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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三者的关系及其在我国不同区域的表现，可以为各地政府制定有效经济政策提供现实依据。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以居民消费结构为中介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往往被人忽略。文章选用30个省份200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就居民消费结构的传导作用进行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会以居住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家庭设备消费为中介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的大小和传导路径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最后通过比较分析各区域溢出效应差异，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sobel检验;溢出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溢出效应研究”（17BJY077）。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7-0020-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7.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迅速老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压缩，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1]。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发展特征为速度快、规模大[2]。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87—2016年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从51.8%下降到37.9%，其中少儿抚养比由43.5%下降到22.9%，老年抚养比由8.3%上升到15%，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难题。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将随社会年龄结构的快速变化而迅速转变。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无论从产品市场还是从要素市场来看都呼唤着升级转型。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叠加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商品市场的变迁，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这样看来居民消费结构便成了这种溢出效应的重要中介。产业结构的发展必须适应消费结构，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通过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溢出效应，从而为各地政府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人口老龄化是否会通過改变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会推动还是会阻碍产业结构优化？为更好地推进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发展，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和方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据此，文章将从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就人口老龄化、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影响，国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在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3]，该理论提出理性的消费者将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处理自己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储蓄与收入。与其相呼应的是Friedman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 该理论认为收入和消费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消费不仅仅取决于短期收入还受持久收入的影响[4]。在此之后，以“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为基础，学界就老龄化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如Clark以居民不同年龄阶段的收入为切入点，研究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在促进老龄用品市场繁荣的同时，也会抑制家庭设备等耐用品的消费[5]。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也是老人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Bloom就人口老龄化、人口预期寿命以及社会保障完善程度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老人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6]。在中国，研究者在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最早由邬沧萍在《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老龄化对于生产与消费的影响，指出虽然人口老龄化会使社会负担加重，但同样会带来巨大的老年人市场[7]。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围绕老龄化会对国内居民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做了进一步探讨，刘雯在对1988—2007 年的湖南省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老龄化会抑制居民消费[8]。汪伟从微观数据入手，将居民消费进一步划分，发现老龄化会显著地改变家庭消费结构，且主要是通过提升医疗保健消费占比来实现[9]。
关于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国内学者受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影响较多，该理论认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同时也是生产的最有效动力。林白鹏在《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一书中指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和政府会为了自身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根据消费结构的变迁来调整产业结构。孟范昆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消费结构升级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10]。王双指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互相优化的关系[11]。
总体而言，学者们就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和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已做了一系列研究，但鲜有学者从消费结构的角度就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溢出效应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现有的关于老龄化通过居民消费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且大多数为定性研究。在实证方面，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到底会阻碍还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严格论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欠缺。当下中国发展具有区域化特征，而现有研究都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差异[12]。
三、溢出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一）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其中Mi代表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数主要反应三次产业之间的升级状况。选取老年抚养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Ageit，用于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控制变量方面，结合现有文献，选取控制变量：少儿抚养比（Aod）产业结构升级与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以及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城镇化率（Pur）运用该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刘志彪曾指出人口城镇化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18]。对外开放程度（Lnfdi），用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值来衡量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19]。财政分权（Financial），采用各省份地方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人均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中国式分权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20]。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ructure），参照刘秉镰的方法，采用每平方千米的公路里程来衡量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20]，吴福象提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22]。
关于中介变量Wit的选取，本文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通过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于潇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发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居住、医疗保健、家庭设备消费的关联度要大于其他两个年龄段的人口[23]。此外，考虑到老人可能会存在精神娱乐消费需求，选取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中除食品、衣着、交通通信以外的各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指标作为中介变量。
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比重（Medical），茅锐发现在老龄化过程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将会快速提高，此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密切相关[24]。老年人口的患病率与意外伤残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阶段人口，其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但这种需求是否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实证分析来证明。
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比重（Education），当老人退休之后，退出原来的社交圈会引起老人心理上的不适应，“精神空虚”已成为许多老人的共同感受。当这种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时，势必会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比重（Home），在收入不高的青年时期，居民购房往往从实用性角度出发。但当人进入老年阶段有较多积蓄之后，对于自己忙碌的一生，会产生强烈的补偿心理，加之对自己身体的担忧，会促进老人购买更加舒适、便利的住房。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居民的居住消费，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城镇居民家庭设备消费比重（Household），家庭设备消费多为耐用品消费，例如汽车、电视、冰箱等，其特点是使用年限较长。老人对于自己剩余寿命的不确定，使得家庭设备消费在老人心中的消费效用大大降低，老人在家庭设备消费方面会更加谨慎。这种谨慎态度是否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值得进一步探究。
提出中介效应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传导，是考虑到我国城市地区经济发达，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较大。而在乡村地区居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弱，对产业结构影响有限。
