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情怀是文艺作品中最能撼动人心的情感因素。
　　当代作家王英琦，满含深情地关注底层人物的困苦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用朴实而真挚的叙述代替同情和呐喊，凸现农民们的生活诉求和灵魂挣扎。她的作品以女性特有的柔情，在平和的叙述中让人体悟到一股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看社戏》中，农民买一个红薯都有一种“暖幼温贫”之感。“暖幼温贫”之感，只能让我们感受到这群农民生活的穷愁。世代以种田为生的农民们，吃粗粮之余换点花样解解馋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在这种场合才可能为了孩子而破费。面对此景，王英琦只用一句“给人一种‘暖幼温贫’之感”，替贫困的农民们说出了此时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中蕴含着作者的同情和农民们的心酸。“环村皆垃圾”的小刘村，只有一个分明是“猪打滚”的污池般的澡堂。“只有一个四方的大池子，煮饺子般挤满了妇女孺幼。许是水洗久了，池中飘浮着一层腻腻重重的灰垢……”（《蓬荜堂书信》）这样龌龊恶心的澡堂让王英琦从骨子里往外发怵，然而小刘村的村民不照样在里面洗澡吗？《远郊无童话》的垃圾站里十几个身着垃圾一样衣服的男女老幼住的是如洞窟似的破屋子，里面有一堆败絮烂单，吃的是黑面，还不停地被成群的蚊蝇侵扰着。这种猪狗不如的悲惨景象，使作者如遭电击般地站在那里语不能喑，那一刻她椎心泣血，五衷俱裂。作者也目睹了戏子们粗劣没有营养的伙食，用的如“廉价的广告颜色”的胭脂，为了生计，到处奔波的极度困窘艰辛的生活；也陪同小桂子卖过菜，一起感受世态炎凉。这群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勤劳、奔波，他们的生活仍旧改变不了，因为地区贫穷，社会冷漠。这背后又埋藏着当事人及作者的无助和无奈！
　　芸芸众生，可选的角色很多，王英琦却精心地塑造了许多年轻的女性形象。写女性，正基于王英琦作为女性作家的立场和判断。女戏子们，尤其那青衣少妇，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她的生活比男人更艰难。可悲的身世！艰苦的生活！生途的坎坷！读者可以从简单的叙述中感受到生活的漂泊之苦、艰辛、无奈……面对这群戏子，作者感叹道：“这些伶人在台上演尽王侯风流事，替人儿女说相思，殊料，背后包藏着生途的坎坷，世事艰酸。”在舞台上,她们光鲜夺目,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背后掩埋了多少泪水。其实，演戏不是什么“理想的职业”，它只是一些为生计所迫的穷苦人所操持的职业。这群伶人对本不该属于自己从事的职业表现得越认真尽职，越体现出社会和生活加在她们身上的束缚之重，她们也就被生活异化得越厉害。在物质生活极度困窘的生命状态下，社戏成了人们与这悲凉世界联系的纽带，它是农民们劳作之余唯一的娱乐形式，或许还是伶人在落寞凄凉中生存的唯一理由。《那有形的和无形的……》中，古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这里的一座孤影般斜立着的贞节牌坊就是一位不幸的女性的代表。中国妇女就是这样逐渐地变成了无知无欲的工具，变成了只有妻性、母性，而没有个性、人性的活物。柔弱的中国女性，经过几千年的压抑、驯化，终于认命了，接受了，自觉地遵守封建纲常了。《失去的维纳斯》中，曾经富有才华的美人胚子面条在贫困、与世隔绝、蒙昧的山坳里生活久了，变得面目全非，从肉体到精神，从外在举止到内在气质，变得那么彻底，不留一点痕迹。她的灵魂被吞噬了，她的人性被扼杀了。
　　王英琦精心塑造了这群可怜的女性形象，突出对她们不幸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同时也在这些有着悲剧色彩的女性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爱。她试图充当“救世主”来帮助她们，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弱，终究不能带着她们摆脱贫困和愚昧。作者对帮助过的女戏子母子和拒绝女儿被带出山的面条久久不能忘怀，可她们只是缩影。作者不能忘怀的还有那些和女戏子、面条一样生途坎坷的人。
