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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无疑是这两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各级两会、行业论坛、地方规划等从不同层次层面对数字化变革之路进行了探讨和描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在随后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加快数字化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篇章出现，对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进行了系统部署。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把数字化作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重点，作为现代化开新局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围绕省（市）域范围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进行了全面布局，本文重点观察上海、广东、浙江的数字化发展进程。
“一把手”统筹推进
数字化包含内容广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都是其重要方面;从过程角度来看，数字化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使用、数字化产品开发，同样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就各类要素而言，人才、资金、政策、平台在数字化发展中缺一不可。可以说，数字化发展对党委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协同整合能力、平台建设使用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数字化改革是一项必须由“一把手”组织推动的系统工程。
全面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上海“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2020年底，由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随后，《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发布，《意见》从“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的全局出发，对统筹推进城市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进行了部署。今年2月，上海市委召开城市数字化转型专家咨询会，邀请10位来自高校、企业的专家出谋划策、把脉支招。3月，召开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座谈会，要求更加深入系统地把城市数字化转型向前推进。
广东、浙江也在今年上半年陆续推出了各自的数字化改革方案。5月1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印发，提出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发展高地，并围绕数字生态、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四个方面，分类提出8点共33项具体措施。在组织架构方面，成立了广东加快数字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相关分管省领导担任副组长，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今年2月18日，农历新年后浙江的第一个会议即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提出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会上同时发布了《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成立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的数字化改革领导小组。
数字化关乎整体性变革
数字化是推动发展格局、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变革的关键变量，具有一子落而满盘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放大效应，这就决定了数字化的推进必须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这些地方的总体方案，将整体性理念贯穿其中。比如，上海提出要把整座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数字化转型要突出整体性转变，强化数字技术系统集成、整体应用，协同推进经济、生活、治理等各领域的整体转型，促进城市发展、治理、运行效能整体提升;浙江认为数字化改革具有极强的引领性、整体性和撬动性，是关系到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整体性变革。
推动数字化发展，数据是关键要素，对各类数据的统筹管理应用是改革的首要环节。在具体操作层面，各地注重将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浙江正在打造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平台建成以后将有效支撑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全领域改革。广东为全面支撑“全省一盘棋”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有序运行，正在推动建设政务大数据中心、数据交易机构和数据运营机构等数据要素市场重大枢纽工程。
在上一轮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出現了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问题，导致数据资源难以共享共建。推动数字化发展，尤其是打造数字政府，必须统筹考虑不同层级党委政府部门的业务需求和未来发展。在总体设计中，这些地方都明确要求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联动，强化党委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协同能力，强调纵向省市县乡各层级一体推进，横向各部门各领域相互贯通、系统融合，以及业务之间的整体设计。
制度重塑是重中之重
技术只是数字化发展的基础，制度才是决定数字化成效的根本。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重塑的过程。上海、浙江、广东高度重视支撑数字化变革的制度体系建设，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强调，要坚持“技术+制度”双轮驱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到哪里，制度供给就要跟进到哪里;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今年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数字化改革是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新跨越，强调要推进深层次系统性制度重塑;广东省长马兴瑞今年初在《求是》刊文，阐述广东数字化发展思路，同样强调要加强数字化发展的制度设计。
为加强数字化发展的制度建设，上海提出加快城市数据综合立法，实现数据从采集、共享、开放、流通、应用等全流程规范管理，推动形成开放的数字市场。广东提出探索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清单制度，建立数据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出台《全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明确公共数据运营规则和风险控制机制。浙江提出构建覆盖数据管理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推进数据开放和应用创新。此外，各地也都强调再造政府工作流程，建立安全隐私的保护标准，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规范，完善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开展伦理道德等社会规则研究和风险防范干预等。
以场景应用求突破
数字化的最终成效在于应用，无论城市大脑、智慧社区、数字乡村，还是政务“一网通办”、未来工厂，针对某个场景的数字化应用才是数字化的落脚点。从上海、广东、浙江的总体方案来看，也都把具体场景应用作为各地数字化发展的突破之处。
上海将场景应用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牛鼻子”，提出要坚持以用户视角看待数字化转型需求，围绕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经济数字化等，推出一批具有标杆示范意义的应用场景，把城市塑造为最新技术、最新应用的最佳试验场。在生活数字化转型方面，上海今年将打造11个民生领域的标杆应用，包括便捷就医少等待、数字赋能示范校的基本民生领域场景2个，快捷停车助通畅、数字酒店智管家等质量民生领域场景7个，为老服务一键通、民生保障贴心达的底线民生领域场景2个。
