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及城市研究专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将城市称作“诞生奇迹之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是最健康、绿色、富裕且宜居的地方”。对城市生活的赞美与迷恋也是后疫情时代人们发自肺腑的心声。我们从城市的必要元素“街道”出发，纵观信息时代与全球化趋势下未来城市生活该如何发展与创新，并不斷为都市人提升幸福感、激发创造力与亲密之爱。
　　关于未来城市的发展，在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不断拉远人与人交流的距离的同时，旨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美好的城市街道想方设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城市街道之“度”

　　告别了“中国效率”造成的对大而空的公共空间环境的崇拜，城市的发展已经从以高效为先的“新建”转变为激发活力回归的“更新”。我们逐渐意识到城市街道以及其所象征的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早在2004年，伦敦制定了世界上第一本街道设计导则——《伦敦街道设计导则》，之后各个城市也相继对街道空间重新展开思考与研究，希望能通过对设计的引导，重获人体步行尺度的易达性和舒适感。当下，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激醒了我们对“面对面”的城市交往的依赖。咖啡馆和书店兴起，可以看出人们的生活从私密居住空间向城市空间外溢。它们部分承担了以往家庭书房的功能，这种外溢的家庭空间给街道的再生提供了机会。
　　新零售引领的新消费，也让城市公共生活重新回归城市和街道。当人们期待着从隔离的家中重新回到城市街道，街道在功能调整、业态搭配以及美学设计等方面都需要保持持续的生命力和自我更新的创造力，以寻找到符合街道气质的活力之“度”。

街道为谁而生？

　　随着城市主体的快速蔓延与扩张，大城市的街道在经历了现代主义以车行为主、追求高效率的时代后，又回到了对街道活力的探讨之中。我们仿佛正在经历一次街道演变的轮回。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市更新应该是巴黎的奥斯曼改造了，这次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运动，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新城市的新意向。于是在之后的近百年的历史中，同样的城市更新手法一直不断地在世界各个城市轮番上演。
　　当美国面临城市内部衰败、贫穷和城市卫生问题的时候，巴黎式的的城市更新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手段。然而，这种方式所营造出的街道意向在纽约遭到了教科书式的抨击。当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一书面世之后，这场矛盾聚焦于时任纽约市长摩西与雅各布斯之间的关于“谁的街道”的唇枪舌战便开始在建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展开，并延续至今。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城市发展阶段，我们需要不同的城市发展策略。摩西时代留下的大量的城市街道空间是城市脉络中效率的体现，它们让纽约成为如今高效、高密度的纽约;而雅各布斯推崇的多样化、以人为本的道路穿插于整体道路网络，成为让城市更具有特征和生活活力的部分。
　　城市活力最初的出现虽然来自于市井，但我们不能轻易地去评判这两种思想的对错，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让街道自发的活力能够在一定的秩序下有序而生。从巴黎经验到雅各布斯的守卫，再到如今上海的十五分钟生活圈，我们需要的是具有良好通达性的多样化的街道，城市网络中触发活力的街道，能够串联起生活的街道。

