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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往往充满惊人的戏剧性巧合。八十年前的10月，历经艰难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而红军长征胜利整整八十年后的2016年10月，一批红军长征事业和长征精神的继承人，将要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这是两者时间上的巧合。长征路途中，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严重违背党的纪律，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擅自率军南下，狂妄地另立中央，分裂党组织和红军，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向全党提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课题，而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两者内容上的巧合。这两个在时间和内容上巧合的事件，都是说明一个道理：党的团结和纪律，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钢铁般的纪律，锻造了钢铁般的队伍。长征胜利了，这是党的组织纪律性的胜利。长征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范例。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继承的革命传统，天经地义地包括了在长征路途中产生的如何坚持党性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的历史经验。
一
红军长征所带给人的心灵激荡，已经突破了国界、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即便是红军的敌人，也不得不被红军长征路途中的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严明纪律所折服；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西方意识形态对手，也不得不钦佩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万里长征，堪称人间奇迹。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为红军长征业绩所震撼，专程跑到中国进行一场“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感悟到长征的丰富内涵，说长征“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西方一家周刊评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①这个胜利来自于绝大多数红军将领坚强有力的团结一致。陈云曾化名“施平”在《共产国际》杂志上介绍长征的红军将士们：“他们无时不顾及到革命的利益。党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都能独立执行。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来运用机动战术，但是上级的命令则绝对执行。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所以这次伟大的西征才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每个红军兵士都晓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传统，我们要求每个兵士都要遵守。”②
红军将领表现出服从组织安排的高度纪律性。长征出发前，由中共最高统帅“三人团”决定苏区高级党政军人员的去留问题。去留名单是一个让人伤感不已的话题，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生与死的抉择。去，就是跟随大部队长征，踏上漫漫征途，艰难重重；留，就是留在即将被白军占领的苏区继续斗争，风险更大，结局必然是九死一生。首先被确定留下的高级领导是项英、陈毅、瞿秋白，还有贺昌、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人。他们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服从组织的安排，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危难中接受党交给的重任，坚持斗争，保留革命火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壮烈牺牲了，幸存的革命者也是在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情况越紧急，人们的思想冲突越激烈。在长征路途中，党内军内的思想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保持一致，而是发生了多次的复杂的是非曲直的激烈斗争。湘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改道进军贵州，与李德发生激烈的思想冲突。在遵义会议上，发生了众人皆知的激烈的思想交锋。即便是在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军事行动偶然的失利之时，依然有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是毛泽东将红军带入绝境，多次提出撤换毛泽东。土城战役失利导致一些官兵对毛泽东的议论和不满。提出“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引发毛泽东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林彪，竟然在会理战役中又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感受斗争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大智大勇，历经无数困难，藐视并战胜无数困难，但对长征路途与张国焘的一段斗争往事却刻骨铭心。1960年10月22日，在来访的老朋友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时，毛泽东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地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③毛泽东把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在长征路途中发生的这些论争，都涉及到如何提高党员组织纪律性的问题。长征路途上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向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挑战，给人们提出了关于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的严肃话题。
二
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一个共产党员有了坚定的信仰信念，奠定了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基础，但会不会因为确立了信仰信念而不犯错误？党史上发生过“左”倾和右倾路线错误，数次置党于险境。但相当多数的“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者，忠诚于党的事业，有的甚至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他们所犯的错误，属于思想认识类错误，失足于思想认识水平，而不是因其所秉承的阶级立场和理想信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规律显露程度超出了他们的认识能力，但其对信仰的坚守以及高尚的人格，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坚定理想信念，有助于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思想信仰性问题和政治组织性问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思想信仰性错误不同于组织纪律性错误。解决了政治信仰方面的问题后，共产党员还要进行党性锻炼，增强组织纪律性。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长征路途中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之时，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但是，他长期目空一切，恃才傲物，大搞宗派主义，在长征路途中竟然另立中央，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分裂党中央的政治组织性错误，给红军尤其是他领导的第四方面军的长征增加了困难。所以，党员仅有崇高理想信仰是不够的。在坚定革命信仰后，党员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实现理想信念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必须保持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以十分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自觉性作为行动的基础，哪怕是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性稍微削弱一点，那也是在事实上破坏着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
