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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企业停工已近一年，广东南海华光板材有限公司（下称华光，其关联公司称“华光系”）在南海当地仍是赫赫有名的企业。
6月29日，记者驱车赶赴毗邻广州市的南海，在城区随意询问，路人皆为指点，可顺利赶至规模宏大、一片空寂的华光厂区。
6月23日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使南海“华光案”昭然于天下。华光老板冯明昌骗贷行为令人震惊：“广东省佛山市民营企业主冯某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有许多没有用于生产经营，而是大量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直接提取现金，有些甚至通过非法渠道汇出境外。”
此时的冯明昌，已经锒铛入狱。与他同时入狱的，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副行长叶家声、南海支行行长林裕行、南海市财政局局长何伟林、前局长孙伯宽等部分中高层官员。
由于债主盈门，停工近一年的华光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时至今日，对华光骗贷案的调查接近尾声。人们已经看到，冯明昌身后大有其人，当地少数官员操控华光的真实意图亦逐步明晰。一系列幕后故事，正勾勒出一幅官商勾结的骇人图景。
“806专案组”
“806专案组”，是一个在佛山地区普通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这是指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在去年8月6日成立的调查组，专门调查南海华光骗贷案。据当地人介绍，专案组人数一度多达200余人，包下了佛山市委党校一幢五层楼房集中办公。
案情如此重大，已表明案情绝不止于“私人骗贷”。
华光骗贷案发，始自2003年春。当时，有关部门在对工商银行南海支行贷款进行审计时发现，华光及其关联公司累计从该行贷款74亿余元，有近20亿元不曾归还，亦不知所踪。银行电脑数据同时显示，上述74亿余元的贷款时间集中于1999年至2002年间。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华光在短短数年间获得如此巨额银行贷款，且贷款如此集中于一个县级市的银行支行，立即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对华光的调查随后展开，诸多问题渐次暴露。国家审计署汇总初步调查结果后，于2003年8月5日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交报告。8月6日，温总理即在报告上做出批示，由中纪委牵头的专案组随即成立，是为“806专案组”。
就在调查背对背进行之时，华光公司因长期以来资金运转入不敷出、拖欠工资所带来的问题也大规模爆发。8月11日，华光公司数千员工在公司门前静坐，抗议公司连续五个月拖欠工资。
正在此时，“806专案组”全面进驻南海，并组成纪委、检察院、法院、公安、审计等数个小组分头展开调查。
去年9月至11月间，本刊记者曾数度赴南海（南海原为佛山市下辖之县级市，2003年1月划入佛山市区）、香港、马来西亚等地采访，并于去年底对华光骗贷案作出首次深入报道（详见本刊2003年12月5日号文章《南海华光40亿元贷款迷局》）。当时，《财经》即已指出，拥有“南海民营企业航母”光环的华光公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企，其发展过程体现出从“官企民营”到“官民合一”的奇特特征。
《财经》年来的进一步采访表明，起家于南海沙头镇镇办企业的华光公司虽被逐步包装为“民企之星”，但很大程度上掌控在原南海市少数官员手中，绝少一个正常民营企业的成长痕迹。而被戴上广东省“最佳民营企业家”高帽的冯明昌，也几乎未曾对他的所谓“华光帝国”产生实质性影响。
霍栩、孙延辉与南海市财政局
整个事件从曝光之始，就显示出不同寻常之处。因为冯明昌在最初接受调查之时，身边总有一人相伴随，此人名霍栩，名为南海华光财务顾问，实为公司财务总监。面对涉及财务的众多问题，冯明昌只能吱吱唔唔，霍栩则对答如流。
南海市财政局有关人士告诉《财经》，直至被捕之前，霍栩一直是该局正式官员。另有见过霍氏者告诉《财经》，霍栩其人，40岁左右，在南海市财政局职位“相当于副局级”，“看去相当精明”。
“华光系”从国家淘金，绝不止中国工商银行一处。在霍栩执掌之下，这家拥有民营企业之名的系列企业先后从七家金融机构大规模贷款，总额达到百亿元之巨。这些资金主要以“华光系”三家公司的名义贷出，分别为华光公司、南海粤华装饰板材厂和南海华泰木业有限公司。相关借贷合同皆由冯明昌签署，但冯本人对内情知之不详，均由精明强干的霍栩来操刀。
这批巨额资金之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出境外，或以交易之名汇出，或经地下钱庄转账。
转出境外的资金流向何方？据调查，相应资金仍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掌控，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运作。这些公司总数约为十余家，主要分布在香港、澳门两地，其中最关键者为三家，分别是香港华森公司、中国兴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兴业）和香港国瑞公司。
其实，冯明昌的华光公司具中外合资之身。其外方大股东正是香港华森公司。这家注册于1996年的公司共有三名股东，前两人为冯明昌及其妻子卢碧茹，第三名股东为孙延辉，持华森公司40％股份。
这个孙延辉，香港永久居民，正是当时的南海市财政局局长孙伯宽之子。
《财经》在香港实地采访得知，华森公司一向由孙延晖坐镇香港管理。2003年8月华光案发后，孙延晖就未曾在公司出现。华森公司一位留守员工透露，华森公司是“华光系”从境内向香港转账的主要通道之一。“他们不定期地将钱打到华森在香港的银行账户上”。
但华森公司员工表示，他们从不知道钱是怎么转到香港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将境内的人民币换成外汇的。通常当钱到账时，“老板就打个电话通知香港”。
