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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着重从四改志愿、积极革命和“怀念集体”等方面分析了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孙玉亭在当时社会状况下的精神面貌、人格异化和精神家园。
关键词： 小说《平凡的世界》 孙玉亭 人物形象
孙玉亭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是一个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的人物形象。品味孙玉亭的人物形象，我们在为其无知、愚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活动发笑的同时，也会为其无法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无奈现实感到深深的悲悯和同情。这个让人产生复杂审美感受的人物形象，可谓路遥小说人物画廊中闪亮的一笔。
一、从“四改志愿”看孙玉亭的性格特征
孙玉亭的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贫困的兄嫂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为了让他更有出息，兄长孙玉厚尽全力把他送到外地上学。毕业后他当上了工人，脱离了农民的身份，这对整个孙家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但不到几年的功夫，他却从工厂里跑了回来，蛮横地要求兄长给他娶个媳妇。他再次成为农民。已经在困苦中麻木的孙玉厚咬牙借钱给他娶了老婆，但他在嫂嫂被自己老婆欺负时却不敢插手劝解。他的兄嫂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而他再婚后还要靠哥哥的接济生活，他的烟草一年四季都是由哥哥供给的。就这样，孙玉亭窝窝囊囊地活着。他终于等到了“文革”，他所有的才华、精力、时间都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为了革命，他和媳妇都不顾家，不种田，不照顾孩子。他冬天的棉衣依然单薄，鞋子破得会时常从脚上飞出去，窑洞漆黑污秽。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左倾”错误的纠正，人民开始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提高收入。而现实经济条件困顿的孙玉亭不得不作出选择，跟着侄儿孙少安走“资本主义”路线，并为他出谋划策、张罗仪式扩大影响，有时又怀念集体生活，渴望并企图“复辟”。
以上这段文字，实际上就是对孙玉亭一生和事业的概括。他的一生四改志愿，第一次读书当工人，第二次娶妻当农民，第三次革命当村干部，第四次谋生投靠“资本主义”。这四次选择既有社会原因，又有自身原因；既反映了一代人在当时社会状况下的精神面貌，又反映了孙玉亭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
综合来看，第一志愿是哥哥为他填报的，当时的境况是多么的心酸：“玉厚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走着上了自家的土坡……一九三九年，孙玉厚十六岁，玉亭才刚刚五岁，他父亲的痨病死了，丢下他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都搁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结为夫妻。他媳妇虽然面黄肌瘦，但对他妈和玉亭特别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１］就是在这般条件下，他踏上了求学他乡的旅程，这背后凝聚了兄长对他多么深沉的厚爱与期望，因为当时的农家子弟读书是多么奢侈的宏愿，可见他出身的家庭穷而不俗，德高识远。造物主是否会钟爱于他，让他秉承遗风，福泽更多的人？他的求学之路会像故乡的东拉河延伸到遥远吗？人们似乎还等待着某种征相关注的期盼。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孙玉亭的出场距第二志愿的录取都那么遥远了。顺便说开，孙玉亭由于忍受不了当工人的辛苦，尤其是一个月一筐土豆的薪水，他竟然放弃当工人，回家当了农民，还打闹着让他哥哥为他去娶媳妇。是啊，男大当婚，人的一生就像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季节具有不同的生命特征。但奈何偏要当农民再娶妻？而且，庄稼活不麻利，不肯吃苦，总是饿着肚子，拖着破鞋，冬天衣不保暖，鞋不温脚，家里穷得叮当响，孩子饿得嗷嗷叫。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切都是由他自身的性格决定的，虽然也受到了社会方面的影响。首先，孙玉亭胸无大志，目光短浅，不求上进。“《平凡的世界》形象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形象，孙玉亭、孙玉厚兄弟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是乡村生活的固守者，从未想过要离开土地，过着平凡的生活，然而他们又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２］其次，意志力薄弱，软弱无能，不肯吃苦，窝囊一生。在钢铁厂当工人的孙玉亭，不会不知道“公家人，铁饭碗”。究其原因，是他吃不下苦，意志不坚定。尽管当时薪水很少，但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下定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而孙玉亭没有那份决心，也不能坚持。