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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苗智媛(以下皆为化名)同学焦急地跑到办公室来向我“报案”,说她那部价值千元的音乐播放器丢失了。
很快,教室失窃的消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散播开来。这是我班发生的第一起“窃案”,且“涉案金额”巨大!尽管表面上风平浪静,但班里处处弥漫着猜疑。一夜之间,这群面庞青涩的少男少女就仿佛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速度“长大了”——以前喧腾欢快的教室变得安静了不少,一股莫名的力量把原本亲密无间的欢愉割裂,三五成群的小方阵中虽依然欢声笑语,但气氛却显得支离破碎。很快,网络中也出现了相关讨论,匿名的留言放大了质疑的力量,也滋生了敌对的情绪。忙于教学和“破案”的我,原本希望这样的气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的安抚而消退,直到邹婕同学一天夜里忽然打来电话。
电话里的邹婕听上去十分难过,她向我诉说了这几天许多同学特别是她的室友对她的怀疑。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平日里文静内敛的邹婕也被卷入其中,的确让我始料未及,但也警示了我,让我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
要尽快“破案”,清除这种互相猜疑的气氛。经验告诉我,对于学生当中滋生的不良情绪,刻板的说教或强力的镇压都不会有好的效果。苦思冥想之际,桌上一份当天的报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时值深圳富士康公司“十连跳”事件在媒体上不断“发酵”,这份报纸也在头版予以报道,其中的一个真实案例让我陷入深思,也让我颇受启发——我决定改变下午的教学计划。
当天下午的语文课,我宣布考前复习课取消,改为班会——社会热点问题讨论。这对于埋头复习的同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既意外又令人兴奋的消息,许多男同学顽皮地带头鼓掌,我也顺水推舟地抛出讨论话题——网上有消息称,富士康的一位管理人员因怀疑一名员工偷窃而提出对其搜身,在遭到拒绝后,两人发生口角,管理人员动手打人,而被打员工第二天下班后跳楼身亡。
听到这里,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看到大家的情绪已经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我提出让大家先分组讨论,再自由发言。不出我所料,许多同学发言时义愤填膺,对管理员的行为进行了怒斥,也对无辜工友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同情。趁着同学们情绪激昂之际,我提出大家一起来模拟网络留言,在纸条上匿名写下自己的看法,并投入班级信箱。许多同学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了长长的一段。随后,在班干部的组织下,同学们随机抽取信箱中的纸条宣读:
“这样赤裸裸地侵犯人权,富士康凭什么?!赔偿!赔偿!”
“想不到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血汗工厂,还有这样无人性的管理员,法律难容,天理难容!”
……
共鸣之处,掌声连连。
看到同學们的情绪已经达顶点,我知道时机已到,于是招呼同学们安静下来,并首先对同学们的正义感和道德良知大加赞扬。
“但是,”我紧接着说,“刚才的事件并没有在舆论的挞伐中了结。事后的调查显示,管理员并没有与该员工发生肢体冲突,而他跳楼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之前和女友发生的激烈争吵。”听到这里,同学当中开始有人小声议论。
“而那位管理人员,”我接着说,“由于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被迫辞职,她的妻子也在重压下患了忧郁症,儿子更是不敢上学。”听到这里,班级里先是一阵骚动,但很快又变得鸦雀无声。
“同学们,此刻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呢?”
“太冲动了,没了理智!”片刻沉默后一位同学小声说。
“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另一位同学说道。
我补充说:“《中庸》中说,君子要‘慎独’,指的是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保持高度的道德自律;而老师看来,君子还要‘慎群’,就是在群众舆论的声浪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智的判断,不要让自己举起的‘道德大棒’成为伤害别人的‘凶器’。”
此时,同学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的心理并不平静,不少同学显然陷入了沉思。
“近期班上发生了失窃事件,大家的心情,老师可以理解,但老师也希望大家能理智地看待,同学之间更应该彼此信任……”
随后的自习课上,我特地为大家播放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看到大家其乐融融的样子,我知道班会课产生了效果。
但对于我,挑战还没有结束……
当我从监控录像中看到真相的那一刻,我好像听到了自己紧绷的神经突然断裂的声音——怎么会是她?!
