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沈坚
　　 近年国人热衷申报世界遗产，往往将入遗视作官员政绩和争取拨款、开发旅游的良机。申遗获准后的思维方式、行事习惯，却一仍其旧，不见改进，仍好不受约束地指点江山、随意妄为。入遗之后，重开发而轻保护，如此下去，遗产岂能安哉？
　　申遗其实不光是项国际公关行动，不光是种“面子工程”，首先意味着对一项重要义务的承诺与担当，要守护好遗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尽心尽力。这与其说是一道政绩和荣誉的光环，毋宁说更是一份不可推卸、重于泰山的责任。若对遗产守护失责，未能克尽义务，到头来则会受罚除名，是要丢失颜面、付出代价和承担责任的。
　　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实行整体性保护，是一种富有文化眼光的理念和政策，这一主张由意大利罗马市率先提出。所谓整体保护，即不光保留某座具体的建筑或遗址，而是还要考虑整体环境，对有关街区、乃至整个村镇、城市实施大面积的成片保护，留住原有居民，保存其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风尚习俗，将它定格于一定的时代环境之中。
　　
　　申遗、文保立碑挂牌，并不意味着功成名就，更不表明文化遗产意识已自然深入人心。对待遗产管理，尤须制度先行，慎之又慎，保护为上，开发为次。政府对此应当手下留情，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其乱作为，不如暂时不作为，少作为，少搞“开膛破肚”，多点“保守疗法”，在这方面，何妨提倡一点不无必要的“无为而治”呢？
　　
　　
　　回顾三十年改革：我们忘了个人精神自由
　　■来源：学术中国 作者：赵毅衡
　　
　　 建设中国人的精神，是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共识，这是五四的最宝贵遗产。这一代思想者的主调，就是人的精神解放。
　　近三十年中，中国人靠唯利主义为民族制造财富，靠实用精神点燃中国经济起飞。但是商业精神一旦用于社会关系，目前看到的结果已经非常可怕：医生看红包动手术，教师看红包收学生，编辑收“版面费”发文章，最严重的是任何权力自动变成利益，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开始学如何给老师送礼。
　　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法律的看得见的惩罚，都不应当是道德心的由来。只有当个人为自己真正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才能获得公民责任感，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存承担相关的责任。只有在自由选择的职业，才会有职业道德；只有在得到自由的工作中，才会有敬业精神；只有对自由选择的社会形式，才会有珍惜维护的公德。
　　
　　
　　重新认识斯大林
　　
　　 赫鲁晓夫以后，斯大林在世界上的形象就由一个先驱导师变成了暴躁的独裁者，但这似乎并不符合历史的本相，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吴恩远研究员，通过对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历史材料的整理，还原了相对真实的斯大林。他阐释，斯大林严酷的统治并非出于个人目的，他严酷的统治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而这种统治，将一盘散沙般的苏联打造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其次，他强调斯大林制定的政策对后来俄罗斯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俄罗斯在今天由于拥有热核武器，依旧是世界强国，这一基础，完全是在斯大林时期奠定的。另外斯大林还是真正的地缘政治学说的创造者，这一学说对后世同样影响巨大。最后吴恩远说：“由于斯大林的政策苏联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这个事实是不能抹杀、更不应受到指责的。但在这之后, 那些指责斯大林的人却用其双手毁灭了这个超级大国。”