专案组的大量调查证实，孙延辉实际控制的香港华森公司，正是“华光系”公司大量境内贷款转出境外的接口之一。而孙延辉得以与南海市财政局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其父孙伯宽正是其中关键。
孙伯宽、黄浩洋与境外接款机构小
冯明昌、“华光系”与南海市政府形影相随的密切关系，还可从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理出头绪。这就是挂牌香港主板市场的中国兴业（0312）。
中国兴业的前身，为南海市官窑镇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后买壳上市，大股东名为中望集团，由前官窑镇副镇长邓六根负责打理。后因官窑镇与南海市财政局之间某种债务关系，上市公司转手南海市财政局。
在香港，此类“窗口”因不具备中国内地政府公开批准的正式身份，一律被称为“染红公司”。其负责人虽有官身，却持香港居民证，以私人身份掌管公司。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邓六根本人即一再强调他于1995年售出公司系私人行为。但他同时承认，当时大家对于接手人的身份，只是心照不宣。
邓六根彼时“心照不宣”的接手人，就是前南海市财政局副局长梁绍辉。从1995年至今，梁一直以个人名义全资控股的Mighty Management Ltd公司（MML），担任中国兴业大股东。而孙伯宽于2001年从南海市财政局局长任上退休，当年10月即加入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兴业的董事会，与中国兴业董事长梁绍辉同列中国兴业联合主席。
既然中国兴业早就是南海市的“隐形窗口”，冯明昌、华光系也早与中国兴业大有交往。2000年4月，中国兴业做了一次定向募股，让冯明昌的妻子卢碧茹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入股，出资2400万元，成为占股16.47％的大股东。
2002年，中国兴业先后收购了一位叫做黄浩洋的人两笔资产，共价值3.08亿港元。这两笔资产其实上正是两条位于广东南海华光公司的板材生产线。在华光员工心目中，甚至在过去南海市政府的统计资料中，这两条被称为佳顺和亨达的生产线（分厂），本来是华光的一部分。当然，以黄浩洋之名收购，则避免了香港市场涉及关联交易所必须的审计。
黄浩洋何许人也，甚至专案组在早期都难知其详。直至调查深入，人们才发现黄原来是南海市财政局一位普通官员。其人何在已经不重要，因为他只是资本运作需要的一个名字。
恰如卢碧茹，这位拥有香港身份，且成为中国兴业第二大股东的冯明昌之妻，实际上是个家庭妇女。按冯明昌的说法，“她懂个啥，就是在家带孩子。”
中国兴业围绕卢碧茹、黄浩洋进行的“资本运作”曾使人难解，而将其置于南海财政局官员操控下的华光骗贷全景图，其意图便可昭然。无疑，这正是华光系资金转入境外的一条通道。
除中国兴业，还有一家香港国瑞公司，也是华光系资金的主要境外接盘者之一。其操控者，亦为南海市财政局干部。调查证实，香港国瑞、香港华森与中国兴业同在香港尖沙嘴摩迪道62号的永安广场办公，共同构成境内大笔资金输出香港的通道。《财经》曾在摩迪道62号现场进行确认。
大笔银行贷款和财政资金转出境外，所为何由？
专案组获得的初步答案，远超出常人想像。据接近调查的知情人透露，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南海市政府少数官员便暗地调集大笔资金注入其在港澳两地的窗口公司，用于在香港市场炒作楼花、股票及期货。其资金来源，除南海当地财政资金，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窗口公司向境外银行的贷款。90年代中期，香港楼市泡沫破裂，并引发证券市场崩盘，致使南海市的大批窗口公司巨额亏损。为归还境外贷款，填补窟窿，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南海市少数官员逐年将大笔财政资金悄悄调出境外还债。但因亏损过大，财政资金明显不敷使用，主事者遂将目光投向银行贷款。
于是，国家银行成为补亏提款机的目标。而为持续不断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须有相关企业支撑。冯明昌及其掌管的华光公司，遂进入南海市少数官员的视野。
“造星运动”
无疑，在一贯承认私有产权、私有经济蓬蓬勃勃的南海市，华光因其早年间具有“官企民营”的身份，正方便了政府插手。
华光的掌门人冯明昌系土生土长的南海沙头镇人，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因其早年间以卖鱼为生，曾被人称为“卖鱼佬”。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办企业，最早做五金生意，后改为板材业，1990年4月14日在沙头镇注册成立了南海市沙头镇华光装饰板材厂。
在当时，华光装饰板材厂属集体所有制，由沙头镇政府组建主管，注册资本220万元。没有人知道这220万元是否真实打入，由谁打入，但冯明昌担任了总经理，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则是关联发，当时的沙头镇镇长。
事实上，华光不仅相当长时间内有明确的地方政府权益，而且一直得到地方政府的关照。深圳一家大型木业企业的一位前高级经理告诉《财经》，华光厂一度销售业绩卓然，但相当一部分靠偷漏税。因“不正常竞争”引起众怒，曾被人举报至海关总署。1995年至1996年前后，总署派人南下调查，但结果不了了之。“足见他官方背景够厉害。”
当然，作为企业家的冯明昌也一直在与政府博弈。1996年，香港华森公司诞生，其中六成权益属冯明昌夫妇，而四成属于南海市财政局局长之子孙延辉。1997至1999年，冯分两步将公司从过去五五对开的中外合资公司改为外方持大股，又将大股东改为自己掌控的华森公司，最终替下关联发，自己担任了法人代表和董事长。
无论冯氏当时如何欣喜，回过头来看，在其与政府官商勾结的组构中，主导方仍然是政府。1999年的冯明昌，看似占尽风光：作为不再有疑义的民营企业主人，其在香港金城银行（属原中银香港旗下）的贷款，由南海市政府及财政局出具授信担保；其在广东省工商银行一举获得5亿元授信，更靠南海市主要领导亲自保荐。然而，香港华森公司的实际业务掌控人其实是孙延辉；而在南海公司总部，更有市财政局派出的“财务顾问”霍栩登堂入室，持掌财权。
