动的背景或者事件，也是历史留下的记忆残影。同样，这些历史记忆也留在“被赶上山”的苗人里。上汪台（在柳霁东）的龙姓至今自认是苗族，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辈上汪台人仍普遍说苗语。同时他们又自认祖先为宗旺公（他们称湘黔龙姓的先祖第一世为禹官，禹官生五子：宗麻、宗朝、宗灵、宗廷、宗旺，此即龙姓“五公”。今天清水江一带的大部分龙姓常从“五公”开始梳理各自的世系。禹官公长子宗麻，迁湖南绥宁县东山；次子宗朝迁湖南常德；三子宗灵迁黔阳；四子宗廷迁湖南会同；幼子宗旺留守芷江）。根据汪台《龙氏族谱》载，大约在宗旺之后的第14世，兴怀公龙姓迁入清水江，具体的村落已无从考证。据该族谱，兴怀生尚灵，尚灵生启晶，启晶生御天，御天迁入汪台：
雍正元年，高祖启晶公迁南加堡“培鸠”（天培的苗语名）居住，后葬于后龙右边小岭，未竖碑，后代不知坟墓在何处。启晶公生有四子：包养、富养、三养（书名御天）、数养，均从培鸠徙汪台。
时值乾隆元年，红苗反乱。乾隆二年，刘赵二大人（即总兵刘永贵，赵国仪，黎平营游击，赵国仪在乾隆元年攻剿培鸠——引注）设立屯堡，将培鸠设为天培堡，拨我培鸠人等来到上汪台居住。
龙包养领刘赵二后大人拨山场田地红照，携三个弟弟迁入汪台。四兄弟后代不断繁衍，分迁至柳受、岑杠等寨。
乾隆三年，御天公拨往上汪台。后生子文香、文吉、文保、文番参阅上汪台：《龙氏族谱》，光绪二年修。。
访谈时启字辈的龙氏后人称，御天公辈的人很厉害，御天公武艺高强，能一口气跑三四里。“当时国家拨给我们的地基，柳霁吴姓（柳霁最早入住的汉姓之一）说是他们的，御天公直接坐到吴家的神龛上和吴家去理论”，吴家大惧，遂罢。
柳霁吴姓自始迁祖逢金公起就是地方大户，主要从事木材生意，在柳霁周边购有大片山林，汪台很可能有部分林地是吴姓管业，今上汪台仍有吴逢金一支后人居住。1736年，黎平营游击赵国仪攻下培鸠后，将培鸠的苗人迁走，这很可能就是口传中的“赶苗上山”。在这一背景下，原本住在“培鸠”的龙姓领着“刘赵二大人拨山场田地红照”迁入此地，面对柳霁人的阻撓，“被赶来”的苗人不得不采取武力确立在上汪台的入住权，成为上汪台建寨者。
3.侗寨：高地的村落
村落格局的再造，并不仅限于汉人和苗人社区。柳霁的北岸海拔从300多米骤升，最高处约1 300米，今天这片高地是侗人的聚居区。柳霁城的兴建同样影响到这片高地。2014年7月20日，柳霁北岸高地的小广侗寨，接受访谈的王元江（时98岁）老人称：
乾隆三年，贵州总督鄂尔泰、巡抚张广泗在苗侗地区安屯设堡，在清水江设立清江理苗府，下游设柳霁分县，又设立天培堡、南加堡、汪泽堡、新柳堡等屯堡。汪泽堡就是现在白路村苗族祖居地，新柳堡就是现在展留村苗族祖居地。当时国家动员汪泽堡和新柳堡的苗族上来高坡耕种，那里是一坝子的绝田。汪（泽）新（柳）两堡的苗族迁到白路和展留后不愿上迁高坡种田，因为那里离河流较近。
依此，今汪泽、新柳原本是苗族的世居地。在起义被镇压之后，产生了一部分无主之田——“绝田”，而清军清剿后为了更好地推行“安屯设堡”政策，将这些屯堡的原住民迁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赶苗上山”。小广坝很可能也是绝田之一。
那时，在白圭溪住着王姓侗家，也就是王尚方家。王尚方看白路、展留苗族不愿上来高坡种田，他就和四个儿子（王近同样、王近奴样、王近姣样、王近虽样）上迁高坡这一块绝田，安居务农。乾隆四年，柳霁分县募工修筑石墙围县城，王尚方应招前去修石墙（据《清江志》载：乾隆三年柳霁修土墙，十三年改石墙——引者注）。柳霁分县看王尚方是个勤劳、苦干、忠厚、老实的人，就让他负责督办夫役，筑建城墙，限期1年完工。王尚方积极动员众人早出工、晚收工、少休息，辛劳干了9个月就完成了筑建城墙任务。柳霁分县按照协商付民工1年工钱，还要奖励王尚方100两银子。但王尚方不要银子，只是苦苦要求柳霁分县将小广坝划给他永远耕种营生。柳霁分县把王尚芳的要求报清江厅理苗府，清江厅接报后将小广坝的一半划给王尚方永远耕种。因为这田坝是王尚方努力得来的，后来就把这喊作虽方坝（虽方是王尚方的侗名）访谈对象：王元江老人，访谈人：王健、谢景连、黎成亮、宋能发、毛章舟、杨子等，访谈地点：剑河县磻溪镇小广村。。
侗人王尚方通过柳霁城墙的修筑，与代表国家的柳霁建立了联系，并从帝国体系中获得并确立了小广坝的入住权和命名权。个中的传说或许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但传说为小广侗寨的建立和发展谋取了话语根基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国家在地方上扎根的个案，也是当地侗人在具体的历史形势下的因应与策略的体现。
苗疆腹地的村寨在经历了血腥镇压之后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初皇权渗透到县（置新疆六厅），在遭到苗疆反抗后，张广泗等人横扫苗寨，以武力保驾皇权降临山村。随后跟进配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措施，进行自上而下的“苗疆再造”。也就是说，国家轰轰烈烈的行动确实对苗疆山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苗寨还是侗乡，那些“被征服者”和“被驱逐者”，也在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因应国家的政策，重建自己的家园。即便是汉人屯军，他们也从未将生活完全寄希望于中央王朝，当来自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式微，他们随之将屯堡演变为村落。