拿东西的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苗智媛的室友秦谊。秦谊同学在大家心目中堪称品学兼优,不但学习努力,为人谦逊,还曾被同学们评为最有品位的女同学。可事实摆在眼前,作为班主任的我一时间被错愕、震惊、失望甚至愤怒弄得不知所措,只有强作镇定。在与保安确认学生隐私不会泄露之后,我心情沉重地离开了监控室。
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又一圈,想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路过教室时,忍不住往里面望去。此时的同学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角落里的秦谊依旧坐姿端正,认真地做着笔记,窗外倾泻的阳光照在她桌前翻动的书页上。“这一切一定有一个理由,”我心里暗暗忖度,“而我,有责任找到它。”
冷静下来之后,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中学生“偷窃”行为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心理疾病的表现;单纯为侵占财物;转移心中的其它情绪。秦谊同学阳光开朗,人缘极好,而且家境殷实,加之寝室和班级里此前从未发生过任何丢失财物的事件,所以,前两种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到底是什么让她采取了这么不理智的举动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调查要从苗智媛同学开始。晚自习的时间,我主动找苗智媛谈心,从学习生活到个人爱好,师生二人相谈甚欢,我也再次说明自己会尽力找回她的播放器,让她不要为此分心。看到时机成熟,我故作随意地将早就准备好的问题提了出来。
“智媛,我觉得丢了这东西说不定也是好事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呵呵,老师,您可真损啊,和我妈妈一样了……”她咯咯地笑着说,“不过也是,室友们这回再也不会嫌我晚上闹腾了,哈哈……”听了这话,我心里似乎有点明白了。
果不其然,在“调查走访”之后,我的猜测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虽然苗智媛所在寝室的同学们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女同学之间也难免有些小摩擦。由于她经常在熄灯后一边听歌一边哼唱,室友对此都有些不满。 真相似乎呼之欲出,而我也暗下决心,要为事件画上一个句号。
“老师,同学们说是你没收了我的镜子啊?!”秦谊焦急地跑过来说。
“对啊,有同学反映你上课经常照镜子,而且那鏡子会反光,会影响其他同学!”我的语气十分严厉。
“怎么可能啊,我哪里有经常照镜子啊?况且我本来就坐在后排,怎么会影响别人呢!”她的言辞间流露出委屈和气恼。
“不用说了!其他同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老师,您怎么能这样呢!那是我姐姐送我的礼物,而且您怎么能只听一面之词呢?”一贯深得老师信任的秦谊显然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眼圈有点发红了。
“你们寝室的同学都有这个毛病,影响了别人还找借口!”我语气更加严厉了,“你简直和苗智媛一样了,明明影响了别人还狡辩!你们这播放器啊,镜子啊什么的都该没收!”
“老师,我真的没有……”秦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时,上课铃响了,我催促秦谊回去上课。看着她转身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整整一天,秦谊除了上厕所外始终都呆在教室里,情绪显得十分低落。晚自习的时候我再次把她叫到办公室,并告诉她我已经调查过了,上午的确有些冤枉她,况且苗智媛同学还愿意亲自为她作证。我把镜子交还给她时,秦谊紧紧地咬着下唇,道谢之后准备转身离开。
“秦谊,今天该你做清洁吧?”我故意把她喊住。
“嗯。”她转过身来小声说。
“晚自习后,你把教室后边的储物柜好好清理一下,东西太乱了。”
“好的……”秦谊答应道。
“哦,还有,清理的时候注意一下,说不定苗智媛那个播放器就是不小心掉在柜子后边了,你帮我看看——找到了的话我明天就不用去看监控器了。”我刻意顿了一顿。
“好……”秦谊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苗智媛欢天喜地地向我报告好消息:“老师,你猜怎么着。我的播放器找到啦!”
“是吗?谁找到的啊?”我故作惊异。
“秦谊,我亲爱的秦谊!是她在柜子下边找到的,哈哈!”她指着身后的秦谊欢快地说。
“那你怎么感谢人家啊?”