又比如，他明明尊敬自己的嫂子，却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妻子欺负并不加以阻止。和别的女人发生暧昧，被围在房里后，若不是女方勇猛强悍，他几乎要被吓死。孙玉亭这种秉性的不刚强是他的又一性格悲剧。再次，“……，然而许多老一代农民的美德在他身上已荡然无存”。［３］在他身上所存在的“自私、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虚荣”的缺点，成为他性格悲剧的又一表现。如果说胸无大志让他平庸，软弱无能让他窝囊，那么“自私、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虚荣”的悲剧性格与当时极左思潮的社会悲剧相结合，就像一颗杀伤力不弱的炸弹一样，会制造更大的社会恐慌。最后，喜欢红火热闹场面的天性与缺乏决断力的性格构成他可笑的一面，这可以说是他性格中悲喜剧相交融的一点。说它是喜剧性的，因为孙玉亭这一性格闹出了很多笑话。然而，这是一种无聊的笑料，没有精神归宿感，潜伏着危机，所以，也有悲剧的成分在其中。
二、从积极革命看孙玉亭的人格异化
如果说孙玉亭的“自私、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虚荣”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性格悲剧的话，那么，社会极左思潮的泛滥，则是他人生悲剧中的社会悲剧。
处在极左思潮下的孙玉亭，其人格内涵表现为对极左思潮的偏执和狂热。首先，在极左的年代里，一切都是以政治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孙玉亭当然必须在政治上确保革命的彻底性和纯洁性。［４］为了实现该目标，孙玉亭处处以革命和政治为“第一生命”，甚至不惜以牺牲亲情换得政治上的荣誉与忠诚。当王满银因贩卖老鼠药被劳教时，由于怕有人说他划不清界线，一向吃完饭有事没事都要到孙玉厚家坐一会儿的孙玉亭，再也不去哥家了，有事竟是隔着公路喊“哥”；怕政治影响不好，他又推让别人宣布释放王满银。可以看出，孙玉亭在关心自身政治名誉时，连同胞兄弟的情意也可以忽略。其次，作风浮夸。为了完成揪斗阶级敌人的“光荣使命”，他竟将傻子田二推上审判台。可以说他是只靠思想上的积极，而投机钻营到干部队伍中的文化盲。他谈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活来一窍不通，做群众工作只靠空洞的说教，并不懂得靠自身的表率来引导。再次，思想僵化。“文革”期间，主流意识形态竭力倡导纯粹的社会主义，坚决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这一思想极端的体现。孙玉亭自然对一切非社会主义事物也极力排斥。他批判王满银走资本主义道路，鄙视金俊山只顾个人发家致富的小农意识，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听说孙少安“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他立即以激愤的姿态坚定地予以抵制和批判：“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孙玉亭的思想可谓彻底僵化了。最后，好逸恶劳。孙玉亭“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实惠也从不拒绝”，实质上是一种骗吃骗喝的流氓恶习。孙玉亭在公社大队吃喝不说，还死皮赖脸地到哥哥和侄儿处白吃；也忍不住追求“浪漫的资产阶级情调”，和王彩娥这样的风流女人“麻糊”在一起；他坚决反对刘玉升的迷信活动，立场却是“文革中砸烂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坏主义和虚无主义。由此可见，孙玉亭的积极革命是他性格中的恶习、封建奴性和极左思想相结合的扭曲。这种结合造成了他人生中的悲剧，也给社会带来了危害。
三、从“怀念集体”看孙玉亭的精神家园
所谓精神家园，就是精神栖息、情感皈依之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是不同的，就像他们在自己责任田里种上不同的庄稼。健康的精神家园是丰厚、和谐、充实的，是不会让杂草蔓生的。然而，孙玉亭的精神家园一片贫瘠，压根就没种上几棵好草好苗。当“革命”的种子洒向大地时，其就会在孙玉亭的精神家园迅速生根发芽，并最终奴役他的灵魂。虽然“革命”结束了，但他心灵上的阴影不会消失，并将在新的现实中上演意识形态与行为高度脱轨的可笑闹剧。
生产责任制真正实行时，失去了亲爱的集体的孙玉亭“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只有孙玉亭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期盼着往日集体的恢复，再找回虽然少吃缺穿、可心情畅快的革命流金岁月”。这个“穷先进”念念不忘的是“越穷越光荣”的革命经。虽然现实生活无处不在向这个对“革命”一片赤诚、置自己吃穿而不顾、把头磕破都乐而为之的“革命家”证明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但孙玉亭没向现实投降，而是让自己的精神活在记忆里，一再“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文革”结束多年后，当女儿卫红和金强结婚时，他送的礼物是题有“一个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的极富“文革”话语特点的笔记本。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唯“革”是从的极左思想早已深深地内化到孙玉亭的骨髓中。
总之，孙玉亭是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所刻画的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一，有着丰富的内涵。
