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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子槎除开设上海大丰绸布庄以外，还开设湖南协进绸庄。他将丝绸贸易领域扩大，搞起了出口外销。
1881年，沈子槎生于浙江吴兴，早年闯荡上海滩，在久成绸庄做学徒。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进步很快，仅18岁他就能够在生意场上独当一面了。1912年，沈子槎羽翼渐丰，便自立门户创办上海大丰绸庄，生意日益兴隆。其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经营有道，不过于铢锱必较;二是因为注重质量，决不搞鱼目混珠;三是因为诚信，童叟无欺。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沈子槎刚届而立之年，卻已在绸缎业声名鹊起。
早期中国的商界，总商会是一言九鼎的。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百姓养家糊口，得依赖打工或做点生意，生意行当应时的，赚钱容易点;生意行当不应时的，钱少赚点。总商会是属于生意场上成功人士加入的组织，在1925年上海总商会的会员名录上，开始有了沈子槎的名字。从《上海总商会会员录》上，我们还能知道沈子槎有个别号，叫“永瑞”。那一年他44岁，是代表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的合帮会员，沈子槎非常熟悉柞蚕丝生产贸易的季节、产地、质量、价格，他是这方面的行家。
殊不知，总商会会员在当时也有许多特权，比如：条陈商务，对官府有商业建设、内外贸易的建议权;遇冤抑及钱债纠葛时，由总商会的公断处出面评理;如遇商务谈判，不谙中外法律之处，可向总商会讨教，总商会有专门的法律人才，能协助会员解惑释疑，甚至可能为之出面交涉;还有会员欲商务考察，总商会可以介绍。凡此种种，总商会会员形象是社会上层商业人士以及体面的商人。沈子槎能代表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参加总商会，足见他在行业中的地位。
绸缎是我国特色产品，产区很广，苏浙两省为产绸的重心，运销国内外历史悠久。而上海是近百年来绸缎最大的集散都市，各地区所有的产品，经过各个帮口商贩运沪销售。所以，一百多年前上海便有各帮口设立的绸业会馆公所，它们负责办理验货、议价、装运、纳税等工作。其时有经营杭州货、绍兴货的钱江会馆，湖州货的绉业公所，苏州货的云锦公所，盛泽货的盛泾公所，山东河南府绸帮的鲁豫堂，门市店大同行的绪纶公所，小同行的锦纶公所，以及南京丹阳等帮口。
1927年9月，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绸缎业分会成立，各帮的行商开始合流。1930年成立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各帮口会馆公所所属的会员单位，多数以其企业名义加入了同业公会，当时除门市店小同行锦纶公所已经解散外，其他各会馆公所的原有组织，继续保留，各自为政。沈子槎是合流后绸缎业同业公会的重要骨干。据1947年《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记：沈子槎是该会的理事。当时理事不多，在556户会员中，仅有一名理事长、10名理事。
除了经营绸缎，沈子槎还是一位收藏家，在《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的条目中对于沈子槎的贡献有这样描述：“1955年至1963年间，（沈子槎）将所藏古泉4494件分别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吴兴县博物馆、宁波市古物陈列所和嘉兴市中心博物馆。1959年，将珍藏的古泉3863件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他所捐献的钱币两项合计8357枚。其中“咸丰通宝” 有当五十、当五百、当千的，具有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是研究中国货币制度和商品交换演变过程的实物见证。
沈子槎收藏古钱币，起始于他半百之龄。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与古钱币“相遇”，便一见钟情，此后一发不可收，逐渐成为古钱币收藏的大家。在一张摄于1931年的照片中，有一张沈子槎与钱币收藏界聂芷庭、李柳塘等人在黄龙涧的合影。他能与这些收藏名家在一起，说明他对于收藏古币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沈子槎收藏的古币与众不同，每种钱币只收一枚，既讲究版式，又注重品相，力求成套。一旦积藏成套，他就邀请工艺大师郑家相为成套的古钱币特制一个精美的楠木匣子，把钱币工工整整地镶嵌在木匣之中，以供观赏。
沈子槎是一位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的工商界名士，他除开设上海大丰绸布庄以外，还开设湖南协进绸庄。他将丝绸贸易领域扩大，搞起了出口外销，生意越做越大。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与印度永祥洋行合资经营，在香港开办了“永大行”。在上海开设生产加工企业寅丰丝织厂和云丰绸厂。
作为行业的领头人，沈子槎在各项爱国运动中积极带头，工商界劳军他拿出155万元，占行业的3.1%;在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方面他购买数额是4750份，占行业的3.8%;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他捐了1.2亿元，占行业的5%强;税收方面达到9亿至10亿元，占行业的7.1%。在“五反”运动中，他被评为守法户。在购买国家建设公债方面，他的寅丰丝织厂购买经济建设公债5亿元，而且一次缴足。