可以想像，交织于惊喜与惶恐之中，1999年以后冯明昌及其华光公司有了罕见的“大发展”。其当年5月所获广东省工商银行5亿元授信额度，按新华社的说法是“迄今为止，广东金融业给予民营企业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7月，从未出过国当然也不懂英文的冯明昌被要求做出重大决定，华光要进军海外，宣布“在马来西亚买下千亩山林”。
在地方政府的设计下，冯明昌成为一颗“民企之星”。此后，当地对冯明昌及华光公司的“造星运动”不断升温。
就在获得银行巨额授信的1999年，冯解囊捐款在沙头镇兴建了数个公益项目，包括华光中学、沙头医院、华光公园及一条马路，其中华光中学投资近4000万元。冯因此在当地名声大振。
2000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到佛山视察期间，便被安排到华光公司。在华光公司会议室的墙上，至今仍挂着冯明昌与多位领导人的合影。
从2000年起，在南海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当地媒体上，多次报道华光公司的扩张之举，华光公司已经号称“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企业”。
自2002年起，南海市政府开始为本地民营企业上市推波助澜。在《南方日报》当年一篇报道中，华光公司被誉为“娴熟采用资本运作手段，通过兼并联合、收购重组实现快速扩张”的“意识超前的企业”。
从100亿到10亿
冯明昌本人在被捕之前，从不讳言其“官方背景”。一位佛山本地媒体的老总曾与他和一些南海市政府领导一起吃饭，目睹其在席间与领导们显得非常熟络，且口若悬河地大谈“中央高层内幕”。而在南海当地，冯与南海市某主要领导的私交并非秘密。
然而，熟稔于关系的冯明昌，似乎不善也无法熟悉企业经营，特别是巨额资金的运营。
1999年至2002年的短短四年间，与官方对冯明昌及其华光公司的“造星运动”同步，以工商银行南海支行为主的当地银行竞相向华光公司贷款。资料显示，1999年之前，“华光系”在工商银行的贷款不过数百万元，而自1999年至2003年，工商银行南海支行的贷款逐年猛增，累计增至74亿余元。工行南海支行向“华光系”贷款之后，当地其他银行也争相放贷。至华光案发时，华光累计向多家银行贷款约百亿元。
这些资金在“华光系”之间进进出出，与南海财政局下属公司往来频繁，更在境内外大出大进。其间主要大额资金调度，冯本人根本无法尽述其详。而至专案组调查之时，尚有28.8亿元贷款无法归还，其中欠工行南海支行贷款19.29亿元，欠其他多家银行贷款近10亿元。
据说，冯明昌在调查中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呀。替政府签字呀。”
平素衣着质朴、操一口南海乡音的冯明昌还有些委屈地告诉调查人员，他平时很少出入高消费场所，“连桑拿都没洗过”。
或许没洗过桑拿的冯明昌不可能是傻瓜，对公司完全无数，但他确实没有到过公司号称在2002年斥6350万美元收购的林场新西兰吉斯伯恩。据初步调查，这次收购仅付现金千余万美元，其余全部在当地银行贷款，且用林场产权做抵押，目前已被当地银行收回。而在事实上，以华光林业名义买下林场的中方公司在当地注册，公司所有者已经根本不是冯明昌，而变成了几位南海市官员。
《财经》无法确认冯明昌是否曾在位于沙捞越州的马来西亚林场落足。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对这一交易知之甚少，而且这笔交易只是一次采伐权租用，其交易额远逊于华光对外声称的数额。
在世纪之交的南海“造星”运动中，冯明昌的华光作为亚洲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据称还拥有吨位为8000吨的运输船四艘，以及价值在600万美元左右的飞机及设备。广东官方媒体的有关报道，甚至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乘直升机鸟瞰冯氏马来西亚帝国（后扩大到2500平方公里）林海的情景。
当然，这一切不过是枉言。调查表明上述飞机舰船或根本不存在，或并不在华光及冯氏名下。而《财经》亲赴马来西亚沙捞越州SIBU市的调查表明，该片属于华光的山林不仅面积大为缩水，且是一片1985年发放牌照、开采已近15年的森林，在当地被视为“卖不出去的山林”。华光进入后从一开始，就在当地有经营捉襟见衬的记录（参见《财经》2003年12月5日号文章《马来林地光环剥落》）。
水落石出终有时。仅就华光向调查组交代，公司目前所欠28亿多元贷款中，6.6亿元都被挪用，成了各类“神秘的股权投资”，5亿元在关联企业层层传递后落入个人储蓄帐户，或直接提出现金最终转移境外，而只有6亿元用于“民企航母”的正常生产经营。按此计算，仍有10亿元巨额资金去向不明，而霍栩自己也难说出下落。
据专业人员推算，南海华光在境内的资产不足10亿元，境外更不足挂齿。
抵押和贷款的玄机
1999年成为工商银行广东分行的座上宾之后，华光就成了当地一些中小银行争抢的对象。
然而，贷款毕竟是需要手续的，抵押物便是其一。手续制作过程中，更可见“造星运动”在当地已成“系统工程”。
“华光系”公司向银行提供的贷款抵押物，许多都是土地和厂房，相关抵押证明大多由当地国土部门出证。南海当地土地部门出场，为华光制造一系列假证据。仅“华光系”在工商银行南海支行的抵押，计有1723亩土地，但据事后查证，其中1574亩均无土地使用证，产权根本不在华光名下。
事实上，华光厂区看似庞大，其实大多土地为租用，其地面建筑物也十分有限。深圳地区一位与冯本人打交道多年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冯曾经用一块不属于他的空无一物的沙头镇农田到银行抵押贷款，称这块地上建有28幢高层，为其提供证据的就是当地国土和房产管理部门。用这块地，冯明昌贷到了几个亿。
据悉，华光案发后，沙头镇国土所的一名所长被抓，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出2000余万元资金。
即使在华光案曝光之前，当地一些其他银行已经从种种迹象，发现华光的资信并不如工商银行广东分行所示般可靠。广东发展银行曾于2001年4月给予当时被视为民企航母的南海华光5亿元授信，但在具体落实贷款时，因看出其抵押物疑点，根本未予放款。深圳发展银行佛山分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该行在2002年核定华光的固定资产时，发现与抵押品不符，其公司账目还出现了银行承兑汇票垫款，遂决定收紧信贷额度。而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农业银行南海支行，也很快相将华光贷款列入“呆滞”或“可疑”类。
