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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全体爱国外交官通电起义，在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中，最早升起五星红旗，震撼中外，其领导人正是当时的驻法公使凌其翰。
学者从政的周折
凌其翰，上海市人，1906年出生。曾就读于震旦大学，1927年赴比利时留学。1929年获鲁汶大学政治学院政治外交系硕士学位。次年获布鲁塞尔大学法学博士。同年归国，任《申报》国际评论员兼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1933年，凌其翰以学者身份转仕国民政府外交部，走上从政道路。1940年，他已升任外交部简任秘书兼国际司交际科长，主管礼宾工作。他的理想是出使西方国家，做一个职业外交家。然而，他的仕途却并不通畅。1943年7月，蒋介石手令他担任外交部驻甘肃特派员，不为他所喜欢，拖延至次年5月，凌其翰才赴兰州上任。
适逢新疆伊宁事件发生，有“新疆王”之称的盛世才倒台，新疆局势混乱。凌其翰不满于蒋氏亲信胡宗南以及西北地方长官的胡作非为，或借助访问兰州的印度大使梅农之口，或直接致电重庆，指斥“投机商人颇为活跃，赴新者相继走私，而部队带货者更复不鲜”，揭露了国民党地方大员的伤疤，从而遭到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报复性重“奏”。对于凌其翰的指斥，蒋介石批示：“此种报告根据何来?而且新疆事有迪化特派员在，于凌何关，应斥责。”不久，凌其翰被外交部撤职，于1945年3月返回重庆。1945年6月，他走了宋子文的门路，重被任命为外交部专门委员，恢复官职，但并无实职。
行政院赴越南顾问团召集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依据盟军统帅部第一号命令，决定派遣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人越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行政院为此拟定了《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并规定由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粮食六部派代表组成顾问团，凌其翰由于留学欧洲背景并熟悉法语，被指定为外交部代表，并任顾问团召集人兼中国占领军发言人。凌其翰视此任命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人所不屑，我所不欲”。
1945年9月21日，凌其翰抵达河内，由于行政院的方针与占领军总司令卢汉不一致，中央政府决定同意法军重返越南，卢汉则以为开罗会议已经决定不把印度支那归还法国，因此双方意见无法调和。卢汉要求凌其翰返回重庆请示对越法的政策方针。四天后，凌其翰回国请示，得到蒋介石的直接指令：牢掌握老街河内一海防运输线；南当局应采取不管态度；让法军开入越南，不得予阻挡。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决定让法军重返越南，中国赴越军队在向法军交防后，将直接开赴东北内战前线。
由于这个原因，凌其翰未能参与9月28日中国占领军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他返回河内后，卢汉也改变了对法国的态度，法国代表团随之进入河内活动，凌其翰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参与了与他们的接触等一系列活动。
参与中法重庆谈判
鉴于法国军队即将进入越南接防，中法谈判解决相互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11月8日，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电令凌其翰返回重庆，要求他就中法会谈事与法国驻华大使馆交换意见，并就主要商议的各大问题达成共识，同时，令他与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吴南如、条约司司长王化成商议，共同制订了中国的应对方案。
1946年2月，凌其翰参加的中国代表团与以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为团长的法国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于2月28日签署了《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中越关系条约》、《关于中国驻北越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等重要文件，不仅使早已议定的“中法新约”正式签署，而且就中法间存在争议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实际上是放弃了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改而支持法国政府及其军队重返越南。
见证签署越法协定
“中法协定”签署后，中国从越北撤军已成定局，而撤军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越北形势的稳定和法越谈判的成功。当时，法国已经尾随英国占领军进入南越，疯狂镇压革命，破坏普选，杀害干部群众，引起南越人民的强烈反抗。 在越南北方，越盟阵线内部意见分歧，逊位的越南国王保大则企图复辟，各种势力对立，形势十分混乱，对待法国势力重返越南，也抱有不同的态度。
凌其翰参与签署中法协定后，又重新返回河内，积极参与和推动法越谈判。1946年3月6日，凌其翰见证了法越初步协定在河内法国汇理银行签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法国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为印度支那联盟和法兰西联盟的分子；越南政府声明准备友谊接待按照国际协定接防中国军队之法国军队；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各保持军队于原有阵地，造成一种必要的有利气氛，以便进行友好和诚意的谈判等。从3月7日起，中国军队开始撤防，至5月，中国军队完全撤回国内。但越法协定显然是暂时的，中国军队一撤离，越法战争就爆发了。凌其翰结束了他在越南的使命，亲历了中国国民党政权为了内战，放弃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的经过。
巴黎大使馆起义的领头人
由于凌其翰战后在越南及处理中法事务的经历，他得以与法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越南事务结束后，凌其翰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大使馆公使。1949年，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钱泰因车祸受重伤住院，凌其翰奉命主持大使馆工作。
