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晚年在回忆录中称林徽因为“毕生最要好的友人”，而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则亲自为林徽因著书立传，并在美国出版。通过回顾这段鲜为人知的跨国友谊，我们不仅能够感受中美两国学人结下的深厚情谊，更可体验那段坎坷动荡的岁月里，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矢志不渝坚持学术报国的可贵精神。可以说，这是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初识林徽因
据费正清回忆，他与费慰梅初识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是在1932年。那时他们刚刚来到北平要进行为期四年研究生的学习，而林徽因和梁思成刚从沈阳回到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费慰梅后来在她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对此做了更加详细地说明：“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但一开始彼此就互相吸引住了。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做伴。……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因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味之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费正清是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时来到北平。”又说：“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墙下。……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①林徽因和梁思成还专门为这对年轻的美国小夫妻起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名字的由来。
两对年轻人为何初见即成莫逆之交？按照费正清的分析，“形成他们性格的最大影响也许是他们的出身”。②林徽因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林孝恂考中进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其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而祖母游氏典雅又高贵，是位端庄贤淑的美丽女子。林徽因身上沿袭了他们儒雅优秀的血统，从小在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与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狄金森一起滋养着她的心灵，东西方文化在她的血液里水乳交融地流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与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精神在她的行为方式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保持双重文化的生活形态，对林徽因来说，不仅是出于习惯，更是一种生命的需求。毫无疑问，林徽因的精神气质隶属于“五四”后生长起来的那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而引领费正清和费慰梅进入这个群体的正是林徽因和梁思成。
走进“太太的客厅”
冰心曾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国难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现实生活中，在偏处北平一隅的一个“私人空间”里，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太太的客厅”，这就是东城北总布胡同林徽因家的客厅。这里汇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雅士，凝聚着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和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常在这个“客厅”中出没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等著名学者教授，也有如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这些成长中的后起之秀。在这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里，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是以之为交往网络的核心和灵魂。
与当时充斥北平、上海的社交明星不同，林徽因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眾多的来访者，而是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建筑了一种“精神魅力”。费正清回忆说：“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士，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她穿一身合体的旗袍，既朴素又高雅，自从结婚以后，她就这样打扮。质量上好、做工精细的旗袍穿在她均匀高挑的身上，别有一番韵味，东方美的闲雅、端庄、轻巧、魔力全在里头了。”③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④
与林徽因、梁思成的交往使费正清夫妇在中国的生活变得丰富而精彩。正如加拿大传记作家保罗·埃文斯在《费正清看中国》一书中所说：“十分幸运的是，费正清夫妇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限，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政论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即林徽因）关系更为密切。作为建筑师，他们俩人在美国得到培养，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梁思成夫妇向他们介绍了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章士钊、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未来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费正清与他们所做的无目的的非正式交谈，为他与中国学术精英的长期联系打下了基础。”⑤
除了这种中国式的学术沙龙外，林徽因与费慰梅成了至交。费慰梅后来回忆说，当夏日炎热而漫长的下午，费正清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写作论文时，她自己就乘一辆人力车直奔北总布胡同。林徽因的家庭及朋友，对于医生家庭出身、从小热爱艺术的费慰梅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她喜欢坐在车上观看北京的街景，在她的眼里，沿街叫卖的奶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无论是名称还是形状，都带着甜美的诗意。
林徽因这时刚成为第二个孩子（即梁从诫）的母亲。每当佣人报告“费太太来访”时，林徽因就会离开书房或把孩子交给女佣，和费慰梅在起居室坐下。佣人送来了茶和点心，她们之间的话题就像杯中的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林徽因和费慰梅的交谈完全用英语，即使后来费慰梅的汉语已达到一定程度，她们仍然主要用英语交谈。这样使费慰梅毫无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同时林徽因也得到了双语交流的快感。费慰梅后来对梁从诫说过，林徽因的英语，常常使他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朝夕相处的山西之行
