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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该要去某家医院,找某位院长做采访,鉴于大雨没去成。我和李佳只好回校参加校报组织的培训会,随后百无聊赖地呆在宿舍。本以为就这样无聊地过一天,不料站长打来电话,让我们到报社参加例会,说就差我们俩了。我和李佳很激动,心想,又可以和报社同仁一起作战了。
毕业年也是实习年,不想只做一名纺织女工的我于2002年暑假与李佳——校报编辑部部长一边在练歌房打工,一边留意和文字有关的工作。
《城市经济导报》分站招兼职采编,优先考虑在校文学爱好者。这个消息对于两个临毕业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我和李佳做了简历,把过去办的校报整理好,把码过的文字打印出来。当我们带着材料到记者站面试时,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卖报纸的。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那些材料是我们通宵达旦,省了早餐钱做出来的。
站长看了我们的简历,也看了看我们办的校报,他并没有说是否录用我们,而是让我们等消息。我和李佳在外租了房,轮流守着弟弟送我的不太灵光的手机。皇天不负有心人,站长打电话来了,让我们过报社。
校对人员身体不适不能完成工作,而记者也都出去采访赶不回来,站长让我和李佳去帮忙。做完校对时已将近凌晨,但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过去办校报时也经常通宵。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站长让我们下星期开始上班,二十块一天,开始时主要做文稿整理和校对工作。我和李佳全力以赴,乐在其中,常常义务加班。编辑和记者对我们都很好。我在日记里写道——谁说快乐是短暂的,我要在这里用文字把自己的快乐和热情延长到无限。
我和李佳连鞋都没有换,就穿着棉拖鞋朝报社赶。下了公交车,我们也顾不上撑伞,就胳膊挽着胳膊过斑马线。走到斑马线中间时,来回穿梭的车辆已让我俩无法进退,雨水模糊了双眼。就在我擦雨水的刹那,我被出租车撞了右臀转了半个圈后摔倒在地,车在前行一米左右也刹住了。
我试着抬起右脚,竟不能动,脚腕处搅起一阵钻心的痛。司机送我去医院,而李佳则到报社通知站长。我右脚后踝骨骨折且错位,必须马上手术或打石膏复位,但要先交一千块押金。司机磨磨蹭蹭不愿去交钱,我和李佳只好报警。我在医院打石膏,而站长、司机和交警一同到事故现场。
第二天,交警来病房做笔录,让我通知家里人来办理相关事宜。父母是什么都不懂的农民,我只能委托担得住事的人。站长得知后很乐意帮忙,还说总编希望我们日后能在报社发展,他已向总社申请,适当给予补助。就这样,我写了一份委托书,把事情交给站长处理。
我的骨折复位并不乐观,医生说要做内固定手术。手术费由肇事司机负责,他也很爽快地交了。术前,站长和报社的两个编辑老师来看我,并把总社同意分站拿出三千块补助费给我的消息带来。虽然躺在医院,但我照样能拿工资,而事故处理的事也由站长担着。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而我的朋友则羡慕我能遇到这么好的领导。
内固定手术后,我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再过两天就可以拆线了。但站长已经好几天没来医院了,通了电话才知道他在外地出差,希望我能谅解。
拆线前一天的上午十点多,护士还不来挂点滴,我正纳闷着,护士一来就送来催款单。司机自交了手术费后再也没出现过,我欠医院近千元的医药费。拆线前还需检查,我只好给站长打电话。他说他会催司机来交钱的,让医院先给我用药。但第二天一大早,护士又来催款了,说交了钱才可以拍片子拆线。
无奈之下,我又拨通了站长的电话,想问问报社的补助拨下来没有,但他让我先向同学借点钱。拆完线后,医生建议我住院观察几天,可同学已给我送过一次钱了,哪还有钱凑给我多住院几天,我出院回校休息了。
站长说等事故的处理结果出来后,就可以到交警大队要钱。他一直很忙,让我耐心等待。等得不耐烦的我,和朋友到交警大队了解情况。原来处理结果早就下来了,就等我们去拿——我需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责任!一直以来,站长都说责任全归司机,现在我为什么要负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我想问清楚,但站长的电话一直关机,去报社也见不到人。站长已经在责任划分书上签字了,如果我不服可以在有效时限内上诉。
2003年春节后,我去了交警大队。交警拿出事故现场图给我分析——即使上诉,我赢的可能性也不大。当时我明明是在斑马线上被撞的,但交警给我看的现场图却显示我在斑马线外。我知道我已无力再争回什么,我在责任划分认定书和结案小结上签了名。
后来我和李佳去过几次报社,但站长一直避着不见。财务文员说站里拿出三千块算是对我最大的恩惠了,站长也已把工资悉数给了李佳。三千块?工资?我们一分钱也没拿到,但已不想再追究了,我们只想拿回印有自己文字的东西而已。
后记:一口气读完朋友介绍的《江门文艺》。这本属于打工者的文学杂志,让我内心的暗扣又一次打开。漂泊异乡的日子,我习惯了躲在阴暗的角落,演播泛黄的陈年往事,写些只有自己能懂的零散文字。南下广东多年,第一次接触《江门文艺》,在那次车祸后丢失的梦想、热情、自信,再一次燃烧。它给了我归宿感,那正是自己一直寻找的落脚点。
责 编:黄素芳