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纪律，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铁的纪律，是长征胜利的保障。谁破坏了党的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富有战斗力，因为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由严格的组织纪律巩固下来的政治组织。党制订的决议，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产物，源于群众又高于群众。党的组织深入听取群众的意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上去，归纳加工后，再回到群众，向群众宣传解释，指导群众的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检验，再修改补充，几经循环，反反复复。既然是集中群众意见后的决策，就不一定完全等同于某一位党员群众的原初意见。由于每个人的阅历、经验、出身、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难免不同，所以，个人意见与组织和他人的意见不同，是很正常和经常的事情。当个人意见与党组织的决定不一致时，不应该固执己见，拒绝执行党的决定，而应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提请下一次会议再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多数人决议的表示。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是从根本意义上讲的。但党组织里的成员并不是先知先觉的圣贤，他们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存在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历史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是逐渐完善起来的。一般而言，党的集体智慧比个人党员更加高明，多数人的意见总比个人的意见更全面更科学，所以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但历史也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某一个党员的个人正确的意见和业绩，没有马上为党组织所接受，没有立即让多数人所理解，没有直接上升为党组织的决议。考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素养的关键时机，不是看他口头的表态，而是看他处于被党内错误批评，与党组织发生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能否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组织原则，能否顾全大局，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意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党员受到各种正确的批评是必要的，对自己对党组织是有益的，同时，还要有应对错误批评和错误打击，受到一时误会、委屈和冤枉的思想准备。一个立志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经得住外部艰苦工作条件的考验而毫不动摇阶级立场，也应经得住党内的批评、打击、委屈而不怨天尤人和心灰意冷，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实事求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打击而冲动起来。只要思想观点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为光明正大，对于别人不负责任的误会和批评，必要时可以申明和解释一下。如果一时无法改变别人的看法，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这个具有正确意见的党员可以据理力争，可以继续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让未来的实践检验，绝对不允许为一己之见、一己之私而背叛组织分裂组织，绝对不可不执行党的决议，绝对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组织决定的言论，绝对不可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壮丽的事业，党内思想斗争也是复杂的。千人千思想，万人万模样，要求党内思想完全一致，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妄想。党内定然存在着思想斗争，有的是和风细雨的讲事实讲道理的思想斗争，而在特殊情况下还可能相当残酷激烈，有可能遭遇错误处理，被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等情况。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个人遭受的冤屈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为党负责，绝对不允许在党内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不容许有分裂党、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置于党组织集体领导之上的行为，更不允许在党内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秘密组织反对派。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在党的事业长河里，个人的恩怨委屈是沧海一粟。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党组织和同志之间对自己的那点误会吗？即便是遭到极其严重的不公平待遇，甚至被开除党籍，宣判徒刑，投到冤狱，也要相信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和人民永远记住那些一心向党、相忍为党的遵守党纪的模范，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人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和所开拓的事业。
毛泽东比一般的党员更早地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是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模范，忍受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挤的苦痛，努力维护着党的团结，一直在党内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一直在党内启发教条主义者的觉悟，最后争取了全党接受了他的正确意见。据毛主席自己讲，在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期）、前委书记等。”④因为说“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被指责为“枪杆子主义”，后来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等。毛泽东在长征前，倍受教条主义者的打压，竟然差点被留在苏区。一旦被留下，恐怕生死难料。毛泽东在长征路途上苦口婆心地做党内高级干部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的工作，启发他们认同正确的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使得党对军队的领导走上正确的轨道，在危机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扭转了党内的力量格局。而张国焘长期狂妄自大，坚持己见，打击报复与其意见不合者，在长征路途中，竟敢发展到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蛮横地命令全军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南下，他所率部队南下失利后，不得不三过草地，到延安后恶习不改，竟然叛逃当了共产党的叛徒。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党性修养的高下，已显而易见。
三
八十年前，长征路途上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破坏纪律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而当代共产党人要出台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提高全党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提高高级干部的政治纪律性而奋斗。历史巧合的背后存在着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国度里领导人民从事前无古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刻遭受着小农的散漫习气的侵袭。加强党的纪律性，就是在与几千年的散漫习气作斗争，其过程注定是长期的艰难的曲折的。
