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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文学理论中有两个非常有特色的主张，一是“真我”，一是“本色”。其《涉江赋》说：
“爰有一物，无罣无碍，在小匪细，在大匪泥，来不知始，往不知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得亦无携，失亦不脱，在方寸间，周天地所。勿谓觉灵，是为真我。”
《涉江赋》作于嘉靖1552年，当时徐渭是第五次参加科举考试，落魄回家，穷困潦倒，心中无限苦楚。想到自己几次落第，而亲戚家人也无法体会他的痛苦，他们也只是简单的以为徐渭忍受不了所遭受的生活挫折而白了头。然而对于徐渭而言，外物的干扰并不是导致徐渭真正的愁苦的原因，让徐渭忧心的是真我本性的泯灭。他焦虑的心灵在广阔的精神世界遨游，在茫茫思想之路上跋涉，想从这世俗人生中解脱出来，达到个性真我的本色。
在《西厢序》中，他说：“世上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呴呴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这里说的虽是戏剧，其实“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也就是说在一切文学创作中都是一样的。而所谓“本色”的实质也就是“真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意向是相通的，但这些真我本色的文学观念与别人的本色论不同，别人的本色论大都是语言上追求本色自然，直至明清以来都是如此，而徐渭的本色论不仅追求语言上的自然本色，还能凸显人物性格的真我本色、狂傲的思想、独立的品性以及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与寻求。他曾经写过一副戏台的对联：
“ 随缘设法，自有大地众生。
作戏逢场，原属人生本色。”
“人生本色”便是他所谓的“真我”，这个“真我”是去除一切真伪的表相与言辞的人的本色，是作为“人”的原色、天然色，是不依附的、不受社会约束的、恒久的生命个体，展现到文学创作中，就是关注情、关注个性、关注本色、关注自我。这个理论和当时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情至”说，都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狂澜迭起的反映，是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潮。
徐渭后期的诗文侧重于“真”与“情”的展现，对“真我”的神往让徐渭大量的诗文都蕴含着真挚而又浓厚的情感。不仅如此，他的诗文道出了自身的遭遇，还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矛盾尖锐的政治局面，这也呈现出徐渭“真我”的天然个性。
徐渭在《肖甫诗序》中说：“古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趣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有穷理者起而救之，以为词有限而理无穷，格之华词有限而理之生议无穷也，于是其所为诗悉出乎理而主乎议。”
诗人的创作思维是以“诗本乎情”为中心的，最为关键的心理动力就是“情”，无论是“发愤著书”还是“不平则鸣”都离不开“情”的鼓动。徐渭认为，“古之诗本乎情”，是以“有诗而无诗人”；后世则“设情”为诗，“干诗之名”，“袭诗之格”，“剿其华词”，无“情”而作，诗无生命、灵魂，“则诗之实亡矣”。徐渭这一理论有其复杂的背景。首先，是对明中叶以来文坛复古潮流的反叛。追溯得更远一些，明中叶文学拟古思潮可往上推到明初。朱明王朝的思想政治复古，在文坛上导致了文学复古思潮的出现。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所代表的“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实是“铸形宿模”完全效仿古人诗文的风格形式。他们要仿前人诗文的“格调”，结果便如徐渭所批判的，落入了“设情”为诗、“干诗之名”、“袭诗之格”、“剿其华词”的泥坑不能自拔。这种种弊端日渐让众多士人变得反感，都开始采取行动来矫正。徐渭便是一位先驱者。反复古、反模拟剽窃，自然也就会转回来而求其“真”。明中后期反复古的作家几乎都如此，如后来公安派追求“真识”“真情”“真趣”就是如此。徐渭也求“真”，但他的“真我”与其他作家又有所不同，他更多地融入了自我个性张扬的因素在内。所以徐渭与其他人的文学情感观是有差异的，他诗文中的情感是从“真我”着手的。
徐渭一生仕途蹇塞，他虽为江南的一介书生，但一直期望建功立业。他擅长描写走马看剑的雄健场景，并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他写出塞的豪壮情景：“汉将去堂堂，边尘靖不扬。雪沉荒漠暗，沙揽塞风黄。”诗人的向往之情在诗中表现得一览无遗，洋溢着强烈的用世之情。当其渐渐老去的时候，他的诗也便日渐成为了宝刀徒老的哀歌。如《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之一：
“沈子报仇塞外行，一诧便得千黄金。
买马买鞍意不惬，更买五尺番家铁。
镂金小字半欲灭，付与碧眼译不出。
细瓦厂中多狐狸，京师夜行不敢西。
叔子佩之只一過，黄蒿连夜闻狐啼。
今年我从上谷行，中丞遗我聊癸庚。
买驴南归只两旬，只愁马上逢黄巾。
叔子见我无所仗，解刀赠我行色壮。
毕竟还从水道归，挂在篷窗两相向。
一日十拔九摩挲，鞘影鳞鳞入向河。
须臾报道渔罩外，电脚龙腾五尺梭。”
徐渭由上谷南归之时，沈炼之子以番刀相赠。徐渭“一日十拔九摩挲”显现出对番刀的爱不忍释。虽然诗人此时已“发白齿摇”（《与马策之》）但壮心不已，未忘忧国。虽然不能纵马奔驰于沙场，但寄托少年“佩此刀，向辽阳。土蛮畏死为君降”（《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之二）一心想着成就其未遂功业的心意。身为一个命运多舛但自然天性浓厚的文学家，那种多年在科场上的追逐与天真率性的冲突在他身上愈加激烈。对于科举仕途的热望，渴望从政权中获得物质的依赖，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让其真率个性得以展现，所以到了后期创作，徐渭诗文愈发重视“吾心”和强调真我本色。因此，抒写真我，表达一己之性情也成了徐渭创作过程中的意向。
