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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西夏立国后其境内曾经流通使用过铜币、铁币、银币与交钞。铜币、铁币,有记载亦有实物,银币与交钞虽有文字记载,因无实物发现,相关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相关的认识也一直停止不前。2005年秋,笔者有幸目睹了银川市文化市场席先生收藏的两块西夏银锭,经席先生同意,现将这两块银锭公之于众,供西夏史学者、钱币收藏者和爱好者欣赏研究。
这两块大小不一的银锭,两端呈弧形,中部束腰,其外形与1955年5月湖北黄石市石寨山出土的宋代银锭、金代的“承安宝货”银锭极为相似。
大银锭,重1750克,长155毫米,顶部宽95毫米,腰部宽45毫米;顶部厚15毫米,腰部厚14~15毫米。正面:中部微突起,有上下两坑,一端部有数刀小铡痕(图1)。背面:微凹不平整,两端四角处各有一长约35毫米的斜形刀铡深痕,中部是一长约75毫米的刀铡深痕,这五处刀铡痕的深度近10毫米(图2)。整个银锭呈褐色,色锈坚实。边角及突起的个别部分因摩擦露出了银色。
小银锭,重960克,长115毫米,顶部宽65毫米,腰部宽45毫米,顶部厚15毫米,腰部厚14~15毫米。正面:中部微突起,布满了碎小坑洼(图3)。背面:中部微凹(图4)。此银锭因为摩擦过甚,整块银锭露出了原有银色,原有锈色受到了破坏,只有坑洼中存在一些黑锈,但坑洼中的黑锈仍然十分坚实。银锭四周横面上有一圈类似于文字的竖写痕迹(图5、6、7、8)。根据这两枚银锭重量推测,大者似为五十两银锭,小者似为二十五两银锭。
从这两块银锭的外部形状、坚实的色锈以及发现的地点看,这两块银锭与宋朝银锭及金朝“承安宝货”银锭属于同一时期,应是西夏国内铸造和使用的银制货币——银锭。史书记载,西夏立国之前,党项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每次前往宋朝,北宋王朝都给予赏赐,每次赏赐都有货币,货币中就有银两。例如《宋史·夏国传》中所载:“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李继捧入朝,赐白金千两,钱百万”(这里的白金指的就是白银)“景德三年,刘仁勋入朝,银万两,钱三万贯”。西夏正式立国后,宋朝对于西夏的不定期赏赐,变为了定期的“岁赐”,一年的岁赐多达二十五万,这二十五万中也包含有银两。西夏史学者陈炳应先生在他的《西夏文物研究》与《西夏钱币述论》中列举了6条记载证据,认为“白银在西夏,不仅用于对外贸易,而且在国内也用于商品交易和放债。同时,宋王朝每年要赐给西夏数万两白银,加上西夏到宋朝境内收购的,白银来源不缺,因此,像宋王朝一样,西夏也使用白银作为通货等价物,特别是银锭(铸银)大概没有问题的。至于银币是否也像铜、铁钱那样有一定的币制、币值普遍流通使用?因迄今尚无实物发现,又无明确记载,尚难肯定”。这两块西夏银锭的发现,证实了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货币流通中使用过银锭的推论,也回答了陈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
西夏的各种制度,多仿唐宋,西夏的货币制度深受宋朝的影响(西夏境内使用最多的是宋朝的货币),宋朝的货币制度既有铜币、铁币,又有交钞与银币。陈炳应先生引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瓜州审判案卷记录“……我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者为败,无买者……”,陈先生就这一珍贵的记载,得出结论认为“这里的铸银,要用时分割,应是银锭或银块”。席先生收藏的大块银锭上面的五道铡痕,一方面可以验证银锭之真伪,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此铡痕进行分割切开。笔者认为,这块银锭上面的五道铡痕,验证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瓜州审判案卷中的记载。由此观之,这两块银锭也应是西夏国内铸造并流通的白银货币——银锭。