自上而下的视角仅仅是历史的一面，从相反的视角来看，那些一直被忽略的一个个“山野小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绝非无足轻重，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情境中，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根据特定的情境采取相应的策略和行动” [11]，以此来因应轰轰烈烈的国家运动。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不同的个体与人群基于各自不同情势演绎出不同的故事，最终甚至会形成合力使国家政策发生偏向。 二、国策与边疆：个体的因应与帝国政策的偏向 面对雍乾“开辟苗疆”，苗人各持不同态度。有积极归顺、纳粮附籍者，也有以包利、红银为代表的反抗者，还有抱持模棱两可者。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群较为特殊的人，他们积极参与到张广泗的行动中，在这场国家运动里充分发挥着各自的能动性，最终在客观上有迹般地扭偏了帝国的“改土归流”政策。
这群人原本的身份是小商贩、平民、甚至可能是无业游民。至于其族属，很可能经历了“苗变汉”“汉变苗”而难以界定，官方称之为“熟苗”。在征伐过程中这群人主要担任通事，负责“传译苗语”，也经常作为向导引路。“平乱”之后他们因功被授予土千总、土把总、土舍等土职，他们的行动改变了清水江两岸村落的权力格局，并且造成了帝国政策的偏向。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镇远府邛水司，《平苗纪略》中随方显进入台拱、在农二寨，“缔造传奇”的效用人李有成即是其中之一。
1728年（雍正六年）八月，清水江北岸的施秉县属琵琶寨、石狗洞寨被盗，盗贼藏匿于南岸的台拱寨和在农寨。方显的武官搭档张禹谟（镇远协副将）捕之不得，准备屠寨，二寨亦准备“煽乱”。千钧一发之际，方显带着效用人李有成先入在农寨，再至台拱寨，两寨皆已人去楼空。方显遂宿于寨中，次日出寨门，令李有成绕林谷大呼：“镇远太守来救汝曹命”。两寨人现身，方显“下马坐石上，与谈家常琐事，询问疾苦。” 参阅〔清〕方显：《平苗纪略》，清同治武昌刻本，第5-6页。前后在台拱寨宿三日，二寨信服，交出嫌犯，欣然就抚。
同样来自镇远府邛水司的曾继美留下的记载更为详尽。张广泗“开辟新疆”时，邛水正长官司杨再榱率队参加，曾继美和很多邛水司的人很可能是此时随军进入清江、台拱一带。他们都在雍正六年或七年应募且都充当通事，说明他们掌握苗汉双语。很多时候他们充任向导，说明他们对于清江、台拱一带地理熟悉。“平乱”之后议叙军功，张广泗对平苗中立下军功的通事“咨部给委职”，清江厅内名单如表3所示。
曾继美最先参与了雍正七年对鸡呼党和党宜二寨的用兵，擒获噶今条等13人。根据《清江志》载，此后他参与的主要事件如下：
雍正八年，方显在公鹅修建清江城，曾继美负责督办夫役，筑建清江土城。
雍正十年，上河的九股苗阻截官兵粮道兵围攻台拱城，曾继美引导官兵前往救援，擒获“叛苗”噶罗等12人；此后又加入清军攻打莲花屯，招抚了歹浓、登裸等寨。
雍正十三年，包利、红银起义，围攻清江厅城。曾继美化妝成当地苗人，成功潜出清江城，投递告急公文。随后攻打鸡摆尾等寨，拿获噶古等7人，并招抚余党。
乾隆元年，张广泗对清江下河用兵，曾继美随师搜剿柳旁等寨，拿获逆党。后招抚柳霁、柳核、柳富等寨（柳旁及其周边村寨，后来成为其辖地）。
乾隆二年，曾继美奉令协查“叛苗”绝产，拨补田土。
乾隆三年，平苗最终告竣。张广泗议叙军功，曾继美计头等军功，委“柳旁土千总”参阅〔清〕胡章纂修：《（乾隆）清江志》，收入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巴蜀书社，2006年，第457页。。
曾继美成为距柳霁最近的土千总，1980年代整理的《剑河文史资料》称其原为“乡中无赖”参阅政协剑河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剑河文史资料（第2辑），1988年，第15页。。但恰恰是凭借这次国家运动，小人物基于自己对这一区域的感知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也改变了流域内村落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格局。
在柳霁下游不远处的瑶光（今属锦屏），另一位代表人物姜福海也在这一事件中大展拳脚。瑶光至今仍习用苗语，自认苗家。对于苗人，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有更细的分类：南加、南孟、柳霁以上的苗家是“上江苗”（上江苗中又有“柳支”“方支”等区分），瑶光一带的苗家是“下江苗”，锦屏县城一带的苗家是“三江苗”。瑶光虽然也是苗寨，面对18世纪前期帝国的开辟运动，他们积极纳粮就抚，纳粮之后，在大清帝国的苗疆官员眼里，他们的身份变为“熟苗”。相应的，其上游拒绝纳粮的苗人就被称为“生苗”。
1729年（雍正七年），瑶光十一寨苗民开始向帝国纳粮，“赋银十七两七钱七分 参阅河口乡瑶光村民委员会：《瑶光志》附录，《纳粮碑记》，2012年，第260页。”。这一年姜福海30岁，今天的瑶光人称他当时经常深入上游收购木材，对清江厅内南孟、天培、展牙一带的情况多有了解参阅河口乡瑶光村民委员会：《瑶光志》，2012年，第197页。。1735年（雍正十三年），姜福海的木材生意做不下去了，上河的苗人“逆苗叛乱，四处烧劫”，响应包利、红银起义。“叛乱”播及瑶光，姜福海纠集瑶光寨青壮年男子“竭力堵御”，与来犯的“上江苗”战斗并“斩获逆苗一十六级”同①，第459页。。战后姜福海飞报黎平府请求支援，但直到次年（1736）张广泗平定清（江）台（拱）苗乱，方令黎平游击赵国仪出兵。在姜福海等人的引导下，赵国仪的军队攻克“亚感、南孟、展牙、培牛、培纠等寨”。此后，姜福海受命清查“叛苗”绝产、拨补田土，开始成为这一带村落的“话事人”。乾隆三年（1738）事竣，张广泗议叙军功，委姜福海为南孟土把总参阅〔清〕胡章纂修：《（乾隆）清江志》，收入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 巴蜀书社，2006年，第459页。，管辖南孟溪的源头展牙寨到南孟溪汇入清水江处的南孟及其周边的村寨，包括“展牙、培鸠、柳受、望到、培娄、皆里、九衣、皆宗、培结、新寨、培牛、南孟、展堵、展牙上寨等14寨”[12]76。南孟溪流域拥有丰富的木材资源，取得了国家后盾的姜福海有能力控制了整个南孟溪流域的木材流动。