3.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的数据是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辽宁省因部分数据缺失予以删除）。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库、万德数据库、《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国家统计局、各省市地方统计年鉴等;部分数据来源于200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省、湖南省2013年个别缺失数据则由作者根据插值法计算得到。表1给出了数据的相关说明。由表1可知，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老年抚养比等核心变量以及城镇化率等控制变量的样本数据均具有较大的变动范围。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在东部省份均值为2.367，中部地区均值为2.320 1，西部地区均值为2.247 4，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于中、西部地区;在城镇化率和基础设施水平方面，中、西部省份与东部省份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距。据此，将东部省份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中部省份划分为经济较发达地区，西部省份划分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方面，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其均值为0.129 4，相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出0.93%与0.57%。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如外商投资额、财政分权，以及4个中介变量也都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符合计量与统计分析的要求。
（二）模型估计与检验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之前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后再对各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采用 LLC、Fisher-ADF检验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然后对各模型进行KAO、Pedroni协整检验，发现“中部地区家庭设备消费模型”无法通过协整检验，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将其剔除。除此之外，其余模型均通过了协整检验。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得到保障。
2.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
本文所有估计均是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适合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或随机效应估计方法。首先，基于式（15）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表2报告了面板回归结果。从表2可看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存在区域性差異。东、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在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系数为1.275 6，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老年抚养比每提升1%，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会提升1.275 6%。
在控制变量中，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系数并系数较小且只在10%程度下显著，表明地区城镇化到达一定阶段时，单纯地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有限。东部财政分权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影响却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各地区自身产业结构差异所造成，东部省份第三产业发达，产生税收较多，政府有动机拨款给服务型产业促进其发展;但在中、西部省份，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政府更倾向于鼓励生产密集型行业，因为其可在短时间内提高就业率和地区政府税收，提升政府业绩;外商投资在东、中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西部地区也只能产生微弱的正向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外商投资都流入了制造以及密集型生产行业的缘故，第三产业中大部分行业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约束，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因而总体上，外商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 3.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下面基于式（16）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表3、4、5报告了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加重1%，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与居住消费比重将分别提升0.163%和0.862%;家庭设备消费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每提升1%，居民家庭设备消费比重将下降0.202 8%。
由表4可知，在经济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加重1%，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居住消费比重将分别上升0.169%和0.862%。与东部类似，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和居住消费，但其影响程度略弱于东部。
由表5可知，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每加重1%，居民家庭设备消费比重将下降1.05%。与东、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教育文娱和居住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比各区域实证结果发现，东、中部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与居住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与Ram的结论吻合，在经济条件较好、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于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25]。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居民家庭设备消费，这与Clark的发现相符，出于对自身剩余寿命的不确定，老人在购买家庭设备等耐用品商品时，消费态度更加谨慎。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4.溢出效应检验
上文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厘清老龄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逻辑关系，下面基于式（17）进行面板回归，并结合上文的检验成果，运用sobel检验法进行溢出效应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6、7、8所示。
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各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均会通过促进居民居住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的强弱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人口老龄化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存在类似特征，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以医疗保健消费为中介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正向溢出效应，中部地区该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反而通过抑制居民医疗保健消费阻碍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家庭设备消费方面，东、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家庭设备消费的负面影响延缓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检验结果还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会以教育文娱消费为中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老人消费层次的不足，老年人消费更多集中于基本生存消费。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本文立足于消费结构视角，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促进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居住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在地理位置上该溢出效应的表现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第二，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家庭设备消费的抑制作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第三，在不考虑溢出效应的情况下，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东、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但二者并不对立。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较好与社会保障完善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促进居民消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了充分发挥此促进作用，文章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各区域实证结果差异表明，老年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与有充足消费能力的老年群体的支撑，而这两者与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现状密切相关。对于经济发展不足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应改善自身基础设施，通过引进一些责任感强、影响力大的龙头企业，提高居民收入，使得贫困地区居民脱贫致富，增强自身“造血能力”。目前，中、西部较轻的老龄化水平使得其具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能力，应推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改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为中、西部地区政府制定老龄化政策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提供经济支撑。
第二，顺应老人需求，刺激老年人消费和提高老人消费层次，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确实能通过催生“银发需求”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未来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急剧上升，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形成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这为老年产业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广袤的市场空间。研究结果还表明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居住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来传导，但老年人消费层次不高，推动作用有限。因此，为了抓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契机，在顺应老人需求，刺激老人消费的同时，应制定和完善老齡化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老人消费层次，以此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三，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崛起。人口老龄化主要是从供给和消费两个角度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中介效应检验中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推动作用。由此可知，人口老龄化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负面影响，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一方面，东部地区政府需要挖掘老年人的内需市场和多元化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和生产良性互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也应重视人口结构的转变，充分挖掘现有的人才和资本聚集优势，促进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人口老龄化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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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Resident consumption pattern; Industrial structure; Sobel test; Spillover effect
