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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新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战略构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文章、著作及会议文件中。这些珍贵史料清晰反映了新中国外交构想的逐步演变，深刻体现了党在外交领域建国构想的现实主义考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域建国构想的当代价值，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适应新情况做出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外交决策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外交；建国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各方面为筹建新中国做了充足且详实的准备，其中党在建国前夕已经基本形成了新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战略构想，并于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党对新中国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集中体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著作及会议文件中，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论人民民主专政》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这些珍贵史料清晰地反映了新中国外交构想的演变过程，为学界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提供了详实的理论依据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外交构想的演变过程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了他对新中国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即“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1]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新中国的独立依赖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党和国家决不能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正是我国建国初期三大基本外交政策之一的“一边倒”政策的理论雏形。
《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问题”的战略构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具有二维性，即党的外交活动是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而维持世界和平为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党与各国建立对外关系并解决一系列双边问题。这种二维性体现了党坚持进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并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的信心和决心，极大地巩固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统一战线，增进了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团结与统一，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必要的舆论和理论基础。文中“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2]的表述，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这是新中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早期体现。文中毛泽东较为含蓄地阐述了三大外交政策之一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深切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旧中国被迫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及完全丧失外交話语权局面的深恶痛绝。此外，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应根据对象不同，对英美、日本、印度、朝鲜等国分别采取相应外交对策，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战略上的远见卓识。
1949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做了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通过讨论的形式集体决定了党取得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一系列基本政策，在外交领域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平等为原则同国际上一切国家建立对外关系，但这种平等原则不代表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根据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分的平等。对于长期对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压制态度的帝国主义国家，新中国坚决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会议文件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学习并学会同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尤其是外交领域的斗争。这体现出了党在外交领域对朋友和敌人采取区分对待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报告中，毛泽东用“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3]这一通俗易懂的语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苏联的高度关切，增添了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构想。同时，文章用较为详尽的语言论述了党对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这一重要论题，主张党不应急于解决此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以敌视态度对待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这种敌视态度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质变。因此，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帝国主义国家彻底改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敌视和偏见态度之后，才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给予其在中国相应的合法地位，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到党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背景下，成功预测到了新中国即将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新中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战略构想，即指出了“另起炉灶”外交政策的理论雏形，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的深谋远虑。
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且集中地做出了关于“一边倒”外交战略的论述，即坚持“一边倒”外交战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四十年的外交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对外经验教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必须做出战略抉择，即选择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或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他坚决反对对第三条道路的空想和幻想，更反对不顾处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而选择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上述经典论点客观分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形势，阐明了新中国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党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原则对待新中国的友好国家并与之并肩奋斗，即联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这些论述都为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并最终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舆论准备。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国家临时宪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即“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即面对冷战对抗的两极格局，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起炉灶”即在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并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新中国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消除残余势力，这明确阐述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三大外交政策，并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发展同友好国家的外交关系，我国将巩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联盟，坚持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努力奋斗。1954年宪法将我国建国初期基本外交政策用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自此我国外交战略逐渐从理论构想走向日臻丰富的外交实践。
二、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域建国构想的现实主义考量
1、冷战的国际环境
冷静观察、深入分析并客观判断国际和国内形势，尤其注重认清当前国际格局及本国所处的现实地位，是执政党和政府做出理性外交决策的先决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由于划分势力范围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相互对抗，美国和苏联的矛盾逐步凸显且日益尖锐，冷战由此拉开帷幕。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美国对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扩展产生了巨大的忧虑，制定了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为主要目标的全球战略。为了遏制所谓的“赤色影响”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和压制政策，甚至不惜直接动用武力干涉朝鲜战争，从而形成了冷战过程中少有的热战现象。正是这样紧张而严峻的冷战环境，直接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封锁下维护新生政权的生存、巩固和发展，党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定位于实现冷战局势的相对缓和，创造有利于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稳定区域环境。两大阵营全方位对抗的严峻局势，让党认识到新中国无论与美国或苏联任意一方交往时都必不可少地受到来自另一阵营的极大束缚和牵绊，中国共产党很难完全自由地处理新中国同美苏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战略上必须做出取舍。
冷战开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不仅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在政治上也采取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执政的合法性，仍旧与台湾“建交”，不肯轻易放弃在华的各项特权和利益，甚至屡次派遣军舰进入台湾海峡，企图运用军事手段阻止两岸统一的进程。针对西方阵营在外交领域孤立中国、军事上威吓中国的种种举动，毛泽东认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尚未成熟。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水到渠成，新中国的成立也为中苏结盟创造了浑然天成的契机。由此，我国适时提出了“一边倒”和“另起炉灶”战略构想，倡导中苏结盟并主张在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对外关系。