1934年夏，林徽因、梁思成同费正清夫妇去山西汾阳、洪洞等地考察古建筑。
费正清回忆说：“我们的友谊是在艰难时刻同甘共苦所结成的，在空旷道路上的历险使我们四个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⑥这次山西之行将近一个月时间，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商量每天的行程，一起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跋涉，费正清夫妇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测绘。这样近距离的交往，大大促进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深入了解。
刚开始，费慰梅很不适应林徽因起伏变幻的情绪。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体力的透支和恶劣的环境使林徽因的心情坏透了，她抱怨批评落后的社会，诅咒糟糕的道路和天气，嘲笑阎锡山在山西境内铺设可笑的窄轨铁路……还有那些不顾他们的考察计划，宣称每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吃饭的脚夫，为了一点小钱把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人的猥琐的僧人……这一切都让徽因情绪反应激烈。温和细致的费慰梅面对情绪激动的林徽因，常常不知所措，她觉得这个急躁激动的徽因和那个快乐优雅的徽因简直判若两人。她仿佛要把情感消耗到极致才能使自己复归平静。
随着相处日久，费慰梅觉得，林徽因就像一团带电的云，挟裹着空气中的电流，放射着耀眼的火花。如果她性格中没有了这些特征，那么，林徽因将不是林徽因，而只剩下一个不真实的、飘渺的幻影。共同的行程，使费正清夫妇更加深切地理解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的为人和他们工作的意义。原本热爱艺术的费慰梅从此迷上了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对于中国山东武梁祠重建的构想，使她在美国建筑学界享有了声誉。她据此写出的《“武梁祠”祭坛》在哈佛大学出版，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之欢欣鼓舞。
1935年秋，费正清和费慰梅要回美国了，分别在即，相聚的时刻便显得格外珍贵。他们常邀林徽因到郊外骑马，出城野餐。林徽因过去从未骑过马，她只是在香山养病时骑过驴。费正清、费慰梅耐心地引导着她，很快她就掌握了骑马的要领并热爱上了这项运动。这年的圣诞节前，费正清和费慰梅回到了美国。在30年代后期，虽然费、梁两家在命运的摆布下天各一方，但他们的友谊在书信往来之中依然保持不断。
跨越国界的友谊传播
抗战爆发后，林徽因、梁思成被迫带着家人辗转流亡到西南大后方昆明。从1940年初冬起，梁思成任职的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进入四川，林徽因一家亦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不久，林徽因肺病复发，从此抱病卧床四年。尽管李庄交通不便，物质穷困，生活条件极差，林徽因、梁思成和同事们仍旧勤奋地工作着。当时，林徽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晚上经常咳嗽无法入睡。没有医生，没有药品，甚至连体温计都没有，但她仍然强撑着。
费正清夫妇在中国抗战期间及战后作为美国政府雇员两次来华工作，费正清本人曾一度出任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等职。1942年11月4日，费正清由重庆到李庄探望林徽因一家。对于这次探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徽因瘦极了，但依旧那么充满活力，并且在操持着家务，因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饭菜一样样端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傍晚五点半，就得靠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来生活了。八点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觉。没有电话，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热水瓶，可没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没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单，但缺少洗涤的肥皂。有笔，可没有纸。有报纸，可都是几天以前的。”费正清看到了梁家的困境，不由得慨叹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早已会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卻能安然接受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继续坚持从事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了。”⑦
在梁思成随后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他描述了李庄的生活：“……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⑧正是在李庄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在夜晚昏黄的菜油灯光下，在半饥饿的状态中，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建筑史），并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用英语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所做的这一切，都融入了林徽因的心血。梁思成的所有文字，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这些文字集科学家的理性、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激情于一体，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林徽因的热爱和敬重：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日本投降的当天，梁思成在重庆。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却不在林徽因身边。为了与病中的林徽因共同庆祝胜利，在费正清夫妇的帮助下，梁思成由重庆乘飞机到宜宾，之后又把林徽因接到重庆。自1932年始，他们两家人在北京相处了四年，后来虽然一家在重庆一家在李庄，但书信往来不断。1944年11月，梁思成与费正清两人一同审阅《中国建筑史》图稿胶卷，而1948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出版后，便立即寄给已经回到北京的林徽因夫妇。两个家庭的亲密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并不多见。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把维尔玛（费慰梅）和我当作沟通中美两国文化的中间人加以报道，那么该项报道必须把他们包括进去。”⑨
「注释」
①[美]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作者前言，第1-2页。
②[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③同②，第122页。
④唐小兵：《30年代北平的两道风景线》，《书屋》2007年第4期。
⑤[加]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罗苏文、袁燮铭、张培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⑥[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⑦同⑥，第268-269页。
