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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汉语言教学及文化展示应用示范（2012BAH16F04）资助项目。
【文章摘要】
本文简要梳理了汉语中日语借词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日语借词能在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历史原因和语言原因。
【关键词】
日语借词；汉语；汉字
1 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19 世纪末 20世纪初正是现代汉语的形成期，大量的日语借词正是在此时期传入汉语的。那一时期汉语新词语铺天盖地，这些新词语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日语。不弄清楚这一时期的日语借词状况，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汉语词汇发展的原因与过程。来自其他语言的外来词进入汉语大都采用了音译或意译的方法，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与“新生”阶段。而日语借词则由于是以汉字为载体，文字形式、构词方式、词语意义都与汉语本土固有词语有着天然的共同之处，大多数日语借词没有经过音译或意译就直接进入了汉语，这就使日语借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它原有特点，并与汉语本土固有词语融为一体，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影响。梳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晚清民初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日本来实现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对现代观念、民主思想的吸收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日本。对日语借词的文化考察，所触摸到的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进化史。
2 据冯天瑜先生在《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中的记录，近代中国对日语借词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日语借词被人们广泛使用；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却对此非常反感，认为会玷污汉语的纯洁性。支持者中以梁启超为具代表性。戊戌政变后梁流亡日本，不仅继续倡导翻译日籍，而且在自己的著述中广为使用日本新名词和日本文法，形成极富影响力的“新文体”（所谓“启超体”）。
反对者如留日学生彭文祖 在1915 年写下《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文，这篇文章被后世研究者广泛引用，文中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观点，“令人切齿，深以不能一刃其颈为憾。”里面对许多词语一一作了批驳。如认为汉语中已有“禁止”，使用得非常合理，引进日词“取缔”纯属不伦不类。兹引如下：
“据《康熙字典》，则缔者，缔结也，结而不解也。闭也。日文取缔二字，即取后二者之意思，而结而不解之意，即不放之意；不放之意，即与闭之意无何差别。再广解闭字之意思，即封锁也；封锁之意思，即禁止不许动也；禁止不许动之意思，即拘束也，管束也。所谓取缔规则，即管束学生之规则，自应严加取缔，即自应严加管束（禁止）。警察对于吊膀子之恶风，所谓非取缔不可，即非禁止不可。吾国人是何心理，偏嗜不伦不类牛蹄马腿之取缔二字，而唾弃光明磊落之禁止管束等字哉！咄，余欲骂之曰瞎眼盲从。”
周光庆在《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中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有过概括而精当的论述：
“在中国进行文化结构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制度层面的伟大变革的过程中，涌现了一个与这一变革相适应、相配合的翻译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的热潮。然而，在那个时代，翻译西书的活动是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与规划的。从事译书的人们固然大都是忧国虑民，腐心切齿，但他们见识有高下，居地隔中外，对西方新文化的修养有深浅，对新事物、新概念的理解有出入。在选择书目上，互相重复，在创立译名上，难免各自为之。另外，由于受之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刺激和影响，这一时期汉语的构词和词义等方面也在急剧变化。许多本来是自由组合的词组开始凝定为词了，许多词的意义在深化、演变或者根本翻新了。这样一来，在汉语的书面语乃至口语中，在人们的各种言语交际场合里，就涌现了一批批来自不同方向、有着不同风貌的“新名词”
3 建国以后，不少语言学大家开始关注和讨论日语借词问题。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出“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尽量利用意译，一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日语译名分成两种：“由日本传到中国来的意译的译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利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语，而给予新的涵义；第二种是利用两个汉字构成双音词， 这些双音词按照汉语原义是讲得通的。”第二种又分为：“1.是和汉字的本来意义比较接近的，例如“历史”、“政策”、“政党”、“独裁”等。这些词大约可以按照汉字的本来意义推知大意的。2.是和汉字的本来意义相差颇远的，例如“前提”、“企业”、“绝对”、“抽象”等。除上面两种，王力还分出了一种：除了采用日本语译名以外，还有一部分向日本语借用的词。但是，严格说来，这还不算纯粹的借词，因为没有借用它的原音。例如“取缔”（torisimari）、“引渡”（hikiwatasu）、“见习”（mirarai）、“手续”（tetuzuki）。
尤值一提的是，王力明确表示不应把从日语借来的汉字词看作是外来词。他在 1958 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下）“词汇分册”中对现代汉语词汇来源做了这样的分析：“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现代汉语中的意译的词语，大多数不是汉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换句话说，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并不是日本语所固有的，它也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说，日本原有的词我们并不需要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原有的词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去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
