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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堪萨斯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詹姆斯·冈恩教授去世的消息让我很震惊。今年6月，美国科幻研究协会颁发给我克拉里森奖之后，他还来信并通过未来事务管理局向我表示祝贺。那天我真的特别感动。一个90多岁的人，跟我见过不到十次面，但却脑海中还有记忆。特别说在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变化，一种重回冷战的感觉正在四面蔓延的时候，他这么直接率真的祝贺给我的焦虑之心一种强大的暖意。
我跟冈恩的接触，是直接跟全球地理坐标相互联系着的。
1977年，还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内地的人们渴望着看到世界的面貌。此时，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科幻电影《生死搏斗》。由石慧、平凡、江龙主演。故事讲述一个老板发现自己的员工血液中有特别的因子，能长生不老，于是将这个员工囚禁并准备靠从他身上转移血液维持自己的生命过程。电影引发了人们对科幻文化的关注。很快就有文章说，这个故事其实来自冈恩的一部小说。这就是冈恩跟我这种内地观众或读者的第一次弹跳式相遇，地点是我的家乡北京。
20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访问讲学，作家波尔和他的太太赫尔邀请我去芝加哥参加美国科幻研究协会的会议。我没有车子，就拉上旅美作家张劲松一起开他的车前往。在芝加哥我们共同做过一次论坛，同时坐在台上的除了我跟张劲松，还有日本科幻研究者巽孝之，丹麦科幻研究者何杰等。我为讲演专门做了一组透明赛璐璐投影片，上面把我正在教授的中国文化，从周易到当前都捋了一遍。最后，再把这些跟想象力和科幻联系在一起，试图阐述中国科幻的文化传统到底在哪里。论坛还没开始冈恩就进来，并且一直坐在第一排倾听，这给我很大鼓励。会后走廊上碰到他，他还指点我有的地方应该怎么讲，一看就是教授派头，跟我一点没有生疏感。
冈恩是对国际科幻发展很有热情的人。来中国的次数应该也不止一次。但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邀请他做改稿会的事情。时间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成都国际科幻会上，当时的主编杨潇和谭楷特别具有前瞻性和改革动力，他们听说冈恩先生在美国就主持科幻寫作班，于是提出请他给我们示范一下。冈恩和来宾们竟然也没有拒绝。改稿会就是对还不太成熟的作品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恰好当时中国日报记者刚刚翻译了王晋康老师的获奖作品《生命之歌》，《科幻世界》就打印了这份作品的英文版。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中英作家坐在一起，讨论一部获奖小说。会上他的种种意见，让大家不但见识了改稿班的做事方法，更体验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与观念的冲突。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应用极大普及，我们跟冈恩教授不但会在某个地理位置上相遇，还会在互联网上相互搭建信息的桥梁。青年学者李广益在美国读书期间，联合一些中外作家做了一个英文版中国科幻研究的网站，通过这个网站建立了一个信息组，想引导全球科幻研究者在这里讨论中国科幻的问题。网站建好之后，他们邀请各位科幻研究大咖来看看。并非所有人都到访过这个地方。但冈恩是真的来了，还在里面留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自始至终把自己当成一个行动者，完全没有名作家名教授的架子。
通过互联网我们不但能交换研究的想法，还能共同完成一部作品。几年前，上海一个出版社来信说要翻译冈恩的百科全书《交错中的世界》，问我能否写个序言。我按期交稿。但书却好几年都没有动静。这中间我们通过信，我好像还在某个会议上见到过他。他总问我书怎样了？我能怎么说？我说我们的出版受到各种外部因素影响，咱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令我欣慰的是，这个书居然在他去世之前正式出版，没有留下一个永恒的遗憾。
回到今年六月我获得克拉里森奖的那个当口。美国科幻研究协会让我去做个答谢讲演。我在写讲稿的时候，试图把这些年协会中给我深刻印象的学者和作家尽数感谢一遍。可发出第一稿才发现漏掉了冈恩。这让我特别着急。我马上给会刊写信，要求在答词中增加对冈恩的致谢。但编辑那里好像稿子挺多，弄得挺乱，虽然一口答应，但这个反馈让我很担心。幸好，最终版本到来的时候，我对他的感谢已经在文本之中。
这几年，从20世纪80年代就在致力于增进中国跟世界科幻界友谊的那些外国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人世。最先是阿克曼先生去世，然后是杰克·威廉森、查理·布朗。再后来还有柴野拓美和布里安·奥尔迪斯。每一次有人离开，我都在心中为他们的离世而悲痛。我觉得中国科幻的发展，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旅程，是跟这些热心传播科幻文化的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现在，冈恩先生也走了。又一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离开了我们。
冈恩一直致力于各国科幻文化的发展。前几年听未来事务管理局的人说，他们正和冈恩合作，在中国开展了作家培训活动。看来，20世纪就种下的种子，在合适的土壤出现的时候，还能继续生根发芽。我心中由衷地赞赏。期待他们无论怎样困难，都要把这个努力坚持下去。