　　王英琦在冷峻地叙述这群社会底层人在困窘的物质生活中的无奈与痛楚、欲求与挣扎时，又无声地为他们悲叹、哭泣、呐喊，“一样都是人，一样都活在这世上，他们凭什么活得那么苦，那么令人掬泪？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女作家的悲悯之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个人的生活阅历对作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王英琦之所以同情他们，之所以有“贫民意识”，是因为她自己是贫民的女儿。早年不幸的生活让她领略了一个孤女在人世的种种苦涩和艰酸，因为出身的“低贱”，使得她推己及人，去理解同情别人，尤其是最底层的人民，养成了悲天悯人、多愁善感的习惯。正因为她是个良知未泯的作家，一个尚有人格人道的知识分子，面对她的生存环境，她周围人民的命运和“众生相”，她不可能麻木不仁，冷眼看世界。于是她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现状。
　　然而，王英琦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不是肤浅的，她无声的悲叹、呐喊更多的是逼近人的生命内核，关注人的内心不能言说的隐忍而绵长的伤痛、无奈，关注人的精神处境。
　　《看社戏》中村民们为什么这么急着赶去看戏，而且对来之不易的文化演出一次也不会放过，即使天气极其恶劣！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杂艺”大受欢迎，其实折射出村民们的心灵缺乏某种抚慰，精神上存在着某种饥渴。饥渴原因就是日常生活单一，精神文化生活匮乏。村民们在看戏时全部的审美情趣审美热忱不是戏剧内容本身，而是戏剧情节、场面的热闹和“花花绿绿的行头和唱文工武”。他们跟着戏情的热闹而高兴，这是最简单的快乐，也是人类最初级的审美情趣而已。
　　物质的窘迫总是与精神文化的匮乏连在一起的。越是贫困的地区，人们的群体素质便越呈现非理性和动物性，流于原始肉欲的浅层次上。菱角河是贫困小村，有“王八村”的外号。“这个村的人整天聊东道西，说每家都有老娘们养汉，老爷们当王八，而且说三家数一户，八九不离十。这个村夜半三更常有“闹鬼捉鬼”之声。风声鹤唳的，又是打锣，又是举火把。人们呼啦啦都往外面跑只闹得人仰马翻才收兵。”（《菱角河的悲剧》）云香姑娘在他爸和大辫子死后，大家拿她嚼舌根，她咽不下这口气也跳河自杀了。因为缺乏文化和道德自省力，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平衡机制和心理承受力都很脆弱，自我人格力量更谈不上。加之这种贫困地区多以封建乡土家族为基础，人口具有不流动性，一旦“东窗事发”，当事者便觉得在本地不能待了，对他们来说，选择一死了之，或许是逃避现实人生最无奈最终极的出路。对于这个村子里无论死者还是活着的人，作者都赋予了极大的同情，因为他们的愚昧与罪孽。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昨天而言是一种必然；对明天而言未必不是一种牺牲，因为人类文明在进步的同时，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王英琦把对社会关注的目光投在这群一辈子靠种田为生的农民身上，把那个时代人生存的困境——物质生活贫困，精神生活贫乏，内心极度孤独——沉痛地揭示出来，引发人们给他们更多的同情和关怀，这是作者悲悯情怀的一种深刻地选择。因为她敏感地捕捉到了普遍存在的现实：在中国的土地上，世世代代辛勤耕作的农民，要想吃饱穿暖，精神文化生活有那么一点点“姿彩”，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她关心的农民生存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长期要解决的问题，她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投视更有深层意义。现在我们常说，中国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人的基本的生活都解决不了，精神文明的问题就谈不上了。
　　王英琦的散文在温和平淡的叙述语调中蕴藏着她的睿智和悲悯之情，透过这种语调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成长的痛苦与哀愁、无奈与艰辛、欲求与挣扎……她在不动声色中暗示出一股悲悯之情。有人喜欢把悲哀和苦痛大声地喊叫出来，而王英琦却选择把悲悯隐藏在心底，流露在字里行间。
　　[作者通联：南京市程桥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