在清廷开辟苗疆的过程中，曾继美、姜福海等人积极参与并最终获得土职。而随着地方各寨相当部分的原有寨头和精英被剿杀，他们成为了村落层面的实际治理人，被官方“置为寨头，有讼狱应勘问者，必寨头传语而后官始悉其情参阅〔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卷十三。”。也就是说，他们成为皇权在村落的实际代理人。 而在国家层面，这个局面就实在吊诡了：鄂尔泰、张广泗打着“改土归流”的大旗行动，结果却在这一地区一手制造出了许多土司，仅仅在今天的剑河就新设土司达21个（见表3）。改土归流在清江廳演变成为了“置土设流”。细思这一奇特的偏向，既提醒我们应当省思自上而下的历史叙事和宏大叙事中对小人物关注的缺失，以及“苗疆再造”主体是谁。诚然，任何一个小人物在“苗疆再造”中其贡献和影响力都难以和张广泗这样的大人物匹敌，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代人。
三、结语
以清水江柳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显示，在“苗疆再造”的过程中，一方面皇权通过武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手段努力从厅县一级向下渗透，并尝试塑造村落。确实，在微观层面，苗疆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国家行动的影响。通过“安屯设堡”既改变了苗疆的族群格局，又塑造了苗疆的村落格局。然而即便如此，我们看到这样的格局其实是区域内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势下，面对生存和生计，不断发挥能动性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种自上而下的“再造”运动也凸显出“强弩之末”的皇权力有不逮，以张广泗为代表的中央王朝最终不得不在清水江两岸培植起一批土司（土千总、土把总、土舍），“改土归流”的政策被扭偏为“设土置流”。这很大程度同样也是苗疆不同的个体和人群在面对“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国家政策和国家运动时，采取的积极因应和策略的结果。借助小历史的视角加以考察，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所谓的“苗疆再造”对于当地不同的人群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最终在多方的合力下，促成了“再造”之局面。诚然，“苗疆再造”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历史，更多是由那些留名与不留名的“山野小民”面对生存和生计问题而一步步创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1]徐新建. 苗疆再造与改土归流——从张中奎的博士论文说起[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3）：37-41.
[2]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张新民.在苗疆发现历史——《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序[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3（1）：27-34.
[4]杨军昌.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5-52.
[5]萧凤霞. 廿载华南研究之旅[C]//华南研究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 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 2004：31-40.
[6]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2006.
[7]赵世瑜. “小历史”与“大历史”[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161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 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G].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9]贵州文史馆.贵州通志·前事志：第3册[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89.
[10]《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贵州省编辑组. 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7：146.
[11]王健. “草民”与“皇帝”：隆里人的话语与历史[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2）：90-98.
[12]贵州省剑河县志编纂委员会. 剑河县志[Z].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76.