北京师范学院编写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 年）是当代汉语演变史的首部专著，它对日语借词的分类与王力的大体相近，但在性质的认定上却迥异。认为日语借词属于汉语外来词，是现代汉语词汇丰富的最主要手段之一。“这个时期丰富汉语词汇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吸收日译词；此外，也吸收了一些音译词和自造了一些新词。日语借词指的是被汉语借用来的日语中翻译欧美书籍时译成的词，以及少数日语固有的词。被借用来的日译词有的是古汉语词译成的，有的是用汉字新造成音译的，被借用来的日语固有的词也是用汉字写成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构词和汉语相同，意义多半可以从汉字上求得解释。” 4 笔者在梳理这段历史的时候，想到的是日语借词已经占据了现代汉语常用词库的“大半壁”已是不争的事实。但49年以后，从小就开始接受现代汉语教育的国人，绝大多数已经把古汉语变成了地位尚远不如英语的一门“外语”。如Steven Pinker（2007）所说，“我们的语言支配着我们的思维（语言决定论）这一主张是学术生活的一个不断被提及的循环主题（recurring theme）。”虽然现代学者包括Pinker 本人都反对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无法加以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和思维之间不存在内在的直接关联性。那么，以日语借词为主体词库构建起来的现代汉语，对现代国人的思维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周光庆、刘玮在《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1996）对那段历史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不能肯定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脑际时时萦回着‘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古训，也不能肯定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早已理解并且认同类似‘人是符号的动物’、‘谁要谈论人，谁就要谈到语言’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率先提出‘新民说’、呼唤‘独立自尊之人’的梁启超，就是率先自觉变革汉语书面语言、创造风靡一时的‘新文体’的梁启超；率先重新发现‘个人’、追求个性解放、阐扬独立自主的新型人格的陈独秀、胡适，就是率先发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与陈独秀。”
这似乎是在强调，语言对人思维的影响，甚至是新的语言塑造了新的人。如果以这个逻辑论，那所有的翻译借词，包括日语借词都是先进文化的代名词吗？
冯天瑜的论述则比较合理：
“清民之际新语不仅广布雅文化领域，而且也渗透到了俗文化层面。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响应革命的底层民众虽然不一定明白新语确切内涵，却因革命党在使用，洋溢着冲决旧罗网的魔力，于是，希望拥有“话语权力”的底层民众以巨大的热情捕捉新名词，纷纷以革命、共和、自由、自治、独立相标榜。”
是否接受或使用一种语言，在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角度，是否“先进”的背后是对丧失话语权力的巨大忧虑。因此，在文化精英分子的推波助澜下，各类翻译新词，尤其是日语新词的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5 但回顾历史，汉语也曾强势影响着日语的形成。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公元五世纪就已开始了，当时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历史上有名的“遣隋使” 、“遣唐使”就是日本民族学习汉文化最好的见证。从东汉至晚清中叶的一千多年历史中基本上是汉语、汉文化对日语、日本文化全方位的影响。这些不仅在日本的文学、宗教、建筑等方面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而且在日语的文字、词汇、语音上也都有充分的体现。日语文字由汉字、平假名与片假名三个部分组成，除了少数是日本自产的“国字”外，大部分是直接借自于汉语的汉字，连平假名与片假名也是由汉字的草书和楷书改造而来。在词汇上大量的汉字词直接来自古汉语。在语音上日语汉字的吴音、汉音、唐音、宋音、清音更是直接仿汉语词的读音而来。这一时期汉语对日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据考证，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2次，每次最多时200人到900人不等，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体制，均在唐朝时期由浅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当时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自从圣德太子执政（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和弘扬，好儒习汉的风气很快便在日本社会上形成，儒家思想随之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时更是全面效仿唐制，令全国每户人家备孝经一本，以此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了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汉文学学风强盛，约历时一个世纪之久，被誉为“贞观文化时代”。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时期。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说在日本上升到了统治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达到顶峰，朱子学传到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并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来随着中国明代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并最终达到了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时至今日，从日本的生活习俗和“神道”信仰，仍可随处发现儒学思想的痕迹。遗憾的是，如唐服一样，虽已经演变成日本国服，但在中国大陆本土，反而只能在博物馆和影视作品中一见了。