当前查处的不少腐败官员，具有一个明显的言行特征，那就是违法乱纪，目空一切，无组织无纪律。政界学界就干部违纪问题发表了许多精彩的看法。有人将干部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规章制度和法治的不健全，但此论点不足于说明无组织无纪律问题的本质，有陷入循环论证之虞。如果规章制度和法治健全与否决定干部党员遵守党纪的状态，那么，规章制度和法治健全问题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事实上，规章制度和法治健全与否仅仅营造了党员干部是否遵守党纪的条件，并非是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现象产生的根源。还有人将腐败官员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的现象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我们认为，单个腐败官员显示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的做派，那是属于偶发性的个人现象。如果相当数量的腐败官员表现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的行为特征，那么，此现象恐怕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本质根源上来看，当代官员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现象是我国历史上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小生产时代遗留下来的落后的小农自由散漫意识的表现。马克思曾经从小农的生产条件特征出发，分析了法国拥有人数众多的小农，在生产和生活上彼此隔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自给自足，散漫无组织，“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⑤法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培养出生产者的组织纪律性，法国小农没有社会化大生产所形成的的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甚至互相敌对。与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小农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缓慢，剥削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就劳动人民极端贫穷和落后。农民具有勤劳善良的特征，但生活的艰难，生产的艰辛，再加上统治集团的欺骗和恐吓，下层小农难以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组成紧密的政治团体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小农的生产能力不足，抗自然灾害打击的能力弱，容易形成患得患失的毛病。在区域信息封闭的社会里，小农的生产处于封闭状态，视野并不开阔，容易形成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蛮横狂傲的性格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革命的基本动力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坚定依靠农民并给农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严格政治训练的问题。经济生活贫苦，缺少文化，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竟然能够激发出伟大的革命潜力，组织成为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创造的一个奇迹。但是，出身小农的革命者的自由散漫习气并不是那么容易彻底荡涤干净。一旦工作中取得了若干成绩，就忘记了党组织的集体作用，忘记了共产党员应该有的谦逊谦虚态度，夸大个人作用，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接受批评和监督，将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独立王国。党内比较睿智的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与小农的自由散漫习气作了顽强斗争。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毛泽东在长征路途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与古田会议上的斗争一样，就实质而言，就是与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小农的自由散漫习气的斗争。
寄生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存在了几千年的自由散漫习气，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而消失，一定还会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高岗严重破坏党内团结的严重违犯党纪的阴谋，这是与张国焘长征路途分裂党中央的性质相近的事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之上实现的历史性跨越。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遭到大小帝国主义的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中国人民没有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的苦痛，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取民族独立，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民族的幸运。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能够从祖辈那里直接继承下来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所造就的优厚的物质设施和先进的生产组织，没有直接继承社会化大生产培育和链接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生产大军，却不得不面对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落后的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社会制度可以实现历史跨越，但自由散漫的小农习气未必能够痛快地在一个早晨实现彻底的改造。近现代发生了许多次反封建的运动，包括“五四”运动、新中国的移风易俗运动等，但自由散漫的小农观念和意识并没有能够彻底地清理干净，依然寄生于人们意想不到的死角处得到沿袭。既要依靠农民相信农民，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又要教育农民提高思想觉悟，防止小农自由散漫习气的侵袭，这的确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复杂工程。
四
张国焘在长征路途搞分裂活动，最后叛逃被开除党籍，这件事告诉广大党员干部，维护党中央的威望，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共产党员要提高警惕，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危害党中央统一领导和党中央威信和言行。党的纪律是一条不可以触碰的红线，务必将维护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行标准，杜绝不利于维护党纪的言行。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鲜明的特点和政治优势。在党的纪律和规矩体系中，首要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员干部在政治方面上出现了问题，大于一般性的贪污受贿问题对党的领导造成的危害。有的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与党中央离心离德或者貌合神离，对中央的战略部署软抵制，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大放厥词，散布不满情绪，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党校的个别教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口无遮拦，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遭到国内外反共势力的追捧喝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简直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悖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列宁说过：“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⑥党的大政方针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了全体党员干部的智慧，又超越了个别群众和个别党员干部的个体意志。