关键词：苗疆再造；小历史； 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5-0048-07
Abstract：In 1730s， though crushing on the uprising of the Miao and a series of expansion policies which include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改土归流） and the setting up of “Six Offices of the New Area”（新疆六厅）， imperial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 Zhang Guangsi rebuilt the Miao Frontier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spects， which is called “Rebuilding the Miao Frontiers” by some scholars. However， in micro￣history view， how the rebuilding process become possible， and what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prehension of response to imperial policie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rural people？ It is not Imperial officer like Zhang， but people in rural area who promoted their consciousness and activity as the subject to rebuild the Miao Frontiers from the view of micro￣history
Key words：rebuilding the Miao Frontiers；micro￣history；activity
雍正中后期，鄂尔泰、张广泗、方显等在“改土归流”的旗帜下主导了贵州苗疆的开辟。在6年（1728—1733）里，开辟出“新疆六厅”（分别为清水江流域的八寨厅、丹江厅、台拱厅、清江厅和都柳江流域的古州厅和都江厅），将素称“化外之地”“生苗之地”的苗疆实际纳入帝国的治理之下。然而中央王朝在苗疆的扎根并不因此大功告成，在鄂尔泰、张广泗相继调离贵州后，苗疆爆发了大规模的“雍乾苗民起义”。这是贵州苗疆对开辟“新疆六厅”的反弹，也是贵州苗疆与中央王朝的第一次碰撞。1735年，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将苗疆总理大臣张照召回京师，调湖广总督张广泗回贵州办理苗务。重返贵州的张广泗大规模用兵，武力镇压起义，并在“平乱”之后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推动区域自上而下的“王化”进程①。徐新建[1]、张中奎[2]、张新民[3]、杨军昌[4]等学者称之为“苗疆再造”。其中尤以张中奎的博士论文《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为最。其尝试以“总体史”“长时段”而不是“事件史”的方法，探究“改土归流”之后（1726—1911）苗疆的社會文化变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展示了近200年期间，苗疆从“新疆”到“旧疆”再到“腹地”，苗疆主体从“生苗”到“熟苗”再到“民人”的过程[2]。诚然，以上研究值得肯定并借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苗疆再造”绝非是一个平滑简单的线性过程，苗疆开辟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足以说明这一过程的艰辛与不易。同时前人的研究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更富启发性的讨论，如“再造”的主体是谁；为什么要“再造”；“再造”又是为了谁等等。亦或者说，如果“苗疆再造”的目的是“地方秩序的重建”[3]，那么，这种秩序是谁的秩序，又由谁来重建？这些讨论并非是否定和推翻既有研究，而是提醒我们在“苗疆再造”过程中避免无意识地携带“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后者往往会让我们的研究视角变成一种单一化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要否定“国家的在场”，相反“苗疆再造”过程中“国家的在场”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实。这些讨论旨在提醒我们“人的在场”也是一个基本事实，这里的人即苗疆的主体，在苗疆的开辟与“再造”的过程中，他们才是最为重要的“再造”主体，在中央王朝的治理者与反叛者的长期拉锯中，他们承担着最为重要的家园建设工作。总而言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到“国家的在场”，也要留意“人的在场”。而后者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理解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是什么？在此笔者倾向于萧凤霞的观点：“把‘人’视为活生生的、有利害关系的、懂得运用文化策略的、具有历史经验、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绪的‘人’” [5]。这意味着，我们在考察“苗疆再造”这一问题时，必须把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以此为出发点，赵世瑜老师倡导关注“小历史”[6]，所谓“小历史”，是与改朝换代、治乱兴衰的“大历史”相对应的概念，指“那些‘局部的’历史，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7]。这意味着，历史不仅仅是一套国家视角下的叙事，还存在着其他可能形式的历史叙事。也就是说，“苗疆再造”不能只用一套自上而下的“大历史”来叙事，还应注意到自下而上的、微观的、地方视角的“小历史”叙事。而这样的历史叙事，与前者一样，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故本文选取“苗疆再造”之历史切面上的一个点（1736年前后的柳霁）来透视“苗疆再造”这一过程。 王 健：“苗疆再造”的小历史视角——以雍乾时期清水江流域上柳霁为中心