项目：本文为榆林学院高学历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成果。
关键词： 小说《平凡的世界》 孙玉亭 人物形象
孙玉亭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是一个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的人物形象。品味孙玉亭的人物形象，我们在为其无知、愚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活动发笑的同时，也会为其无法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无奈现实感到深深的悲悯和同情。这个让人产生复杂审美感受的人物形象，可谓路遥小说人物画廊中闪亮的一笔。
一、从“四改志愿”看孙玉亭的性格特征
孙玉亭的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贫困的兄嫂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为了让他更有出息，兄长孙玉厚尽全力把他送到外地上学。毕业后他当上了工人，脱离了农民的身份，这对整个孙家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但不到几年的功夫，他却从工厂里跑了回来，蛮横地要求兄长给他娶个媳妇。他再次成为农民。已经在困苦中麻木的孙玉厚咬牙借钱给他娶了老婆，但他在嫂嫂被自己老婆欺负时却不敢插手劝解。他的兄嫂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而他再婚后还要靠哥哥的接济生活，他的烟草一年四季都是由哥哥供给的。就这样，孙玉亭窝窝囊囊地活着。他终于等到了“文革”，他所有的才华、精力、时间都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为了革命，他和媳妇都不顾家，不种田，不照顾孩子。他冬天的棉衣依然单薄，鞋子破得会时常从脚上飞出去，窑洞漆黑污秽。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左倾”错误的纠正，人民开始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提高收入。而现实经济条件困顿的孙玉亭不得不作出选择，跟着侄儿孙少安走“资本主义”路线，并为他出谋划策、张罗仪式扩大影响，有时又怀念集体生活，渴望并企图“复辟”。
以上这段文字，实际上就是对孙玉亭一生和事业的概括。他的一生四改志愿，第一次读书当工人，第二次娶妻当农民，第三次革命当村干部，第四次谋生投靠“资本主义”。这四次选择既有社会原因，又有自身原因；既反映了一代人在当时社会状况下的精神面貌，又反映了孙玉亭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
综合来看，第一志愿是哥哥为他填报的，当时的境况是多么的心酸：“玉厚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走着上了自家的土坡……一九三九年，孙玉厚十六岁，玉亭才刚刚五岁，他父亲的痨病死了，丢下他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都搁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结为夫妻。他媳妇虽然面黄肌瘦，但对他妈和玉亭特别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１］就是在这般条件下，他踏上了求学他乡的旅程，这背后凝聚了兄长对他多么深沉的厚爱与期望，因为当时的农家子弟读书是多么奢侈的宏愿，可见他出身的家庭穷而不俗，德高识远。造物主是否会钟爱于他，让他秉承遗风，福泽更多的人？他的求学之路会像故乡的东拉河延伸到遥远吗？人们似乎还等待着某种征相关注的期盼。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孙玉亭的出场距第二志愿的录取都那么遥远了。顺便说开，孙玉亭由于忍受不了当工人的辛苦，尤其是一个月一筐土豆的薪水，他竟然放弃当工人，回家当了农民，还打闹着让他哥哥为他去娶媳妇。是啊，男大当婚，人的一生就像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季节具有不同的生命特征。但奈何偏要当农民再娶妻？而且，庄稼活不麻利，不肯吃苦，总是饿着肚子，拖着破鞋，冬天衣不保暖，鞋不温脚，家里穷得叮当响，孩子饿得嗷嗷叫。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切都是由他自身的性格决定的，虽然也受到了社会方面的影响。首先，孙玉亭胸无大志，目光短浅，不求上进。“《平凡的世界》形象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形象，孙玉亭、孙玉厚兄弟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是乡村生活的固守者，从未想过要离开土地，过着平凡的生活，然而他们又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２］其次，意志力薄弱，软弱无能，不肯吃苦，窝囊一生。在钢铁厂当工人的孙玉亭，不会不知道“公家人，铁饭碗”。究其原因，是他吃不下苦，意志不坚定。尽管当时薪水很少，但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下定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而孙玉亭没有那份决心，也不能坚持。又比如，他明明尊敬自己的嫂子，却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妻子欺负并不加以阻止。