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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共上层精英的退化是苏联解体重要原因，苏共精英在政治信仰、执政能力和内部团结方面的退化导致在意识形态、改革方向和统治基础上的失控和混乱，苏共精英内部亲资本主力量的壮大使得多数精英放弃了社会主义，苏联改革也严重脱离社会主义路线，变成了一种来自上层的自我革命和毁灭。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以苏为戒，加强意识形态的把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始终不移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苏共;精英退化;危害;启示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的轰然倒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探究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根源也成为吸取苏联解体历史教训的重要途径，總的来说，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几十年来苏联内部不断积聚、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苏共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实现“华丽的转身”，反而是在面临亡党亡国的过程中自我革命、自我毁灭，而这股逆流正是来自苏共上层，也就是苏共的精英阶层。苏共精英的退化直接导致国家改革的方向由社会主义倒退向资本主义，亲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成了压垮苏联这座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苏共精英退化的表现
（一）苏共精英政治信仰的根本改变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支撑。在1985年后，苏联的经济尽管停滞，但依然保持年均2%的经济增长率，苏联的综合实力依然处于世界前列，在外部威胁不足和下层革命力量不强的情况下，击垮苏联的是来自苏共上层的崩溃，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背离[高静宇.大卫·科茨谈苏联解体[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1.]。在十月革命胜利伊始，苏共精英内部基于革命过程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到了苏联末期，苏共精英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和信仰都产生了动摇，在苏共上层出现了一些亲资本主义的力量，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这些握有苏联党政最高权力的人在领导苏联改革的过程中“自然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所谓的“公开性”政策，直接冲击了维系苏联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弱化与废弛，以及由此决定的干部培养标准的严重扭曲和异化导致党政高层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共产主义信仰，在苏联面对危机的过程中，不是试图挽救社会主义，而是用资本主义替代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股来自苏共上层的力量最后导致苏联“和平的”解体。
（二）苏共精英执政能力的急剧衰退
执政能力考验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与水平。“苏联模式”的形成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一种常态，过于僵化的体制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力，包括苏共精英在内的人员面对改革困境都束手无策。当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利加乔夫不断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的时候，戈氏的反应却是处之泰然、放任不管。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精英认识到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但长期僵化的思想已经使他们无法提出适合苏联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广大干部的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倾向。面对急转直下的改革形势，苏共精英无法提出对应性的策略，包括戈尔巴乔夫在经济领域改革遇阻后迅速将矛头指向政治领域，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改革计划，没有稳步推进，面对危机也没有任何补救措施，而是放任苏联走向衰败，苏共精英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不足在苏联末期暴漏无疑，正是这样一种上层的退化，才使得苏联改革偏离方向，并且最终自我毁灭。
（三）苏共精英内部分化的不断加剧
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是引领国家平稳有序运行的关键因素。在苏联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苏共内部明显的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继续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实现党政分离，将政治权力由苏共总书记转移到苏联总统。第二种是坚持原有的苏联模式，回到改革的原点，因为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面临的困境，反而让苏联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出现了混乱。第三种是用“正常文明”替代社会主义，要求苏联回到“正常文明”中，也就是让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从1990年起，三种不同观点的支持者之间相互博弈和斗争。在1991年由美国社会科学家对莫斯科高级官僚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所作的调查显示，12%的官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0%的人支持原有体制，77%的人支持苏联从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在苏共精英内部产生的巨大分歧导致了一股强大的推翻苏联体制的逆流，最终正是这部分精英把苏联由社会主义带向了资本主义。
二、苏共精英退化的后果
（一）苏共精英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的彻底失控
苏共精英由职业革命家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转变使得苏共精英的关注焦点由国家利益转向个人利益，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职业革命家大多是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的精英骨干，而在和平的环境里，由于自上而下的职务任命制和干部身份的相对凝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使的官员成为一种职业，并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苏共精英开始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而谋求个人利益逐渐成为这些精英存在于苏共体制中的原因，在苏联面对困境的时期，这些精英立马卸去伪装，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苏共精英内部共产主义信仰的缺失是苏共精英转向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然而苏共在思想领域推行“公开性”的方式让苏共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把控，包括资本主义意识在内的其它思想冲垮了人们的思想防线，使得多数精英力量倒向资本主义，这也为苏共最终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二）苏共精英背离了社会主义路线，导致苏联改革方向的根本错误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公开性，即解除对媒体的控制，倡导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其次是经济改革，引入市场因素，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在工厂管理中推进民主化，经济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有序状态，导致了群众的不满;最后是政治民主化改革，包括实行议会制、总统制、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等。戈氏为代表的苏共上层精英对于改革没有明确的计划，没有明确的方向，更没有循序渐进、有序推行，而只是进行实验性的探索，在经济改革失败后迅速转向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混乱。戈氏改革的失误主要是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片面追求思想自由;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片面追求民主化;放弃军队的领导权，丧失了权威保障等。戈氏改革坚持了错误的方向，在苏共内部支持资本主义力量的推波助澜下，苏联改革的方向彻底的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国家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悲剧。 （三）苏共精英分化了社会主义力量，导致苏共统治基础的直接毁灭