尺度，我们需要舒适的街道

　　激发街道活力首先需要街道具有连续性。为街道带来更多驻留机会的开放街区打开了沿街建筑的底层空间，让当代城市的“游荡者”自由轻易地找到栖息地。
　　在激发街道活力中，可以归结为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激活。人行尺度的公共空间是创造街道空间连续性的要素，这些公共空间在街道中形成节点，街道与街道之间以此形成街道体系，从而形成街区，构成使用者对街区的整体性认知。纽约的街道规划以小尺度开放底层空间以及单向行驶的车行道为特点，而即便是如此，这样的街道依然是为机动车而生。糟糕的交通状况已经成为纽约特色。纽约原交通局长主导了纽约城市街道的一系列改造措施。在时代广场和百老汇打造自行车和人行空间，增加连接各个街道的步行广场，打通街道的步行连续性，使纽约街道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也大大提升了商业营业额。在这个被其称作“抢街”的行动中，人行和自行车被看作是与城市产生密切关系最好的出行方式。这是一场在人行与车行、生活与效率之间的博弈，城市活力的回归，才是最好的和解。
　　美国社会科学家欧登伯格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将除了家（第一空间）和工作场所（第二空间）之外，能够让人放松，给人便利的场所定义为“第三空间”。星巴克在90年代的广告词中引入了这样的概念，将自身定义为文化体验、社交的场所。这样的咖啡馆已然成为了城市中的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室内外的界限也由此变得模糊，增加了步行的几率，为街道上的人群制造了偶然遇见的机会。上海创智天地的大学路已然成为街道建设的范本，从最初开发公司以“开放街区”理念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到业主、商户与城市管理部门坐下来商谈街道外摆许可，增设街道沿街设施，再到人气爆棚的特色周末集市，这些举措不仅给大学路这条700米长的街道增添了可供步行的尺度和条件，也让街道功能仅仅为提供社区便利的初衷逐渐发酵成城市级的最美商业街。
　　街道尺度的宜人不仅在人行的平面尺度给人行走的舒适感，也体现在包括标识在内的一系列视觉元素上。整齐划一的街道立面规划，虽然井然有序，却体现不了街道的特征与美感。每一间美好的小店，每天都上演不同的故事，如中国香港、日本东京的传统街道，百年老店在历经几代人传承后不断积淀而成，即便是店面标识也能构成具有辨识度的街道景观。

温度：可以共建的街区商业

　　当我们在讨论“街道属于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在讨论“谁给街道带来活力”。我们在街道中游荡，消费街道的商品，同时也消费街道的空间景观、历史人文，还有走走停停、川流不息的人群。街道的载体，核心是构成街道消费的业态，以及针对街道特征而形成的业态搭配。这些高度混合的功能载体让城市空间产生了温度。
　　街道有它的生命周期，当街道环境变得不适宜商业生长的时候，街道也会渐渐失去它的温度和活力。美国洛杉矶的街道也曾面临过这样的状况，比如现在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区（artdistrict）和阿比奇尼大道（Abbot Kinney Blvd）。上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商业区复兴（Downtown Renovation）计划兴起，阿比奇尼大道所在的滨海区域成为计划复兴的一个街区。规划委员会制定了详尽的改造政策，与一些非官方的艺术、规划专业机构合作，引入了艺术机构、创意产业、新消费商业，并通过夺目的设计给这里带来话题和关注度。多方参与进来的新兴人群给这条街道注入了新鲜活力，他们在一起对这条街道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改造。从单个店铺界面到城市景观、店面招牌，到街道艺术小品，从点的改造开始，带动这个街道的升级驱动力，如今这里既受居民喜欢，又能吸引外来游客的参与，从内生动力和外部推动两个维度激发了街区的持续活力。
　　相比较于街道，一个街区乃至片区的活力更需要不同功能、业态、文化设施的高度混合，具有高参与度的公共开放空间，吸引不同人群的驻留。上海西岸的整体更新就是通过工业遗存的保留，首先打造出一条贯通的滨江岸线公共空间，并同时关注复合文化功能的组合，将原来的工业遗址改造成适合不同类型展览需求的艺术文化场所，让旧时的废墟逐渐成为新的世界级滨水空间和文化展览艺术区。这种超越了尺度，延续了温度的城市空间，成为了城市活力的又一种二次生长方式。