（責任编辑：许志敏）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sobel检验;溢出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溢出效应研究”（17BJY077）。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7-0020-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7.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迅速老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压缩，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1]。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发展特征为速度快、规模大[2]。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87—2016年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从51.8%下降到37.9%，其中少儿抚养比由43.5%下降到22.9%，老年抚养比由8.3%上升到15%，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难题。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将随社会年龄结构的快速变化而迅速转变。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无论从产品市场还是从要素市场来看都呼唤着升级转型。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叠加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商品市场的变迁，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这样看来居民消费结构便成了这种溢出效应的重要中介。产业结构的发展必须适应消费结构，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通过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溢出效应，从而为各地政府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人口老龄化是否会通過改变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会推动还是会阻碍产业结构优化？为更好地推进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发展，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和方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据此，文章将从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就人口老龄化、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影响，国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Modigliani在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3]，该理论提出理性的消费者将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处理自己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储蓄与收入。与其相呼应的是Friedman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 该理论认为收入和消费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消费不仅仅取决于短期收入还受持久收入的影响[4]。在此之后，以“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为基础，学界就老龄化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如Clark以居民不同年龄阶段的收入为切入点，研究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在促进老龄用品市场繁荣的同时，也会抑制家庭设备等耐用品的消费[5]。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也是老人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Bloom就人口老龄化、人口预期寿命以及社会保障完善程度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老人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6]。在中国，研究者在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最早由邬沧萍在《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老龄化对于生产与消费的影响，指出虽然人口老龄化会使社会负担加重，但同样会带来巨大的老年人市场[7]。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围绕老龄化会对国内居民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做了进一步探讨，刘雯在对1988—2007 年的湖南省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老龄化会抑制居民消费[8]。汪伟从微观数据入手，将居民消费进一步划分，发现老龄化会显著地改变家庭消费结构，且主要是通过提升医疗保健消费占比来实现[9]。
关于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国内学者受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影响较多，该理论认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同时也是生产的最有效动力。林白鹏在《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一书中指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和政府会为了自身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根据消费结构的变迁来调整产业结构。孟范昆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消费结构升级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10]。王双指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互相优化的关系[11]。
总体而言，学者们就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和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已做了一系列研究，但鲜有学者从消费结构的角度就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溢出效应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现有的关于老龄化通过居民消费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且大多数为定性研究。在实证方面，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到底会阻碍还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严格论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欠缺。当下中国发展具有区域化特征，而现有研究都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影响的区域差异[12]。
三、溢出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一）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其中Mi代表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数主要反应三次产业之间的升级状况。选取老年抚养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Ageit，用于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控制变量方面，结合现有文献，选取控制变量：少儿抚养比（Aod）产业结构升级与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以及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城镇化率（Pur）运用该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刘志彪曾指出人口城镇化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18]。对外开放程度（Lnfdi），用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值来衡量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19]。财政分权（Financial），采用各省份地方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人均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中国式分权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20]。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ructure），参照刘秉镰的方法，采用每平方千米的公路里程来衡量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20]，吴福象提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22]。
关于中介变量Wit的选取，本文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通过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于潇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发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居住、医疗保健、家庭设备消费的关联度要大于其他两个年龄段的人口[23]。此外，考虑到老人可能会存在精神娱乐消费需求，选取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中除食品、衣着、交通通信以外的各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指标作为中介变量。
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比重（Medical），茅锐发现在老龄化过程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将会快速提高，此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密切相关[24]。老年人口的患病率与意外伤残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阶段人口，其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但这种需求是否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实证分析来证明。
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比重（Education），当老人退休之后，退出原来的社交圈会引起老人心理上的不适应，“精神空虚”已成为许多老人的共同感受。当这种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时，势必会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比重（Home），在收入不高的青年时期，居民购房往往从实用性角度出发。但当人进入老年阶段有较多积蓄之后，对于自己忙碌的一生，会产生强烈的补偿心理，加之对自己身体的担忧，会促进老人购买更加舒适、便利的住房。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居民的居住消费，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城镇居民家庭设备消费比重（Household），家庭设备消费多为耐用品消费，例如汽车、电视、冰箱等，其特点是使用年限较长。老人对于自己剩余寿命的不确定，使得家庭设备消费在老人心中的消费效用大大降低，老人在家庭设备消费方面会更加谨慎。这种谨慎态度是否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值得进一步探究。
提出中介效应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传导，是考虑到我国城市地区经济发达，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较大。而在乡村地区居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弱，对产业结构影响有限。