苏共精英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苏共的整体力量，上层领导集团的分化让西方势力寻找到从内部击垮苏共的“和平”方式。亲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在苏共精英内部形成一股逆流，这部分精英的目的不再是通过改革解决苏联面临的困境，而是通过改革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疯狂攫取国家权力成为一种常态。苏共领导集团内部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各有目的的政治“投机者”，这极大的分化了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尤其是在1988年苏维埃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中有20%落选，其中包括国家20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而在当选代表中，88.1%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原有统治基础的衰退和支持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这次选举成为苏联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转折点，苏共精英内部的力量变化主导了这次来自上层的革命。
三、苏共精英退化的现实启示
（一）政治信仰攸关党的生命力、战斗力，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培育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观
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引导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关键因素，在苏共亡党的过程中，苏共上层精英对于共产主义的背离更多的表现在为了个人利益放弃国家利益，苏共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失控更导致苏共党员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缺失。在1988年后，苏共退党人数逐渐递增，到了1991年7月，苏共党员从1900万下降到1500万，信仰的缺失是导致党员退党甚至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同上，第1页.]。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上，牢牢把握思想教育阵地，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产主义信仰观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的灵魂所在，也是防止党员蜕化变质的关键所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意识形态工作发挥着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新时期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依然艰巨。
（二）执政能力攸关党的先进性、创新性，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影响党的领导的水平和能力的关键因素就是党的执政能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党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改变，面对的局势也更为复杂，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更为严峻。苏共始终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带有严重的革命色彩，包括用计划的手段发展经济以及政治上的高度集权，这种僵化的体制扼杀了党员的创新意识和上升空间，在面对发展困局时显得束手无策，对于改革没有全盘计划，对于改革方向没有牢固把握，最终酿成了这一历史悲剧。在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领导是重要保障，党的执政能力是重要支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挥党的先进性、创新性，稳步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统领改革发展大局的能力，稳步提高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
（三）社会主义方向攸关党的前途命运，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创新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改革不是“改弦易辙”，而是“革弊鼎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攸关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一着，也是攸关国家存亡的关键一着。苏共在思想、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根本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改革，放弃了党的领导权，放弃了党对于国家的控制，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路线，从而使得改革成为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助推力”。在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根本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途径，改革本身是解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和困境，并不涉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而是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突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扭曲，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新华出版社，2010.
[4]李慎明.居安思危：蘇共亡党的历史教训[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冯精志.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M].21世纪出版社，2013.
[6]孟迎辉.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D].中共中央党校，2004.
[7]王克宁.苏共执政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9.
[8]蒋红.对苏联解体的另一种探索与求证——《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读书心得[J].红旗文稿，2015（8）.
[9]高静宇.大卫·科茨谈苏联解体[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
[10]吴宏亮，张新强.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再思考[J].科学社会主义，2011（3）.
[11]刘昀献.苏共精英的退化与苏共败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12]孟迎辉.政治信仰危机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6）.
[13]朱继东.高级领导干部丧失信仰、腐败变质是苏共亡党的最关键因素[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5）.