5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当代时期。随着 70 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 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迎来了新一轮引进高潮。中日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往来日趋增多，汉日语言接触日趋频繁。随着中国对世界呈全面开放的态势，汉语与西方主要语言有了更广泛的接触，汉语对外来词的态度与吸收也更加自觉，这都使得汉语对日语借词的态度和吸收出现了与前一时期完全不同的格局。这时期引进的日语借词表现为：1.成套引进少，零散引进多。2.科技术语少，生活词语多。3.独立引进少，混同引进多。4.直接引进与辗转并存。5.旧词复活多。
有学者认为，日语借词从结构上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的进程，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多音节化发展。因为日语在翻译西方外来词时，用单音节的汉字来翻译复音节的西方词语，形成了日语汉字词大都是双音节、多音节的结构。
但也要看到，汉语与日语属完全不同的语言类型，一个是孤立语，一个是粘着语。日语词之所以能轻易进入汉语，被汉语所接受，汉字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汉字都是形音义的集合体。与汉字读音相比，汉字之义非常稳定，日语在古代把汉字借过去，是将汉字的字形与所表之义一起借用。汉字进入日语后，会出现种种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根本的，汉字的意义仍基本得到了保留。日语用汉字来构成表意汉字词，汉字之义进入了词义。当日语汉字词进入汉语时，在日语汉字身上所潜藏着的那种理据，那种古今义之联系，依然保存。这成为日语借词能够大规模、轻易进入汉语并很快被认同的重要原因。日语假名的文字性质与汉字完全不同，因此假名词难以进入汉语，这与西方的字母词难于融入汉语的有着同样的性质。
总之，日语对来自于西方语言的外来词采用了汉字翻译的形式，形成了大批的意译汉字词，之后再传入汉语，大大缩短了西方语言进入汉语的速度和难度，由此而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汉语词汇的结构和布局。客观的说，日语借词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日语借词承载着现代科学与技术、先进知识与观念传入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文明通向世界的窗口。
【参考文献】
[1]冯天瑜.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J].江西社会科学，2004，（8）.
[2]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署名将来小律师）[M].东京秀光社，1915 年.
[3]周光庆、刘玮.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M].东大图书公司，1996：85.
[4]王力.汉语史稿[M].中华书局，1980：518-526.
[5]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商务印书馆，1959：77.
【作者简介】
于东兴（1976—），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经济学 语言政策规划，中国古代哲学，神经语言学。
【文章摘要】
本文简要梳理了汉语中日语借词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日语借词能在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历史原因和语言原因。
【关键词】
日语借词；汉语；汉字
1 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19 世纪末 20世纪初正是现代汉语的形成期，大量的日语借词正是在此时期传入汉语的。那一时期汉语新词语铺天盖地，这些新词语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日语。不弄清楚这一时期的日语借词状况，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现代汉语词汇发展的原因与过程。来自其他语言的外来词进入汉语大都采用了音译或意译的方法，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与“新生”阶段。而日语借词则由于是以汉字为载体，文字形式、构词方式、词语意义都与汉语本土固有词语有着天然的共同之处，大多数日语借词没有经过音译或意译就直接进入了汉语，这就使日语借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它原有特点，并与汉语本土固有词语融为一体，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影响。梳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晚清民初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日本来实现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对现代观念、民主思想的吸收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日本。对日语借词的文化考察，所触摸到的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进化史。
2 据冯天瑜先生在《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中的记录，近代中国对日语借词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日语借词被人们广泛使用；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却对此非常反感，认为会玷污汉语的纯洁性。支持者中以梁启超为具代表性。戊戌政变后梁流亡日本，不仅继续倡导翻译日籍，而且在自己的著述中广为使用日本新名词和日本文法，形成极富影响力的“新文体”（所谓“启超体”）。
反对者如留日学生彭文祖 在1915 年写下《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文，这篇文章被后世研究者广泛引用，文中表达了激烈的反对观点，“令人切齿，深以不能一刃其颈为憾。”里面对许多词语一一作了批驳。如认为汉语中已有“禁止”，使用得非常合理，引进日词“取缔”纯属不伦不类。兹引如下：