“我,我亲她一个!”说完苗智媛冲着秦谊俏皮地撅撅嘴。
看到这一幕,周围的同学都开心地笑了。那一天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晚上打开手机时,我看到一条匿名短信:“老师,谢谢您!”那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充满悔意而又单纯善良的孩子站在面前。我想,也许青春本就是一场教人不断犯错的“劫”,而化解它的方式,就是信任与宽容。
反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什么比当众谴责作恶的人更容易,也没有什么比理解他更难。”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很容易从他人的错误中收获某种“道德优越感”,从而高举批判的大旗对其大加挞伐。在此过程中,人们必须反思的是,批判如果不能让人向善,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错误。案例当中,播放器的失窃让一个班级中的少数人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舆论就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壮大,也逐渐偏离了良性的轨道。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如何在这样的舆论中理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建设性的意见,需要成年人做出表率,案例中的班会课就是这样的尝试。
同时,对于犯了错误的青少年,教师的当务之急往往不是给错误定性,而是去寻找其后的深层原因。“偷窃”是一个道德批判色彩很浓的词,一旦背上这个包袱,当事人往往会留下终生难以消除的阴影。然而,只要教师能够明白,青春原本就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那么他就会知道,每一个错误都应该是修正的契机。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教育智慧,更重要的,是教师内心对教育的信仰和对生命的尊重。
很快,教室失窃的消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散播开来。这是我班发生的第一起“窃案”,且“涉案金额”巨大!尽管表面上风平浪静,但班里处处弥漫着猜疑。一夜之间,这群面庞青涩的少男少女就仿佛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速度“长大了”——以前喧腾欢快的教室变得安静了不少,一股莫名的力量把原本亲密无间的欢愉割裂,三五成群的小方阵中虽依然欢声笑语,但气氛却显得支离破碎。很快,网络中也出现了相关讨论,匿名的留言放大了质疑的力量,也滋生了敌对的情绪。忙于教学和“破案”的我,原本希望这样的气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的安抚而消退,直到邹婕同学一天夜里忽然打来电话。
电话里的邹婕听上去十分难过,她向我诉说了这几天许多同学特别是她的室友对她的怀疑。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平日里文静内敛的邹婕也被卷入其中,的确让我始料未及,但也警示了我,让我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
要尽快“破案”,清除这种互相猜疑的气氛。经验告诉我,对于学生当中滋生的不良情绪,刻板的说教或强力的镇压都不会有好的效果。苦思冥想之际,桌上一份当天的报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时值深圳富士康公司“十连跳”事件在媒体上不断“发酵”,这份报纸也在头版予以报道,其中的一个真实案例让我陷入深思,也让我颇受启发——我决定改变下午的教学计划。
当天下午的语文课,我宣布考前复习课取消,改为班会——社会热点问题讨论。这对于埋头复习的同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既意外又令人兴奋的消息,许多男同学顽皮地带头鼓掌,我也顺水推舟地抛出讨论话题——网上有消息称,富士康的一位管理人员因怀疑一名员工偷窃而提出对其搜身,在遭到拒绝后,两人发生口角,管理人员动手打人,而被打员工第二天下班后跳楼身亡。
听到这里,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看到大家的情绪已经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我提出让大家先分组讨论,再自由发言。不出我所料,许多同学发言时义愤填膺,对管理员的行为进行了怒斥,也对无辜工友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同情。趁着同学们情绪激昂之际,我提出大家一起来模拟网络留言,在纸条上匿名写下自己的看法,并投入班级信箱。许多同学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了长长的一段。随后,在班干部的组织下,同学们随机抽取信箱中的纸条宣读:
“这样赤裸裸地侵犯人权,富士康凭什么?!赔偿!赔偿!”
“想不到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血汗工厂,还有这样无人性的管理员,法律难容,天理难容!”
……
共鸣之处,掌声连连。
看到同學们的情绪已经达顶点,我知道时机已到,于是招呼同学们安静下来,并首先对同学们的正义感和道德良知大加赞扬。
“但是,”我紧接着说,“刚才的事件并没有在舆论的挞伐中了结。事后的调查显示,管理员并没有与该员工发生肢体冲突,而他跳楼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之前和女友发生的激烈争吵。”听到这里,同学当中开始有人小声议论。
“而那位管理人员,”我接着说,“由于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被迫辞职,她的妻子也在重压下患了忧郁症,儿子更是不敢上学。”听到这里,班级里先是一阵骚动,但很快又变得鸦雀无声。
“同学们,此刻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呢?”
“太冲动了,没了理智!”片刻沉默后一位同学小声说。
“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另一位同学说道。
我补充说:“《中庸》中说,君子要‘慎独’,指的是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保持高度的道德自律;而老师看来,君子还要‘慎群’,就是在群众舆论的声浪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智的判断,不要让自己举起的‘道德大棒’成为伤害别人的‘凶器’。”
此时,同学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的心理并不平静,不少同学显然陷入了沉思。
“近期班上发生了失窃事件,大家的心情,老师可以理解,但老师也希望大家能理智地看待,同学之间更应该彼此信任……”
随后的自习课上,我特地为大家播放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看到大家其乐融融的样子,我知道班会课产生了效果。
但对于我,挑战还没有结束……
当我从监控录像中看到真相的那一刻,我好像听到了自己紧绷的神经突然断裂的声音——怎么会是她?!
