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应具备一种完整的商业精神，而这种商业精神也必须以遵循共通的商业伦理规范为前提
　　作家张承志说：“我们不应只思考结论，而是该尝试着去解决一点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不能使时光虚度，比解答更重要的是走出一步，是异于空谈的行动。”
　　现在，在众多富豪接二连三落马的时候，很多人在拼命归结原因——是制度的薄弱和缺陷导致了他们的为所欲为和悲剧收场。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资源流转程序不透明，供求分配不公平，不能让财富实现最大程度的增值，不能让资源形成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而只是通过不为人知的途径让少数利益集团掌控手中，那一定是在体制或制度监督上出了漏洞。这看起来合情合理。
　　难道没人愿意想想——这些坍塌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曾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富豪具备特们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责任？具备完整的商业精神吗？
　　商业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是，遵循社会普遍的商业伦理和信用机制。获取最大利益固然是企业家的“使命”，然而，同时，人们理所当然的会要求他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的表现，不仅是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遵循社会的公序良俗，普遍的商业伦理和信用机制。令人失望的是，目前跌落马下的众富豪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极具反面意义的是，他们的经历却表明，他们在最大化的创造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破坏了商业社会信用机制。
　　欧亚农业的坍塌与杨斌的落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斌不仅对沈阳市的官僚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且让这个重工业城市的转型蒙上了厚厚一层阴影——当地老百姓对政府和商业人士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与此相仿的周正毅事件，为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商业光环”，这颗“东方明珠”蒙上一层阴影。
　　不仅如此，在资本市场上，对中国部分民企的质疑与批判之声也开始不绝于耳——香港股市曾掀起的对中国内地民企的“信任危机”不仅被重新提起，而且还波及众多国内上市民企头上。不信任，往往是我们得知“不轨事件”的真相后的第一反应，但随后的反应会更加可怕，有可能对多数商业行为产生普遍怀疑，进而希望“一棍子打死”它们。
　　最要命的是，失信的结果还会导致人们把过多的期望寄托在制度层面的建设与努力上。著名学者福山认为，以种种制度与法律措施来取代信任，必然会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在一个不信任或信任度很低的社会里，官僚体制的行政思想与强有力的制度惩罚手段会大规模地介入，从而制约未来的商业活动。
　　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杨斌还是周正毅，他们都是在官方强有力的介入下才“东窗事发”的，而他们的陷落也已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地、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
　　如何解决这个麻烦？福山的观点是，如果我们都遵循共通的商业伦理规范而又彼此相互信任，那么企业在此社会中的经营成本就将比较低廉，社会也将能够井然有序地创新、开发，进而繁荣。这其实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中国民企的确应该具备一种完整的商业精神，而这种商业精神也必须以遵循共通的商业伦理规范为前提。
　　如果要问：是谁做空了中国民企？从这个意义层面上看，那应该就是它们自己。毕竟，制度的薄弱与缺陷只是为部分富豪提供了敛财机会，而商业精神才是起主要作用的“内因”。建设完整的商业精神，不仅是中国民企重塑自身形象的关键，也是强化我们的商业社会公信力的关键，更是真正创造繁荣和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