凌其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是从“索薪”开始的。其时，由于国内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驻外人员的薪饷连续数月不能发放。9月18日，凌其翰等11人致电外交部催薪，称如果10月10日领不到欠薪，就将停止服务，并致函驻欧洲各使领馆，建议采取共同行动，并获得一些使馆成员的响应。
当时，驻法使馆内发生了激烈争执，截然分成拥护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两派。武官王观洲、新闻官汪公纪揭露凌其翰等人“背叛党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遂密电驻法大使钱泰彻查，钱大使虽不赞成凌其翰等人的行动，但也不愿得罪他们，于是将密电给凌其翰看了，并对国民党中央采取饰词搪塞的态度敷衍一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原国民党政府驻海外各使领馆人心浮动。10月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进而派遣次长董霖赶赴巴黎，安抚使馆人员，并任命驻英公使段茂澜为驻法代办，准备将凌其翰等“不稳分子”撤回国内审查。凌其翰等人决定采取非常手段，乘董霖尚未来得及行动，就通知法国外交部，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拥护新中国。10月9日，他们致电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并发表《中国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10月10日，凌其翰等人在巴黎大使馆降下了国民党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将鲜艳的五星红旗首次升起在巴黎使馆的旗杆上。
凌其翰等人改挂国旗后，又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起义消息。第二天，周恩来代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发来指示，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同时号召中国驻其他国家的国民党使馆人员向他们学习。国民党当局勾结当时反对中国新政府的法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宣布关闭驻法国大使馆，并指使打手殴打起义人员。1950年初，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令，大部分起义人员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凌其翰回国后，历任外交部专门委员、法律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外交学院兼职教授，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民革中央学委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1992年2月逝世，主编有《国际条约集》(1648～1971)等。
学者从政的周折
凌其翰，上海市人，1906年出生。曾就读于震旦大学，1927年赴比利时留学。1929年获鲁汶大学政治学院政治外交系硕士学位。次年获布鲁塞尔大学法学博士。同年归国，任《申报》国际评论员兼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1933年，凌其翰以学者身份转仕国民政府外交部，走上从政道路。1940年，他已升任外交部简任秘书兼国际司交际科长，主管礼宾工作。他的理想是出使西方国家，做一个职业外交家。然而，他的仕途却并不通畅。1943年7月，蒋介石手令他担任外交部驻甘肃特派员，不为他所喜欢，拖延至次年5月，凌其翰才赴兰州上任。
适逢新疆伊宁事件发生，有“新疆王”之称的盛世才倒台，新疆局势混乱。凌其翰不满于蒋氏亲信胡宗南以及西北地方长官的胡作非为，或借助访问兰州的印度大使梅农之口，或直接致电重庆，指斥“投机商人颇为活跃，赴新者相继走私，而部队带货者更复不鲜”，揭露了国民党地方大员的伤疤，从而遭到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报复性重“奏”。对于凌其翰的指斥，蒋介石批示：“此种报告根据何来?而且新疆事有迪化特派员在，于凌何关，应斥责。”不久，凌其翰被外交部撤职，于1945年3月返回重庆。1945年6月，他走了宋子文的门路，重被任命为外交部专门委员，恢复官职，但并无实职。
行政院赴越南顾问团召集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依据盟军统帅部第一号命令，决定派遣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人越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行政院为此拟定了《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并规定由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粮食六部派代表组成顾问团，凌其翰由于留学欧洲背景并熟悉法语，被指定为外交部代表，并任顾问团召集人兼中国占领军发言人。凌其翰视此任命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人所不屑，我所不欲”。
1945年9月21日，凌其翰抵达河内，由于行政院的方针与占领军总司令卢汉不一致，中央政府决定同意法军重返越南，卢汉则以为开罗会议已经决定不把印度支那归还法国，因此双方意见无法调和。卢汉要求凌其翰返回重庆请示对越法的政策方针。四天后，凌其翰回国请示，得到蒋介石的直接指令：牢掌握老街河内一海防运输线；南当局应采取不管态度；让法军开入越南，不得予阻挡。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决定让法军重返越南，中国赴越军队在向法军交防后，将直接开赴东北内战前线。
由于这个原因，凌其翰未能参与9月28日中国占领军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他返回河内后，卢汉也改变了对法国的态度，法国代表团随之进入河内活动，凌其翰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参与了与他们的接触等一系列活动。
参与中法重庆谈判