2、地缘政治的利益考量
地缘战略理论是综合运用地理环境因素来分析和总结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充分利用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地缘关系以获取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战略谋划。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与苏联领土接壤，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多次依靠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的成功经历，新中国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北方邻国苏联的支持。“一边倒”不仅减轻了中国在北部边界安全领域的后顾之忧，而且增加了新中国与西方阵营斗争的筹码，使新中国成立伊始便迅速获得了苏联等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领域的政权合法地位的承认和经济领域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为新中国摆脱西方阵营的政治敌视和经济封锁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一边倒”外交战略也直接促成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大连铁路、中长铁路和旅顺及新疆问题的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年的辉煌发展史证明，党当时做出的“一边倒”战略决策是非常明智的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选择，为新中国的成立、巩固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3、国内形势的现实关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后，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呼之欲出，可是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摆在党面前的是政治的百废待兴和经济的萧条凋敝局面。自古弱国无外交，国民党政府在国际社会长期处于丧失独立自主外交话语权的地位，其被迫签订了各项不平等条约，使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长期享有攫取我国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种种特权。中国共产党深知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精神的摧残，因此新中国坚决要取消和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残余势力，制定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构想。这一重大战略决策解决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问题，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形象回归国际舞台，重拾国际话语权。
4、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度对抗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初，一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无论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还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一直坚持。正是因为坚持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党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鼎力支持和慷慨援助。冷战开始后，两大阵营也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各种场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抨击和批判，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采取敌视和压制策略。面对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度对抗，中国共产党理智果断地做出了倒向意识形态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客观判断，最终提出了“一边倒”重要外交战略构想并付诸实践。
三、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域建国构想的当代价值
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是符合我国国家整体利益的，它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冷战的国际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外交战略抉择的一次伟大尝试，历史证明这次尝试取得了比较意义上的成功，也给中国当代外交战略的选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彰显着卓越的时代价值。其中，“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党顺应冷战的特殊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我国外交战略决策中国际环境因素发挥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另起炉灶”外交政策體现了我国建国初期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在随后的外交实践中它逐渐发展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将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其他一切国家干涉我国内政。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坚持正确义利观。这些重大外交战略决策正是以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为基石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的发展史，昭示着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0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5页.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0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3页.
[参考文献]
[1]张蕾蕾.党社会身份理论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D].复旦大学，2011.
[2]杨泽喜.党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D].武汉大学，201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外交；建国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各方面为筹建新中国做了充足且详实的准备，其中党在建国前夕已经基本形成了新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战略构想，并于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党对新中国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集中体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著作及会议文件中，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论人民民主专政》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这些珍贵史料清晰地反映了新中国外交构想的演变过程，为学界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提供了详实的理论依据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外交构想的演变过程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了他对新中国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即“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1]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新中国的独立依赖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党和国家决不能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正是我国建国初期三大基本外交政策之一的“一边倒”政策的理论雏形。
《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问题”的战略构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的立场和主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具有二维性，即党的外交活动是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而维持世界和平为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党与各国建立对外关系并解决一系列双边问题。这种二维性体现了党坚持进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并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的信心和决心，极大地巩固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统一战线，增进了反法西斯联盟内部的团结与统一，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必要的舆论和理论基础。文中“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2]的表述，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这是新中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早期体现。文中毛泽东较为含蓄地阐述了三大外交政策之一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深切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旧中国被迫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及完全丧失外交話语权局面的深恶痛绝。此外，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应根据对象不同，对英美、日本、印度、朝鲜等国分别采取相应外交对策，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战略上的远见卓识。
1949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做了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通过讨论的形式集体决定了党取得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一系列基本政策，在外交领域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平等为原则同国际上一切国家建立对外关系，但这种平等原则不代表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根据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分的平等。对于长期对中国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压制态度的帝国主义国家，新中国坚决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会议文件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学习并学会同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尤其是外交领域的斗争。这体现出了党在外交领域对朋友和敌人采取区分对待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报告中，毛泽东用“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3]这一通俗易懂的语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苏联的高度关切，增添了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构想。同时，文章用较为详尽的语言论述了党对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这一重要论题，主张党不应急于解决此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以敌视态度对待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这种敌视态度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质变。因此，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帝国主义国家彻底改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敌视和偏见态度之后，才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给予其在中国相应的合法地位，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到党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背景下，成功预测到了新中国即将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新中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战略构想，即指出了“另起炉灶”外交政策的理论雏形，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的深谋远虑。