打造五个多部门多场景的综合应用是浙江数字化改革“四梁八柱”的重要内容，分别是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数字政府综合应用、数字经济综合应用、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和数字法治综合应用，包含“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城市大脑+未来社区”等核心业务场景。广东同样提出推动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创新，推广数字农业重大应用场景，以及共享制造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
（江苏群众工作研究基地供稿）
责任编辑：李佳婧
“一把手”统筹推进
数字化包含内容广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都是其重要方面;从过程角度来看，数字化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使用、数字化产品开发，同样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就各类要素而言，人才、资金、政策、平台在数字化发展中缺一不可。可以说，数字化发展对党委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协同整合能力、平台建设使用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数字化改革是一项必须由“一把手”组织推动的系统工程。
全面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上海“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2020年底，由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随后，《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发布，《意见》从“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的全局出发，对统筹推进城市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进行了部署。今年2月，上海市委召开城市数字化转型专家咨询会，邀请10位来自高校、企业的专家出谋划策、把脉支招。3月，召开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座谈会，要求更加深入系统地把城市数字化转型向前推进。
广东、浙江也在今年上半年陆续推出了各自的数字化改革方案。5月1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意见》印发，提出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发展高地，并围绕数字生态、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四个方面，分类提出8点共33项具体措施。在组织架构方面，成立了广东加快数字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相关分管省领导担任副组长，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今年2月18日，农历新年后浙江的第一个会议即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提出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会上同时发布了《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成立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的数字化改革领导小组。
数字化关乎整体性变革
数字化是推动发展格局、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变革的关键变量，具有一子落而满盘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放大效应，这就决定了数字化的推进必须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这些地方的总体方案，将整体性理念贯穿其中。比如，上海提出要把整座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数字化转型要突出整体性转变，强化数字技术系统集成、整体应用，协同推进经济、生活、治理等各领域的整体转型，促进城市发展、治理、运行效能整体提升;浙江认为数字化改革具有极强的引领性、整体性和撬动性，是关系到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整体性变革。
推动数字化发展，数据是关键要素，对各类数据的统筹管理应用是改革的首要环节。在具体操作层面，各地注重将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浙江正在打造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平台建成以后将有效支撑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全领域改革。广东为全面支撑“全省一盘棋”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有序运行，正在推动建设政务大数据中心、数据交易机构和数据运营机构等数据要素市场重大枢纽工程。
在上一轮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出現了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问题，导致数据资源难以共享共建。推动数字化发展，尤其是打造数字政府，必须统筹考虑不同层级党委政府部门的业务需求和未来发展。在总体设计中，这些地方都明确要求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联动，强化党委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协同能力，强调纵向省市县乡各层级一体推进，横向各部门各领域相互贯通、系统融合，以及业务之间的整体设计。
制度重塑是重中之重
技术只是数字化发展的基础，制度才是决定数字化成效的根本。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重塑的过程。上海、浙江、广东高度重视支撑数字化变革的制度体系建设，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强调，要坚持“技术+制度”双轮驱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到哪里，制度供给就要跟进到哪里;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今年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数字化改革是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新跨越，强调要推进深层次系统性制度重塑;广东省长马兴瑞今年初在《求是》刊文，阐述广东数字化发展思路，同样强调要加强数字化发展的制度设计。
为加强数字化发展的制度建设，上海提出加快城市数据综合立法，实现数据从采集、共享、开放、流通、应用等全流程规范管理，推动形成开放的数字市场。广东提出探索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清单制度，建立数据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出台《全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明确公共数据运营规则和风险控制机制。浙江提出构建覆盖数据管理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推进数据开放和应用创新。此外，各地也都强调再造政府工作流程，建立安全隐私的保护标准，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规范，完善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开展伦理道德等社会规则研究和风险防范干预等。
以场景应用求突破
数字化的最终成效在于应用，无论城市大脑、智慧社区、数字乡村，还是政务“一网通办”、未来工厂，针对某个场景的数字化应用才是数字化的落脚点。从上海、广东、浙江的总体方案来看，也都把具体场景应用作为各地数字化发展的突破之处。
上海将场景应用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牛鼻子”，提出要坚持以用户视角看待数字化转型需求，围绕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经济数字化等，推出一批具有标杆示范意义的应用场景，把城市塑造为最新技术、最新应用的最佳试验场。在生活数字化转型方面，上海今年将打造11个民生领域的标杆应用，包括便捷就医少等待、数字赋能示范校的基本民生领域场景2个，快捷停车助通畅、数字酒店智管家等质量民生领域场景7个，为老服务一键通、民生保障贴心达的底线民生领域场景2个。
打造五个多部门多场景的综合应用是浙江数字化改革“四梁八柱”的重要内容，分别是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数字政府综合应用、数字经济综合应用、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和数字法治综合应用，包含“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城市大脑+未来社区”等核心业务场景。广东同样提出推动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创新，推广数字农业重大应用场景，以及共享制造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
（江苏群众工作研究基地供稿）
责任编辑：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