和别的女人发生暧昧，被围在房里后，若不是女方勇猛强悍，他几乎要被吓死。孙玉亭这种秉性的不刚强是他的又一性格悲剧。再次，“……，然而许多老一代农民的美德在他身上已荡然无存”。［３］在他身上所存在的“自私、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虚荣”的缺点，成为他性格悲剧的又一表现。如果说胸无大志让他平庸，软弱无能让他窝囊，那么“自私、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虚荣”的悲剧性格与当时极左思潮的社会悲剧相结合，就像一颗杀伤力不弱的炸弹一样，会制造更大的社会恐慌。最后，喜欢红火热闹场面的天性与缺乏决断力的性格构成他可笑的一面，这可以说是他性格中悲喜剧相交融的一点。说它是喜剧性的，因为孙玉亭这一性格闹出了很多笑话。然而，这是一种无聊的笑料，没有精神归宿感，潜伏着危机，所以，也有悲剧的成分在其中。
二、从积极革命看孙玉亭的人格异化
如果说孙玉亭的“自私、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虚荣”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性格悲剧的话，那么，社会极左思潮的泛滥，则是他人生悲剧中的社会悲剧。
处在极左思潮下的孙玉亭，其人格内涵表现为对极左思潮的偏执和狂热。首先，在极左的年代里，一切都是以政治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孙玉亭当然必须在政治上确保革命的彻底性和纯洁性。［４］为了实现该目标，孙玉亭处处以革命和政治为“第一生命”，甚至不惜以牺牲亲情换得政治上的荣誉与忠诚。当王满银因贩卖老鼠药被劳教时，由于怕有人说他划不清界线，一向吃完饭有事没事都要到孙玉厚家坐一会儿的孙玉亭，再也不去哥家了，有事竟是隔着公路喊“哥”；怕政治影响不好，他又推让别人宣布释放王满银。可以看出，孙玉亭在关心自身政治名誉时，连同胞兄弟的情意也可以忽略。其次，作风浮夸。为了完成揪斗阶级敌人的“光荣使命”，他竟将傻子田二推上审判台。可以说他是只靠思想上的积极，而投机钻营到干部队伍中的文化盲。他谈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活来一窍不通，做群众工作只靠空洞的说教，并不懂得靠自身的表率来引导。再次，思想僵化。“文革”期间，主流意识形态竭力倡导纯粹的社会主义，坚决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这一思想极端的体现。孙玉亭自然对一切非社会主义事物也极力排斥。他批判王满银走资本主义道路，鄙视金俊山只顾个人发家致富的小农意识，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听说孙少安“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时，他立即以激愤的姿态坚定地予以抵制和批判：“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孙玉亭的思想可谓彻底僵化了。最后，好逸恶劳。孙玉亭“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实惠也从不拒绝”，实质上是一种骗吃骗喝的流氓恶习。孙玉亭在公社大队吃喝不说，还死皮赖脸地到哥哥和侄儿处白吃；也忍不住追求“浪漫的资产阶级情调”，和王彩娥这样的风流女人“麻糊”在一起；他坚决反对刘玉升的迷信活动，立场却是“文革中砸烂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坏主义和虚无主义。由此可见，孙玉亭的积极革命是他性格中的恶习、封建奴性和极左思想相结合的扭曲。这种结合造成了他人生中的悲剧，也给社会带来了危害。
三、从“怀念集体”看孙玉亭的精神家园
所谓精神家园，就是精神栖息、情感皈依之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是不同的，就像他们在自己责任田里种上不同的庄稼。健康的精神家园是丰厚、和谐、充实的，是不会让杂草蔓生的。然而，孙玉亭的精神家园一片贫瘠，压根就没种上几棵好草好苗。当“革命”的种子洒向大地时，其就会在孙玉亭的精神家园迅速生根发芽，并最终奴役他的灵魂。虽然“革命”结束了，但他心灵上的阴影不会消失，并将在新的现实中上演意识形态与行为高度脱轨的可笑闹剧。
生产责任制真正实行时，失去了亲爱的集体的孙玉亭“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在人们几乎忘记一切而发疯似的谋光景的时候，只有孙玉亭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期盼着往日集体的恢复，再找回虽然少吃缺穿、可心情畅快的革命流金岁月”。这个“穷先进”念念不忘的是“越穷越光荣”的革命经。虽然现实生活无处不在向这个对“革命”一片赤诚、置自己吃穿而不顾、把头磕破都乐而为之的“革命家”证明梦想复辟是徒劳的，但孙玉亭没向现实投降，而是让自己的精神活在记忆里，一再“缅怀往日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文革”结束多年后，当女儿卫红和金强结婚时，他送的礼物是题有“一个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的极富“文革”话语特点的笔记本。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唯“革”是从的极左思想早已深深地内化到孙玉亭的骨髓中。
总之，孙玉亭是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所刻画的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一，有着丰富的内涵。
项目：本文为榆林学院高学历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