柳霁位于清水江中游的“水陆要枢”，地处今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1736年（乾隆元年），在苗疆开辟、雍乾苗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张广泗请求清廷在柳霁设置县丞（后改分县）和柳霁营。柳霁在张广泗的苗疆布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看来，清水江下河一带是苗疆的运粮要道，“商旅通衢”[8]198；“清江下河之柳霁地方，为水路要区”[8]223。而且该区域“贴近黎平熟苗，若非部署周详，恐致惊恐内地”，所以尽后布置，以便“专力办理，全力剿除，使水陆荡平，坦行无阻” [8]198。由此确定了柳霁的分县地位，从1737年获准设柳霁县丞，到1936年民国政府裁撤柳霁分县，共200年整。在中央王朝或国家复杂的大历史和宏大的时空脉络中，柳霁或许微不足道，但以1736年前后的柳霁为中心，进行细致而微的考察，我们或可发现“小历史”的别样性。那么，从小历史的视野来看，所谓“苗疆再造”是怎样一种进程呢？
一、村落格局的重塑
1736年（乾隆元年）秋，苗民起义平息。根据资料统计，共阵斩17 670余人，俘获25 220余人，另外投崖自尽、饿毙山林者不下数万。收缴热兵器（炮、鸟枪）4.65万余门，冷兵器（弓、弩、矛、盔甲等）14.8万余件。横扫苗寨1 600有余，其中“毁其巢穴”者多达1 224寨，余380寨因“寨小丁弱”，系被迫参加、拿献“附逆”者后免毁巢穴[8]210。兵燹之后瘴疠又肆虐，苗疆雪上加霜。張广泗此时对苗疆人口的印象是：“大抵每寨之中，除斩杀俘擒外，又因疫疬疾病，其现在户口较之从前繁盛之时，不过十存五六，或十存二三而已。” [8]202
在被“毁其巢穴”的1 224寨中，清水江中游的柳霁周边有培鸠（赵国仪剿培鸠，率重兵直押贼巢，骈戮之 [9]289）、岑杠（六月初六日，派拨官兵攻剿岑摃逆寨[8]196）、柳受、柳旁（七月初四日，复会搜柳旁、柳受等山菁，共割获逆首六百六十余级，擒获苗男妇女四百六十余名口，并获有刀枪、标弩、蟒衣等项[8]197）、南孟、培牛、柳霁、汪刀、返号“有返号一寨，素称顽悍。查该苗寨人分三支，其二支献凶缴械，实心恭顺。惟党领一支凶手最多，谕令缚献，竟敢延捱狡饰，因酌将党领一支于（乾隆元年——引注）八月十四日发兵抽剿，共斩首一百一十余级，生擒逆苗男妇二十三名口”（《张广泗奏清理内地苗民情形折》《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等寨。
兵燹之后留下了大量的田土山林等“逆苗绝产”，为长久计清廷将屯卫制度引入苗疆。1738年（乾隆三年）在清江厅设左右二卫，左卫辖10堡，千总驻柳受汛；右卫辖11堡，千总驻柳荫堡。柳霁周边主要是左卫十堡。至此，柳霁一带存有两套源自不同体系的军事单位：一是来自绿营体系的清江协，下设左右二营，右营驻柳霁，其下设二汛——柳霁汛（驻游击1员）和白索汛（驻守备1员），汛下设“塘”，为汛兵设卡守望之地；另一体系即屯卫制度，是一种半军事的农业生产单位。军屯以户为最小单位，清廷“每户给上田六亩，或中田八亩，或下田十亩……酌给银三两，以为修盖房屋之用。再酌给牛具、籽种银五两” [8]235。户之上分设小旗（10户）、总旗（50户）、百户（100户）。卫为最高编制，1 000户左右，长官称千户。在随后的进程里，这些半军事单位的性质将渐渐转变。
1.屯堡：汉人村落的演变
屯军作为国家力量干预带来的人口流动，催生了“生苗之地”汉族村落的雏形 柳霁周边并非在苗疆开辟之后才有汉人村落，此前很可能就形成了汉人村落，即所谓的河边（组）。最早迁入柳霁的吴姓、甘姓等，在解放前均居住在河边（组）。汉人以“河边”命名了自己的村落，而“柳霁”则延续了苗语的直译而延续下来。：“安插之际，酌量田土多寡，务须一二百户，或数十户以上为一村寨，修砌土堡，聚居一处，毋许如内地之民零星散居，亦永远不许与苗人搀杂居住，仍按户编成牌甲，每堡择立屯长，或乡堡以统率之。” [8]228
柳霁周边的屯堡，沿清水江逆流而上，分别是南嘉堡、天培堡、柳霁城、汪泽堡、新柳堡、绕庆堡、宣号堡。这些堡各自筑有堡墙，多以土筑而成。根据1790年编纂的《清江志》统计如表1。
每个屯堡各控关要，相互之间有固定的水陆连线。至今仍流传有“两堡夹一苗，插翅也难逃”之说，这是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也是地方村落和人群格局的重塑。本次国家主导的人群（汉人）流动，可根据《清江志》的统计（表2）管窥一二。
田野访谈时发现，当地人对于这次迁入依然存有世代相传的记忆。如鲍学文（汉族，1943年生，汪泽堡人）称，汪泽鲍姓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南的隆丰迁入，隆丰的祖太公生了四个儿子：长子留隆丰，次子奔广西，三子迁青龙，四子意公迁至汪泽。“那时候张广泗赶苗上山，安屯设堡，我们的先祖就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汪泽堡种田” 据2015年8月21日，在汪泽堡访谈鲍学文、鲍学美等人的记录整理。。龙圣珍（汉族，1942年生，新柳堡人），称新柳龙姓从（锦屏）亮司迁入，当时满房留在天培堡，长房顺河而上至新柳堡，始迁祖为“起”字辈，至今经历了起（或“启”）—龙（即单名）—绍—世—远—家—安—见—圣—明—运等字辈。而从始迁祖至龙圣珍凡9辈人，可知始迁祖大约在200年前即1740前后迁入新柳。也就是说，龙姓大约在乾隆初期即新柳堡设立之时迁入。他认为，乾隆四十七年新柳“功德碑”中的“龙江”为龙姓入新柳的第二代先祖，第一代先祖龙起云本在敦寨居住，“当时国家要反苗（即清廷镇压雍乾苗民起义），要在这里安屯设堡，龙起云先祖就迁到了新柳” 2015年8月22日，访谈龙聖珍等人。地点：剑河县新柳村。。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央王朝的政策会变，屯卫制度也会瓦解，就连清帝国本身也被更迭，但是对于当初依国家意志迁入的人群来说，面临的问题始终不变：即如何生存下去。清廷的屯卫制度在后期逐渐瓦解后，这些屯军逐渐演化为村民，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缔造了今天汉人村落。这就是今天柳霁周边仍存在的南加、天培、柳霁、汪泽、新柳、绕庆、宣号等汉人村落。 2.“赶苗上山”：苗寨的重建