个别党员干部的思想在特定时间里跟不上党的大政方针的步伐，这只是向党员干部提出了认真学习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不能成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理由。反对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与发扬党内民主并不矛盾，因为无论在大政方针的决策阶段还是在执行阶段，党都规定了党员反映个人意愿的合规性渠道。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意见，也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乃至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述，这是党章赋予的党员的权利。不按照既定的组织程序和渠道反映个人意见，反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言论，是与党章相悖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面对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的现象，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有的还随声附和。有人给妄议中央的错误言行披上“言论自由”、“民主自由”的外衣。有人说：他妄议，你去辩论好了，真理越辩越明嘛！要允许有不同意见，以彰显党的民主嘛！我们认为，党的纪律不应给妄议言行存在的空间。如果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言论自由扩散，然后再派人与之辩论以消除其影响，就等于允许党政干部去贪污腐败，然后再派纪委去查办，或者等于允许人去放火，然后再组织消防官兵奋力灭火。为此，需要投入多少纪委和消防官兵的物力和人力？假如有一个人妄议中央，在一天时间里影响了一百个人，需要多少严肃正直的各方人士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纠正对一百个人的消极影响？况且，消除了一个妄议者的消极影响后，新的妄议者又源源不断地冒出来，让无数正直的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这是让一个妄议者玩弄万人于股掌之中，妄议者逍遥自在，而中央的威望受到严重伤害，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受到严重干扰。所以，为了维护党的大政方针的严肃性，绝对不可给妄议者以衍生的空间。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合规性渠道反映个人意见的党内民主，不需要放任妄议中央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那种所谓的“民主”局面。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不应放任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以证明所谓的“民主”。对好言难劝的妄议者，应依照党的现行纪律处分条例中“违反政治纪律”和“违反组织纪律”的条款加以严格惩处。
解放思想，让思想冲破牢笼，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喊得震天响的口号。但是，单独地片面地绝对地强调解放思想，并不符合党的思想路线，因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更有甚者，借解放思想的外衣，违背党的纪律，对党的方针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见了“红灯”绕着走，见了“黄灯”快点走。这种变着花样违背党的纪律或者方针政策的做法，一度成为所谓的先进经验供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学习。还有的人为了小团体或者个人利益，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损害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习近平指出：“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⑦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影响党的战斗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前有很多党内的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所担忧，也就是在这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严明纪律提出新的要求。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党中央强调规矩意识，第一位的是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党要管党，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将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出全面部署，必将开辟党的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注释：
①《毛的哥伦布》，美国《时代周刊》1972年2月28日。
②董必武等：《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⑥《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202 页。
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一
红军长征所带给人的心灵激荡，已经突破了国界、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即便是红军的敌人，也不得不被红军长征路途中的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严明纪律所折服；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西方意识形态对手，也不得不钦佩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万里长征，堪称人间奇迹。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为红军长征业绩所震撼，专程跑到中国进行一场“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感悟到长征的丰富内涵，说长征“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西方一家周刊评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①这个胜利来自于绝大多数红军将领坚强有力的团结一致。陈云曾化名“施平”在《共产国际》杂志上介绍长征的红军将士们：“他们无时不顾及到革命的利益。党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都能独立执行。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来运用机动战术，但是上级的命令则绝对执行。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所以这次伟大的西征才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每个红军兵士都晓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传统，我们要求每个兵士都要遵守。”②
红军将领表现出服从组织安排的高度纪律性。长征出发前，由中共最高统帅“三人团”决定苏区高级党政军人员的去留问题。去留名单是一个让人伤感不已的话题，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生与死的抉择。去，就是跟随大部队长征，踏上漫漫征途，艰难重重；留，就是留在即将被白军占领的苏区继续斗争，风险更大，结局必然是九死一生。首先被确定留下的高级领导是项英、陈毅、瞿秋白，还有贺昌、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人。他们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服从组织的安排，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危难中接受党交给的重任，坚持斗争，保留革命火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壮烈牺牲了，幸存的革命者也是在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情况越紧急，人们的思想冲突越激烈。在长征路途中，党内军内的思想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保持一致，而是发生了多次的复杂的是非曲直的激烈斗争。湘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改道进军贵州，与李德发生激烈的思想冲突。在遵义会议上，发生了众人皆知的激烈的思想交锋。即便是在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军事行动偶然的失利之时，依然有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是毛泽东将红军带入绝境，多次提出撤换毛泽东。土城战役失利导致一些官兵对毛泽东的议论和不满。