“据《康熙字典》，则缔者，缔结也，结而不解也。闭也。日文取缔二字，即取后二者之意思，而结而不解之意，即不放之意；不放之意，即与闭之意无何差别。再广解闭字之意思，即封锁也；封锁之意思，即禁止不许动也；禁止不许动之意思，即拘束也，管束也。所谓取缔规则，即管束学生之规则，自应严加取缔，即自应严加管束（禁止）。警察对于吊膀子之恶风，所谓非取缔不可，即非禁止不可。吾国人是何心理，偏嗜不伦不类牛蹄马腿之取缔二字，而唾弃光明磊落之禁止管束等字哉！咄，余欲骂之曰瞎眼盲从。”
周光庆在《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一书中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有过概括而精当的论述：
“在中国进行文化结构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制度层面的伟大变革的过程中，涌现了一个与这一变革相适应、相配合的翻译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的热潮。然而，在那个时代，翻译西书的活动是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与规划的。从事译书的人们固然大都是忧国虑民，腐心切齿，但他们见识有高下，居地隔中外，对西方新文化的修养有深浅，对新事物、新概念的理解有出入。在选择书目上，互相重复，在创立译名上，难免各自为之。另外，由于受之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刺激和影响，这一时期汉语的构词和词义等方面也在急剧变化。许多本来是自由组合的词组开始凝定为词了，许多词的意义在深化、演变或者根本翻新了。这样一来，在汉语的书面语乃至口语中，在人们的各种言语交际场合里，就涌现了一批批来自不同方向、有着不同风貌的“新名词”
3 建国以后，不少语言学大家开始关注和讨论日语借词问题。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出“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尽量利用意译，一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日语译名分成两种：“由日本传到中国来的意译的译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利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语，而给予新的涵义；第二种是利用两个汉字构成双音词， 这些双音词按照汉语原义是讲得通的。”第二种又分为：“1.是和汉字的本来意义比较接近的，例如“历史”、“政策”、“政党”、“独裁”等。这些词大约可以按照汉字的本来意义推知大意的。2.是和汉字的本来意义相差颇远的，例如“前提”、“企业”、“绝对”、“抽象”等。除上面两种，王力还分出了一种：除了采用日本语译名以外，还有一部分向日本语借用的词。但是，严格说来，这还不算纯粹的借词，因为没有借用它的原音。例如“取缔”（torisimari）、“引渡”（hikiwatasu）、“见习”（mirarai）、“手续”（tetuzuki）。
尤值一提的是，王力明确表示不应把从日语借来的汉字词看作是外来词。他在 1958 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下）“词汇分册”中对现代汉语词汇来源做了这样的分析：“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现代汉语中的意译的词语，大多数不是汉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换句话说，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并不是日本语所固有的，它也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说，日本原有的词我们并不需要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原有的词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去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
北京师范学院编写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 年）是当代汉语演变史的首部专著，它对日语借词的分类与王力的大体相近，但在性质的认定上却迥异。认为日语借词属于汉语外来词，是现代汉语词汇丰富的最主要手段之一。“这个时期丰富汉语词汇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吸收日译词；此外，也吸收了一些音译词和自造了一些新词。日语借词指的是被汉语借用来的日语中翻译欧美书籍时译成的词，以及少数日语固有的词。被借用来的日译词有的是古汉语词译成的，有的是用汉字新造成音译的，被借用来的日语固有的词也是用汉字写成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构词和汉语相同，意义多半可以从汉字上求得解释。” 4 笔者在梳理这段历史的时候，想到的是日语借词已经占据了现代汉语常用词库的“大半壁”已是不争的事实。但49年以后，从小就开始接受现代汉语教育的国人，绝大多数已经把古汉语变成了地位尚远不如英语的一门“外语”。如Steven Pinker（2007）所说，“我们的语言支配着我们的思维（语言决定论）这一主张是学术生活的一个不断被提及的循环主题（recurring theme）。”虽然现代学者包括Pinker 本人都反对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无法加以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和思维之间不存在内在的直接关联性。那么，以日语借词为主体词库构建起来的现代汉语，对现代国人的思维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周光庆、刘玮在《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1996）对那段历史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不能肯定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脑际时时萦回着‘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的古训，也不能肯定新文化启蒙思想家们早已理解并且认同类似‘人是符号的动物’、‘谁要谈论人，谁就要谈到语言’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率先提出‘新民说’、呼唤‘独立自尊之人’的梁启超，就是率先自觉变革汉语书面语言、创造风靡一时的‘新文体’的梁启超；率先重新发现‘个人’、追求个性解放、阐扬独立自主的新型人格的陈独秀、胡适，就是率先发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与陈独秀。”
这似乎是在强调，语言对人思维的影响，甚至是新的语言塑造了新的人。如果以这个逻辑论，那所有的翻译借词，包括日语借词都是先进文化的代名词吗？
冯天瑜的论述则比较合理：
“清民之际新语不仅广布雅文化领域，而且也渗透到了俗文化层面。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响应革命的底层民众虽然不一定明白新语确切内涵，却因革命党在使用，洋溢着冲决旧罗网的魔力，于是，希望拥有“话语权力”的底层民众以巨大的热情捕捉新名词，纷纷以革命、共和、自由、自治、独立相标榜。”