柳霁周边的屯堡逐渐演变为今天清水江沿岸的汉族村落，形成了柳霁上下汉苗杂处的格局。而屯堡原住幸存的苗人去哪儿了呢？以汪泽、新柳为例，据1950年代的调查资料，他们被“赶到柳富一带高坡去”[10]146了，这是“赶苗上山”之缩影。“张广泗”“赶苗上山”“安屯设堡”这些至今仍然是清水江两岸的老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既是当时人群流动的背景或者事件，也是历史留下的记忆残影。同样，这些历史记忆也留在“被赶上山”的苗人里。上汪台（在柳霁东）的龙姓至今自认是苗族，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辈上汪台人仍普遍说苗语。同时他们又自认祖先为宗旺公（他们称湘黔龙姓的先祖第一世为禹官，禹官生五子：宗麻、宗朝、宗灵、宗廷、宗旺，此即龙姓“五公”。今天清水江一带的大部分龙姓常从“五公”开始梳理各自的世系。禹官公长子宗麻，迁湖南绥宁县东山；次子宗朝迁湖南常德；三子宗灵迁黔阳；四子宗廷迁湖南会同；幼子宗旺留守芷江）。根据汪台《龙氏族谱》载，大约在宗旺之后的第14世，兴怀公龙姓迁入清水江，具体的村落已无从考证。据该族谱，兴怀生尚灵，尚灵生启晶，启晶生御天，御天迁入汪台：
雍正元年，高祖启晶公迁南加堡“培鸠”（天培的苗语名）居住，后葬于后龙右边小岭，未竖碑，后代不知坟墓在何处。启晶公生有四子：包养、富养、三养（书名御天）、数养，均从培鸠徙汪台。
时值乾隆元年，红苗反乱。乾隆二年，刘赵二大人（即总兵刘永贵，赵国仪，黎平营游击，赵国仪在乾隆元年攻剿培鸠——引注）设立屯堡，将培鸠设为天培堡，拨我培鸠人等来到上汪台居住。
龙包养领刘赵二后大人拨山场田地红照，携三个弟弟迁入汪台。四兄弟后代不断繁衍，分迁至柳受、岑杠等寨。
乾隆三年，御天公拨往上汪台。后生子文香、文吉、文保、文番参阅上汪台：《龙氏族谱》，光绪二年修。。
访谈时启字辈的龙氏后人称，御天公辈的人很厉害，御天公武艺高强，能一口气跑三四里。“当时国家拨给我们的地基，柳霁吴姓（柳霁最早入住的汉姓之一）说是他们的，御天公直接坐到吴家的神龛上和吴家去理论”，吴家大惧，遂罢。
柳霁吴姓自始迁祖逢金公起就是地方大户，主要从事木材生意，在柳霁周边购有大片山林，汪台很可能有部分林地是吴姓管业，今上汪台仍有吴逢金一支后人居住。1736年，黎平营游击赵国仪攻下培鸠后，将培鸠的苗人迁走，这很可能就是口传中的“赶苗上山”。在这一背景下，原本住在“培鸠”的龙姓领着“刘赵二大人拨山场田地红照”迁入此地，面对柳霁人的阻撓，“被赶来”的苗人不得不采取武力确立在上汪台的入住权，成为上汪台建寨者。
3.侗寨：高地的村落
村落格局的再造，并不仅限于汉人和苗人社区。柳霁的北岸海拔从300多米骤升，最高处约1 300米，今天这片高地是侗人的聚居区。柳霁城的兴建同样影响到这片高地。2014年7月20日，柳霁北岸高地的小广侗寨，接受访谈的王元江（时98岁）老人称：
乾隆三年，贵州总督鄂尔泰、巡抚张广泗在苗侗地区安屯设堡，在清水江设立清江理苗府，下游设柳霁分县，又设立天培堡、南加堡、汪泽堡、新柳堡等屯堡。汪泽堡就是现在白路村苗族祖居地，新柳堡就是现在展留村苗族祖居地。当时国家动员汪泽堡和新柳堡的苗族上来高坡耕种，那里是一坝子的绝田。汪（泽）新（柳）两堡的苗族迁到白路和展留后不愿上迁高坡种田，因为那里离河流较近。
依此，今汪泽、新柳原本是苗族的世居地。在起义被镇压之后，产生了一部分无主之田——“绝田”，而清军清剿后为了更好地推行“安屯设堡”政策，将这些屯堡的原住民迁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赶苗上山”。小广坝很可能也是绝田之一。
那时，在白圭溪住着王姓侗家，也就是王尚方家。王尚方看白路、展留苗族不愿上来高坡种田，他就和四个儿子（王近同样、王近奴样、王近姣样、王近虽样）上迁高坡这一块绝田，安居务农。乾隆四年，柳霁分县募工修筑石墙围县城，王尚方应招前去修石墙（据《清江志》载：乾隆三年柳霁修土墙，十三年改石墙——引者注）。柳霁分县看王尚方是个勤劳、苦干、忠厚、老实的人，就让他负责督办夫役，筑建城墙，限期1年完工。王尚方积极动员众人早出工、晚收工、少休息，辛劳干了9个月就完成了筑建城墙任务。柳霁分县按照协商付民工1年工钱，还要奖励王尚方100两银子。但王尚方不要银子，只是苦苦要求柳霁分县将小广坝划给他永远耕种营生。柳霁分县把王尚芳的要求报清江厅理苗府，清江厅接报后将小广坝的一半划给王尚方永远耕种。因为这田坝是王尚方努力得来的，后来就把这喊作虽方坝（虽方是王尚方的侗名）访谈对象：王元江老人，访谈人：王健、谢景连、黎成亮、宋能发、毛章舟、杨子等，访谈地点：剑河县磻溪镇小广村。。
侗人王尚方通过柳霁城墙的修筑，与代表国家的柳霁建立了联系，并从帝国体系中获得并确立了小广坝的入住权和命名权。个中的传说或许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但传说为小广侗寨的建立和发展谋取了话语根基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国家在地方上扎根的个案，也是当地侗人在具体的历史形势下的因应与策略的体现。
苗疆腹地的村寨在经历了血腥镇压之后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初皇权渗透到县（置新疆六厅），在遭到苗疆反抗后，张广泗等人横扫苗寨，以武力保驾皇权降临山村。随后跟进配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措施，进行自上而下的“苗疆再造”。也就是说，国家轰轰烈烈的行动确实对苗疆山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苗寨还是侗乡，那些“被征服者”和“被驱逐者”，也在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因应国家的政策，重建自己的家园。即便是汉人屯军，他们也从未将生活完全寄希望于中央王朝，当来自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式微，他们随之将屯堡演变为村落。