⑧张清平著：《林徽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⑨同⑧，第121页。
初识林徽因
据费正清回忆，他与费慰梅初识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是在1932年。那时他们刚刚来到北平要进行为期四年研究生的学习，而林徽因和梁思成刚从沈阳回到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费慰梅后来在她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对此做了更加详细地说明：“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但一开始彼此就互相吸引住了。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做伴。……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因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味之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费正清是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时来到北平。”又说：“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墙下。……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①林徽因和梁思成还专门为这对年轻的美国小夫妻起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和费慰梅名字的由来。
两对年轻人为何初见即成莫逆之交？按照费正清的分析，“形成他们性格的最大影响也许是他们的出身”。②林徽因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林孝恂考中进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其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而祖母游氏典雅又高贵，是位端庄贤淑的美丽女子。林徽因身上沿袭了他们儒雅优秀的血统，从小在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与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狄金森一起滋养着她的心灵，东西方文化在她的血液里水乳交融地流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与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精神在她的行为方式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保持双重文化的生活形态，对林徽因来说，不仅是出于习惯，更是一种生命的需求。毫无疑问，林徽因的精神气质隶属于“五四”后生长起来的那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而引领费正清和费慰梅进入这个群体的正是林徽因和梁思成。
走进“太太的客厅”
冰心曾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国难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现实生活中，在偏处北平一隅的一个“私人空间”里，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太太的客厅”，这就是东城北总布胡同林徽因家的客厅。这里汇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雅士，凝聚着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和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常在这个“客厅”中出没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等著名学者教授，也有如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这些成长中的后起之秀。在这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里，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是以之为交往网络的核心和灵魂。
与当时充斥北平、上海的社交明星不同，林徽因不是依靠她的美貌吸引眾多的来访者，而是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建筑了一种“精神魅力”。费正清回忆说：“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士，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她穿一身合体的旗袍，既朴素又高雅，自从结婚以后，她就这样打扮。质量上好、做工精细的旗袍穿在她均匀高挑的身上，别有一番韵味，东方美的闲雅、端庄、轻巧、魔力全在里头了。”③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④
与林徽因、梁思成的交往使费正清夫妇在中国的生活变得丰富而精彩。正如加拿大传记作家保罗·埃文斯在《费正清看中国》一书中所说：“十分幸运的是，费正清夫妇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限，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政论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即林徽因）关系更为密切。作为建筑师，他们俩人在美国得到培养，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梁思成夫妇向他们介绍了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章士钊、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未来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费正清与他们所做的无目的的非正式交谈，为他与中国学术精英的长期联系打下了基础。”⑤
除了这种中国式的学术沙龙外，林徽因与费慰梅成了至交。费慰梅后来回忆说，当夏日炎热而漫长的下午，费正清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写作论文时，她自己就乘一辆人力车直奔北总布胡同。林徽因的家庭及朋友，对于医生家庭出身、从小热爱艺术的费慰梅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她喜欢坐在车上观看北京的街景，在她的眼里，沿街叫卖的奶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无论是名称还是形状，都带着甜美的诗意。
林徽因这时刚成为第二个孩子（即梁从诫）的母亲。每当佣人报告“费太太来访”时，林徽因就会离开书房或把孩子交给女佣，和费慰梅在起居室坐下。佣人送来了茶和点心，她们之间的话题就像杯中的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林徽因和费慰梅的交谈完全用英语，即使后来费慰梅的汉语已达到一定程度，她们仍然主要用英语交谈。这样使费慰梅毫无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同时林徽因也得到了双语交流的快感。费慰梅后来对梁从诫说过，林徽因的英语，常常使他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朝夕相处的山西之行
1934年夏，林徽因、梁思成同费正清夫妇去山西汾阳、洪洞等地考察古建筑。
