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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唐骏学位造假只是个人品质的问题,那么,唐骏及其众多“校友”的“集体”学位造假行为,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品质问题了。唐骏及其“校友”更多的是我国高级人才用人制度和在职教育市场失范的牺牲品而已
初闻“唐骏学位造假”一事,起初是不信,随后是惊讶,再后是气愤。然而,随后曝光的唐骏“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名单,却令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涉及“西太平洋大学”学位造假的人员中除了唐骏外,还不乏众多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这些人本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并非需要一个假文凭来混几口饭吃的引车卖浆之徒。以他们的能力、知识、道德水准而论,实在找不出他们做出此等丑事的理由。唐骏及其“校友们”为何不能堂堂正正地学习,拿一个货真价实的学位呢?难道他们真的如此道德“沦陷”、“不学无术”,还是另有隐情?
假名牌与真需求
如果说唐骏学位造假只是个人品质的问题,那么,唐骏及其众多“校友”的“集体”学位造假行为,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品质问题了。唐骏及其“校友”更多的是我国高级人才用人制度和在职教育市场失范的牺牲品而已。
这就如同现在人们穿着“假名牌”一样,其中虽然不乏有些人是为了贪图虚荣而又囊中羞涩,故意穿上一身“假名牌”来抬高身价,然而,对于更多的都市人来讲,则是难于承受名牌过高的“身价”,从商店里买些貌似名牌的衣服,略显体面而已。市场上印有“阿迪”、“耐克”的运动衫比比皆是,一些不知真假的“洋文”品牌鱼目混珠,仔细翻看一下自己的衣领,你是否会在自家的衣柜里找到“假名牌”呢?难道,我们都是道貌岸然之辈吗?
我国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假学位”泛滥的情况亦大体如此。我国高级人才用人制度对于学历的硬性要求,激发了人们对于获得一份高学历的“需求”。高级“学位”的巨大市场需求由此而来。
然而,中国2002年才引入EMBA教育体制,截至目前,全国只有64所大专院校开设EMBA课程,全年有机会接受EMBA教育的高级人才只有区区几千人。以清华大学为例,2009年的招生计划只有300余人,而报名人数已经达到4000多人。中美高级金融EMBA项目2009年计划招生150多人,报名人数则超过了3000人,渴望就学的人已经排到了十年之后。
中国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的极端匮乏与巨大的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供需矛盾,致使我国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EMBA教育的门槛逐年提高,入学考试一年比一年难,许多在职人士很难通过;课程收费逐年高企,有的热门大学的学费已经涨到了60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使得许多并不十分富裕的高级在职人士只能望“学”兴叹。严峻的供需矛盾为各类“野鸡学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笔者认为,大多数高级在职人士,凭借他们的阅历、学识、道德水准是能够认识到“野鸡学位”的潜在危险的。他们何尝不希望通过学习,真正提高自己的管理和经营水平、结交更多的业内精英?看到唐骏及其“校友”的大名单后,虽然不排除少数人“投机取巧”,但大多数人应该只是“假学位”的牺牲品。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给他们机会,而疏漏的学位监管、评估制度又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
评估机制之缺
此次唐骏“学位门”事件中,除了唐骏本人及其“校友”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外,所谓的“西太平洋大学”也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当年《围城》中的方鸿渐凭借着所谓“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登堂入室,成为时代的笑柄,但是,当我们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我们的学位监管、评估制度却似乎没有丝毫“长进”。在此,我们除了惊叹钱钟书先生的“远见卓识”外,还不能不认真思考中国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监管、评估问题。
目前,我们的在职高级人才的教育项目鱼龙混杂,缺乏规范。我们的有关部门除了牢牢控制着EMBA项目审批大权外,却忽视了对于市场的管理、评估和服务。目前,我国的主管部门对于国内的相关学位的“滥竽充数”尚且疏于管理,对于“洋学位”的监管就更为薄弱。
首先,我国对于在职高级人才学位教育依然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这固然能够从源头上杜绝国内“野鸡大学”的产生,但是,当面对如此巨大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需求时却显得束手无策。对在职高级人才学位教育机构行政化的审批管理制度,很难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去满足社会对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需求,从而变相阻碍了我国高端教育产业市场化的进程。这种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化的漠视,使得我们的相关政府部门不可能按照市场化的管理要求,开展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的评估信息服务和质量监管体系的建立。