“爰有一物，无罣无碍，在小匪细，在大匪泥，来不知始，往不知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得亦无携，失亦不脱，在方寸间，周天地所。勿谓觉灵，是为真我。”
《涉江赋》作于嘉靖1552年，当时徐渭是第五次参加科举考试，落魄回家，穷困潦倒，心中无限苦楚。想到自己几次落第，而亲戚家人也无法体会他的痛苦，他们也只是简单的以为徐渭忍受不了所遭受的生活挫折而白了头。然而对于徐渭而言，外物的干扰并不是导致徐渭真正的愁苦的原因，让徐渭忧心的是真我本性的泯灭。他焦虑的心灵在广阔的精神世界遨游，在茫茫思想之路上跋涉，想从这世俗人生中解脱出来，达到个性真我的本色。
在《西厢序》中，他说：“世上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呴呴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这里说的虽是戏剧，其实“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也就是说在一切文学创作中都是一样的。而所谓“本色”的实质也就是“真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意向是相通的，但这些真我本色的文学观念与别人的本色论不同，别人的本色论大都是语言上追求本色自然，直至明清以来都是如此，而徐渭的本色论不仅追求语言上的自然本色，还能凸显人物性格的真我本色、狂傲的思想、独立的品性以及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与寻求。他曾经写过一副戏台的对联：
“ 随缘设法，自有大地众生。
作戏逢场，原属人生本色。”
“人生本色”便是他所谓的“真我”，这个“真我”是去除一切真伪的表相与言辞的人的本色，是作为“人”的原色、天然色，是不依附的、不受社会约束的、恒久的生命个体，展现到文学创作中，就是关注情、关注个性、关注本色、关注自我。这个理论和当时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情至”说，都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狂澜迭起的反映，是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潮。
徐渭后期的诗文侧重于“真”与“情”的展现，对“真我”的神往让徐渭大量的诗文都蕴含着真挚而又浓厚的情感。不仅如此，他的诗文道出了自身的遭遇，还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矛盾尖锐的政治局面，这也呈现出徐渭“真我”的天然个性。
徐渭在《肖甫诗序》中说：“古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趣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有穷理者起而救之，以为词有限而理无穷，格之华词有限而理之生议无穷也，于是其所为诗悉出乎理而主乎议。”
诗人的创作思维是以“诗本乎情”为中心的，最为关键的心理动力就是“情”，无论是“发愤著书”还是“不平则鸣”都离不开“情”的鼓动。徐渭认为，“古之诗本乎情”，是以“有诗而无诗人”；后世则“设情”为诗，“干诗之名”，“袭诗之格”，“剿其华词”，无“情”而作，诗无生命、灵魂，“则诗之实亡矣”。徐渭这一理论有其复杂的背景。首先，是对明中叶以来文坛复古潮流的反叛。追溯得更远一些，明中叶文学拟古思潮可往上推到明初。朱明王朝的思想政治复古，在文坛上导致了文学复古思潮的出现。以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所代表的“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实是“铸形宿模”完全效仿古人诗文的风格形式。他们要仿前人诗文的“格调”，结果便如徐渭所批判的，落入了“设情”为诗、“干诗之名”、“袭诗之格”、“剿其华词”的泥坑不能自拔。这种种弊端日渐让众多士人变得反感，都开始采取行动来矫正。徐渭便是一位先驱者。反复古、反模拟剽窃，自然也就会转回来而求其“真”。明中后期反复古的作家几乎都如此，如后来公安派追求“真识”“真情”“真趣”就是如此。徐渭也求“真”，但他的“真我”与其他作家又有所不同，他更多地融入了自我个性张扬的因素在内。所以徐渭与其他人的文学情感观是有差异的，他诗文中的情感是从“真我”着手的。
徐渭一生仕途蹇塞，他虽为江南的一介书生，但一直期望建功立业。他擅长描写走马看剑的雄健场景，并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他写出塞的豪壮情景：“汉将去堂堂，边尘靖不扬。雪沉荒漠暗，沙揽塞风黄。”诗人的向往之情在诗中表现得一览无遗，洋溢着强烈的用世之情。当其渐渐老去的时候，他的诗也便日渐成为了宝刀徒老的哀歌。如《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之一：
“沈子报仇塞外行，一诧便得千黄金。
买马买鞍意不惬，更买五尺番家铁。
镂金小字半欲灭，付与碧眼译不出。
细瓦厂中多狐狸，京师夜行不敢西。
叔子佩之只一過，黄蒿连夜闻狐啼。
今年我从上谷行，中丞遗我聊癸庚。
买驴南归只两旬，只愁马上逢黄巾。
叔子见我无所仗，解刀赠我行色壮。
毕竟还从水道归，挂在篷窗两相向。
一日十拔九摩挲，鞘影鳞鳞入向河。
须臾报道渔罩外，电脚龙腾五尺梭。”
徐渭由上谷南归之时，沈炼之子以番刀相赠。徐渭“一日十拔九摩挲”显现出对番刀的爱不忍释。虽然诗人此时已“发白齿摇”（《与马策之》）但壮心不已，未忘忧国。虽然不能纵马奔驰于沙场，但寄托少年“佩此刀，向辽阳。土蛮畏死为君降”（《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之二）一心想着成就其未遂功业的心意。身为一个命运多舛但自然天性浓厚的文学家，那种多年在科场上的追逐与天真率性的冲突在他身上愈加激烈。对于科举仕途的热望，渴望从政权中获得物质的依赖，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让其真率个性得以展现，所以到了后期创作，徐渭诗文愈发重视“吾心”和强调真我本色。因此，抒写真我，表达一己之性情也成了徐渭创作过程中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