然而，这一切不能阻止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在华光案中越陷越深。
早在2000年9月，工行广东分行信贷管理处在对华光的《统一授信审批报告》中即指出：“该公司为家族式管理，财务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高，我行对掌握该公司真实财务状况有一定困难。该公司贷款真实用途难以监管，贷款回笼存在银行体外循环。该公司目前在我行系统内融资总额高达近10亿元，风险较为集中，而且贷款抵押率为50％，贷款第二还款来源落实不足。”
然而，有该分行高层领导相配合，对如此分析被置若罔闻。工行的贷款，仍在源源不断流入“华光系”。
至2002年，华光在工行南海支行的贷款已不能按期还款，到期资金惟有一而再再而三展期，甚至利息也无法付清。然而，明知被套的工行，却选择了错上加错，走上发放虚假贷款一途。当年9月，工行南海支行以南海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沙头镇迎宾馆等名义，向南海华光发放虚假贷款1.95亿元。这批假客户共计12家，其中4家则为注册成立的新企业，工商登记墨迹未干。
中国工商银行如此行事，当然不全是好心办坏事。事实上，相关机构及有关人员从中获利甚多。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自办实体银通投资咨询公司，长期担任南海华光所属公司的财务顾问，如何付出顾问费细节不详。而在华光案被查处过程中，工商银行系统的一干人士已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财政局、“第二财政局”之外
回过头来看，一切扑溯迷离的现象变得清晰可辨。
1999年至2002年间，华光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向银行大举借贷之时，正是华光这艘“民企航母”的铸造时期，也正是以南海市财政局官员为主的南海市少数官员全力介入华光公司的关键时期。
在南海市少数官员的操控下，华光公司在此期间成立了一系列关联公司，这些关联公司与南海市政府在境外掌控的公司紧密互动，共同构筑了将境内资金转出境外的巨大资金链。其境内资金源头有二：一是由“华光系”公司名义向银行的贷款，一是南海市政府的财政资金。前者总计约百亿元，后者也有数十亿元。
其中，银行贷款资金在南海市财政局人员的操控之下，主要经地下钱庄转出境外；南海市政府的财政资金，则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下属的投资管理公司经两条渠道转出境外，一是以该公司向“华光系”借款的名义，经“华光系”公司转出，一是以向境外窗口公司投资的名义直接转出。所有上述逾百亿元巨额资金转出境外后，皆注入南海市在香港等地的十余家窗口公司，用于填补这些公司当年投资的亏损。
为便于向银行大举贷款，华光公司在短短数年成立了十余家关联公司，仅2000年9月至12月，即在南海沙头镇成立了三家所谓的外商独资企业，它们分别是投资总额9000万港元的南海华盈木业有限公司，投资总额2990万美元的南海进益木业有限公司和投资总额800万美元的南海华茂木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是冯明昌，其外方企业也全是一家——香港德华国际有限公司。而德华公司在名义上也系冯氏夫妇所有，成立时间为2000年8月，注册地址与香港华森的办公地址一致。
2001年，又有两家华光系公司在南海沙头镇注册，它们分别是南海佳顺木业有限公司和南海亨达林业有限公司，前者投资总额9000万港元，后者投资总额1300万美元。两家公司同为外商独资公司，其外方同为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康美贸易有限公司。
南海市少数官员利用“华光系”向银行贷款，并将资金转出境外牟利之举，在中国兴业的炒作中可见一斑。1995年南海市财政局掌控中国兴业后，将该局多名官员安排进公司董事会，一度意欲调集财政资金入港托市，在香港股市圈钱。但因各位董事意见相左，中国兴业一直未有明确发展方向。香港联交所资料显示，中国兴业的主业在为国内桂林、广东等地的少量物业，业绩一向乏善可陈，自1998年之后更是低价“仙股”——股价长期低迷于港元0.20元上下。
可以推知，南海市财政局的资金运作专家们最初的脱身设想，可能是将华光塞入香港上市公司“套现”，收购佳顺、亨达即是步骤之一。但具体操作到位，真正填平越来越大的财务窟窿，其实很难如愿。很快地，华光案发，孙本人于2003年8月被捕。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冯明昌本人对于这场复杂的资金安排，是否能够知其大概。但在南海，甚至在案发之前，当地人便将华光戏称为“第二财政局”。“冯明昌只是个傀儡。”——持这种说法者，亦大有人在。
那么，一系列复杂的资金运作、大量银行资金抽逃境外、国家资产损失惨重——在此重大事件中，南海市财政局、土地局、工商银行之外，南海市领导该负何责？在当地群众中责问连连，说法甚多。而直至《财经》发稿，仍未见该市（为区县级）现任或前任一级领导，就此罕见要案有任何承担责任之公开说法。
尾声
6月29日，《财经》记者再度赴南海沙头镇实地探查时，如今的华光公司已是一座空城。从正门望进去，曾经精心修葺的绿化带后是一幢低层办公楼，再往里去则是一排排厂房，呈两列纵队向后延伸。但当记者绕到厂区后部，却发现至少有数十亩面积的厂区是从未动过工的荒地，堆砌着废弃轮胎与角铁。
在华光厂区围墙外，有一条逾百米长的食街。一家饮食店的老板说，华光兴盛之时，许多工人都到这条食街消费。去年8月华光倒闭后，食街的生意一落千丈，如今仅余两三家还在营业。
与华光厂区隔河相望的，是其关联公司佳顺木业公司的厂房，时值晌午十分，这里仍是车来人往，显得分外繁忙。紧临佳顺的一座热电厂也在开工，高耸的蒸气炉冒着白烟，为佳顺的夹板生产线供应电力及蒸汽。
佳顺公司于去年末重新开工，已有数百名工人参与生产，如今仍在招工。沙头镇主管经济的副镇长高海涛告诉《财经》，华光公司关闭后，为减少资源闲置，有关部门组织佳顺公司恢复了生产。
离开华光公司厂区，记者来到不远处的沙头镇镇政府附近，只见冯明昌于1999年斥资捐建的华光花园依然显目。园中碑石上，“冯明昌君，公益心厚，三百五万，助建斯园”的红色碑文仍在，在6月晌午的骄阳下沉默。
“华光骗贷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非常可怕。”广东省一位自始至终关注此案的高层干部对《财经》说，“上百亿的资金除了极少部分用于企业，绝大多数都通过地下钱庄转出境外，什么有效资产也没给当地留下，留下的只有一个包袱！”