鉴于法国军队即将进入越南接防，中法谈判解决相互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11月8日，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电令凌其翰返回重庆，要求他就中法会谈事与法国驻华大使馆交换意见，并就主要商议的各大问题达成共识，同时，令他与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吴南如、条约司司长王化成商议，共同制订了中国的应对方案。
1946年2月，凌其翰参加的中国代表团与以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为团长的法国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于2月28日签署了《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中越关系条约》、《关于中国驻北越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等重要文件，不仅使早已议定的“中法新约”正式签署，而且就中法间存在争议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实际上是放弃了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改而支持法国政府及其军队重返越南。
见证签署越法协定
“中法协定”签署后，中国从越北撤军已成定局，而撤军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越北形势的稳定和法越谈判的成功。当时，法国已经尾随英国占领军进入南越，疯狂镇压革命，破坏普选，杀害干部群众，引起南越人民的强烈反抗。 在越南北方，越盟阵线内部意见分歧，逊位的越南国王保大则企图复辟，各种势力对立，形势十分混乱，对待法国势力重返越南，也抱有不同的态度。
凌其翰参与签署中法协定后，又重新返回河内，积极参与和推动法越谈判。1946年3月6日，凌其翰见证了法越初步协定在河内法国汇理银行签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法国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为印度支那联盟和法兰西联盟的分子；越南政府声明准备友谊接待按照国际协定接防中国军队之法国军队；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各保持军队于原有阵地，造成一种必要的有利气氛，以便进行友好和诚意的谈判等。从3月7日起，中国军队开始撤防，至5月，中国军队完全撤回国内。但越法协定显然是暂时的，中国军队一撤离，越法战争就爆发了。凌其翰结束了他在越南的使命，亲历了中国国民党政权为了内战，放弃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的经过。
巴黎大使馆起义的领头人
由于凌其翰战后在越南及处理中法事务的经历，他得以与法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越南事务结束后，凌其翰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大使馆公使。1949年，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钱泰因车祸受重伤住院，凌其翰奉命主持大使馆工作。
凌其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是从“索薪”开始的。其时，由于国内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驻外人员的薪饷连续数月不能发放。9月18日，凌其翰等11人致电外交部催薪，称如果10月10日领不到欠薪，就将停止服务，并致函驻欧洲各使领馆，建议采取共同行动，并获得一些使馆成员的响应。
当时，驻法使馆内发生了激烈争执，截然分成拥护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两派。武官王观洲、新闻官汪公纪揭露凌其翰等人“背叛党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遂密电驻法大使钱泰彻查，钱大使虽不赞成凌其翰等人的行动，但也不愿得罪他们，于是将密电给凌其翰看了，并对国民党中央采取饰词搪塞的态度敷衍一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原国民党政府驻海外各使领馆人心浮动。10月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进而派遣次长董霖赶赴巴黎，安抚使馆人员，并任命驻英公使段茂澜为驻法代办，准备将凌其翰等“不稳分子”撤回国内审查。凌其翰等人决定采取非常手段，乘董霖尚未来得及行动，就通知法国外交部，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拥护新中国。10月9日，他们致电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告与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在工作岗位维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指示接管”，并发表《中国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10月10日，凌其翰等人在巴黎大使馆降下了国民党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将鲜艳的五星红旗首次升起在巴黎使馆的旗杆上。
凌其翰等人改挂国旗后，又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起义消息。第二天，周恩来代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发来指示，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同时号召中国驻其他国家的国民党使馆人员向他们学习。国民党当局勾结当时反对中国新政府的法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宣布关闭驻法国大使馆，并指使打手殴打起义人员。1950年初，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令，大部分起义人员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凌其翰回国后，历任外交部专门委员、法律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外交学院兼职教授，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民革中央学委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1992年2月逝世，主编有《国际条约集》(1648～197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