在沈子槎所属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丝绸分公司介绍他的生平里，有这样一段话：“1946年加入上海工商界的进步组织上海经济协进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沈子槎先生积极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工商界中捐募资金援助学生运动，还掩护了一批进步教授和革命青年及地下党员，将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沈子槎在陈叔通、盛丕华等工商界人士影响下，渐渐认清形势，同情进步学生、资助进步学生。1947年5月，他以募捐形式资助当时学生运动的宣传费用，并先后保护交通大学等校进步学生，帮助他们走向解放区。据沈子槎家属瞿如清回忆：家里曾经居住过不少陌生人，这些陌生人给她讲解人生道理和解放区的故事。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沈子槎自己的回忆文字里也提到这些事。综合这些材料，可以印证沈子槎当时确实为党做过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沈子槎曾协助陈叔通、马寅初、盛丕华、包达三等先后脱离蒋管区，辗转至香港，转道至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上海青年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沈子槎参加了1948年6月3日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大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市参议长潘公展，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周谷城，中国科学社编辑张孟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卢于道，国际问题专家孟宪章，还有交通大学校友、民主人士张絅伯，民族工业家邱文奎。”沈子槎不光私下里资助学生，在公开场合，他敢于同当局交涉，他的正义感不言而喻。
1949年11月，上海筹组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此时，沈子槎年近七十，但是，他从事绸缎行业50年，德高望重，仍然被推为主任委员。在自己的企业，他的堂弟沈季安担任经理。他退居二线，担任总监理。不久，公私合营上海国际贸易公司联合董事会成立，沈子槎却再次担当起董事长的责任。早在1949年5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临时工作委员会组建时，沈子槎担任委员。1953年3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时他继续担任委员。沈子槎是民建会的元老级人物，在以后的民建上海市委员会第一至四届选举中，他始终都担任委员。
沈子槎离世是1969年，当时的历史条件甚至没有能为这位工商界爱国人士举行悼念仪式，直到1981年的5月14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人们回望这位绸缎业老前辈时，不由得想起“进化论”的提出者达尔文曾经所说的，“生死于他们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所要发现的都已发现，要实现的都已实现”。据沈子槎的子女回忆，沈子槎能在风浪到来时显得那么的坦然，或许是因为经历丰富的他早就理解了生命的真谛。
（编辑 周静 [email protected]）
1881年，沈子槎生于浙江吴兴，早年闯荡上海滩，在久成绸庄做学徒。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进步很快，仅18岁他就能够在生意场上独当一面了。1912年，沈子槎羽翼渐丰，便自立门户创办上海大丰绸庄，生意日益兴隆。其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经营有道，不过于铢锱必较;二是因为注重质量，决不搞鱼目混珠;三是因为诚信，童叟无欺。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沈子槎刚届而立之年，卻已在绸缎业声名鹊起。
早期中国的商界，总商会是一言九鼎的。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百姓养家糊口，得依赖打工或做点生意，生意行当应时的，赚钱容易点;生意行当不应时的，钱少赚点。总商会是属于生意场上成功人士加入的组织，在1925年上海总商会的会员名录上，开始有了沈子槎的名字。从《上海总商会会员录》上，我们还能知道沈子槎有个别号，叫“永瑞”。那一年他44岁，是代表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的合帮会员，沈子槎非常熟悉柞蚕丝生产贸易的季节、产地、质量、价格，他是这方面的行家。
殊不知，总商会会员在当时也有许多特权，比如：条陈商务，对官府有商业建设、内外贸易的建议权;遇冤抑及钱债纠葛时，由总商会的公断处出面评理;如遇商务谈判，不谙中外法律之处，可向总商会讨教，总商会有专门的法律人才，能协助会员解惑释疑，甚至可能为之出面交涉;还有会员欲商务考察，总商会可以介绍。凡此种种，总商会会员形象是社会上层商业人士以及体面的商人。沈子槎能代表山东河南丝绸业公所参加总商会，足见他在行业中的地位。
绸缎是我国特色产品，产区很广，苏浙两省为产绸的重心，运销国内外历史悠久。而上海是近百年来绸缎最大的集散都市，各地区所有的产品，经过各个帮口商贩运沪销售。所以，一百多年前上海便有各帮口设立的绸业会馆公所，它们负责办理验货、议价、装运、纳税等工作。其时有经营杭州货、绍兴货的钱江会馆，湖州货的绉业公所，苏州货的云锦公所，盛泽货的盛泾公所，山东河南府绸帮的鲁豫堂，门市店大同行的绪纶公所，小同行的锦纶公所，以及南京丹阳等帮口。
1927年9月，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绸缎业分会成立，各帮的行商开始合流。1930年成立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各帮口会馆公所所属的会员单位，多数以其企业名义加入了同业公会，当时除门市店小同行锦纶公所已经解散外，其他各会馆公所的原有组织，继续保留，各自为政。沈子槎是合流后绸缎业同业公会的重要骨干。据1947年《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记：沈子槎是该会的理事。当时理事不多，在556户会员中，仅有一名理事长、10名理事。