本刊记者曹海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6月29日，记者驱车赶赴毗邻广州市的南海，在城区随意询问，路人皆为指点，可顺利赶至规模宏大、一片空寂的华光厂区。
6月23日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使南海“华光案”昭然于天下。华光老板冯明昌骗贷行为令人震惊：“广东省佛山市民营企业主冯某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尚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有许多没有用于生产经营，而是大量转入个人储蓄账户或直接提取现金，有些甚至通过非法渠道汇出境外。”
此时的冯明昌，已经锒铛入狱。与他同时入狱的，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副行长叶家声、南海支行行长林裕行、南海市财政局局长何伟林、前局长孙伯宽等部分中高层官员。
由于债主盈门，停工近一年的华光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时至今日，对华光骗贷案的调查接近尾声。人们已经看到，冯明昌身后大有其人，当地少数官员操控华光的真实意图亦逐步明晰。一系列幕后故事，正勾勒出一幅官商勾结的骇人图景。
“806专案组”
“806专案组”，是一个在佛山地区普通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这是指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在去年8月6日成立的调查组，专门调查南海华光骗贷案。据当地人介绍，专案组人数一度多达200余人，包下了佛山市委党校一幢五层楼房集中办公。
案情如此重大，已表明案情绝不止于“私人骗贷”。
华光骗贷案发，始自2003年春。当时，有关部门在对工商银行南海支行贷款进行审计时发现，华光及其关联公司累计从该行贷款74亿余元，有近20亿元不曾归还，亦不知所踪。银行电脑数据同时显示，上述74亿余元的贷款时间集中于1999年至2002年间。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华光在短短数年间获得如此巨额银行贷款，且贷款如此集中于一个县级市的银行支行，立即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对华光的调查随后展开，诸多问题渐次暴露。国家审计署汇总初步调查结果后，于2003年8月5日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交报告。8月6日，温总理即在报告上做出批示，由中纪委牵头的专案组随即成立，是为“806专案组”。
就在调查背对背进行之时，华光公司因长期以来资金运转入不敷出、拖欠工资所带来的问题也大规模爆发。8月11日，华光公司数千员工在公司门前静坐，抗议公司连续五个月拖欠工资。
正在此时，“806专案组”全面进驻南海，并组成纪委、检察院、法院、公安、审计等数个小组分头展开调查。
去年9月至11月间，本刊记者曾数度赴南海（南海原为佛山市下辖之县级市，2003年1月划入佛山市区）、香港、马来西亚等地采访，并于去年底对华光骗贷案作出首次深入报道（详见本刊2003年12月5日号文章《南海华光40亿元贷款迷局》）。当时，《财经》即已指出，拥有“南海民营企业航母”光环的华光公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企，其发展过程体现出从“官企民营”到“官民合一”的奇特特征。
《财经》年来的进一步采访表明，起家于南海沙头镇镇办企业的华光公司虽被逐步包装为“民企之星”，但很大程度上掌控在原南海市少数官员手中，绝少一个正常民营企业的成长痕迹。而被戴上广东省“最佳民营企业家”高帽的冯明昌，也几乎未曾对他的所谓“华光帝国”产生实质性影响。
霍栩、孙延辉与南海市财政局
整个事件从曝光之始，就显示出不同寻常之处。因为冯明昌在最初接受调查之时，身边总有一人相伴随，此人名霍栩，名为南海华光财务顾问，实为公司财务总监。面对涉及财务的众多问题，冯明昌只能吱吱唔唔，霍栩则对答如流。
南海市财政局有关人士告诉《财经》，直至被捕之前，霍栩一直是该局正式官员。另有见过霍氏者告诉《财经》，霍栩其人，40岁左右，在南海市财政局职位“相当于副局级”，“看去相当精明”。
“华光系”从国家淘金，绝不止中国工商银行一处。在霍栩执掌之下，这家拥有民营企业之名的系列企业先后从七家金融机构大规模贷款，总额达到百亿元之巨。这些资金主要以“华光系”三家公司的名义贷出，分别为华光公司、南海粤华装饰板材厂和南海华泰木业有限公司。相关借贷合同皆由冯明昌签署，但冯本人对内情知之不详，均由精明强干的霍栩来操刀。
这批巨额资金之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出境外，或以交易之名汇出，或经地下钱庄转账。
转出境外的资金流向何方？据调查，相应资金仍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掌控，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运作。这些公司总数约为十余家，主要分布在香港、澳门两地，其中最关键者为三家，分别是香港华森公司、中国兴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兴业）和香港国瑞公司。
其实，冯明昌的华光公司具中外合资之身。其外方大股东正是香港华森公司。这家注册于1996年的公司共有三名股东，前两人为冯明昌及其妻子卢碧茹，第三名股东为孙延辉，持华森公司40％股份。
这个孙延辉，香港永久居民，正是当时的南海市财政局局长孙伯宽之子。
《财经》在香港实地采访得知，华森公司一向由孙延晖坐镇香港管理。2003年8月华光案发后，孙延晖就未曾在公司出现。华森公司一位留守员工透露，华森公司是“华光系”从境内向香港转账的主要通道之一。“他们不定期地将钱打到华森在香港的银行账户上”。
但华森公司员工表示，他们从不知道钱是怎么转到香港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将境内的人民币换成外汇的。通常当钱到账时，“老板就打个电话通知香港”。
