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学生学完《报任安书》后，我的感慨很多。在中国漫长的统治阶级社会里，“发愤著书”应该说是一条许多际遇坎坷的作家所无法逃避的残酷的规律。先秦时期，“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人无不是理想破灭，郁郁不得志，苦痛过后内心有所憾恨，不得不退下来写文著书，让自己的文辞流传后世。
　　西汉时期，苦痛深重的该属司马迁了。太史公敢言直谏，为李陵辩护，惨遭宫刑。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社会，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为乡党所笑，无颜复上父母之丘墓。然而隐忍苟活，“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司马迁洒下了多少屈辱泪，此间苦楚又有谁人能体会？如果将他的个人价值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来衡量，那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和意志的荆棘路。没有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没有刻骨铭心的苦痛，怎会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问世？他能流芳百世，名垂千古，与其说不幸，不如说是苦痛对他最好的恩赐。从某种意义上说，苦痛成就《史记》。
　　钱钟书先生曾指出：“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历数古来的大著作，大都是遭遇贫穷、疾病、压制或刑罚的失意者的产物，皆“意有所郁结”，“以抒其愤”。正像法国作家缪塞所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文人们为国而伤，为时而伤，为己而伤，为物而伤，情难尽，泪在流。他们生命的闪光处也在于能化苦痛为力量，将人生价值诠释得淋漓尽致。
　　经历过家亡国灭，或许自身的不得志算不得什么。这不得不说南唐后主李煜。精通经史诗文，擅长书画，妙解音律，却治国乏术。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上天生就他诗人的性情和才华，却偏偏把他推上帝王的宝座。享受过帝王的荣华富贵，纸醉金迷，一旦沦为阶下囚，只能整日以泪洗面，梦中极尽享受与梦醒后的悲惨现实，真乃天上人间啊！苦痛让他成为一代悲情帝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宋太宗一怒之下赐牵机药，这位词坛的南面王和他的眼泪一起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韩愈说过：“愁苦之言易好，欢愉之辞难工。”文人雅士们仅仅为了把文章写得”工”，也得体会愁苦的感觉。体会愁苦莫过于自己亲身经历过，个中滋味最能了解。“文章憎命达”就是这个道理。李清照不是个例子吗？晚年凄苦飘零，“人比黄花瘦”，“怎一个愁字了得”。满腹的绝望哀伤，字字尽现。社会动乱，山河破损，国愁家恨，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位多愁的女词人。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文人多情，有情便有泪。或痛于国运衰微，世风日下；或痛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或感于“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或感于“黯然销魂，唯别而已”；或感于缠缠绵绵，花前月下：或见得夕阳芳草寻常物，情从景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历经苦痛悲情更能打动人心，引起人们的共鸣。
　　也许晚清的刘鹗很能体会文人的苦痛吧，在《老残游记》中写到：“《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著成他的苦心孤诣之作《红楼梦》。用他自己的话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有诉不尽的苦涩和无奈吧！
　　鲁迅有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不能真心忍得痛苦，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文人们就是在痛定之后，虽哀而心未死，郁于中而发为声，不平则鸣的。苦痛让他们体验着孤独，体验着来自心灵深处的凄冷、悲怆，又让他们平心静气地来舔拭自身的伤口。太史公司马迁不正是用血泪来浇灌作品的吗？苦痛磨砺了人的心志，苦痛造就了人的坚韧刚强。也正是苦痛过后的奋起，让他们的生命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