热度：网红不只是为了打卡

　　当手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来源，城市的人群慢慢变成一个个单独化的个体。通过屏幕信息，人的视觉感官变得更加挑剔，对平面的认知感受和想象空间甚至超过了对空间的体验。而新消费带来的新商业空间成为了一种聚集离散个体的方式，让网络感知与线下认知结合在一起，让空间产生热度。有趣的街角、经过设计的公共空间、美好的小店给街道提供了这样的热度。这是设计通过感官愉悦带来的视觉记忆。所谓“网红”，设计有趣的小店往往能成为一条街道上带动人流的要素，且有特定的关注人群。因此，“网红”商业也具有聚集效应和关注热度临时性的特征。街道需要有记忆点的空间和事件，从人的角度营造出具有特征的体验氛围，把视觉感受转化为身体感知，保证持续性才能让热度一直存在。
　　热度是对空间活力的触发，而最终这些给人记忆点的美好空间和民宿一样，人们愿意去，除了有吸引人的设计和优良的服务，也需要有故事的小店或民宿主人，来来往往的一声招呼，让邻里街坊之间有了交谈的场所。因此，除了空间维度的活力影响因素，从时间维度上来说，可以理解为通过活动和节假日是一种街道运营的手段。让街道在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可以自我适应生长的活力。因此调动商户之间、商业与街道居住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形成共建“共同体“让街道持续创造新生。
　　在日本、中国台湾兴起的“地方创生”，为了激活街道活力，鼓励创业者们与社区合作，通过活用地方资产，并适当引入资本，让街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得以提升，让社区保持长久的可持续性的活跃度。台北市政府从2014年开始推动OpenGreen计划，邀请社区规划师进驻到社区，对闲置空间进行改造活化，比如台北师范大学附近的“小白屋“，通过“微改造“并发动社区在地的参与力量，设立了社区公用的“工具图书室”，后来扩展为家电修理站和电器修理知识的教育中心。日本地方创生的新生代表木下齐认为，带动街道和社区的可持续活力，必须要让街道空间的所有者活跃起来，让他们投入到社区的共建当中。一个个鲜活的街道主人形成许许多多个活力触媒，这样的城市热度才能持续地“热“下去。

城市更新中的水岸文化复兴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并逐渐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城市再生模式，一改往日备受质疑的以功能主义规划为目标的大拆大建的方式，从城市空间内容与社会结构变化出发，实现了向纯粹的物质空间转型社会文化内涵的创新型城市更新模式。
　　作为上海母亲河的黄浦江以及两岸滨水空间的演变与发展，一直以来主导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更新。08年启动的“西岸计划”以打造全球城市卓越水岸为目标，将彼时的工业遗存逐渐升级改造为集文化艺术、可持续生态、金融与科技创新为一体的复合型功能滨水空间，同时也为上海这座世界级大都市塑造了成功的文化新地标。西岸文化艺术水岸的成功，也标志着以文化规划为导向的城市再生策略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上海西岸滨水区域的开发，令人联想起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Battersea新城，巴黎塞纳河左岸和纽约哈德逊金融城的更新改造，成为全球城市滨水区去工业化、以文化复兴为导向的经典案例。曾经的西岸是黄浦江畔约9.4平方公里的滨水腹地，黄浦江两岸是近代上海工业发展的起源地和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两岸分布的大量工业厂区和工业遗存如火车南浦站、日晖港、北票码头、龙华机场、上海水泥厂等都是彼时上海重要的民族工业。随着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进入转型期，滨江水域的开发和规划也正式启动。以世博会为契机直到2012年上海西岸集团正式成立，期间整个滨江空间历经多次规划，摸索与尝试，利用大量历史建筑和工业遗存，旨在打造一个以复合功能、打开岸线、增强文化属性的，同时还能看到城市发展痕迹、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与传承的文化产业区，从而帮助整个西岸滨水空间从工业生产岸线向生活艺术岸线的转变，逐步确立并完成了“西岸文化走廊”的品牌工程。
　　这期间从2012年第一屆西岸文化艺术节，2013年举办的西岸建筑和当代艺术双年展以及2014年召开的第一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与龙美术馆（西岸馆）和余德耀美术馆的相继开馆，直到今天西岸美术馆、油罐艺术中心、星美术馆以及未来沿江剧场群落的建立，高品质文化场馆的建立在保持城市肌理的同时还注重与城市文脉相协调，创造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积极推动的文化内容与多元化文化事件的发生，既调动了周围产业生态的能动性，也与各方资源形成良好互动，同时成为城市活力的“调节器”，将公众的视野引入对城市空间的关注中。西岸的文化更新不仅占据了整个滨江地段物质空间再开发的主要地位，同时还为上海打上了文化艺术的城市标签，提升城市形象与吸引力。此外，通过对滨江环境的提升向腹地整体升级的转变，生活滨水岸线两岸贯通，今日的“西岸文化走廊”逐步促进了未来“西岸传媒港”的建成，并带动整个西岸片区从文化艺术为先到向智能、科创、商务金融为主导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