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记失实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古代，经常出现而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是义理正确与事实正确在辨别、处理中的矛盾。经过前人编辑、修订的古代经书，经常会碰到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的矛盾冲突，这就必然导致史官不可能如实记述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经》。
　　《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天子狩于河阳”。乍一看，是周天子去河阳这个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的工作。实际上，哪里是一次狩猎活动？不过是晋文公命令诸侯国以朝周天子名义举行的一次会盟活动，同时也召呼周天子到场了。
　　这个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夙有贤名。献公宠幸骊姬，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三个公子受谗，重耳逃出晋国，到各国流亡。晋献公死，诸子争立，短短几天，发生两次流血政变。后来。在秦国帮助下，晋人接回在外流亡近二十年的重耳为君主，是为晋文公。
　　当时，正值周王室政治动乱，襄王出逃到郑国的汜地（今襄城南）。襄王向晋、秦、鲁等诸侯国求助。晋国大臣狐偃对晋文公说，欲谋霸主，必须尊周，应该通过救助襄王复辟，捞取图谋霸业的资本。于是，晋文公发兵平叛，迎襄王于汜，并护送到王城。接下来，晋文公与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经过“城濮之战”，打败了楚国;并与齐、鲁、卫、宋等国在践土会盟，周襄王也应召而至，会上，襄王策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由于卫、许两国未服，晋文公欲会诸侯讨之，但害怕诸侯不听命，遂召襄王出面，以天子名义在河阳会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从上述事实中，看得出来，明明是诸侯号令天子，可是，《春秋经》卻记载为“天子狩于河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左传》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所以，孔子订《春秋》时用了一个曲笔。所谓“曲笔”，就是以义理正确掩盖了事实真相。
　　历代史书上经常有史官“秉笔直书”的话，实际情况却往往是，“直者，正也”，直书的并非真实的事实，而是正确的义理。而且，史书上还有个“为尊者讳”的问题，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庚子之役，明明是西太后逃跑，偏要说成是庚子“西狩”;明明是战败了，偏偏要说成是庚子“赐和”——皇帝、太后恩赐给你列强和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简直让人笑掉了大牙。说到义理正确与事实真实的龃龉，历史上还有一个事例：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商定，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皇帝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而世宗皇帝却坚持要尊兴献王为皇考，结果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之争。这里不去分辨他们政治伦理上的是非曲直，单就逻辑判断来说，前者属于义理正确，后者属于事实正确。就是说，正确与否，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依个人所处位置和思考的角度来辨识，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进入历史载记，同样会遇到尖锐对立的两种见解。而更多的是慑于最高统治者的威权，史官不敢如实记载。古代帝王的《起居注》，由史官负责记载，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一天，唐太宗要亲自看看史官们都在《起居注》中记载一些什么。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朱子奢的，说：“这可不好，这会开一个不好的头。皇帝看了记录，以后史官贪生怕死，就不敢如实记录了。”太宗还好，听了劝阻。可是，到了唐文宗时候，就不行了，史官不同意看，他说：“我看一看，有什么不合治体的话，把它改过来。”史官顶不住，只好送上去。这就无法保证真实了。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之所以出现这种野史、杂记多有记载，而正史却避而不谈的现象，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做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正因为他很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工作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首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选自《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