[14]刘成波.浅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政治信仰危机的历史教训[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5]傅菊辉.政治信仰与苏联解体[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16]张树华.思想瓦解——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4）.
[17]王立新.对苏共改革与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反思[J].理论学刊，2009（10）.
关键词：苏共;精英退化;危害;启示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的轰然倒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探究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层根源也成为吸取苏联解体历史教训的重要途径，總的来说，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几十年来苏联内部不断积聚、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苏共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实现“华丽的转身”，反而是在面临亡党亡国的过程中自我革命、自我毁灭，而这股逆流正是来自苏共上层，也就是苏共的精英阶层。苏共精英的退化直接导致国家改革的方向由社会主义倒退向资本主义，亲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成了压垮苏联这座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苏共精英退化的表现
（一）苏共精英政治信仰的根本改变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支撑。在1985年后，苏联的经济尽管停滞，但依然保持年均2%的经济增长率，苏联的综合实力依然处于世界前列，在外部威胁不足和下层革命力量不强的情况下，击垮苏联的是来自苏共上层的崩溃，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背离[高静宇.大卫·科茨谈苏联解体[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1.]。在十月革命胜利伊始，苏共精英内部基于革命过程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到了苏联末期，苏共精英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和信仰都产生了动摇，在苏共上层出现了一些亲资本主义的力量，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这些握有苏联党政最高权力的人在领导苏联改革的过程中“自然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所谓的“公开性”政策，直接冲击了维系苏联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长期弱化与废弛，以及由此决定的干部培养标准的严重扭曲和异化导致党政高层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共产主义信仰，在苏联面对危机的过程中，不是试图挽救社会主义，而是用资本主义替代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股来自苏共上层的力量最后导致苏联“和平的”解体。
（二）苏共精英执政能力的急剧衰退
执政能力考验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与水平。“苏联模式”的形成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一种常态，过于僵化的体制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力，包括苏共精英在内的人员面对改革困境都束手无策。当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利加乔夫不断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的时候，戈氏的反应却是处之泰然、放任不管。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精英认识到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但长期僵化的思想已经使他们无法提出适合苏联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广大干部的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倾向。面对急转直下的改革形势，苏共精英无法提出对应性的策略，包括戈尔巴乔夫在经济领域改革遇阻后迅速将矛头指向政治领域，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改革计划，没有稳步推进，面对危机也没有任何补救措施，而是放任苏联走向衰败，苏共精英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不足在苏联末期暴漏无疑，正是这样一种上层的退化，才使得苏联改革偏离方向，并且最终自我毁灭。
（三）苏共精英内部分化的不断加剧
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是引领国家平稳有序运行的关键因素。在苏联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苏共内部明显的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继续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实现党政分离，将政治权力由苏共总书记转移到苏联总统。第二种是坚持原有的苏联模式，回到改革的原点，因为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面临的困境，反而让苏联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出现了混乱。第三种是用“正常文明”替代社会主义，要求苏联回到“正常文明”中，也就是让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从1990年起，三种不同观点的支持者之间相互博弈和斗争。在1991年由美国社会科学家对莫斯科高级官僚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所作的调查显示，12%的官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0%的人支持原有体制，77%的人支持苏联从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在苏共精英内部产生的巨大分歧导致了一股强大的推翻苏联体制的逆流，最终正是这部分精英把苏联由社会主义带向了资本主义。
二、苏共精英退化的后果
（一）苏共精英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的彻底失控
苏共精英由职业革命家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转变使得苏共精英的关注焦点由国家利益转向个人利益，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职业革命家大多是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的精英骨干，而在和平的环境里，由于自上而下的职务任命制和干部身份的相对凝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使的官员成为一种职业，并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苏共精英开始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而谋求个人利益逐渐成为这些精英存在于苏共体制中的原因，在苏联面对困境的时期，这些精英立马卸去伪装，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苏共精英内部共产主义信仰的缺失是苏共精英转向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然而苏共在思想领域推行“公开性”的方式让苏共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把控，包括资本主义意识在内的其它思想冲垮了人们的思想防线，使得多数精英力量倒向资本主义，这也为苏共最终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二）苏共精英背离了社会主义路线，导致苏联改革方向的根本错误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公开性，即解除对媒体的控制，倡导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其次是经济改革，引入市场因素，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在工厂管理中推进民主化，经济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有序状态，导致了群众的不满;最后是政治民主化改革，包括实行议会制、总统制、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等。戈氏为代表的苏共上层精英对于改革没有明确的计划，没有明确的方向，更没有循序渐进、有序推行，而只是进行实验性的探索，在经济改革失败后迅速转向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混乱。戈氏改革的失误主要是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片面追求思想自由;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片面追求民主化;放弃军队的领导权，丧失了权威保障等。戈氏改革坚持了错误的方向，在苏共内部支持资本主义力量的推波助澜下，苏联改革的方向彻底的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国家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悲剧。 （三）苏共精英分化了社会主义力量，导致苏共统治基础的直接毁灭