费正清回忆说：“我们的友谊是在艰难时刻同甘共苦所结成的，在空旷道路上的历险使我们四个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⑥这次山西之行将近一个月时间，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商量每天的行程，一起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跋涉，费正清夫妇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测绘。这样近距离的交往，大大促进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深入了解。
刚开始，费慰梅很不适应林徽因起伏变幻的情绪。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体力的透支和恶劣的环境使林徽因的心情坏透了，她抱怨批评落后的社会，诅咒糟糕的道路和天气，嘲笑阎锡山在山西境内铺设可笑的窄轨铁路……还有那些不顾他们的考察计划，宣称每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吃饭的脚夫，为了一点小钱把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人的猥琐的僧人……这一切都让徽因情绪反应激烈。温和细致的费慰梅面对情绪激动的林徽因，常常不知所措，她觉得这个急躁激动的徽因和那个快乐优雅的徽因简直判若两人。她仿佛要把情感消耗到极致才能使自己复归平静。
随着相处日久，费慰梅觉得，林徽因就像一团带电的云，挟裹着空气中的电流，放射着耀眼的火花。如果她性格中没有了这些特征，那么，林徽因将不是林徽因，而只剩下一个不真实的、飘渺的幻影。共同的行程，使费正清夫妇更加深切地理解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的为人和他们工作的意义。原本热爱艺术的费慰梅从此迷上了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对于中国山东武梁祠重建的构想，使她在美国建筑学界享有了声誉。她据此写出的《“武梁祠”祭坛》在哈佛大学出版，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之欢欣鼓舞。
1935年秋，费正清和费慰梅要回美国了，分别在即，相聚的时刻便显得格外珍贵。他们常邀林徽因到郊外骑马，出城野餐。林徽因过去从未骑过马，她只是在香山养病时骑过驴。费正清、费慰梅耐心地引导着她，很快她就掌握了骑马的要领并热爱上了这项运动。这年的圣诞节前，费正清和费慰梅回到了美国。在30年代后期，虽然费、梁两家在命运的摆布下天各一方，但他们的友谊在书信往来之中依然保持不断。
跨越国界的友谊传播
抗战爆发后，林徽因、梁思成被迫带着家人辗转流亡到西南大后方昆明。从1940年初冬起，梁思成任职的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进入四川，林徽因一家亦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不久，林徽因肺病复发，从此抱病卧床四年。尽管李庄交通不便，物质穷困，生活条件极差，林徽因、梁思成和同事们仍旧勤奋地工作着。当时，林徽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晚上经常咳嗽无法入睡。没有医生，没有药品，甚至连体温计都没有，但她仍然强撑着。
费正清夫妇在中国抗战期间及战后作为美国政府雇员两次来华工作，费正清本人曾一度出任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等职。1942年11月4日，费正清由重庆到李庄探望林徽因一家。对于这次探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徽因瘦极了，但依旧那么充满活力，并且在操持着家务，因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饭菜一样样端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傍晚五点半，就得靠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来生活了。八点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觉。没有电话，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热水瓶，可没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没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单，但缺少洗涤的肥皂。有笔，可没有纸。有报纸，可都是几天以前的。”费正清看到了梁家的困境，不由得慨叹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早已会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卻能安然接受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继续坚持从事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了。”⑦
在梁思成随后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他描述了李庄的生活：“……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⑧正是在李庄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在夜晚昏黄的菜油灯光下，在半饥饿的状态中，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建筑史），并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用英语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所做的这一切，都融入了林徽因的心血。梁思成的所有文字，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这些文字集科学家的理性、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激情于一体，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林徽因的热爱和敬重：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日本投降的当天，梁思成在重庆。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却不在林徽因身边。为了与病中的林徽因共同庆祝胜利，在费正清夫妇的帮助下，梁思成由重庆乘飞机到宜宾，之后又把林徽因接到重庆。自1932年始，他们两家人在北京相处了四年，后来虽然一家在重庆一家在李庄，但书信往来不断。1944年11月，梁思成与费正清两人一同审阅《中国建筑史》图稿胶卷，而1948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出版后，便立即寄给已经回到北京的林徽因夫妇。两个家庭的亲密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并不多见。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把维尔玛（费慰梅）和我当作沟通中美两国文化的中间人加以报道，那么该项报道必须把他们包括进去。”⑨
「注释」
①[美]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作者前言，第1-2页。
②[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③同②，第122页。
④唐小兵：《30年代北平的两道风景线》，《书屋》2007年第4期。
⑤[加]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罗苏文、袁燮铭、张培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⑥[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⑦同⑥，第268-269页。
⑧张清平著：《林徽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⑨同⑧，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