3.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的数据是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辽宁省因部分数据缺失予以删除）。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库、万德数据库、《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国家统计局、各省市地方统计年鉴等;部分数据来源于200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省、湖南省2013年个别缺失数据则由作者根据插值法计算得到。表1给出了数据的相关说明。由表1可知，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老年抚养比等核心变量以及城镇化率等控制变量的样本数据均具有较大的变动范围。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在东部省份均值为2.367，中部地区均值为2.320 1，西部地区均值为2.247 4，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于中、西部地区;在城镇化率和基础设施水平方面，中、西部省份与东部省份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距。据此，将东部省份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中部省份划分为经济较发达地区，西部省份划分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方面，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其均值为0.129 4，相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出0.93%与0.57%。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如外商投资额、财政分权，以及4个中介变量也都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异，符合计量与统计分析的要求。
（二）模型估计与检验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之前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后再对各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采用 LLC、Fisher-ADF检验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然后对各模型进行KAO、Pedroni协整检验，发现“中部地区家庭设备消费模型”无法通过协整检验，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将其剔除。除此之外，其余模型均通过了协整检验。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得到保障。
2.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
本文所有估计均是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适合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或随机效应估计方法。首先，基于式（15）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表2报告了面板回归结果。从表2可看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存在区域性差異。东、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在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系数为1.275 6，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老年抚养比每提升1%，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会提升1.275 6%。
在控制变量中，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系数并系数较小且只在10%程度下显著，表明地区城镇化到达一定阶段时，单纯地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有限。东部财政分权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影响却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各地区自身产业结构差异所造成，东部省份第三产业发达，产生税收较多，政府有动机拨款给服务型产业促进其发展;但在中、西部省份，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政府更倾向于鼓励生产密集型行业，因为其可在短时间内提高就业率和地区政府税收，提升政府业绩;外商投资在东、中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西部地区也只能产生微弱的正向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外商投资都流入了制造以及密集型生产行业的缘故，第三产业中大部分行业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约束，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因而总体上，外商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 3.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下面基于式（16）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表3、4、5报告了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加重1%，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与居住消费比重将分别提升0.163%和0.862%;家庭设备消费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每提升1%，居民家庭设备消费比重将下降0.202 8%。
由表4可知，在经济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加重1%，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居住消费比重将分别上升0.169%和0.862%。与东部类似，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和居住消费，但其影响程度略弱于东部。
由表5可知，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每加重1%，居民家庭设备消费比重将下降1.05%。与东、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教育文娱和居住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比各区域实证结果发现，东、中部省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与居住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与Ram的结论吻合，在经济条件较好、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于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25]。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居民家庭设备消费，这与Clark的发现相符，出于对自身剩余寿命的不确定，老人在购买家庭设备等耐用品商品时，消费态度更加谨慎。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4.溢出效应检验
上文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厘清老龄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逻辑关系，下面基于式（17）进行面板回归，并结合上文的检验成果，运用sobel检验法进行溢出效应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6、7、8所示。
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各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均会通过促进居民居住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的强弱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人口老龄化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存在类似特征，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以医疗保健消费为中介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正向溢出效应，中部地区该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反而通过抑制居民医疗保健消费阻碍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家庭设备消费方面，东、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家庭设备消费的负面影响延缓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检验结果还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会以教育文娱消费为中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老人消费层次的不足，老年人消费更多集中于基本生存消费。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本文立足于消费结构视角，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促进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居住消费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在地理位置上该溢出效应的表现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第二，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家庭设备消费的抑制作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第三，在不考虑溢出效应的情况下，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东、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但二者并不对立。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较好与社会保障完善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促进居民消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了充分发挥此促进作用，文章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各区域实证结果差异表明，老年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与有充足消费能力的老年群体的支撑，而这两者与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现状密切相关。对于经济发展不足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应改善自身基础设施，通过引进一些责任感强、影响力大的龙头企业，提高居民收入，使得贫困地区居民脱贫致富，增强自身“造血能力”。目前，中、西部较轻的老龄化水平使得其具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能力，应推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改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为中、西部地区政府制定老龄化政策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提供经济支撑。
第二，顺应老人需求，刺激老年人消费和提高老人消费层次，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确实能通过催生“银发需求”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未来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急剧上升，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形成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这为老年产业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广袤的市场空间。研究结果还表明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居住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来传导，但老年人消费层次不高，推动作用有限。因此，为了抓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契机，在顺应老人需求，刺激老人消费的同时，应制定和完善老齡化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老人消费层次，以此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三，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崛起。人口老龄化主要是从供给和消费两个角度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中介效应检验中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消费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推动作用。由此可知，人口老龄化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负面影响，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一方面，东部地区政府需要挖掘老年人的内需市场和多元化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和生产良性互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也应重视人口结构的转变，充分挖掘现有的人才和资本聚集优势，促进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人口老龄化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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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Resident consumption pattern; Industrial structure; Sobel test; Spillover effect
（責任编辑：许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