其次,我国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缺乏相应的研究机构。目前,我国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基本是依托各高校的相关专业开设课程,而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本身应该如何运作、如何评估、如何发展,缺少相应的研究机构。以至于我们目前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还缺乏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权威的评价体系。
最后,我国在职高级人才教育还缺乏权威的市场化的专业评估信息提供商,用人单位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学位”的好坏、优劣只能依靠“口口相传”和广告“忽悠”。
我们的用人单位面对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在职高级学位时,往往无所适从。最后,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门不是对“学位”评估采取了放任自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就是采取只认名牌院校的对策。其结果一方面限制了许多正规的非知名机构参与到在职高级人才教育中来,另一方面又“纵容”了诸如“西太平洋大学”此类的“野鸡大学”和“假学位”的大行其道,从而致使更多人沦为“弄虚作假”的牺牲品。
正视市场化的需求
从2002年中国正式引入EMBA教育到2010年,年教育人数已经突破1万,中国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已经逐步形成。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承认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化变革的需求。
第一,需要开放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机构的行政审批,让有能力、有资质的民间教育机构进入市场。
第二,应迅速建立以评估、企业咨询为基础的信息服务平台,转变漏洞百出、官僚横行的审批监管模式,形成高效、廉洁、市场化的评估、咨询、信息服务商。
第三,要迅速建立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教师资格标准和资质认证、考核系统,使得市场化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机构不再几乎完全依靠现有大学教授资源,而能吸引社会各界人才投身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事业。
对于从事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教育机构,一方面不能把在职高级人才教育视为单纯的“学位”教育,甚至成为应试教育的延续,亦不能把在职高级人才教育视为“摇钱树”,成为所谓的“文凭工厂”。随着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化的推进和评估评价系统的日趋完善,以上两种行为均将被市场无情地抛弃。
另一方面,从事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机构应当积极研发适合在职高级人士学习特点的项目,应当针对市场需求开设更加实际的课程,通过差异化的项目,而不是放松入学标准来吸引更多的学员。
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教育发展状况而论,前面的路显然还很长。
(责任编辑 于小龙)
初闻“唐骏学位造假”一事,起初是不信,随后是惊讶,再后是气愤。然而,随后曝光的唐骏“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名单,却令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涉及“西太平洋大学”学位造假的人员中除了唐骏外,还不乏众多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这些人本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并非需要一个假文凭来混几口饭吃的引车卖浆之徒。以他们的能力、知识、道德水准而论,实在找不出他们做出此等丑事的理由。唐骏及其“校友们”为何不能堂堂正正地学习,拿一个货真价实的学位呢?难道他们真的如此道德“沦陷”、“不学无术”,还是另有隐情?
假名牌与真需求
如果说唐骏学位造假只是个人品质的问题,那么,唐骏及其众多“校友”的“集体”学位造假行为,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品质问题了。唐骏及其“校友”更多的是我国高级人才用人制度和在职教育市场失范的牺牲品而已。
这就如同现在人们穿着“假名牌”一样,其中虽然不乏有些人是为了贪图虚荣而又囊中羞涩,故意穿上一身“假名牌”来抬高身价,然而,对于更多的都市人来讲,则是难于承受名牌过高的“身价”,从商店里买些貌似名牌的衣服,略显体面而已。市场上印有“阿迪”、“耐克”的运动衫比比皆是,一些不知真假的“洋文”品牌鱼目混珠,仔细翻看一下自己的衣领,你是否会在自家的衣柜里找到“假名牌”呢?难道,我们都是道貌岸然之辈吗?