提出“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引发毛泽东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林彪，竟然在会理战役中又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感受斗争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大智大勇，历经无数困难，藐视并战胜无数困难，但对长征路途与张国焘的一段斗争往事却刻骨铭心。1960年10月22日，在来访的老朋友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时，毛泽东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地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③毛泽东把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在长征路途中发生的这些论争，都涉及到如何提高党员组织纪律性的问题。长征路途上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向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挑战，给人们提出了关于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的严肃话题。
二
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一个共产党员有了坚定的信仰信念，奠定了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基础，但会不会因为确立了信仰信念而不犯错误？党史上发生过“左”倾和右倾路线错误，数次置党于险境。但相当多数的“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者，忠诚于党的事业，有的甚至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他们所犯的错误，属于思想认识类错误，失足于思想认识水平，而不是因其所秉承的阶级立场和理想信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规律显露程度超出了他们的认识能力，但其对信仰的坚守以及高尚的人格，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坚定理想信念，有助于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思想信仰性问题和政治组织性问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思想信仰性错误不同于组织纪律性错误。解决了政治信仰方面的问题后，共产党员还要进行党性锻炼，增强组织纪律性。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长征路途中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之时，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但是，他长期目空一切，恃才傲物，大搞宗派主义，在长征路途中竟然另立中央，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分裂党中央的政治组织性错误，给红军尤其是他领导的第四方面军的长征增加了困难。所以，党员仅有崇高理想信仰是不够的。在坚定革命信仰后，党员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有助于实现理想信念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必须保持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以十分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自觉性作为行动的基础，哪怕是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性稍微削弱一点，那也是在事实上破坏着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
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纪律，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铁的纪律，是长征胜利的保障。谁破坏了党的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富有战斗力，因为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由严格的组织纪律巩固下来的政治组织。党制订的决议，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产物，源于群众又高于群众。党的组织深入听取群众的意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上去，归纳加工后，再回到群众，向群众宣传解释，指导群众的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检验，再修改补充，几经循环，反反复复。既然是集中群众意见后的决策，就不一定完全等同于某一位党员群众的原初意见。由于每个人的阅历、经验、出身、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难免不同，所以，个人意见与组织和他人的意见不同，是很正常和经常的事情。当个人意见与党组织的决定不一致时，不应该固执己见，拒绝执行党的决定，而应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提请下一次会议再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多数人决议的表示。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是从根本意义上讲的。但党组织里的成员并不是先知先觉的圣贤，他们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存在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历史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是逐渐完善起来的。一般而言，党的集体智慧比个人党员更加高明，多数人的意见总比个人的意见更全面更科学，所以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但历史也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某一个党员的个人正确的意见和业绩，没有马上为党组织所接受，没有立即让多数人所理解，没有直接上升为党组织的决议。考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素养的关键时机，不是看他口头的表态，而是看他处于被党内错误批评，与党组织发生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能否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组织原则，能否顾全大局，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意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党员受到各种正确的批评是必要的，对自己对党组织是有益的，同时，还要有应对错误批评和错误打击，受到一时误会、委屈和冤枉的思想准备。一个立志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经得住外部艰苦工作条件的考验而毫不动摇阶级立场，也应经得住党内的批评、打击、委屈而不怨天尤人和心灰意冷，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实事求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打击而冲动起来。只要思想观点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为光明正大，对于别人不负责任的误会和批评，必要时可以申明和解释一下。如果一时无法改变别人的看法，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这个具有正确意见的党员可以据理力争，可以继续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让未来的实践检验，绝对不允许为一己之见、一己之私而背叛组织分裂组织，绝对不可不执行党的决议，绝对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组织决定的言论，绝对不可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壮丽的事业，党内思想斗争也是复杂的。千人千思想，万人万模样，要求党内思想完全一致，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妄想。党内定然存在着思想斗争，有的是和风细雨的讲事实讲道理的思想斗争，而在特殊情况下还可能相当残酷激烈，有可能遭遇错误处理，被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等情况。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个人遭受的冤屈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为党负责，绝对不允许在党内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不容许有分裂党、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置于党组织集体领导之上的行为，更不允许在党内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秘密组织反对派。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在党的事业长河里，个人的恩怨委屈是沧海一粟。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党组织和同志之间对自己的那点误会吗？即便是遭到极其严重的不公平待遇，甚至被开除党籍，宣判徒刑，投到冤狱，也要相信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和人民永远记住那些一心向党、相忍为党的遵守党纪的模范，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人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和所开拓的事业。