自上而下的视角仅仅是历史的一面，从相反的视角来看，那些一直被忽略的一个个“山野小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绝非无足轻重，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情境中，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根据特定的情境采取相应的策略和行动” [11]，以此来因应轰轰烈烈的国家运动。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不同的个体与人群基于各自不同情势演绎出不同的故事，最终甚至会形成合力使国家政策发生偏向。 二、国策与边疆：个体的因应与帝国政策的偏向 面对雍乾“开辟苗疆”，苗人各持不同态度。有积极归顺、纳粮附籍者，也有以包利、红银为代表的反抗者，还有抱持模棱两可者。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群较为特殊的人，他们积极参与到张广泗的行动中，在这场国家运动里充分发挥着各自的能动性，最终在客观上有迹般地扭偏了帝国的“改土归流”政策。
这群人原本的身份是小商贩、平民、甚至可能是无业游民。至于其族属，很可能经历了“苗变汉”“汉变苗”而难以界定，官方称之为“熟苗”。在征伐过程中这群人主要担任通事，负责“传译苗语”，也经常作为向导引路。“平乱”之后他们因功被授予土千总、土把总、土舍等土职，他们的行动改变了清水江两岸村落的权力格局，并且造成了帝国政策的偏向。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镇远府邛水司，《平苗纪略》中随方显进入台拱、在农二寨，“缔造传奇”的效用人李有成即是其中之一。
1728年（雍正六年）八月，清水江北岸的施秉县属琵琶寨、石狗洞寨被盗，盗贼藏匿于南岸的台拱寨和在农寨。方显的武官搭档张禹谟（镇远协副将）捕之不得，准备屠寨，二寨亦准备“煽乱”。千钧一发之际，方显带着效用人李有成先入在农寨，再至台拱寨，两寨皆已人去楼空。方显遂宿于寨中，次日出寨门，令李有成绕林谷大呼：“镇远太守来救汝曹命”。两寨人现身，方显“下马坐石上，与谈家常琐事，询问疾苦。” 参阅〔清〕方显：《平苗纪略》，清同治武昌刻本，第5-6页。前后在台拱寨宿三日，二寨信服，交出嫌犯，欣然就抚。
同样来自镇远府邛水司的曾继美留下的记载更为详尽。张广泗“开辟新疆”时，邛水正长官司杨再榱率队参加，曾继美和很多邛水司的人很可能是此时随军进入清江、台拱一带。他们都在雍正六年或七年应募且都充当通事，说明他们掌握苗汉双语。很多时候他们充任向导，说明他们对于清江、台拱一带地理熟悉。“平乱”之后议叙军功，张广泗对平苗中立下军功的通事“咨部给委职”，清江厅内名单如表3所示。
曾继美最先参与了雍正七年对鸡呼党和党宜二寨的用兵，擒获噶今条等13人。根据《清江志》载，此后他参与的主要事件如下：
雍正八年，方显在公鹅修建清江城，曾继美负责督办夫役，筑建清江土城。
雍正十年，上河的九股苗阻截官兵粮道兵围攻台拱城，曾继美引导官兵前往救援，擒获“叛苗”噶罗等12人；此后又加入清军攻打莲花屯，招抚了歹浓、登裸等寨。
雍正十三年，包利、红银起义，围攻清江厅城。曾继美化妝成当地苗人，成功潜出清江城，投递告急公文。随后攻打鸡摆尾等寨，拿获噶古等7人，并招抚余党。
乾隆元年，张广泗对清江下河用兵，曾继美随师搜剿柳旁等寨，拿获逆党。后招抚柳霁、柳核、柳富等寨（柳旁及其周边村寨，后来成为其辖地）。
乾隆二年，曾继美奉令协查“叛苗”绝产，拨补田土。
乾隆三年，平苗最终告竣。张广泗议叙军功，曾继美计头等军功，委“柳旁土千总”参阅〔清〕胡章纂修：《（乾隆）清江志》，收入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巴蜀书社，2006年，第457页。。
曾继美成为距柳霁最近的土千总，1980年代整理的《剑河文史资料》称其原为“乡中无赖”参阅政协剑河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剑河文史资料（第2辑），1988年，第15页。。但恰恰是凭借这次国家运动，小人物基于自己对这一区域的感知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也改变了流域内村落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格局。
在柳霁下游不远处的瑶光（今属锦屏），另一位代表人物姜福海也在这一事件中大展拳脚。瑶光至今仍习用苗语，自认苗家。对于苗人，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有更细的分类：南加、南孟、柳霁以上的苗家是“上江苗”（上江苗中又有“柳支”“方支”等区分），瑶光一带的苗家是“下江苗”，锦屏县城一带的苗家是“三江苗”。瑶光虽然也是苗寨，面对18世纪前期帝国的开辟运动，他们积极纳粮就抚，纳粮之后，在大清帝国的苗疆官员眼里，他们的身份变为“熟苗”。相应的，其上游拒绝纳粮的苗人就被称为“生苗”。
1729年（雍正七年），瑶光十一寨苗民开始向帝国纳粮，“赋银十七两七钱七分 参阅河口乡瑶光村民委员会：《瑶光志》附录，《纳粮碑记》，2012年，第260页。”。这一年姜福海30岁，今天的瑶光人称他当时经常深入上游收购木材，对清江厅内南孟、天培、展牙一带的情况多有了解参阅河口乡瑶光村民委员会：《瑶光志》，2012年，第197页。。1735年（雍正十三年），姜福海的木材生意做不下去了，上河的苗人“逆苗叛乱，四处烧劫”，响应包利、红银起义。“叛乱”播及瑶光，姜福海纠集瑶光寨青壮年男子“竭力堵御”，与来犯的“上江苗”战斗并“斩获逆苗一十六级”同①，第459页。。战后姜福海飞报黎平府请求支援，但直到次年（1736）张广泗平定清（江）台（拱）苗乱，方令黎平游击赵国仪出兵。在姜福海等人的引导下，赵国仪的军队攻克“亚感、南孟、展牙、培牛、培纠等寨”。此后，姜福海受命清查“叛苗”绝产、拨补田土，开始成为这一带村落的“话事人”。乾隆三年（1738）事竣，张广泗议叙军功，委姜福海为南孟土把总参阅〔清〕胡章纂修：《（乾隆）清江志》，收入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 巴蜀书社，2006年，第459页。，管辖南孟溪的源头展牙寨到南孟溪汇入清水江处的南孟及其周边的村寨，包括“展牙、培鸠、柳受、望到、培娄、皆里、九衣、皆宗、培结、新寨、培牛、南孟、展堵、展牙上寨等14寨”[12]76。南孟溪流域拥有丰富的木材资源，取得了国家后盾的姜福海有能力控制了整个南孟溪流域的木材流动。