专案组的大量调查证实，孙延辉实际控制的香港华森公司，正是“华光系”公司大量境内贷款转出境外的接口之一。而孙延辉得以与南海市财政局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其父孙伯宽正是其中关键。
孙伯宽、黄浩洋与境外接款机构小
冯明昌、“华光系”与南海市政府形影相随的密切关系，还可从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理出头绪。这就是挂牌香港主板市场的中国兴业（0312）。
中国兴业的前身，为南海市官窑镇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后买壳上市，大股东名为中望集团，由前官窑镇副镇长邓六根负责打理。后因官窑镇与南海市财政局之间某种债务关系，上市公司转手南海市财政局。
在香港，此类“窗口”因不具备中国内地政府公开批准的正式身份，一律被称为“染红公司”。其负责人虽有官身，却持香港居民证，以私人身份掌管公司。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邓六根本人即一再强调他于1995年售出公司系私人行为。但他同时承认，当时大家对于接手人的身份，只是心照不宣。
邓六根彼时“心照不宣”的接手人，就是前南海市财政局副局长梁绍辉。从1995年至今，梁一直以个人名义全资控股的Mighty Management Ltd公司（MML），担任中国兴业大股东。而孙伯宽于2001年从南海市财政局局长任上退休，当年10月即加入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兴业的董事会，与中国兴业董事长梁绍辉同列中国兴业联合主席。
既然中国兴业早就是南海市的“隐形窗口”，冯明昌、华光系也早与中国兴业大有交往。2000年4月，中国兴业做了一次定向募股，让冯明昌的妻子卢碧茹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入股，出资2400万元，成为占股16.47％的大股东。
2002年，中国兴业先后收购了一位叫做黄浩洋的人两笔资产，共价值3.08亿港元。这两笔资产其实上正是两条位于广东南海华光公司的板材生产线。在华光员工心目中，甚至在过去南海市政府的统计资料中，这两条被称为佳顺和亨达的生产线（分厂），本来是华光的一部分。当然，以黄浩洋之名收购，则避免了香港市场涉及关联交易所必须的审计。
黄浩洋何许人也，甚至专案组在早期都难知其详。直至调查深入，人们才发现黄原来是南海市财政局一位普通官员。其人何在已经不重要，因为他只是资本运作需要的一个名字。
恰如卢碧茹，这位拥有香港身份，且成为中国兴业第二大股东的冯明昌之妻，实际上是个家庭妇女。按冯明昌的说法，“她懂个啥，就是在家带孩子。”
中国兴业围绕卢碧茹、黄浩洋进行的“资本运作”曾使人难解，而将其置于南海财政局官员操控下的华光骗贷全景图，其意图便可昭然。无疑，这正是华光系资金转入境外的一条通道。
除中国兴业，还有一家香港国瑞公司，也是华光系资金的主要境外接盘者之一。其操控者，亦为南海市财政局干部。调查证实，香港国瑞、香港华森与中国兴业同在香港尖沙嘴摩迪道62号的永安广场办公，共同构成境内大笔资金输出香港的通道。《财经》曾在摩迪道62号现场进行确认。
大笔银行贷款和财政资金转出境外，所为何由？
专案组获得的初步答案，远超出常人想像。据接近调查的知情人透露，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南海市政府少数官员便暗地调集大笔资金注入其在港澳两地的窗口公司，用于在香港市场炒作楼花、股票及期货。其资金来源，除南海当地财政资金，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窗口公司向境外银行的贷款。90年代中期，香港楼市泡沫破裂，并引发证券市场崩盘，致使南海市的大批窗口公司巨额亏损。为归还境外贷款，填补窟窿，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南海市少数官员逐年将大笔财政资金悄悄调出境外还债。但因亏损过大，财政资金明显不敷使用，主事者遂将目光投向银行贷款。
于是，国家银行成为补亏提款机的目标。而为持续不断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须有相关企业支撑。冯明昌及其掌管的华光公司，遂进入南海市少数官员的视野。
“造星运动”
无疑，在一贯承认私有产权、私有经济蓬蓬勃勃的南海市，华光因其早年间具有“官企民营”的身份，正方便了政府插手。
华光的掌门人冯明昌系土生土长的南海沙头镇人，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因其早年间以卖鱼为生，曾被人称为“卖鱼佬”。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办企业，最早做五金生意，后改为板材业，1990年4月14日在沙头镇注册成立了南海市沙头镇华光装饰板材厂。
在当时，华光装饰板材厂属集体所有制，由沙头镇政府组建主管，注册资本220万元。没有人知道这220万元是否真实打入，由谁打入，但冯明昌担任了总经理，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则是关联发，当时的沙头镇镇长。
事实上，华光不仅相当长时间内有明确的地方政府权益，而且一直得到地方政府的关照。深圳一家大型木业企业的一位前高级经理告诉《财经》，华光厂一度销售业绩卓然，但相当一部分靠偷漏税。因“不正常竞争”引起众怒，曾被人举报至海关总署。1995年至1996年前后，总署派人南下调查，但结果不了了之。“足见他官方背景够厉害。”
当然，作为企业家的冯明昌也一直在与政府博弈。1996年，香港华森公司诞生，其中六成权益属冯明昌夫妇，而四成属于南海市财政局局长之子孙延辉。1997至1999年，冯分两步将公司从过去五五对开的中外合资公司改为外方持大股，又将大股东改为自己掌控的华森公司，最终替下关联发，自己担任了法人代表和董事长。
无论冯氏当时如何欣喜，回过头来看，在其与政府官商勾结的组构中，主导方仍然是政府。1999年的冯明昌，看似占尽风光：作为不再有疑义的民营企业主人，其在香港金城银行（属原中银香港旗下）的贷款，由南海市政府及财政局出具授信担保；其在广东省工商银行一举获得5亿元授信，更靠南海市主要领导亲自保荐。然而，香港华森公司的实际业务掌控人其实是孙延辉；而在南海公司总部，更有市财政局派出的“财务顾问”霍栩登堂入室，持掌财权。
可以想像，交织于惊喜与惶恐之中，1999年以后冯明昌及其华光公司有了罕见的“大发展”。其当年5月所获广东省工商银行5亿元授信额度，按新华社的说法是“迄今为止，广东金融业给予民营企业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7月，从未出过国当然也不懂英文的冯明昌被要求做出重大决定，华光要进军海外，宣布“在马来西亚买下千亩山林”。