除了经营绸缎，沈子槎还是一位收藏家，在《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的条目中对于沈子槎的贡献有这样描述：“1955年至1963年间，（沈子槎）将所藏古泉4494件分别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吴兴县博物馆、宁波市古物陈列所和嘉兴市中心博物馆。1959年，将珍藏的古泉3863件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他所捐献的钱币两项合计8357枚。其中“咸丰通宝” 有当五十、当五百、当千的，具有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是研究中国货币制度和商品交换演变过程的实物见证。
沈子槎收藏古钱币，起始于他半百之龄。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与古钱币“相遇”，便一见钟情，此后一发不可收，逐渐成为古钱币收藏的大家。在一张摄于1931年的照片中，有一张沈子槎与钱币收藏界聂芷庭、李柳塘等人在黄龙涧的合影。他能与这些收藏名家在一起，说明他对于收藏古币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沈子槎收藏的古币与众不同，每种钱币只收一枚，既讲究版式，又注重品相，力求成套。一旦积藏成套，他就邀请工艺大师郑家相为成套的古钱币特制一个精美的楠木匣子，把钱币工工整整地镶嵌在木匣之中，以供观赏。
沈子槎是一位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的工商界名士，他除开设上海大丰绸布庄以外，还开设湖南协进绸庄。他将丝绸贸易领域扩大，搞起了出口外销，生意越做越大。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与印度永祥洋行合资经营，在香港开办了“永大行”。在上海开设生产加工企业寅丰丝织厂和云丰绸厂。
作为行业的领头人，沈子槎在各项爱国运动中积极带头，工商界劳军他拿出155万元，占行业的3.1%;在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方面他购买数额是4750份，占行业的3.8%;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他捐了1.2亿元，占行业的5%强;税收方面达到9亿至10亿元，占行业的7.1%。在“五反”运动中，他被评为守法户。在购买国家建设公债方面，他的寅丰丝织厂购买经济建设公债5亿元，而且一次缴足。
在沈子槎所属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丝绸分公司介绍他的生平里，有这样一段话：“1946年加入上海工商界的进步组织上海经济协进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沈子槎先生积极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工商界中捐募资金援助学生运动，还掩护了一批进步教授和革命青年及地下党员，将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沈子槎在陈叔通、盛丕华等工商界人士影响下，渐渐认清形势，同情进步学生、资助进步学生。1947年5月，他以募捐形式资助当时学生运动的宣传费用，并先后保护交通大学等校进步学生，帮助他们走向解放区。据沈子槎家属瞿如清回忆：家里曾经居住过不少陌生人，这些陌生人给她讲解人生道理和解放区的故事。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沈子槎自己的回忆文字里也提到这些事。综合这些材料，可以印证沈子槎当时确实为党做过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沈子槎曾协助陈叔通、马寅初、盛丕华、包达三等先后脱离蒋管区，辗转至香港，转道至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上海青年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沈子槎参加了1948年6月3日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大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市参议长潘公展，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周谷城，中国科学社编辑张孟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卢于道，国际问题专家孟宪章，还有交通大学校友、民主人士张絅伯，民族工业家邱文奎。”沈子槎不光私下里资助学生，在公开场合，他敢于同当局交涉，他的正义感不言而喻。
1949年11月，上海筹组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此时，沈子槎年近七十，但是，他从事绸缎行业50年，德高望重，仍然被推为主任委员。在自己的企业，他的堂弟沈季安担任经理。他退居二线，担任总监理。不久，公私合营上海国际贸易公司联合董事会成立，沈子槎却再次担当起董事长的责任。早在1949年5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临时工作委员会组建时，沈子槎担任委员。1953年3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时他继续担任委员。沈子槎是民建会的元老级人物，在以后的民建上海市委员会第一至四届选举中，他始终都担任委员。
沈子槎离世是1969年，当时的历史条件甚至没有能为这位工商界爱国人士举行悼念仪式，直到1981年的5月14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人们回望这位绸缎业老前辈时，不由得想起“进化论”的提出者达尔文曾经所说的，“生死于他们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所要发现的都已发现，要实现的都已实现”。据沈子槎的子女回忆，沈子槎能在风浪到来时显得那么的坦然，或许是因为经历丰富的他早就理解了生命的真谛。
（编辑 周静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