是否接受或使用一种语言，在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角度，是否“先进”的背后是对丧失话语权力的巨大忧虑。因此，在文化精英分子的推波助澜下，各类翻译新词，尤其是日语新词的流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5 但回顾历史，汉语也曾强势影响着日语的形成。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公元五世纪就已开始了，当时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历史上有名的“遣隋使” 、“遣唐使”就是日本民族学习汉文化最好的见证。从东汉至晚清中叶的一千多年历史中基本上是汉语、汉文化对日语、日本文化全方位的影响。这些不仅在日本的文学、宗教、建筑等方面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而且在日语的文字、词汇、语音上也都有充分的体现。日语文字由汉字、平假名与片假名三个部分组成，除了少数是日本自产的“国字”外，大部分是直接借自于汉语的汉字，连平假名与片假名也是由汉字的草书和楷书改造而来。在词汇上大量的汉字词直接来自古汉语。在语音上日语汉字的吴音、汉音、唐音、宋音、清音更是直接仿汉语词的读音而来。这一时期汉语对日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据考证，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2次，每次最多时200人到900人不等，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及政治体制，均在唐朝时期由浅入深地被日本民族吸收。当时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自从圣德太子执政（593～621）奖励儒学以来，经过不断提倡和弘扬，好儒习汉的风气很快便在日本社会上形成，儒家思想随之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孝德天皇（749～757）在位时更是全面效仿唐制，令全国每户人家备孝经一本，以此主张“孝为百行之先”。平安朝初期的文化继承了奈良时代学习唐代文化的遗风，汉文学学风强盛，约历时一个世纪之久，被誉为“贞观文化时代”。这也是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时期。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说在日本上升到了统治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在日本传播达到顶峰，朱子学传到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并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来随着中国明代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的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了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并最终达到了日本儒学的鼎盛时期。
时至今日，从日本的生活习俗和“神道”信仰，仍可随处发现儒学思想的痕迹。遗憾的是，如唐服一样，虽已经演变成日本国服，但在中国大陆本土，反而只能在博物馆和影视作品中一见了。
5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当代时期。随着 70 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 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迎来了新一轮引进高潮。中日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往来日趋增多，汉日语言接触日趋频繁。随着中国对世界呈全面开放的态势，汉语与西方主要语言有了更广泛的接触，汉语对外来词的态度与吸收也更加自觉，这都使得汉语对日语借词的态度和吸收出现了与前一时期完全不同的格局。这时期引进的日语借词表现为：1.成套引进少，零散引进多。2.科技术语少，生活词语多。3.独立引进少，混同引进多。4.直接引进与辗转并存。5.旧词复活多。
有学者认为，日语借词从结构上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的进程，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多音节化发展。因为日语在翻译西方外来词时，用单音节的汉字来翻译复音节的西方词语，形成了日语汉字词大都是双音节、多音节的结构。
但也要看到，汉语与日语属完全不同的语言类型，一个是孤立语，一个是粘着语。日语词之所以能轻易进入汉语，被汉语所接受，汉字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汉字都是形音义的集合体。与汉字读音相比，汉字之义非常稳定，日语在古代把汉字借过去，是将汉字的字形与所表之义一起借用。汉字进入日语后，会出现种种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根本的，汉字的意义仍基本得到了保留。日语用汉字来构成表意汉字词，汉字之义进入了词义。当日语汉字词进入汉语时，在日语汉字身上所潜藏着的那种理据，那种古今义之联系，依然保存。这成为日语借词能够大规模、轻易进入汉语并很快被认同的重要原因。日语假名的文字性质与汉字完全不同，因此假名词难以进入汉语，这与西方的字母词难于融入汉语的有着同样的性质。
总之，日语对来自于西方语言的外来词采用了汉字翻译的形式，形成了大批的意译汉字词，之后再传入汉语，大大缩短了西方语言进入汉语的速度和难度，由此而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汉语词汇的结构和布局。客观的说，日语借词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日语借词承载着现代科学与技术、先进知识与观念传入中国，是中国近现代文明通向世界的窗口。
【参考文献】
[1]冯天瑜.清末民初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J].江西社会科学，2004，（8）.
[2]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署名将来小律师）[M].东京秀光社，1915 年.
[3]周光庆、刘玮.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M].东大图书公司，1996：85.
[4]王力.汉语史稿[M].中华书局，1980：518-526.
[5]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商务印书馆，1959：77.
【作者简介】
于东兴（1976—），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经济学 语言政策规划，中国古代哲学，神经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