中国的科幻文化发展，跟国际上友好的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未来，无论世界风云怎么变幻，中国的科幻人还是要保持跟各国科幻作家和读者们的友谊，坚持自我开放和创新精神，并用这些理念去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世界走向美好未来。
我跟冈恩的接触，是直接跟全球地理坐标相互联系着的。
1977年，还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内地的人们渴望着看到世界的面貌。此时，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科幻电影《生死搏斗》。由石慧、平凡、江龙主演。故事讲述一个老板发现自己的员工血液中有特别的因子，能长生不老，于是将这个员工囚禁并准备靠从他身上转移血液维持自己的生命过程。电影引发了人们对科幻文化的关注。很快就有文章说，这个故事其实来自冈恩的一部小说。这就是冈恩跟我这种内地观众或读者的第一次弹跳式相遇，地点是我的家乡北京。
20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访问讲学，作家波尔和他的太太赫尔邀请我去芝加哥参加美国科幻研究协会的会议。我没有车子，就拉上旅美作家张劲松一起开他的车前往。在芝加哥我们共同做过一次论坛，同时坐在台上的除了我跟张劲松，还有日本科幻研究者巽孝之，丹麦科幻研究者何杰等。我为讲演专门做了一组透明赛璐璐投影片，上面把我正在教授的中国文化，从周易到当前都捋了一遍。最后，再把这些跟想象力和科幻联系在一起，试图阐述中国科幻的文化传统到底在哪里。论坛还没开始冈恩就进来，并且一直坐在第一排倾听，这给我很大鼓励。会后走廊上碰到他，他还指点我有的地方应该怎么讲，一看就是教授派头，跟我一点没有生疏感。
冈恩是对国际科幻发展很有热情的人。来中国的次数应该也不止一次。但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邀请他做改稿会的事情。时间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成都国际科幻会上，当时的主编杨潇和谭楷特别具有前瞻性和改革动力，他们听说冈恩先生在美国就主持科幻寫作班，于是提出请他给我们示范一下。冈恩和来宾们竟然也没有拒绝。改稿会就是对还不太成熟的作品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恰好当时中国日报记者刚刚翻译了王晋康老师的获奖作品《生命之歌》，《科幻世界》就打印了这份作品的英文版。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中英作家坐在一起，讨论一部获奖小说。会上他的种种意见，让大家不但见识了改稿班的做事方法，更体验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与观念的冲突。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应用极大普及，我们跟冈恩教授不但会在某个地理位置上相遇，还会在互联网上相互搭建信息的桥梁。青年学者李广益在美国读书期间，联合一些中外作家做了一个英文版中国科幻研究的网站，通过这个网站建立了一个信息组，想引导全球科幻研究者在这里讨论中国科幻的问题。网站建好之后，他们邀请各位科幻研究大咖来看看。并非所有人都到访过这个地方。但冈恩是真的来了，还在里面留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自始至终把自己当成一个行动者，完全没有名作家名教授的架子。
通过互联网我们不但能交换研究的想法，还能共同完成一部作品。几年前，上海一个出版社来信说要翻译冈恩的百科全书《交错中的世界》，问我能否写个序言。我按期交稿。但书却好几年都没有动静。这中间我们通过信，我好像还在某个会议上见到过他。他总问我书怎样了？我能怎么说？我说我们的出版受到各种外部因素影响，咱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令我欣慰的是，这个书居然在他去世之前正式出版，没有留下一个永恒的遗憾。
回到今年六月我获得克拉里森奖的那个当口。美国科幻研究协会让我去做个答谢讲演。我在写讲稿的时候，试图把这些年协会中给我深刻印象的学者和作家尽数感谢一遍。可发出第一稿才发现漏掉了冈恩。这让我特别着急。我马上给会刊写信，要求在答词中增加对冈恩的致谢。但编辑那里好像稿子挺多，弄得挺乱，虽然一口答应，但这个反馈让我很担心。幸好，最终版本到来的时候，我对他的感谢已经在文本之中。
这几年，从20世纪80年代就在致力于增进中国跟世界科幻界友谊的那些外国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人世。最先是阿克曼先生去世，然后是杰克·威廉森、查理·布朗。再后来还有柴野拓美和布里安·奥尔迪斯。每一次有人离开，我都在心中为他们的离世而悲痛。我觉得中国科幻的发展，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旅程，是跟这些热心传播科幻文化的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现在，冈恩先生也走了。又一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离开了我们。
冈恩一直致力于各国科幻文化的发展。前几年听未来事务管理局的人说，他们正和冈恩合作，在中国开展了作家培训活动。看来，20世纪就种下的种子，在合适的土壤出现的时候，还能继续生根发芽。我心中由衷地赞赏。期待他们无论怎样困难，都要把这个努力坚持下去。
中国的科幻文化发展，跟国际上友好的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未来，无论世界风云怎么变幻，中国的科幻人还是要保持跟各国科幻作家和读者们的友谊，坚持自我开放和创新精神，并用这些理念去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世界走向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