我国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假学位”泛滥的情况亦大体如此。我国高级人才用人制度对于学历的硬性要求,激发了人们对于获得一份高学历的“需求”。高级“学位”的巨大市场需求由此而来。
然而,中国2002年才引入EMBA教育体制,截至目前,全国只有64所大专院校开设EMBA课程,全年有机会接受EMBA教育的高级人才只有区区几千人。以清华大学为例,2009年的招生计划只有300余人,而报名人数已经达到4000多人。中美高级金融EMBA项目2009年计划招生150多人,报名人数则超过了3000人,渴望就学的人已经排到了十年之后。
中国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的极端匮乏与巨大的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供需矛盾,致使我国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EMBA教育的门槛逐年提高,入学考试一年比一年难,许多在职人士很难通过;课程收费逐年高企,有的热门大学的学费已经涨到了60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使得许多并不十分富裕的高级在职人士只能望“学”兴叹。严峻的供需矛盾为各类“野鸡学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笔者认为,大多数高级在职人士,凭借他们的阅历、学识、道德水准是能够认识到“野鸡学位”的潜在危险的。他们何尝不希望通过学习,真正提高自己的管理和经营水平、结交更多的业内精英?看到唐骏及其“校友”的大名单后,虽然不排除少数人“投机取巧”,但大多数人应该只是“假学位”的牺牲品。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给他们机会,而疏漏的学位监管、评估制度又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
评估机制之缺
此次唐骏“学位门”事件中,除了唐骏本人及其“校友”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外,所谓的“西太平洋大学”也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当年《围城》中的方鸿渐凭借着所谓“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登堂入室,成为时代的笑柄,但是,当我们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我们的学位监管、评估制度却似乎没有丝毫“长进”。在此,我们除了惊叹钱钟书先生的“远见卓识”外,还不能不认真思考中国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监管、评估问题。
目前,我们的在职高级人才的教育项目鱼龙混杂,缺乏规范。我们的有关部门除了牢牢控制着EMBA项目审批大权外,却忽视了对于市场的管理、评估和服务。目前,我国的主管部门对于国内的相关学位的“滥竽充数”尚且疏于管理,对于“洋学位”的监管就更为薄弱。
首先,我国对于在职高级人才学位教育依然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这固然能够从源头上杜绝国内“野鸡大学”的产生,但是,当面对如此巨大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需求时却显得束手无策。对在职高级人才学位教育机构行政化的审批管理制度,很难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去满足社会对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需求,从而变相阻碍了我国高端教育产业市场化的进程。这种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化的漠视,使得我们的相关政府部门不可能按照市场化的管理要求,开展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的评估信息服务和质量监管体系的建立。
其次,我国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缺乏相应的研究机构。目前,我国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基本是依托各高校的相关专业开设课程,而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本身应该如何运作、如何评估、如何发展,缺少相应的研究机构。以至于我们目前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还缺乏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权威的评价体系。
最后,我国在职高级人才教育还缺乏权威的市场化的专业评估信息提供商,用人单位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学位”的好坏、优劣只能依靠“口口相传”和广告“忽悠”。
我们的用人单位面对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在职高级学位时,往往无所适从。最后,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门不是对“学位”评估采取了放任自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就是采取只认名牌院校的对策。其结果一方面限制了许多正规的非知名机构参与到在职高级人才教育中来,另一方面又“纵容”了诸如“西太平洋大学”此类的“野鸡大学”和“假学位”的大行其道,从而致使更多人沦为“弄虚作假”的牺牲品。
正视市场化的需求
从2002年中国正式引入EMBA教育到2010年,年教育人数已经突破1万,中国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已经逐步形成。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承认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化变革的需求。
第一,需要开放对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机构的行政审批,让有能力、有资质的民间教育机构进入市场。
第二,应迅速建立以评估、企业咨询为基础的信息服务平台,转变漏洞百出、官僚横行的审批监管模式,形成高效、廉洁、市场化的评估、咨询、信息服务商。
第三,要迅速建立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教师资格标准和资质认证、考核系统,使得市场化的在职高级人才教育机构不再几乎完全依靠现有大学教授资源,而能吸引社会各界人才投身于在职高级人才教育事业。
对于从事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教育机构,一方面不能把在职高级人才教育视为单纯的“学位”教育,甚至成为应试教育的延续,亦不能把在职高级人才教育视为“摇钱树”,成为所谓的“文凭工厂”。随着在职高级人才教育市场化的推进和评估评价系统的日趋完善,以上两种行为均将被市场无情地抛弃。
另一方面,从事在职高级人才教育的机构应当积极研发适合在职高级人士学习特点的项目,应当针对市场需求开设更加实际的课程,通过差异化的项目,而不是放松入学标准来吸引更多的学员。
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教育发展状况而论,前面的路显然还很长。
(责任编辑 于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