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对名家刻铜墨盒的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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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顷在《收藏界》今年第5期(总第53期)读到《名家刻铜墨盒赝品何其多》一文(作者署名徐标,以下简称“徐文”),该文旨在对刊载于今年第3期中的《文房奇葩》一文中介绍陈寅生、姚华、张樾臣的三方刻铜墨盒(图1)辨伪。读罢“徐文”,笔者试就该文中的一些辨伪依据和称述谈一些看法,聊资收藏界同好参考。
  笔者以为在“徐文”中称:“结合文中(笔者按:指《文房奇葩》)配图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认为三方刻铜墨盒均为赝品无疑”之说,虽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徐文”中所述及的辨伪依据似嫌不足,且有一些似可商榷,兹依次略述如下。

  
  一、“徐文”中称:
  
  首先,从图上看三方刻铜墨盒均无自然包浆(由于年代久远致使表层产生的氧化层,即通常所说的老皮壳)。过去刻铜墨盒为文人雅士的实用兼赏玩之物,这三方刻铜墨盒从图案上看却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尤其第一件仿陈寅生刻王羲之《兰亭序》诗文的墨盒,其表层明显有现代工匠经过机器磨制及使用化学物质腐蚀处理的痕迹。
  
  对于上说,笔者以为鉴赏一件古玩文物,在未见实物仅看图片的情况下,对“自然包浆”、“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之类的认识,应该说是相对模糊的,所以它难以作为辨伪的有力依据。其实,对于文中附刊的“陈寅生”刻铜墨盒的鉴赏,不妨可参见《收藏界》今年第1期所载《刻铜墨盒》一文中附刊的一方“寅生刻”刻铜墨盒图片(图2),将两者的书法风格、刀法等作一比较,孰优孰劣,孰真孰伪,自可体会。
  
  二、“徐文”中又称:
  
  姚华的刻字更有其独特的韵味,往往刀法较重,字体宽厚,遒劲有力,时有多种字样出现,时为他人刻图墨盒配字(刻图者通常是陈师曾,在此要说明的一点是姚华其本人没有亲自刻过铜墨盒)。再次,刻铜墨盒在清末、民国及解放初期多为实用之物,文人雅士、政客、军界要人等多以此互赠或用作奖品发送,赠送时往往有上下款(盒面上受赠人与赠予者之相关文字,受赠者为上款,在右;赠予者为下款,在左)。但是《文房奇葩》一文中所谓姚华的墨盒上居然把上下款都写在左侧的同一边的上下,这显然对于进士出身,极重视题款的姚华来说是不合常理的。
  从以上引文来看,笔者认为“徐文”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嫌。如称:“姚华的刻字更有其独特的韵味,……在此要说明的一点是姚华本人没有亲自刻过铜墨盒。”对此以笔者看来,不妨将引文中“姚华的刻字”改作“姚华的书法”才可避免自相矛盾之嫌。笔者之所以将“刻字”改作“书法”,理由为:因在如刻铜、刻竹、制笺、制墨等工艺品中,均存在书(画)手与刻手之分。即刻件上的书画,不一定就是刻手所作;书画作者也不一定就是刻手。这一点凡在鉴赏此类工艺品时不能不辨。再说“徐文”认为“所谓姚华的墨盒上居然把上下款都写在左侧的一边的上下,这显然对于进士出身,极重视题款的姚华来说是不合常理的。”其实,有关落款的格式,在书画中由于形制(卷、轴、扇、册、书联、手札等)的不同等原因,其格式亦往往有异。如“把上下款都写在左侧同一边上下”这样的格式,恰恰在书画作品上是屡见不鲜的。只要翻阅一下《民国书法》(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6月版),即可见这样的例证多得堪称不胜枚举。况且,笔者曾在王西野先生霜桐野屋见过姚华画迹一件,就在该图右自上而下(同一行)题曰:“甲子浴佛日为散释写佛茫父”(该图已收入《霜桐野屋书画集·师友书画》福建美术出版社1996年4月版),尤堪佐证。由此可见,“徐文”中的“不合常理”之说,并不能作为辨伪的依据。
  既说到“款题”,其实就在该墨盒的“柏年仁兄雅正壬午年孟月姚华刻”款题中,就存在着大可质疑之处,即其中的“壬午年”。据《中国美术辞典》、《中国印学年表》等多种辞书记载:姚华(茫父)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丙子),卒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据此可知该墨盒款题中的“壬午年”,只能是1882年(清光绪八年壬午)。按此推算,该墨盒上的书刻竟然是姚华6岁时所作,是耶?非耶?谅读者自会明断。再说,如果要在该墨盒书刻中找出“不合常理”之处,那便是墨盒上书刻唐人刘禹锡《陋室铭》全文中,将结尾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竟然书刻成“孔子云何陋之有”,把“云”改作“云”。这一窜改即“不合常理”,堪为纠谬辨伪的有力依据。
  至于“徐文”中尚有“刻图者通常是陈师曾”;“像陈寅生、姚华、张樾臣等刻铜墨盒的制作大家,在清末和民国时就已经大量出现他们的赝品”诸说。凡此,以笔者之见,对于刻铜等工艺品的鉴赏、述说,最好尽可能多了解、掌握一些有关刻铜墨盒等工艺至清末民初之所以得以复兴,当时的文人书画家之所以多与刻铜、刻竹、雕版(制笺、制墨)艺人合作的背景,唯此才能使鉴说不远离客观事实。
  (责编:王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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