在清廷开辟苗疆的过程中，曾继美、姜福海等人积极参与并最终获得土职。而随着地方各寨相当部分的原有寨头和精英被剿杀，他们成为了村落层面的实际治理人，被官方“置为寨头，有讼狱应勘问者，必寨头传语而后官始悉其情参阅〔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卷十三。”。也就是说，他们成为皇权在村落的实际代理人。 而在国家层面，这个局面就实在吊诡了：鄂尔泰、张广泗打着“改土归流”的大旗行动，结果却在这一地区一手制造出了许多土司，仅仅在今天的剑河就新设土司达21个（见表3）。改土归流在清江廳演变成为了“置土设流”。细思这一奇特的偏向，既提醒我们应当省思自上而下的历史叙事和宏大叙事中对小人物关注的缺失，以及“苗疆再造”主体是谁。诚然，任何一个小人物在“苗疆再造”中其贡献和影响力都难以和张广泗这样的大人物匹敌，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代人。
三、结语
以清水江柳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显示，在“苗疆再造”的过程中，一方面皇权通过武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手段努力从厅县一级向下渗透，并尝试塑造村落。确实，在微观层面，苗疆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国家行动的影响。通过“安屯设堡”既改变了苗疆的族群格局，又塑造了苗疆的村落格局。然而即便如此，我们看到这样的格局其实是区域内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势下，面对生存和生计，不断发挥能动性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种自上而下的“再造”运动也凸显出“强弩之末”的皇权力有不逮，以张广泗为代表的中央王朝最终不得不在清水江两岸培植起一批土司（土千总、土把总、土舍），“改土归流”的政策被扭偏为“设土置流”。这很大程度同样也是苗疆不同的个体和人群在面对“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国家政策和国家运动时，采取的积极因应和策略的结果。借助小历史的视角加以考察，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所谓的“苗疆再造”对于当地不同的人群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最终在多方的合力下，促成了“再造”之局面。诚然，“苗疆再造”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历史，更多是由那些留名与不留名的“山野小民”面对生存和生计问题而一步步创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1]徐新建. 苗疆再造与改土归流——从张中奎的博士论文说起[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3）：37-41.
[2]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张新民.在苗疆发现历史——《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序[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3（1）：27-34.
[4]杨军昌.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5-52.
[5]萧凤霞. 廿载华南研究之旅[C]//华南研究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 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 2004：31-40.
[6]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2006.
[7]赵世瑜. “小历史”与“大历史”[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161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 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G].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9]贵州文史馆.贵州通志·前事志：第3册[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89.
[10]《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贵州省编辑组. 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7：146.
[11]王健. “草民”与“皇帝”：隆里人的话语与历史[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2）：90-98.
[12]贵州省剑河县志编纂委员会. 剑河县志[Z].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