毛泽东比一般的党员更早地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是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模范，忍受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挤的苦痛，努力维护着党的团结，一直在党内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一直在党内启发教条主义者的觉悟，最后争取了全党接受了他的正确意见。据毛主席自己讲，在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期）、前委书记等。”④因为说“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被指责为“枪杆子主义”，后来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等。毛泽东在长征前，倍受教条主义者的打压，竟然差点被留在苏区。一旦被留下，恐怕生死难料。毛泽东在长征路途上苦口婆心地做党内高级干部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的工作，启发他们认同正确的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使得党对军队的领导走上正确的轨道，在危机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扭转了党内的力量格局。而张国焘长期狂妄自大，坚持己见，打击报复与其意见不合者，在长征路途中，竟敢发展到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蛮横地命令全军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南下，他所率部队南下失利后，不得不三过草地，到延安后恶习不改，竟然叛逃当了共产党的叛徒。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党性修养的高下，已显而易见。
三
八十年前，长征路途上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破坏纪律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而当代共产党人要出台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提高全党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提高高级干部的政治纪律性而奋斗。历史巧合的背后存在着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国度里领导人民从事前无古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刻遭受着小农的散漫习气的侵袭。加强党的纪律性，就是在与几千年的散漫习气作斗争，其过程注定是长期的艰难的曲折的。
当前查处的不少腐败官员，具有一个明显的言行特征，那就是违法乱纪，目空一切，无组织无纪律。政界学界就干部违纪问题发表了许多精彩的看法。有人将干部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规章制度和法治的不健全，但此论点不足于说明无组织无纪律问题的本质，有陷入循环论证之虞。如果规章制度和法治健全与否决定干部党员遵守党纪的状态，那么，规章制度和法治健全问题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事实上，规章制度和法治健全与否仅仅营造了党员干部是否遵守党纪的条件，并非是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现象产生的根源。还有人将腐败官员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的现象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我们认为，单个腐败官员显示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的做派，那是属于偶发性的个人现象。如果相当数量的腐败官员表现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的行为特征，那么，此现象恐怕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本质根源上来看，当代官员自由散漫目无法纪现象是我国历史上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小生产时代遗留下来的落后的小农自由散漫意识的表现。马克思曾经从小农的生产条件特征出发，分析了法国拥有人数众多的小农，在生产和生活上彼此隔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自给自足，散漫无组织，“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⑤法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培养出生产者的组织纪律性，法国小农没有社会化大生产所形成的的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甚至互相敌对。与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小农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缓慢，剥削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就劳动人民极端贫穷和落后。农民具有勤劳善良的特征，但生活的艰难，生产的艰辛，再加上统治集团的欺骗和恐吓，下层小农难以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组成紧密的政治团体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小农的生产能力不足，抗自然灾害打击的能力弱，容易形成患得患失的毛病。在区域信息封闭的社会里，小农的生产处于封闭状态，视野并不开阔，容易形成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蛮横狂傲的性格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革命的基本动力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坚定依靠农民并给农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严格政治训练的问题。经济生活贫苦，缺少文化，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竟然能够激发出伟大的革命潜力，组织成为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创造的一个奇迹。但是，出身小农的革命者的自由散漫习气并不是那么容易彻底荡涤干净。一旦工作中取得了若干成绩，就忘记了党组织的集体作用，忘记了共产党员应该有的谦逊谦虚态度，夸大个人作用，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接受批评和监督，将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独立王国。党内比较睿智的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与小农的自由散漫习气作了顽强斗争。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毛泽东在长征路途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与古田会议上的斗争一样，就实质而言，就是与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小农的自由散漫习气的斗争。