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且集中地做出了关于“一边倒”外交战略的论述，即坚持“一边倒”外交战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四十年的外交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对外经验教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必须做出战略抉择，即选择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或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他坚决反对对第三条道路的空想和幻想，更反对不顾处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而选择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上述经典论点客观分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形势，阐明了新中国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党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原则对待新中国的友好国家并与之并肩奋斗，即联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这些论述都为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并最终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舆论准备。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国家临时宪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即“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即面对冷战对抗的两极格局，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起炉灶”即在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并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新中国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消除残余势力，这明确阐述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三大外交政策，并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发展同友好国家的外交关系，我国将巩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联盟，坚持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努力奋斗。1954年宪法将我国建国初期基本外交政策用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自此我国外交战略逐渐从理论构想走向日臻丰富的外交实践。
二、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域建国构想的现实主义考量
1、冷战的国际环境
冷静观察、深入分析并客观判断国际和国内形势，尤其注重认清当前国际格局及本国所处的现实地位，是执政党和政府做出理性外交决策的先决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由于划分势力范围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相互对抗，美国和苏联的矛盾逐步凸显且日益尖锐，冷战由此拉开帷幕。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美国对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步扩展产生了巨大的忧虑，制定了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为主要目标的全球战略。为了遏制所谓的“赤色影响”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和压制政策，甚至不惜直接动用武力干涉朝鲜战争，从而形成了冷战过程中少有的热战现象。正是这样紧张而严峻的冷战环境，直接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封锁下维护新生政权的生存、巩固和发展，党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定位于实现冷战局势的相对缓和，创造有利于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稳定区域环境。两大阵营全方位对抗的严峻局势，让党认识到新中国无论与美国或苏联任意一方交往时都必不可少地受到来自另一阵营的极大束缚和牵绊，中国共产党很难完全自由地处理新中国同美苏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战略上必须做出取舍。
冷战开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不仅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在政治上也采取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执政的合法性，仍旧与台湾“建交”，不肯轻易放弃在华的各项特权和利益，甚至屡次派遣军舰进入台湾海峡，企图运用军事手段阻止两岸统一的进程。针对西方阵营在外交领域孤立中国、军事上威吓中国的种种举动，毛泽东认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尚未成熟。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水到渠成，新中国的成立也为中苏结盟创造了浑然天成的契机。由此，我国适时提出了“一边倒”和“另起炉灶”战略构想，倡导中苏结盟并主张在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对外关系。
2、地缘政治的利益考量
地缘战略理论是综合运用地理环境因素来分析和总结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充分利用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地缘关系以获取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战略谋划。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与苏联领土接壤，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多次依靠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的成功经历，新中国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北方邻国苏联的支持。“一边倒”不仅减轻了中国在北部边界安全领域的后顾之忧，而且增加了新中国与西方阵营斗争的筹码，使新中国成立伊始便迅速获得了苏联等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领域的政权合法地位的承认和经济领域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为新中国摆脱西方阵营的政治敌视和经济封锁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一边倒”外交战略也直接促成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大连铁路、中长铁路和旅顺及新疆问题的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年的辉煌发展史证明，党当时做出的“一边倒”战略决策是非常明智的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选择，为新中国的成立、巩固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3、国内形势的现实关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后，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呼之欲出，可是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摆在党面前的是政治的百废待兴和经济的萧条凋敝局面。自古弱国无外交，国民党政府在国际社会长期处于丧失独立自主外交话语权的地位，其被迫签订了各项不平等条约，使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长期享有攫取我国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种种特权。中国共产党深知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精神的摧残，因此新中国坚决要取消和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残余势力，制定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构想。这一重大战略决策解决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问题，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形象回归国际舞台，重拾国际话语权。
4、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度对抗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初，一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无论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还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一直坚持。正是因为坚持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党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鼎力支持和慷慨援助。冷战开始后，两大阵营也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各种场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抨击和批判，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采取敌视和压制策略。面对两大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度对抗，中国共产党理智果断地做出了倒向意识形态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客观判断，最终提出了“一边倒”重要外交战略构想并付诸实践。
三、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域建国构想的当代价值
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是符合我国国家整体利益的，它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冷战的国际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外交战略抉择的一次伟大尝试，历史证明这次尝试取得了比较意义上的成功，也给中国当代外交战略的选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彰显着卓越的时代价值。其中，“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党顺应冷战的特殊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我国外交战略决策中国际环境因素发挥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另起炉灶”外交政策體现了我国建国初期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在随后的外交实践中它逐渐发展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将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其他一切国家干涉我国内政。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坚持正确义利观。这些重大外交战略决策正是以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的建国构想为基石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的发展史，昭示着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0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5页.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0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3页.
[参考文献]
[1]张蕾蕾.党社会身份理论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D].复旦大学，2011.
[2]杨泽喜.党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D].武汉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