题 图:余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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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年也是实习年,不想只做一名纺织女工的我于2002年暑假与李佳——校报编辑部部长一边在练歌房打工,一边留意和文字有关的工作。
《城市经济导报》分站招兼职采编,优先考虑在校文学爱好者。这个消息对于两个临毕业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我和李佳做了简历,把过去办的校报整理好,把码过的文字打印出来。当我们带着材料到记者站面试时,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卖报纸的。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那些材料是我们通宵达旦,省了早餐钱做出来的。
站长看了我们的简历,也看了看我们办的校报,他并没有说是否录用我们,而是让我们等消息。我和李佳在外租了房,轮流守着弟弟送我的不太灵光的手机。皇天不负有心人,站长打电话来了,让我们过报社。
校对人员身体不适不能完成工作,而记者也都出去采访赶不回来,站长让我和李佳去帮忙。做完校对时已将近凌晨,但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过去办校报时也经常通宵。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站长让我们下星期开始上班,二十块一天,开始时主要做文稿整理和校对工作。我和李佳全力以赴,乐在其中,常常义务加班。编辑和记者对我们都很好。我在日记里写道——谁说快乐是短暂的,我要在这里用文字把自己的快乐和热情延长到无限。
我和李佳连鞋都没有换,就穿着棉拖鞋朝报社赶。下了公交车,我们也顾不上撑伞,就胳膊挽着胳膊过斑马线。走到斑马线中间时,来回穿梭的车辆已让我俩无法进退,雨水模糊了双眼。就在我擦雨水的刹那,我被出租车撞了右臀转了半个圈后摔倒在地,车在前行一米左右也刹住了。
我试着抬起右脚,竟不能动,脚腕处搅起一阵钻心的痛。司机送我去医院,而李佳则到报社通知站长。我右脚后踝骨骨折且错位,必须马上手术或打石膏复位,但要先交一千块押金。司机磨磨蹭蹭不愿去交钱,我和李佳只好报警。我在医院打石膏,而站长、司机和交警一同到事故现场。
第二天,交警来病房做笔录,让我通知家里人来办理相关事宜。父母是什么都不懂的农民,我只能委托担得住事的人。站长得知后很乐意帮忙,还说总编希望我们日后能在报社发展,他已向总社申请,适当给予补助。就这样,我写了一份委托书,把事情交给站长处理。
我的骨折复位并不乐观,医生说要做内固定手术。手术费由肇事司机负责,他也很爽快地交了。术前,站长和报社的两个编辑老师来看我,并把总社同意分站拿出三千块补助费给我的消息带来。虽然躺在医院,但我照样能拿工资,而事故处理的事也由站长担着。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而我的朋友则羡慕我能遇到这么好的领导。
内固定手术后,我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再过两天就可以拆线了。但站长已经好几天没来医院了,通了电话才知道他在外地出差,希望我能谅解。
拆线前一天的上午十点多,护士还不来挂点滴,我正纳闷着,护士一来就送来催款单。司机自交了手术费后再也没出现过,我欠医院近千元的医药费。拆线前还需检查,我只好给站长打电话。他说他会催司机来交钱的,让医院先给我用药。但第二天一大早,护士又来催款了,说交了钱才可以拍片子拆线。
无奈之下,我又拨通了站长的电话,想问问报社的补助拨下来没有,但他让我先向同学借点钱。拆完线后,医生建议我住院观察几天,可同学已给我送过一次钱了,哪还有钱凑给我多住院几天,我出院回校休息了。
站长说等事故的处理结果出来后,就可以到交警大队要钱。他一直很忙,让我耐心等待。等得不耐烦的我,和朋友到交警大队了解情况。原来处理结果早就下来了,就等我们去拿——我需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责任!一直以来,站长都说责任全归司机,现在我为什么要负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我想问清楚,但站长的电话一直关机,去报社也见不到人。站长已经在责任划分书上签字了,如果我不服可以在有效时限内上诉。
2003年春节后,我去了交警大队。交警拿出事故现场图给我分析——即使上诉,我赢的可能性也不大。当时我明明是在斑马线上被撞的,但交警给我看的现场图却显示我在斑马线外。我知道我已无力再争回什么,我在责任划分认定书和结案小结上签了名。
后来我和李佳去过几次报社,但站长一直避着不见。财务文员说站里拿出三千块算是对我最大的恩惠了,站长也已把工资悉数给了李佳。三千块?工资?我们一分钱也没拿到,但已不想再追究了,我们只想拿回印有自己文字的东西而已。
后记:一口气读完朋友介绍的《江门文艺》。这本属于打工者的文学杂志,让我内心的暗扣又一次打开。漂泊异乡的日子,我习惯了躲在阴暗的角落,演播泛黄的陈年往事,写些只有自己能懂的零散文字。南下广东多年,第一次接触《江门文艺》,在那次车祸后丢失的梦想、热情、自信,再一次燃烧。它给了我归宿感,那正是自己一直寻找的落脚点。
责 编:黄素芳
题 图:余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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