在地方政府的设计下，冯明昌成为一颗“民企之星”。此后，当地对冯明昌及华光公司的“造星运动”不断升温。
就在获得银行巨额授信的1999年，冯解囊捐款在沙头镇兴建了数个公益项目，包括华光中学、沙头医院、华光公园及一条马路，其中华光中学投资近4000万元。冯因此在当地名声大振。
2000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到佛山视察期间，便被安排到华光公司。在华光公司会议室的墙上，至今仍挂着冯明昌与多位领导人的合影。
从2000年起，在南海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当地媒体上，多次报道华光公司的扩张之举，华光公司已经号称“亚洲最大的胶合板生产企业”。
自2002年起，南海市政府开始为本地民营企业上市推波助澜。在《南方日报》当年一篇报道中，华光公司被誉为“娴熟采用资本运作手段，通过兼并联合、收购重组实现快速扩张”的“意识超前的企业”。
从100亿到10亿
冯明昌本人在被捕之前，从不讳言其“官方背景”。一位佛山本地媒体的老总曾与他和一些南海市政府领导一起吃饭，目睹其在席间与领导们显得非常熟络，且口若悬河地大谈“中央高层内幕”。而在南海当地，冯与南海市某主要领导的私交并非秘密。
然而，熟稔于关系的冯明昌，似乎不善也无法熟悉企业经营，特别是巨额资金的运营。
1999年至2002年的短短四年间，与官方对冯明昌及其华光公司的“造星运动”同步，以工商银行南海支行为主的当地银行竞相向华光公司贷款。资料显示，1999年之前，“华光系”在工商银行的贷款不过数百万元，而自1999年至2003年，工商银行南海支行的贷款逐年猛增，累计增至74亿余元。工行南海支行向“华光系”贷款之后，当地其他银行也争相放贷。至华光案发时，华光累计向多家银行贷款约百亿元。
这些资金在“华光系”之间进进出出，与南海财政局下属公司往来频繁，更在境内外大出大进。其间主要大额资金调度，冯本人根本无法尽述其详。而至专案组调查之时，尚有28.8亿元贷款无法归还，其中欠工行南海支行贷款19.29亿元，欠其他多家银行贷款近10亿元。
据说，冯明昌在调查中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呀。替政府签字呀。”
平素衣着质朴、操一口南海乡音的冯明昌还有些委屈地告诉调查人员，他平时很少出入高消费场所，“连桑拿都没洗过”。
或许没洗过桑拿的冯明昌不可能是傻瓜，对公司完全无数，但他确实没有到过公司号称在2002年斥6350万美元收购的林场新西兰吉斯伯恩。据初步调查，这次收购仅付现金千余万美元，其余全部在当地银行贷款，且用林场产权做抵押，目前已被当地银行收回。而在事实上，以华光林业名义买下林场的中方公司在当地注册，公司所有者已经根本不是冯明昌，而变成了几位南海市官员。
《财经》无法确认冯明昌是否曾在位于沙捞越州的马来西亚林场落足。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对这一交易知之甚少，而且这笔交易只是一次采伐权租用，其交易额远逊于华光对外声称的数额。
在世纪之交的南海“造星”运动中，冯明昌的华光作为亚洲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据称还拥有吨位为8000吨的运输船四艘，以及价值在600万美元左右的飞机及设备。广东官方媒体的有关报道，甚至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乘直升机鸟瞰冯氏马来西亚帝国（后扩大到2500平方公里）林海的情景。
当然，这一切不过是枉言。调查表明上述飞机舰船或根本不存在，或并不在华光及冯氏名下。而《财经》亲赴马来西亚沙捞越州SIBU市的调查表明，该片属于华光的山林不仅面积大为缩水，且是一片1985年发放牌照、开采已近15年的森林，在当地被视为“卖不出去的山林”。华光进入后从一开始，就在当地有经营捉襟见衬的记录（参见《财经》2003年12月5日号文章《马来林地光环剥落》）。
水落石出终有时。仅就华光向调查组交代，公司目前所欠28亿多元贷款中，6.6亿元都被挪用，成了各类“神秘的股权投资”，5亿元在关联企业层层传递后落入个人储蓄帐户，或直接提出现金最终转移境外，而只有6亿元用于“民企航母”的正常生产经营。按此计算，仍有10亿元巨额资金去向不明，而霍栩自己也难说出下落。
据专业人员推算，南海华光在境内的资产不足10亿元，境外更不足挂齿。
抵押和贷款的玄机
1999年成为工商银行广东分行的座上宾之后，华光就成了当地一些中小银行争抢的对象。
然而，贷款毕竟是需要手续的，抵押物便是其一。手续制作过程中，更可见“造星运动”在当地已成“系统工程”。
“华光系”公司向银行提供的贷款抵押物，许多都是土地和厂房，相关抵押证明大多由当地国土部门出证。南海当地土地部门出场，为华光制造一系列假证据。仅“华光系”在工商银行南海支行的抵押，计有1723亩土地，但据事后查证，其中1574亩均无土地使用证，产权根本不在华光名下。
事实上，华光厂区看似庞大，其实大多土地为租用，其地面建筑物也十分有限。深圳地区一位与冯本人打交道多年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冯曾经用一块不属于他的空无一物的沙头镇农田到银行抵押贷款，称这块地上建有28幢高层，为其提供证据的就是当地国土和房产管理部门。用这块地，冯明昌贷到了几个亿。
据悉，华光案发后，沙头镇国土所的一名所长被抓，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出2000余万元资金。
即使在华光案曝光之前，当地一些其他银行已经从种种迹象，发现华光的资信并不如工商银行广东分行所示般可靠。广东发展银行曾于2001年4月给予当时被视为民企航母的南海华光5亿元授信，但在具体落实贷款时，因看出其抵押物疑点，根本未予放款。深圳发展银行佛山分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该行在2002年核定华光的固定资产时，发现与抵押品不符，其公司账目还出现了银行承兑汇票垫款，遂决定收紧信贷额度。而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农业银行南海支行，也很快相将华光贷款列入“呆滞”或“可疑”类。
然而，这一切不能阻止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在华光案中越陷越深。