寄生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存在了几千年的自由散漫习气，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而消失，一定还会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高岗严重破坏党内团结的严重违犯党纪的阴谋，这是与张国焘长征路途分裂党中央的性质相近的事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之上实现的历史性跨越。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遭到大小帝国主义的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中国人民没有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的苦痛，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取民族独立，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民族的幸运。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能够从祖辈那里直接继承下来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所造就的优厚的物质设施和先进的生产组织，没有直接继承社会化大生产培育和链接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生产大军，却不得不面对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落后的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社会制度可以实现历史跨越，但自由散漫的小农习气未必能够痛快地在一个早晨实现彻底的改造。近现代发生了许多次反封建的运动，包括“五四”运动、新中国的移风易俗运动等，但自由散漫的小农观念和意识并没有能够彻底地清理干净，依然寄生于人们意想不到的死角处得到沿袭。既要依靠农民相信农民，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又要教育农民提高思想觉悟，防止小农自由散漫习气的侵袭，这的确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复杂工程。
四
张国焘在长征路途搞分裂活动，最后叛逃被开除党籍，这件事告诉广大党员干部，维护党中央的威望，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共产党员要提高警惕，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危害党中央统一领导和党中央威信和言行。党的纪律是一条不可以触碰的红线，务必将维护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行标准，杜绝不利于维护党纪的言行。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鲜明的特点和政治优势。在党的纪律和规矩体系中，首要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员干部在政治方面上出现了问题，大于一般性的贪污受贿问题对党的领导造成的危害。有的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与党中央离心离德或者貌合神离，对中央的战略部署软抵制，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大放厥词，散布不满情绪，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党校的个别教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口无遮拦，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党史、军史，遭到国内外反共势力的追捧喝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简直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悖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列宁说过：“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⑥党的大政方针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了全体党员干部的智慧，又超越了个别群众和个别党员干部的个体意志。个别党员干部的思想在特定时间里跟不上党的大政方针的步伐，这只是向党员干部提出了认真学习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不能成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理由。反对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与发扬党内民主并不矛盾，因为无论在大政方针的决策阶段还是在执行阶段，党都规定了党员反映个人意愿的合规性渠道。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意见，也可以向党的上级组织乃至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述，这是党章赋予的党员的权利。不按照既定的组织程序和渠道反映个人意见，反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言论，是与党章相悖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面对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的现象，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有的还随声附和。有人给妄议中央的错误言行披上“言论自由”、“民主自由”的外衣。有人说：他妄议，你去辩论好了，真理越辩越明嘛！要允许有不同意见，以彰显党的民主嘛！我们认为，党的纪律不应给妄议言行存在的空间。如果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言论自由扩散，然后再派人与之辩论以消除其影响，就等于允许党政干部去贪污腐败，然后再派纪委去查办，或者等于允许人去放火，然后再组织消防官兵奋力灭火。为此，需要投入多少纪委和消防官兵的物力和人力？假如有一个人妄议中央，在一天时间里影响了一百个人，需要多少严肃正直的各方人士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纠正对一百个人的消极影响？况且，消除了一个妄议者的消极影响后，新的妄议者又源源不断地冒出来，让无数正直的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这是让一个妄议者玩弄万人于股掌之中，妄议者逍遥自在，而中央的威望受到严重伤害，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受到严重干扰。所以，为了维护党的大政方针的严肃性，绝对不可给妄议者以衍生的空间。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合规性渠道反映个人意见的党内民主，不需要放任妄议中央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那种所谓的“民主”局面。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不应放任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以证明所谓的“民主”。对好言难劝的妄议者，应依照党的现行纪律处分条例中“违反政治纪律”和“违反组织纪律”的条款加以严格惩处。
解放思想，让思想冲破牢笼，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喊得震天响的口号。但是，单独地片面地绝对地强调解放思想，并不符合党的思想路线，因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更有甚者，借解放思想的外衣，违背党的纪律，对党的方针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见了“红灯”绕着走，见了“黄灯”快点走。这种变着花样违背党的纪律或者方针政策的做法，一度成为所谓的先进经验供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学习。还有的人为了小团体或者个人利益，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损害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习近平指出：“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⑦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影响党的战斗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前有很多党内的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所担忧，也就是在这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严明纪律提出新的要求。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党中央强调规矩意识，第一位的是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党要管党，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将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出全面部署，必将开辟党的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注释：
①《毛的哥伦布》，美国《时代周刊》1972年2月28日。
②董必武等：《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⑥《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 202 页。
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