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丰子恺作品中的城乡书写，是在个人情感体验的基础之上，以现代为参照的乡村的视阈所传达出的精神失落，是丰子恺独特的人生体验。通过揭露现代都市的种种“不调和相”，丰子恺展现了他十分具有个人色彩的城乡心理图示和价值观念体系。
　　关键词：文画 城乡 书写
　　在文学与绘画之间游戏的丰子恺，洞悉着世间的底色。在他细微平凡的生活意趣中饱含对生活的敬意，尽管他所处的年代，是战乱频仍和饥荒遍野的，但在传统的笔墨中倚赖的是现代的风景静物。他从乡村走出，辗转于现代都市的隘口，飘飘荡荡，是手中之笔在记录和刻画城乡之间的风景。比起单独的艺术载体，在文学与绘画这种交融和互动关系的之中，更能够体验丰富的情感，加深和拓展城乡的刻画。
　　一.文学与绘画中“乡”的描写
　　丰子恺1898年出生于浙江桐乡市石门湾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家弟子。这里农田肥美，气候怡人，丰子恺将它称为“安乐之乡”，他在自己的一篇散文《辞缘缘堂》中曾这样描述这个世外桃源：“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中产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皆是。”[1]丰子恺就成长在这样富有诗趣画意得天独厚的环境中，这里有他封存的记忆，四时佳兴的旧事。“故乡”于丰子恺而言，不仅是生养之地，这里更是他艺术和精神的真正家园。
　　在丰君的作品中，故乡总是充满着浓郁的世风民情，剪纸、花灯、版画、乃至童年的玩具，皆可入文入画。他曾在《视觉的粮食》一文中写到自己对一把彩色纸伞的回忆，说“我由这顶彩伞的欣赏，渐渐转入创作的要求…于灯会散后在屋里张起这顶自制的小彩伞来，共同欣赏、比较、批评…我的学书学画的动机，即肇始于此。”[2]《酒令》中记述的是江南文人喝酒独特的方式，和北方人豪迈吆喝式的方式不同，南方所行酒令多了一股儒雅斯文之气。至于“清明”、“过年”、“请菩萨”等这种乡间习俗风物的描写更是如流水一般自然地蜿蜒在他的文画里，成为不可多得的民俗史料。甚至这种民俗的书写呈现了某种地域文化的特征，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精神变迁，例如他的散文《忆儿时》里就写了童年时期和家人一起吃蟹赏月时的情景，“积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他写饮食、禁忌、节日，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老妻忙很着烧素菜，故乡的臭豆腐干，故乡的冬菜，故乡的红米饭”都纽结着个人的心理图示，成就了一幅幅故乡风土图。在这样的一方水土里，他用清新趣味的笔调描绘着江南村落的淳朴，民间生活的鲜活，他善于观察的艺术敏感给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甚至影响了日后创作的整体格调。
　　丰子恺认为人的“生命情感”是任何艺术创作心理的根源，完成这种本真的追求才是构建人终极价值的体现。其实不管是绘画还是散文，他的作品大都以生活中的人事为创作对象，表达常情、温情和真情。先来看一幅丰君早期的钢笔写生画，名为《卖花女》，画中一位梳着长辫着青衫布衣的女子提着竹篮走在寂寥狭长的小巷里，白墙灰瓦、小巷幽深，画的右上角还有柳枝挂墙，袅袅炊烟升起，洁白的花朵在恬静的女子手中，人景和谐，画面取“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意，营造了一幅宁静、潮湿的民俗图。《三眠》也刻画了家乡民妇养蚕的场面，深夜提着烛等，小猫依偎在桌脚，取诗《蚕妇吟》：“子规啼血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成归”，这首诗歌的画面感在丰子恺的笔下互相为镜，只不过玉人的绫罗绸缎换成了粗衫，这是姑娘们辛苦劳作所得，画外之意其实也表达了作者的同情之心。《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和《燕归人未归》则是表现了妇人的相思之情，杨柳飞燕，画中女子发丝凌乱，凭栏远眺，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物言之不尽的相思。除了村妇，丰子恺更多地描画了代表纯朴自然的乡村世界的另一类人物形象，那就是儿童，儿童的纯真之心，率性的表达是直观的，充满童真的诗意。像最为读者所熟知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只是青山浮云上，教人错认作山看》、《野渡无人舟自横》、《几人相忆在江楼》等都是明显取自古意，“自然有情化”，以诗言情，盖丰子恺认为“情”为不朽之物，所创作的自然就是不朽的篇章，而诗意的乡村理应充满感情，沐浴恩泽。
　　二.文学与绘画中“城”的描写
　　在《子恺漫画全集》中，丰子恺先是将漫画按照题材划分为六类，其中描写都市状态共六十四幅集合为一册，名曰《都市相》。他在《都市相》的序言中说道：“吾画既非装饰，又非赞美，更不可为娱乐，而皆世间之不调和相、不欢喜相、不可爱相、独何欤？”此番言论可以看作是丰子恺对都市生活百态的概观。
　　1921年丰子恺奔赴日本学画，短暂的留学生涯让他接触到东京这个老牌国际都市。在这个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和都市，丰子恺接受了不同文化的洗礼，培养了他摩登的都市生活方式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模样。他致力于融合中西方的艺术实践，并以现代语言和传统文艺的方式表现出来。和部分现代派作家一样，丰子恺在乡土中国的江浙小城镇成长，又进入现代的大都市生活，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出现都市怀乡病，这样就为他的文和画提供了可供探讨的空间。
　　20世纪30年代之际的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3]，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吸引着外地来求学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丰子恺曾以上海为城市据点创作了一批作品，来展现人们对于大都市生活的渴望和想象。《到上海去的》这幅漫画是其中的代表作，火车是现代都市的代表，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幅画把环境置于乡间却把空间无限延伸到千里之外的“上海”，两个背影相依的人，遥望火车开去的方向，此时的上海犹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周边乡镇乃至全国的人们，成为他们眼中的“金银地”。在那时，都市代表着现代文明，正以时髦的元素、金钱的诱惑冲击着乡镇，拾得都市之味的乡下人，笨拙地将这种陌生的文明融入生活，成了一种“可笑的状态”。虽然在丰子恺早期的都市题材的作品中，依然保持着他抒情的趣味，但是当那份压力无法承受时，他也会表现出隐隐的焦虑和恐惧来：“我每入都市，常觉头痛脑胀。推求其故，知其为嘈杂之音所致。嘈杂之音中最可厌的，莫如汽车鸣笛。我常想，这是市街美的一大破坏者。”[4]噪音对宁静生活的破坏让丰子恺不堪城市之扰，创作《病车》也是早期生活在上海的时候，画中五个劳动者齐心协力推动一辆并不行走的汽车，画笔之下你能感受到他们脚步沉重、步履蹒跚，丰子恺用“病”这个字当作标题进行嘲讽，他痛苦地发现这个东部沿海城市正迅速扩张，变得凶险和病态，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压榨大多数人的手段来实现的。如此不和谐的城市诸相，丰子恺用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日常生活中的“可惊、可喜、可悲、可哂”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他的记录生动地展现了以上海为典型环境场景的样貌，然而，都市中人民生活的艰辛和苦难，从他初初在上海生活一直延续到离开，都让他颇感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