拿东西的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苗智媛的室友秦谊。秦谊同学在大家心目中堪称品学兼优,不但学习努力,为人谦逊,还曾被同学们评为最有品位的女同学。可事实摆在眼前,作为班主任的我一时间被错愕、震惊、失望甚至愤怒弄得不知所措,只有强作镇定。在与保安确认学生隐私不会泄露之后,我心情沉重地离开了监控室。
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又一圈,想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路过教室时,忍不住往里面望去。此时的同学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角落里的秦谊依旧坐姿端正,认真地做着笔记,窗外倾泻的阳光照在她桌前翻动的书页上。“这一切一定有一个理由,”我心里暗暗忖度,“而我,有责任找到它。”
冷静下来之后,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到中学生“偷窃”行为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心理疾病的表现;单纯为侵占财物;转移心中的其它情绪。秦谊同学阳光开朗,人缘极好,而且家境殷实,加之寝室和班级里此前从未发生过任何丢失财物的事件,所以,前两种可能基本可以排除。到底是什么让她采取了这么不理智的举动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调查要从苗智媛同学开始。晚自习的时间,我主动找苗智媛谈心,从学习生活到个人爱好,师生二人相谈甚欢,我也再次说明自己会尽力找回她的播放器,让她不要为此分心。看到时机成熟,我故作随意地将早就准备好的问题提了出来。
“智媛,我觉得丢了这东西说不定也是好事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呵呵,老师,您可真损啊,和我妈妈一样了……”她咯咯地笑着说,“不过也是,室友们这回再也不会嫌我晚上闹腾了,哈哈……”听了这话,我心里似乎有点明白了。
果不其然,在“调查走访”之后,我的猜测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虽然苗智媛所在寝室的同学们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女同学之间也难免有些小摩擦。由于她经常在熄灯后一边听歌一边哼唱,室友对此都有些不满。 真相似乎呼之欲出,而我也暗下决心,要为事件画上一个句号。
“老师,同学们说是你没收了我的镜子啊?!”秦谊焦急地跑过来说。
“对啊,有同学反映你上课经常照镜子,而且那鏡子会反光,会影响其他同学!”我的语气十分严厉。
“怎么可能啊,我哪里有经常照镜子啊?况且我本来就坐在后排,怎么会影响别人呢!”她的言辞间流露出委屈和气恼。
“不用说了!其他同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老师,您怎么能这样呢!那是我姐姐送我的礼物,而且您怎么能只听一面之词呢?”一贯深得老师信任的秦谊显然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眼圈有点发红了。
“你们寝室的同学都有这个毛病,影响了别人还找借口!”我语气更加严厉了,“你简直和苗智媛一样了,明明影响了别人还狡辩!你们这播放器啊,镜子啊什么的都该没收!”
“老师,我真的没有……”秦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时,上课铃响了,我催促秦谊回去上课。看着她转身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整整一天,秦谊除了上厕所外始终都呆在教室里,情绪显得十分低落。晚自习的时候我再次把她叫到办公室,并告诉她我已经调查过了,上午的确有些冤枉她,况且苗智媛同学还愿意亲自为她作证。我把镜子交还给她时,秦谊紧紧地咬着下唇,道谢之后准备转身离开。
“秦谊,今天该你做清洁吧?”我故意把她喊住。
“嗯。”她转过身来小声说。
“晚自习后,你把教室后边的储物柜好好清理一下,东西太乱了。”
“好的……”秦谊答应道。
“哦,还有,清理的时候注意一下,说不定苗智媛那个播放器就是不小心掉在柜子后边了,你帮我看看——找到了的话我明天就不用去看监控器了。”我刻意顿了一顿。
“好……”秦谊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苗智媛欢天喜地地向我报告好消息:“老师,你猜怎么着。我的播放器找到啦!”
“是吗?谁找到的啊?”我故作惊异。
“秦谊,我亲爱的秦谊!是她在柜子下边找到的,哈哈!”她指着身后的秦谊欢快地说。
“那你怎么感谢人家啊?”
“我,我亲她一个!”说完苗智媛冲着秦谊俏皮地撅撅嘴。
看到这一幕,周围的同学都开心地笑了。那一天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晚上打开手机时,我看到一条匿名短信:“老师,谢谢您!”那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充满悔意而又单纯善良的孩子站在面前。我想,也许青春本就是一场教人不断犯错的“劫”,而化解它的方式,就是信任与宽容。
反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什么比当众谴责作恶的人更容易,也没有什么比理解他更难。”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很容易从他人的错误中收获某种“道德优越感”,从而高举批判的大旗对其大加挞伐。在此过程中,人们必须反思的是,批判如果不能让人向善,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错误。案例当中,播放器的失窃让一个班级中的少数人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舆论就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壮大,也逐渐偏离了良性的轨道。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如何在这样的舆论中理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建设性的意见,需要成年人做出表率,案例中的班会课就是这样的尝试。
同时,对于犯了错误的青少年,教师的当务之急往往不是给错误定性,而是去寻找其后的深层原因。“偷窃”是一个道德批判色彩很浓的词,一旦背上这个包袱,当事人往往会留下终生难以消除的阴影。然而,只要教师能够明白,青春原本就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那么他就会知道,每一个错误都应该是修正的契机。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教育智慧,更重要的,是教师内心对教育的信仰和对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