早在2000年9月，工行广东分行信贷管理处在对华光的《统一授信审批报告》中即指出：“该公司为家族式管理，财务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高，我行对掌握该公司真实财务状况有一定困难。该公司贷款真实用途难以监管，贷款回笼存在银行体外循环。该公司目前在我行系统内融资总额高达近10亿元，风险较为集中，而且贷款抵押率为50％，贷款第二还款来源落实不足。”
然而，有该分行高层领导相配合，对如此分析被置若罔闻。工行的贷款，仍在源源不断流入“华光系”。
至2002年，华光在工行南海支行的贷款已不能按期还款，到期资金惟有一而再再而三展期，甚至利息也无法付清。然而，明知被套的工行，却选择了错上加错，走上发放虚假贷款一途。当年9月，工行南海支行以南海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沙头镇迎宾馆等名义，向南海华光发放虚假贷款1.95亿元。这批假客户共计12家，其中4家则为注册成立的新企业，工商登记墨迹未干。
中国工商银行如此行事，当然不全是好心办坏事。事实上，相关机构及有关人员从中获利甚多。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自办实体银通投资咨询公司，长期担任南海华光所属公司的财务顾问，如何付出顾问费细节不详。而在华光案被查处过程中，工商银行系统的一干人士已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财政局、“第二财政局”之外
回过头来看，一切扑溯迷离的现象变得清晰可辨。
1999年至2002年间，华光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向银行大举借贷之时，正是华光这艘“民企航母”的铸造时期，也正是以南海市财政局官员为主的南海市少数官员全力介入华光公司的关键时期。
在南海市少数官员的操控下，华光公司在此期间成立了一系列关联公司，这些关联公司与南海市政府在境外掌控的公司紧密互动，共同构筑了将境内资金转出境外的巨大资金链。其境内资金源头有二：一是由“华光系”公司名义向银行的贷款，一是南海市政府的财政资金。前者总计约百亿元，后者也有数十亿元。
其中，银行贷款资金在南海市财政局人员的操控之下，主要经地下钱庄转出境外；南海市政府的财政资金，则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下属的投资管理公司经两条渠道转出境外，一是以该公司向“华光系”借款的名义，经“华光系”公司转出，一是以向境外窗口公司投资的名义直接转出。所有上述逾百亿元巨额资金转出境外后，皆注入南海市在香港等地的十余家窗口公司，用于填补这些公司当年投资的亏损。
为便于向银行大举贷款，华光公司在短短数年成立了十余家关联公司，仅2000年9月至12月，即在南海沙头镇成立了三家所谓的外商独资企业，它们分别是投资总额9000万港元的南海华盈木业有限公司，投资总额2990万美元的南海进益木业有限公司和投资总额800万美元的南海华茂木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是冯明昌，其外方企业也全是一家——香港德华国际有限公司。而德华公司在名义上也系冯氏夫妇所有，成立时间为2000年8月，注册地址与香港华森的办公地址一致。
2001年，又有两家华光系公司在南海沙头镇注册，它们分别是南海佳顺木业有限公司和南海亨达林业有限公司，前者投资总额9000万港元，后者投资总额1300万美元。两家公司同为外商独资公司，其外方同为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康美贸易有限公司。
南海市少数官员利用“华光系”向银行贷款，并将资金转出境外牟利之举，在中国兴业的炒作中可见一斑。1995年南海市财政局掌控中国兴业后，将该局多名官员安排进公司董事会，一度意欲调集财政资金入港托市，在香港股市圈钱。但因各位董事意见相左，中国兴业一直未有明确发展方向。香港联交所资料显示，中国兴业的主业在为国内桂林、广东等地的少量物业，业绩一向乏善可陈，自1998年之后更是低价“仙股”——股价长期低迷于港元0.20元上下。
可以推知，南海市财政局的资金运作专家们最初的脱身设想，可能是将华光塞入香港上市公司“套现”，收购佳顺、亨达即是步骤之一。但具体操作到位，真正填平越来越大的财务窟窿，其实很难如愿。很快地，华光案发，孙本人于2003年8月被捕。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冯明昌本人对于这场复杂的资金安排，是否能够知其大概。但在南海，甚至在案发之前，当地人便将华光戏称为“第二财政局”。“冯明昌只是个傀儡。”——持这种说法者，亦大有人在。
那么，一系列复杂的资金运作、大量银行资金抽逃境外、国家资产损失惨重——在此重大事件中，南海市财政局、土地局、工商银行之外，南海市领导该负何责？在当地群众中责问连连，说法甚多。而直至《财经》发稿，仍未见该市（为区县级）现任或前任一级领导，就此罕见要案有任何承担责任之公开说法。
尾声
6月29日，《财经》记者再度赴南海沙头镇实地探查时，如今的华光公司已是一座空城。从正门望进去，曾经精心修葺的绿化带后是一幢低层办公楼，再往里去则是一排排厂房，呈两列纵队向后延伸。但当记者绕到厂区后部，却发现至少有数十亩面积的厂区是从未动过工的荒地，堆砌着废弃轮胎与角铁。
在华光厂区围墙外，有一条逾百米长的食街。一家饮食店的老板说，华光兴盛之时，许多工人都到这条食街消费。去年8月华光倒闭后，食街的生意一落千丈，如今仅余两三家还在营业。
与华光厂区隔河相望的，是其关联公司佳顺木业公司的厂房，时值晌午十分，这里仍是车来人往，显得分外繁忙。紧临佳顺的一座热电厂也在开工，高耸的蒸气炉冒着白烟，为佳顺的夹板生产线供应电力及蒸汽。
佳顺公司于去年末重新开工，已有数百名工人参与生产，如今仍在招工。沙头镇主管经济的副镇长高海涛告诉《财经》，华光公司关闭后，为减少资源闲置，有关部门组织佳顺公司恢复了生产。
离开华光公司厂区，记者来到不远处的沙头镇镇政府附近，只见冯明昌于1999年斥资捐建的华光花园依然显目。园中碑石上，“冯明昌君，公益心厚，三百五万，助建斯园”的红色碑文仍在，在6月晌午的骄阳下沉默。
“华光骗贷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非常可怕。”广东省一位自始至终关注此案的高层干部对《财经》说，“上百亿的资金除了极少部分用于企业，绝大多数都通过地下钱庄转出境外，什么有效资产也没给当地留下，留下的只有一个包袱！”
本刊记者曹海丽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