最令人惊异的是,小块银锭四周横面上的竖排文字痕迹,仔细观看,其较为清楚的部分似是西夏文字的偏旁(图5、6、7、8)。如果这些文字痕迹经西夏史学者确认和解读,明了其内容和意义,那么这两块银锭将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责编:丁丑)
这两块大小不一的银锭,两端呈弧形,中部束腰,其外形与1955年5月湖北黄石市石寨山出土的宋代银锭、金代的“承安宝货”银锭极为相似。
大银锭,重1750克,长155毫米,顶部宽95毫米,腰部宽45毫米;顶部厚15毫米,腰部厚14~15毫米。正面:中部微突起,有上下两坑,一端部有数刀小铡痕(图1)。背面:微凹不平整,两端四角处各有一长约35毫米的斜形刀铡深痕,中部是一长约75毫米的刀铡深痕,这五处刀铡痕的深度近10毫米(图2)。整个银锭呈褐色,色锈坚实。边角及突起的个别部分因摩擦露出了银色。
小银锭,重960克,长115毫米,顶部宽65毫米,腰部宽45毫米,顶部厚15毫米,腰部厚14~15毫米。正面:中部微突起,布满了碎小坑洼(图3)。背面:中部微凹(图4)。此银锭因为摩擦过甚,整块银锭露出了原有银色,原有锈色受到了破坏,只有坑洼中存在一些黑锈,但坑洼中的黑锈仍然十分坚实。银锭四周横面上有一圈类似于文字的竖写痕迹(图5、6、7、8)。根据这两枚银锭重量推测,大者似为五十两银锭,小者似为二十五两银锭。
从这两块银锭的外部形状、坚实的色锈以及发现的地点看,这两块银锭与宋朝银锭及金朝“承安宝货”银锭属于同一时期,应是西夏国内铸造和使用的银制货币——银锭。史书记载,西夏立国之前,党项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每次前往宋朝,北宋王朝都给予赏赐,每次赏赐都有货币,货币中就有银两。例如《宋史·夏国传》中所载:“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李继捧入朝,赐白金千两,钱百万”(这里的白金指的就是白银)“景德三年,刘仁勋入朝,银万两,钱三万贯”。西夏正式立国后,宋朝对于西夏的不定期赏赐,变为了定期的“岁赐”,一年的岁赐多达二十五万,这二十五万中也包含有银两。西夏史学者陈炳应先生在他的《西夏文物研究》与《西夏钱币述论》中列举了6条记载证据,认为“白银在西夏,不仅用于对外贸易,而且在国内也用于商品交易和放债。同时,宋王朝每年要赐给西夏数万两白银,加上西夏到宋朝境内收购的,白银来源不缺,因此,像宋王朝一样,西夏也使用白银作为通货等价物,特别是银锭(铸银)大概没有问题的。至于银币是否也像铜、铁钱那样有一定的币制、币值普遍流通使用?因迄今尚无实物发现,又无明确记载,尚难肯定”。这两块西夏银锭的发现,证实了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货币流通中使用过银锭的推论,也回答了陈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
西夏的各种制度,多仿唐宋,西夏的货币制度深受宋朝的影响(西夏境内使用最多的是宋朝的货币),宋朝的货币制度既有铜币、铁币,又有交钞与银币。陈炳应先生引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瓜州审判案卷记录“……我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者为败,无买者……”,陈先生就这一珍贵的记载,得出结论认为“这里的铸银,要用时分割,应是银锭或银块”。席先生收藏的大块银锭上面的五道铡痕,一方面可以验证银锭之真伪,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此铡痕进行分割切开。笔者认为,这块银锭上面的五道铡痕,验证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瓜州审判案卷中的记载。由此观之,这两块银锭也应是西夏国内铸造并流通的白银货币——银锭。
最令人惊异的是,小块银锭四周横面上的竖排文字痕迹,仔细观看,其较为清楚的部分似是西夏文字的偏旁(图5、6、7、8)。如果这些文字痕迹经西夏史学者确认和解读,明了其内容和意义,那么这两块银锭将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