苏共精英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苏共的整体力量，上层领导集团的分化让西方势力寻找到从内部击垮苏共的“和平”方式。亲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在苏共精英内部形成一股逆流，这部分精英的目的不再是通过改革解决苏联面临的困境，而是通过改革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疯狂攫取国家权力成为一种常态。苏共领导集团内部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各有目的的政治“投机者”，这极大的分化了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尤其是在1988年苏维埃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中有20%落选，其中包括国家20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而在当选代表中，88.1%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原有统治基础的衰退和支持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这次选举成为苏联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转折点，苏共精英内部的力量变化主导了这次来自上层的革命。
三、苏共精英退化的现实启示
（一）政治信仰攸关党的生命力、战斗力，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培育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观
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引导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关键因素，在苏共亡党的过程中，苏共上层精英对于共产主义的背离更多的表现在为了个人利益放弃国家利益，苏共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失控更导致苏共党员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缺失。在1988年后，苏共退党人数逐渐递增，到了1991年7月，苏共党员从1900万下降到1500万，信仰的缺失是导致党员退党甚至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同上，第1页.]。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上，牢牢把握思想教育阵地，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共产主义信仰观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的灵魂所在，也是防止党员蜕化变质的关键所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意识形态工作发挥着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新时期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依然艰巨。
（二）执政能力攸关党的先进性、创新性，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影响党的领导的水平和能力的关键因素就是党的执政能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党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改变，面对的局势也更为复杂，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更为严峻。苏共始终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带有严重的革命色彩，包括用计划的手段发展经济以及政治上的高度集权，这种僵化的体制扼杀了党员的创新意识和上升空间，在面对发展困局时显得束手无策，对于改革没有全盘计划，对于改革方向没有牢固把握，最终酿成了这一历史悲剧。在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领导是重要保障，党的执政能力是重要支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挥党的先进性、创新性，稳步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统领改革发展大局的能力，稳步提高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
（三）社会主义方向攸关党的前途命运，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创新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改革不是“改弦易辙”，而是“革弊鼎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攸关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一着，也是攸关国家存亡的关键一着。苏共在思想、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根本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改革，放弃了党的领导权，放弃了党对于国家的控制，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路线，从而使得改革成为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助推力”。在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根本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途径，改革本身是解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和困境，并不涉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而是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突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扭曲，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新华出版社，2010.
[4]李慎明.居安思危：蘇共亡党的历史教训[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冯精志.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M].21世纪出版社，2013.
[6]孟迎辉.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D].中共中央党校，2004.
[7]王克宁.苏共执政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9.
[8]蒋红.对苏联解体的另一种探索与求证——《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读书心得[J].红旗文稿，2015（8）.
[9]高静宇.大卫·科茨谈苏联解体[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
[10]吴宏亮，张新强.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再思考[J].科学社会主义，2011（3）.
[11]刘昀献.苏共精英的退化与苏共败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12]孟迎辉.政治信仰危机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6）.
[13]朱继东.高级领导干部丧失信仰、腐败变质是苏共亡党的最关键因素[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5）.
[14]刘成波.浅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政治信仰危机的历史教训[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5]傅菊辉.政治信仰与苏联解体[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16]张树华.思想瓦解——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4）.
[17]王立新.对苏共改革与意识形态失控的历史反思[J].理论学刊，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